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欲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成庆x袁长庚

《家族的形式》

割裂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似乎围绕任何一件事，不同性别、背景、年龄的人都会找到各自的立场，争执不休。

比如“要不要考公务员”这个话题，年轻人不想过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老一辈人却相信安稳是人生的唯一解。双方各执一词，大概率无法形成共识，最后只能不欢而散。

为什么代际之间的矛盾会如此尖锐？拥有完全不同生活背景和经历的两代人之间，真的可以理解彼此吗？

2025年11月底，看理想于广州举办了题为“有声48H”的年会，邀请到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和人类学学者袁长庚一起，与大家探讨代际沟通中新的可能性。

“这是掌握资源的人，跟还没有掌握资源的人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个结构关系不改变，代际问题会在未来会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

来源｜理想家年会对谈「不做心灵导师，做同行之人」

对谈人｜成庆、袁长庚

01.

丢掉“我是为你好”的姿态

成庆：疫情之后，我看到很多学生遇到很严重的问题。很多年轻人需要的东西，没办法跨代际地往上追寻。

很多大学老师都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生不听课了？在东亚社会里，权力结构的问题无处不在，换句话说，中国人不大懂得什么叫平等的交流。因为我们生长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在面对老师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家长制的压力。

东亚人际关系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来人会带着“我是为你好”的姿态去和年轻人讲述人生经验。到了今天，我们面对公众的出发点是，要学会丢掉这种已经浸润在血液里面的姿态。而且，这种姿态也在阻碍年轻一代人追寻思想文化传统。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提醒者。今天在任何的空间，尤其是大家有心灵困境的地方，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小心背后的权力关系，或者说人生的依附性。很多人愿意投身到依附性的关系当中，但是有些时候，恰好是原生家庭中、职场中或者其他权力结构中的依附性关系，成为一个人感受到伤害的重要来源。

这也是我近几年面对公众时，非常警惕的一点。我想呈现一种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所谓平等是指，要学会倾听每个人的声音，尽己可能去帮助别人。这种帮助不是用“为了你好”作为借口的帮助，而是要先承认对方所有的困境都是合理的，承认对方正在经受这样的痛苦，然后，我们一起来探索一条有更多可能性的道路。

袁长庚：回想十几年前我上学的时候，看到唐诺、张大春的书，不会觉得这些名字特别亲近或者特殊，因为当时觉得这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会无穷尽地延续下去，就算唐诺退场了，也还会有李诺、王诺、徐诺。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任何一个代际的作者都是大历史的因缘际会形成的，ta不会永远在读者的生命当中存在。直到现在经历了失去，很多人才意识到，原来这样一个世界这么重要。

这两年我很迫切的感受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前辈们创造了一个保护我们的世界，但是那个曾经爱护我的世界在渐渐老去，我们都没做好准备，就站到了队伍前面。

就像我现在看侯孝贤导演的很多作品，会发现他在处理历史转型期的个体跟暴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时，不会呈现非常直接的冲突。观众没有办法在侯孝贤的电影里期待一个有纲领的、觉醒的人，也不会存在一个明确的敌人。侯孝贤处理历史创伤的方式是非常东方式的，他会调动所有资源，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关系里面，一点一点把那个苦水咽下去。

这样的姿态在今天是非常不讨好的，因为大家要解放，要掀桌，要直接骂回去，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隐忍，或者一个隐忍的人有什么资格获得重视。对于曾经在这样的作品里感受到力量的人而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分析侯孝贤的视听语言、色彩、调度等等，而是首先试图恢复讨论的可能性。

我们需要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代人，要接受这样的立场和姿态。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的前辈做了历史中间的阶梯，让我们以及下一代人走到今天，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可能性。

所以谈论历史延续性的时候，除了谈议题，很重要的是，作为曾经接续过上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有义务在今天把一些东西重新发明一下。比如侯孝贤在今天就需要被重新发明，需要寻找过去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一些面向。

而且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要对自己的处境有非常强烈的自觉，因为环境对我们实在太宽容了，所以个体也很容易被宠坏。如果不加反思和警醒的话，很容易进入自满的状态。

02.

尖锐的代际问题

成庆：我的第一个代际危机发生在我跟师长之间。那个时候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在师长辈的语境里面不重要。比如我的师长研究的是中国往何处去，制度改革的议题，这些议题当然重要，但是我更关心人存在的意义。

在当时的场域里，我跟主流的学术的氛围格格不入，虽然我受益于师长良多，但是后来，我知道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现在非常理解年轻人的反叛，因为如果没有反叛的过程，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生命的问题，最后很难成长，会陷入一个循环结构，会变成父母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子女。

东亚家庭的很多孩子，其实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反省的家庭关系，活生生被逼成了哲学家。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文字，比我当年深刻得多，因为ta从出生开始，就饱受权力关系的压迫，最终隐形的压力让孩子失去了玩乐的意义。

在面对这样的家庭关系时，每个人要怎么反省自己跟上一辈人的关系？对我个人而言，是佛学帮助我调整心态，我意识到不能完全责怪上一辈人，因为他们会变成这样，也是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精神印记。

所以我后来教书的时候，发觉一个明显的变化。十几年前我在上海大学任教的时候，学生充满热情，上课极其简单，随便一个笑话大家就都会笑，有时候甚至笑话刚讲一半，学生们就笑了，因为有人是重修的，听过这个笑话。

但是没过几年，年轻人的心态开始改变，ta们的反抗是以沉默开始的。ta们不再主动反馈，但是还保持适度交流，比如会在微信群里面提问。这两年，我发觉刚刚进入大学的人，连提问都变成了私下的。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权力关系，压抑了年轻人的表达。ta们想表达，但是在体制内的空间里，任何一次表达都可能被视为挑衅或者挑战。ta们最开始可能觉得不服你，后来就变成了，懒得理你。

现在大学师生的关系非常微妙，我也慢慢尝试在能力范围里解决这个问题。正是那个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关注年轻人的兴趣，慢慢收到更多人的反馈，我意识到大家都处在佛教所说的“共业”结构当中。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害者，中年人、老年人、年轻人都不高兴。

所以每个人都面临着代际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说，这就是掌握资源的人，跟还没有掌握资源的人之间的矛盾。如果这个结构关系不改变，代际问题会在未来会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很可能传统的延续性会被破坏，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无法传承，最终形成思想的断裂。

所以今天有一部分人需要反叛，最终是为了完成传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本来是个过渡角色，但是现在，这个过渡角色又变得尤其重要。

袁长庚：整个20世纪，年轻人的反抗和不买账都有先天的合法性。在我年轻的时候，反抗老师天经地义，我上大学以后，另外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我父亲有点怕我了。我父亲已经意识到，我学习的知识对于他来说超纲了。像我父亲这代人，其实是渐渐往后退的，ta们不敢干预我的生活。

但是在我教书以后发现，现在的学生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ta们人生的任何一个节点上，都要面对家庭、甚至社会的审判。

所以有人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很悲观，反抗方式很激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事都要报备、请示的状态。现在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去旅游，都需要和辅导员或者家长报备，这些在我那个年代都不存在。但是现在，年轻人和自己的父母、老师、学校的管理人员，都处在非常直接性的对立关系里，虽然这些人都觉得“我是为你好”。

回过头看，我们成长的过程里，世界一度认为我们是失控的。那个时候刚开始有互联网，老一辈有时候会试探性地问我们，这是什么？但是今天在面对学生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文化上或者代际上的弱势感，相反，我们不自觉有着优越感，处处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互联网最美好的时代。

这可能因为我们经历了经济上行期，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都跟那个社会和世界的滋养有关。我们那代人没什么人生规划，只要选定了一个方向，时代的力量会慢慢托举着你到想去的地方。但是今天的学生需要非常小心，不能挂科，要有问题意识，其实容错率很低，基本上没有舒展自我的空间。

我也能感觉到年轻一代的倦怠感，我要是生在这个年代，也完全没兴趣跟老师说话。缩回自己的世界，是一种更加安全，更加避免损耗的策略。

03.

珍惜一点点扩张的欲望

成庆：今天的代际问题不是反抗什么的问题，而是创造什么的问题。新的关系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很多过去认为要反抗的权力关系已经被消融了。很可惜的是，在北上广的主流价值体系里面，要考研、考编、进入大公司，新的关系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当初我刚到上海，在陆家嘴附近做金融媒体编辑，明明穷得要死，但站在办公室里就觉得自己在世界的顶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几十年来营造出的主流价值关系，其实会非常影响人生选择。当一个人进入不了这个主流体系的时候，会非常受挫。

但是，主流未必是好的，边缘的可能才是希望。如果一个人总是用外在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价值，那就永远会被少数人制定的评判标准压抑。其实大部分人的烦恼，就来自于外在标准的固化。打破这个东西后，会开心得不得了。

袁长庚：我现在生活在西南，在云南生活的这两年，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非常重要，很多东西都是我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面向。

成长在云南的环境里面，我一直在用感官的方式跟世界发生联系，大家不太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用文字或者语言的方式去表达，人跟世界联系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每到五月份雨季，云南全城人就开始吃菌子，根本停不下来，而且扶老携幼一起去吃。我和云南朋友很严肃聊过这个问题，这很反儒家伦理，我们控制空腹之欲，需要绝对理性，但这在云南就被消解了。

其实很多议题都像我在云南生活的经历，需要重新找到讨论的可能性。比如考公，现在的学生要面对巨大的来自家庭的压力，长辈无数次要求孩子找到稳定的工作单位，考编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收入和发展机会都无所谓，只要安稳就行。

为什么这一代人会有这样的认知？其实我的学生的父母辈，大概出生在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ta们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参与者，年轻的时候烫头发，穿喇叭裤，听邓丽君。但是为什么轮到孩子的人生选择，ta们就觉得要考公务员？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就存在一个进步的叙事，肉眼可见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条件在改变，但是在改变的同时，每个人的问题意识，对人生的基本理解有没有更新过？我感觉没有。

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大家当然可以很嚣张，什么事情都敢做，但是一旦周围的环境改变，很多人迅速找回非常陈旧的观念，包括对所谓安稳的追求，对风险的恐惧，对自我创造性的回避等等。年轻的时候穿喇叭裤，不代表是真正反叛的，因为一个人的认知框架和价值体系没有得到过更新，只是因为周围人都穿，所以就这样做了。

恰恰是在今天，没有那么多昂扬的叙事可以依赖的时候，大家反而可以仔细检讨一下自己。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成长的过程里面，现代性许诺的一切都是谎言，不管是明天会更好，还是按照某种方式生活，就一定会过上安稳的日子。

而且，这个谎言不是某些人有意识地欺骗别人，而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就是忘了过去的常识。

人类学会研究很多所谓的边缘性经验，比如在雨林、沙漠里面存续几千年的文化，总会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一定存在不幸，存在个人控制不了的东西，无论如何虔诚，人类也没办法取悦那个超自然的力量。所以那些文化里，反而留下了很多对现代人而言，有充分疗愈可能性的知识。ta们没有那么笃定，没有那么相信人类，或者自己所在的人群的叙事就是一切的中心，所以ta们会更容易包容看见的可能性。

从情感上，我非常理解年轻一代的朋友想过一种更加收缩式的生活，但是这个收缩不需要年轻人来完成，老一辈随着生活的变化，年龄的变化，会比年轻人更先收缩。

对于年轻人来说，需要珍惜的是对世界那一点点扩张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发生在哪个层面。因为如果一个世界里，年轻人不能带来新的经验和可能性，就更不存在知识或者观念更新的可能性。

04.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

得到的是全世界

成庆：在今天，被排斥、被边缘的经验，可以被当作一种机会。边缘能让人离开过去绑架自己多年的价值观。

很多人担心辞职后该怎么办，当然现在工作难找，不要轻易辞职。但问题是，人生当中需要一些勇气，这种勇气没办法依靠别人。比如，你来问我，成老师，我应不应该辞职？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决断一定来自于对个人生命的承担，而别人不能给你保障。当你自己承担后，会开启一种可能性，你勇敢地面对无常和不确定。

很多时候，确定性不是好事，它意味着你对很多问题没有警醒。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今天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悲剧，不是在某个年龄失业，而是你进入职场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失业。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我们永远想象不到未来社会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面前，我们却丧失面对无常的力量。

自甘边缘不意味着我们躲起来，颓废、消极、虚无化，而是要找到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你可以点燃什么。

生命当中非常多细节性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要体会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哪些方面是重要的，而不是去看对别人来说重要的部分。

不要害怕边缘，因为边缘让你具备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让你知道原来脱离那个看上去很可怕的选择时，你的生命反而展现出更大的可能性。

袁长庚：我在云南见过太多人，一开始也下定决心要做边缘人，比如从上海搬到昆明。之前，ta认为自己内耗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跳脱出来后，应该就能解脱，但等真正来到边缘后，原来束缚自己的东西被去掉，一个更大的议题产生了，你需要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这个命题更大、更难。

我们凭各自的能力和状态能彼此安慰，但时间长了，会觉得其中有一定自欺的成分。我们善于抱团取暖，互诉衷肠，但大家情绪达到顶点，会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生活里，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逃离之后，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很难的追问。

成庆：这是一个行动的问题，要看我们能不能在现实的生命空间，连接到行动的可能性。自甘边缘，是要慢慢转化你周围的环境。

最简单的一点是，遇到邻居，我们愿不愿意主动打个招呼？对现代人来说这个行动很难，别人要是不友好怎么办？不理会你怎么办？我经常做的一个自我测试是，坐网约车的时候，但凡觉得ta有交流可能性的时候，就跟ta聊天，聊ta的生命状态。这些都是行动。

我们太习惯于把很多问题归结为要一个人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的，我们需要的是营造一个公共场域，大家互相在场。我们聊聊天，可以完成彼此更深度的交流。

过去十年来，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做面对社会公众的佛学讲座，也因此结识了各个领域不同的人，跟ta们产生关联。正是因为跟这么多人不断进行交流，我今天才觉得，原来行动才是最终的解药，不行动，你会永远空着。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身体来表达，要通过行为，对ta人的关注，包括对自然的关注，才能慢慢改变你的身心。

第一步会很困难，但不动起来，你永远找不到出走的那一刻。行动本身自带的一种生命价值，在面对面的交流的地方，生命的活力才会展现出来。线下或者是日常的行动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不要怕失败，现实已经如此，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5.

我们总会相遇

袁长庚：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要跟社会之间发生关联。但在我们这些年所受的教育和训练的里，我们被教导做专业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公众对话不在考虑范畴里。

大概2011年后，随着专业化考核压力的增加，包括社会对公知的反感，愿意做公共表达的人更少了，公开表达，意味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刚才成庆讲的行动里还包含着一层意思，知识的生产者也要被再塑造，被重新带回公众的场域当中。但这需要各种力量的配合，平台的善意，大家的理解，以及一定的容错空间，给讲者调整的可能性。

振兴中国文化需要全社会的基本自觉，越是在一个没有那么狂热，没有那么狂飙突进的时刻，对思想观念的讨论越是重要。

我经常跟学生讲，如果今年是2015年，我绝不跟你们多谈价值观的事情，我也不跟你们谈人文理想，那个时候早毕业一年，就多一年的机会，可能早一年实现经济独立。

但是现在，早一年与晚一年，争与不争，最后得到的东西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是什么在兜底？是价值观念，是思想认知的方式，是心理的作用。

成庆：一个良好的平台，会让知识分子知道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但大家也不要认为在这个时代里，好像只有学院里的知识生产者才能够提供这样的东西。

我越发觉得，在各个领域的尽头，很多观念会相遇。不是一定要读硕士、读博士，只要你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对生命充满细致的观察力，你会通过自己的人生道路，看到世界的底层逻辑。

佛法讲，我们每个人本来都具备智慧，禅宗说，挑水担柴就是禅，你的一食一饭也是圆满的智慧。但它们需要我们去体悟、去感受、去认知。

可能大家当下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没有太深的感受，但是在你未来的工作生活当中，突然有一天，你会意识到，原来这场对话讲的是这件事。在这一刻，我们跨越了几千公里，又再一次相遇，这就是思想的魅力。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人生的链条上，但是我们最终会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路口，以观念的共鸣产生互动，那是非常幸福的时刻。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热爱阅读，阅读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心灵相遇的时刻，如果你在阅读一些书的时候，并没有太强烈的共鸣，是因为因缘不到。

我们要珍惜因缘，珍惜自己的可能性，要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由某个外在的东西赋予。

*本文来源于理想家年会主题对谈「不做心灵导师，做同行之人」，因篇幅限制有大量删减，请至看理想App收看完整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