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精神障碍患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原文标题：《王广新丨如果有一天，你成为精神障碍患者》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精神卫生现状》报告所提供的新数据，全球10多亿人有精神障碍，焦虑和抑郁等疾患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中国精神卫生服务》一书的序言有提到，在中国内地约有1.13亿的人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或各种精神疾病，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数据来源与统计手段，但这是2007年，甚至更早的数据统计，现如今的情况恐怕更是不容乐观。以上几个数字足以引发一些问题的思考，什么是精神障碍？怎么看待精神障碍？如何应对精神障碍难题？

二、什么是精神障碍？

对于精神障碍或者说精神疾病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解释与现实体现。福柯认为在18世纪前的很长时间里，激情和疯癫密切相关，“疯子”与“天才”同时都是某些伟大创作家的代名词。他认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它不太可能会出现在原始社会。（福柯，273，1999）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到19世纪生理学与病理学的交融发展，人们开始用神经疾病来解释疯癫，同时精神方面相关的医学名词也开始多了起来，如躁狂症和忧郁症等。到了20世纪，人们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等新的工具给疯癫套上项圈，尝试证明人类对疯癫的认识与控制。

与精神障碍相对应的是精神健康吗？如何算是精神健康？Roberta G.Sands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提到：“精神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精神障碍，精神健康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健康的状态，个体意识到他/她的能力，应对正常生活的能力，能够富有成效地工作，并为他/她所在社区做出贡献。”（Roberta G.Sands，20-21）这样看来，精神障碍会影响个体应对正常生活与工作的能力，甚至可能成为社区的负担。书中还强调精神健康是个体与家庭、团体、社区、文化、国家各层面互相作用影响的结果。

全球各地区对精神障碍的理解是一样的吗？东西方是否会有差异呢？1980年，外国学者凯博文在中国个别地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中神经衰弱、抑郁和躯体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港台地区以及中国大陆，老百姓更习惯用“神经衰弱”来形容精神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对中国人来说，神经衰弱意味着一种表象和症状模糊、多变的小毛病，其特征是身体虚弱、劳累、疲倦、头疼、头昏眼花，以及一系列的胃肠及其他不适。（凯博文，11）实际上，凯博文认为中国人更习惯称呼的“神经衰弱”与西方流行诊断的“抑郁症”可能是殊途同归，只不过中国与西方的不幸与苦难的社会根源是不同的，这种社会根源具体下文会再展开。

不论是从福柯还是其他学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精神障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中，很难做出统一的定义。

三、怎么看待精神障碍？

谁有权力定义精神障碍？正常与不正常，健康与不健康的界限是否那么清晰？个体的精神健康问题是自身拥有的还是受外界强烈影响？

戴维斯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定义异常行为？哪些人有权力去定义它？他讲到：“那些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或适应不良的行为并不具有客观现实性，而更是一种经社会议定的结果。精神病理学的概念化是相对的，它反映了在一个特定时期，在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体系和权力关系”（戴维斯，11）他在《精神病理学模型》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不同的精神病理学模型，例如精神病学/生物－医学模型提出心理问题与人体内的某些物质失调有关，精神分析模型提到儿童早期经历对成年后的重要影响，社会学和社会－文化模型则是从更为宏观的社会与经济因素去解释。这些模型反映了戴维斯所说的各种不同的价值体系与权力关系，它们各自发挥了解释某种精神障碍的功能，但同时他也提醒我们，不要盲目去断言什么，要不断质疑我们现有的信念和假设，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新的模型什么时候会出现。

罗斯认为我们已经进入生命政治学、身体伦理学和生物责任的时代。（罗斯，48）他认为特别是在富裕的西方，平均寿命与健康方面的成就不能只归功于技术变革带来的高度科技化的医学介入。有可能大多数人的疾病并不需要高端的医学技术介入，只要有干净的水跟食物，有基本的收入与治安环境即可。当然，有些精神障碍是基因所影响的，罗斯特别提到2002年之前的中国所提出的一项优生人口政策，他认为该政策的目的是阻止那些患有精神遗传病的人生育子女。（罗斯，210）谁有权力对生命或者对精神障碍进行干预？罗斯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现如今的医疗实践中，人类的身心问题不再是命运给定，用正常和病态这二元对立的判断已经有些过时，谁又能讲的明白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呢？

凯博文认为疾病症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凯博文，2）经济、政治等外界的社会宏观力量会强烈影响这种关系，他特别研究了1980年的中国人所谓“神经衰弱”的文化影响与社会根源，其中包括中国核心文化主题以及精神一文化过程的影响，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同时，他还提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都是由于严密的和广泛扩散的社会控制系统造成的，这个系统严重限制了个体权利。”（凯博文，196）特别是某些特殊时期发生的重大社会运动，如“文革”给不少人带来的影响。因此，这些问题与西方的苦难根源是不同的，但无论是给其受影响的人贴上“神经衰弱”还是“抑郁症”的标签，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受影响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发生躯体化及其社会后遗症。

伊恩‧弗格森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去理解精神疾病，他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术语可以符合每个人的体验，精神疾病或许替换成精神痛苦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会好一些。同时，他还指出：“创造特定的心理学或社会性格是统治阶级寻求确保人们遵守其统治的方式。”（伊恩‧弗格森，134）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异化让人们失去对自己生活掌控的能力，异化带来的无力感本身的经验就会导致身体和精神问题，没有任何痛苦情感是先天的，即大脑缺陷和基因缺陷的产物，反而有大量证据证明是极端的不平等导致，由于个人主义作祟，导致压缩了社会公共空间，继而助长了忧郁症与焦虑症，这是不断提高生产率和盈利的必然结果。

四、如何应对精神障碍难题？

福柯认为疾病是可以像动植物一样进行分类，人类是可以科学认识疾病的，同时他认为人是无法孤立地生存在这个社会，他特别提到：“要想治疗自己所患的一种疾病，必须有其他人用他们的知识、资源和怜悯加以干预，一个病人只能在社会里治疗他的疾病，因此，把某些人的疾病变成其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福柯，94，2001）福柯认为临床医学的任务是理解一个开放领域的事件，以至无穷。（福柯，108）

《四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比较：英国、挪威、加拿大和美国》这本书中选取了四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进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比较，分别是英国、挪威、加拿大和美国。虽然其代表性有限，但还是很值得参考学习。该书详细描述和评价四国与精神卫生体系密切相关的领域和指标，分别是国家地理概况、政治架构、精神卫生体系投入经费、公平与可及性、质量和功效、成本和效率、筹资和平等、参与和保护等，通过这些指标并不是想评出孰优孰劣，更多是提供一个判断精神卫生系统好坏的标准：（1）全民覆盖，（2）具有成本效益，（3）质量优良，（4）能提供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R.paul olson，400）有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无论是筹资还是干预，公共部门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应对精神障碍问题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力量，这个服务体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那发展中国家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吗？况且关于精神障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大部分都是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直接用在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水土不服呢？《中国精神卫生服务》一书也给出了一些参考。首先是要善于结合本国的传统文化，高万红提到：“广义来说，巫医、跳大神、抽签、算命、看相等都可以看作民俗性的治疗方法或治疗仪式。”（高万红，43）其次是建立社区精神卫生制度，高万红认为构建以家庭为本、亲友支持为辅、跨学科专业支持为保障的社会支持网络是社区精神康复服务的核心，这一点与西方所提倡的“去机构化”是相似的。涂尔干早在《自杀论》中也给出纠正社会反常现象的办法，那就是创造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便个体可以更好地依靠这些群体。

应对精神障碍，我们可以依靠不断进步的医学手段，但也离不开国家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力量，同时国家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视角。

五、结语

如何看待精神障碍，如何应对精神障碍这个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从人性的角度来看，霍布斯早在《利维坦》里总结了一条人类自然法则的总则，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一名精神障碍患者，你希望你的家人如何对待你？你希望你所生活的社区如何对待你？你希望所处的社会与国家如何对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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