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真正的消费陷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刘知趣 ，作者：刘知趣，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社会学家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在东亚社会，人们最大的恐惧不是当下的贫困，而是相对地位的下滑——哪怕你仍在上升，只要别人升得更快，你就觉得自己在坠落。

这句话在今天听来尤为刺耳，因为这种“掉队焦虑”，正以一种高度仪式化的方式在中产阶级间蔓延。家长宁愿卖掉一百多平的大房子换一个五六十平的好学区、职场人倾尽储蓄也要报天价的MBA或私董会、年轻人则是熬夜直播剪短视频试图“打造个人IP”……表面上看，这些行为都是理性的“长远规划”和“自我投资”，实际里面暗藏着另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人们正在为“不确定性”支付着高昂的溢价。

过去的十几年里，中产的生活方式常常被简单地归结为“符号性消费”：Lululemon的瑜伽裤、始祖鸟的冲锋衣、北海道的滑雪之旅、莫干山的精品民宿……然而在凡勃伦的经典理论框架下，这些至多属于是“炫耀性消费”，算不得真正的陷阱。因为它们提供了即时、确定的情绪价值或使用价值。你花了钱，就能获得一次放松、一件衣服、一段体验。边际效用清晰可见，甚至可以被量化评估。

事实上，真正的消费陷阱往往以更为隐蔽且代价高昂的形式出现，它罩着一层理性主义的面纱，用“投资未来”的叙事包裹风险，让中产家庭在自我说服中完成高风险决策，重金投入到回报极不确定、甚至可能沦为负资产的领域。

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在卖商品或服务，而是在兜售“希望”和“可能”。而这，恰恰是中产最容易陷入的一种消费幻觉。

一、一场高风险的未来投资

现实中，消费与投资之间那条看似清晰的界限，正在消费主义新叙事中变得模糊起来。如果说为体验和功能付费是传统消费，那么为“可能更好的未来”预付，则构成了一种新的消费形态。

房产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房价永远涨”的信仰下，高杠杆购房曾被视为是最稳妥的阶层晋升通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占总资产比重高达59.1%，远高于国际30%～40%的平均水平。

而在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学区房的溢价更是能达到30%~50%，远超过普通住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显示，城镇家庭子女K12阶段教育支出约占家庭总支出的15%～20%，部分高收入家庭比例更高。

教育军备赛不只是体现在学区房上。“影子教育”市场规模在2024年仍然有超过8000亿人民币，尽管“双减”政策出台后有所调整，但家长对校外培训的投入热情丝毫没有减弱。

数字背后有着更为残酷的是：2023年，智联招聘发布的高校毕业生全职工作签约率创下了47.5%的历史新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在同年6月达到21.3%的峰值。

教育投资的悖论在此时显露无遗。当所有人都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时，教育的“信号功能”便发生了通胀。正如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持有的观点，教育扩张的本质上是一场“地位的零和博弈”。

一个家庭为学区房支付的300万溢价，为补习班每年投入的10万元，目的并不是绝对能力的提升，而是在相对排名中不落下风。问题在于，这种“相对位置”的维持成本正在指数级地攀升。

那些在大环境变化以及政策出台前高位接手的家庭，资产缩水已成定局。而多数家庭在持续追加补课投入后，效果也并未达到预期。

除此之外，过度的投资往往还伴随着巨大的机会成本，不仅体现在资产上，更是家庭生活质量、亲子关系以及孩子全面发展机会的隐性代价。毕竟，不是每个中产家庭的孩子都适合走上精英学习的路线。

二、镰刀挥向了最努力的人

如果说买房和教育投资尚有社会共识支撑，那么最近几年兴起的、更具时代特征的“自我提升经济”，则显得更为荒诞。

从知识付费到AI技能课，从自媒体IP训练营到各种人脉链接私董会，市场精准捕捉了中产对“失控感”的恐惧，并将其转化为可兜售的产品。

以MBA为例。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2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MBA报考人数已连续三年下降，但学费却在持续上涨。清北复交等顶尖院校MBA项目学费普遍超过36~45万元之间，部分EMBA项目甚至超过了40万。很多人寄希望于通过学历镀金实现职业跃迁或者是链接资源，却忽视了人际网络的本质是价值交换的事实，倘若遇到行业或者是公司的下行期结构调整，手上没有可打的牌，这笔投资大概率也是血本无归。

更大的陷阱藏在“轻资产创业”的叙事里。2026年各个跨年演讲上，超级IP们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同一个话题：个体的“AI时代红利”。人人都应该去拥抱AI，提高工作效率、做出短视频、播客、打造个人IP，实现“副业自由”。

没办法，就这两年的市场环境而言，也就AI和新能源汽车厂商还有钱去赞助超级IP们的各种演讲。

可惜，真实的数据远不如故事性感。据QuestMobile《2024内容创作者生态洞察报告》，全平台月收入超5000元的自媒体创作者占比仅为1.17%；而在每周投入10小时以上的活跃创作者中，76%在一年内停止更新。

问题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成功的归因谬误。头部IP讲述的成功故事，刻意隐去了诸多关键的环境因素，专业的积累、投入的时间、试错期间的经济支持，以及纯粹的时机与运气……成功都被归结为“使用了某个工具、或者是做了某一件事就等于赚钱”，将复杂的社会流动简化为可模仿的“标准动作”，暗示只要购买了某套课程、某本书、使用了某个工具，就能复制他人的成功。这种逻辑简直和买彩票并无二异。

镰刀挥向的从来不是懒惰者，而是最努力、最相信“方法论”的那群人。当一条路径挤满寻求出路的人，说明这条路本身已经沦为了红海。

正如19世纪加州淘金热中真正致富的是卖铲子的人一样，今天的内容平台、卖知识的超级个体、AI工具厂商，才是这场热潮中确定性的受益者。

三、复杂的人生没有单一策略

中产的幻觉投资特征通常也显而易见：其一，回报周期长且高度不确定；其二，需要持续地追加投入（续课、维护人设等）；其三，将复杂的社会竞争简化成可购买的解决方案。

而消费主义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恰如其分地迎合需求，将“解决方案”进行商品化包装。你担心下一代阶级滑落，所以在教育上高投入购买学区房；你恐惧技能过时被时代抛弃，于是购买各种AI课做自媒体；你渴望财富增值，于是上杠杆买房。这些看似理性的决策，实际都是将复杂的人生处境简化为单次交易，将系统性焦虑外包给某个具体的产品。

但生活的真相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最优解”，有的只是“在特定约束下的次优选择”。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克劳迪娅·戈尔丁，表彰她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她在著作《事业与家庭》中揭示了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人生选择的复杂性永远无法被某个单一策略破解。

那些声称提供“最优解”的产品，本质上是在出售一种认知捷径，让购买者误以为可以绕过艰难的自我探索。但捷径往往是最远的路。

中产阶级的真正困境，从来都不在于消费了太多，而在于将本应用于自我认知、家庭关系、健康身心的资源，错配到了无法掌控的外部标的上。

也许最值得中产投资的“确定性”，恰恰是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并为之做好准备。

就像塔勒布在《反脆弱》中提出的：真正的强大，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构建在任何冲击下都能存活甚至获益的框架。

对中产家庭而言，这或许意味着要保留足够的现金储备，意味着不过度负债，意味着将时间投入在真正热爱且擅长的事情上，而不是去追逐某个风口。这需要定力，更需要勇气——承认自己的平凡，并保持不随波逐流。

消费不会让人破产，但为幻觉加杠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