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2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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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
这是河酒吧。一间起初不到20平方米，小到坐满三桌就满客的酒吧。木质的板凳和桌子，粗糙、原生，像乡下茶馆的样式。后来，吧台对面，有一个3平方米的演出舞台，背景是幅画，一条蓝色的河。2001年，在北京酒吧文化繁盛的三里屯南街，河酒吧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它只允许原创音乐演出。
开酒吧的是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他们筹了10万块钱，租下了店面。「河」取自黄河，张佺和小索都来自兰州，《黄河谣》（2004）是他们最广为流传的民谣作品之一。「起初的想法很简单，野孩子下午可以在酒吧排练，晚上演出，还能让其他乐队都能来演出，有个自己的固定演出的地方，对大家都是好事。」小索的妻子杰西说，当时北京适合乐队排练、演出的地方不多。没人能预料到，河酒吧后来成了北京独立音乐和民谣的摇篮：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郭龙、马木尔、谢天笑是这儿的常客。
河酒吧开业那年，法国女孩安娜伊思·马田来到首都师范大学留学。当时，她21岁，想成为一名摄影师。她意外地发现了河酒吧的存在。她用的词是「认出了彼此」，法语「on se reconnait」。在野孩子的音乐里，她感受到一种「仿佛来自远方，又仿佛是我已经熟悉的东西」。
她拿起相机，记录了河酒吧存在的日子。经年累月之后，人们才发现，当时的随手记录封存了一代民谣音乐人的青春，还有世纪初的北京。
一张黑白照片，安娜摄于2001年6月。是个清晨，三里屯南街空旷寂静，灰砖平房、卷闸门、电线杆与三轮车构成了背景，前景是4个年轻人的背影。又一次，他们在酒吧玩到天亮，人们要起床上班了，他们并肩走着，才打算回家。只有张玮玮回头。他穿着件白色T恤，戴着报童帽，侧过身望向镜头，脸上挂着笑容，满身轻快，年轻得仿佛毫无疲乏。
这张照片收录在安娜2025年最新出版的摄影集《他们说你的歌有谁来听》里。她在其中一章写道，「世界上有一种『经典地方』文化。一家酒吧，一家餐馆，让人们相遇，彼此对话交流，互相辩论，新的政治或艺术运动常常从中诞生……我不知道是否时间的美化作用，但我相信河酒吧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遇见河酒吧之前，安娜对中国的了解始于一种遥远的想象。她生活在法国尼斯，一个离巴黎很远的滨海小城。1994年，她读高中，出于好奇开始学中文。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她靠《国家地理》刊发的一两篇文章、家里摆放的毛笔书法触摸中国。高三那年，学校的中文班组织了一次来北京的旅行，在当时，这对两个城市来说都是大新闻。一下飞机，北京给安娜留下的冲击首先来自气味，她后来才知道那是煤的味道。
这种气味延续到她第二次来北京。20岁那年，她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学中文。靠暑假打工挣的钱，她买机票来中国，在北京、云南、贵州、广西，进行了两个月的背包客之旅。
安娜的父亲、叔叔都是建筑师，美术学院出身，喜欢摄影、旅行。父亲还是话剧演员。安娜受到影响，对法律或经济不感兴趣。大学毕业前，她先在法国学了半年摄影，之后申请来到中国做交换生。像是一场冒险。她带来50卷伊尔福黑白胶卷，她对自己说，「我有6个月来发现北京。」
刚来北京时，她很不适：大年初一，清晨6点，零下17度，学校里空无一人。第三天，安娜感到害怕，她去电话亭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说，「你可以马上回来，没问题，但你先去买一瓶啤酒吧。」啤酒进肚，紧张感渐渐消失了。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帮助安娜熟悉下来。聊上几句，她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和世界另一面的一个人沟通，到现在她还记得当时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另一些照片是2002年1月她再度回到北京后拍的：
北京东三环的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北京是世界的朋友」；另一块上海的招牌，关于即将到来的世博会，「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正在拆迁的北京东四北大街，一个男人在废墟上养鸽子、放风筝；三峡大坝蓄水之前的重庆丰都城，拆得只剩下一面残墙的房子上贴着搬家广告。
新世纪，女人正在工作，男人西装革履。国安球迷在工体看球赛。鸽子牌自行车在街上穿梭，鲜绿色的大白菜堆积成山。彩色相片里，阳光透亮。
「那些年里，我记得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每到春天，北京的天很早就亮了，大约凌晨4点，光线瞬间变亮，这是我在法国从未见过的……我听到胡同开始苏醒，感觉一切皆有可能，未来就在眼前，那些有好主意、肯努力、抓住机会的人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当时，安娜已经大学毕业，得到法国图片社提供的在中国工作的机会。她住在菊儿胡同，透过经常进灰的钢窗，观察变化中的北京。
不过，吸引安娜留下来的，除了整个国家都处在变化中的兴奋感，还有她在河酒吧认识的朋友。
第一次看野孩子的演出，安娜就被他们的音乐吸引了。20世纪90年代，巴黎流行「世界音乐」，安娜常听非洲音乐、吉卜赛音乐和拉丁音乐，看南斯拉夫导演Emir Kusturica的电影。她在野孩子的音乐里感受到了一种古老、纯真又庄严的东西，拉手风琴的张玮玮也让她想到她在巴黎玩音乐的朋友。
「巴黎的文艺青年认出了中国的文艺青年。」安娜向我们解释这种「认出」，「如果这个国家有这么棒的人，那么我可以在这里生活。」因为这些朋友，她产生了留在中国的念头。
2001年夏天，去了多少次河酒吧，安娜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她永远记得那年的7月13日，她回法国的前一天，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她带着相机，飞奔到天安门广场，看见广场变成了旗帜的漩涡，欢笑声，幸福感，巨大的喜悦，达到了顶点。
「我们约在河酒吧为她送行。」在这本摄影集里，张玮玮回忆，「像往常一样坐在河酒吧的台阶上。」安娜给他们唱了一首名叫「Ederlezi」的吉卜赛民谣——Kusturica的电影《流浪者之歌》（The Time of the Gypsies，1988）用了这首歌作为插曲。
「我们整晚坐在台阶上，反复弹唱着『Ederlezi』。北京夏日的夜晚，三里屯南街上人们往来穿梭，我们就像定格的画面一样。」
张玮玮和郭龙记得，第一次在河酒吧见到安娜时，她穿着条红色的民族风的裙子，上台打了手鼓。聊起天来，发现安娜和他们一样，喜欢Manu Chao。
最早，三里屯的酒吧是开给附近大使馆的外国人的。光顾河酒吧的观众，有近五分之二是外国人。郭龙现在还留着当时河酒吧的一张演出单：周二是一位法国音乐人张思安和一位美国音乐人王云衷，周三是小河和万晓利，周四有时是一位成都的女音乐人吴卓玲和她的乐队「星期三的旅行」，有时是女歌手王娟，周五是野孩子乐队，周六日请各个摇滚乐队演出。
1995年，在部队当了三年兵之后，小河喜欢上了音乐，玩起了吉他。他是河北邯郸人，「田巧云和何萍所的第三个儿子」。从部队转业后，他来到北京，做过保安、保洁，还在琴行上过班。1999年，他组了个乐队，叫「美好药店」。他目标明确，想成为摇滚明星。
来河酒吧驻唱之前，小河在白石桥的一个酒吧唱了一两年。在那儿，他认识了万晓利。他们一块住到了天通苑。他在201房，万晓利在501房。每周三，他们从北五环外，骑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到三里屯演出。河酒吧给他的演出费是一晚上120块钱，他一个月能挣480块钱。「算是比较良心的价格，」小河回忆说，当时天通苑的房子也才卖2000块钱一平。
小河向我们回忆对安娜的第一印象：黑头发黑眼睛，年轻漂亮，安静温柔，像一个新疆姑娘。熟悉之后，安娜拍下了他们在天通苑的家。万晓利家，毛坯房，一台电脑，一个床垫，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几乎什么都没有」。空空的水泥地面，好像随时准备好让朋友席地而坐。那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钱。万晓利的女儿还记得安娜去她家的那个傍晚，「爸爸弹琴，我做作业，妈妈做饭。虽然家徒四壁，但我依旧觉得很幸福。」小河养了一只名叫疙瘩的猫咪，家中同样空空，但他的墙上写满了朋友们留下的句子。
周三的正式演出结束，小河会和万晓利、张玮玮即兴表演。狂欢、喝酒，酒喝多了，就没法儿骑摩托车回天通苑了，索性喝到天亮，住到朋友家里。那是小河最叛逆的时期，他戴单侧耳环，有段时间，他剃掉右边的眉毛、刮掉左边的胡子，刻意让脸扭曲起来。万晓利则瘦得让安娜印象深刻。但那会儿谁都瘦。常去「河」的诗人尹丽川写，「那会儿所有人都年轻，都美，都瘦，都穷，都迷人又真诚，轻狂也柔软。有时还吵将起来。更多的是拥抱。」
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年轻人好像很容易在现实里变得亲密。2020年，郭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怀念「河」的日子，大家一起喝酒，不分流行、民谣或摇滚。
「二十五六岁，青春的开始，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都好像要迎来一个新的篇章。」小河对我们说。没有谁是最核心的乐队，也不知道谁会在未来成为名人，大家只是因为相信音乐，因为投缘，在酒吧相遇了，「相遇不是说靠我个人的努力，没有，它只是降临了，在那个时刻降临在那个空间。」
不过，青春不全是无尽的快乐，也有颓废，有迷茫。聚集在河酒吧的音乐人，可以算是最早的北漂。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没有正式工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未来在何方。他们总是在搬家。张玮玮先住在七棵树，后来搬到霍营，都在城乡结合部。
野孩子乐队有很多首歌都在讲这种世纪末乡愁：「北京北京不是我们的家。」（《生活在地下》），「我走过了村庄，我独自在路上/我走过了山岗，我说不出凄凉/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眼望着北方》）。
对安娜来说也一样。她从法国来到北京，一样离乡背井。野孩子的音乐让她感到共鸣。年轻的时候，安娜着迷「流浪」。为了治愈她痛苦的有关流亡的家族记忆，她用旅行来对抗。她期待过一种波西米亚生活，「介于贫穷与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之间」。她在书里写，吸引她拍下河酒吧的是一种好奇心：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探寻，她也是。年轻人的路是一样的，「需要被认可，需要自我实现，摆脱穷困的生活，以及获得艺术上的发展。」
回想河酒吧存在的那两三年，小河会想到一个画面。有天凌晨三四点，演出完，他和万晓利骑着幸福250摩托车回天通苑。在北五环的立交桥上，他们碰到一对运垃圾的夫妻。当时是冬天，那对夫妻开着辆三蹦子，拉着几个橡皮桶，桶里装满了城里饭店的食物残渣。他们要趁着夜色把垃圾运到郊外。
那天，可能是因为三蹦子劲太小了，也可能是因为装得太多了，车子爬不上坡，其中一个橡皮桶还倒了，把垃圾撒在了立交桥上。「太狼狈了。」小河看到后心想。没想到，差不多同一时间，他们的摩托车也出了问题，点不着火了。
「我忘了最后我们是怎么回去的，也忘了那对夫妻是怎么回去的了。只记得景象太惨，两拨为了生活的人，在立交桥上抛锚了。」小河说。
2003年，非典，河酒吧关门。一年后，小索去世，野孩子乐队解散。
站在现在重新回看，人们会清晰地看到，2007年之后，原创民谣开始受到欢迎。那一年，万晓利凭借《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2006），获得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谣艺人」。之后，野孩子乐队重组，张玮玮、郭龙出了专辑《白银饭店》（2012）。在他们之前，流行的民谣是上世纪90年代校园民谣，在他们之后，《董小姐》（2013）、《南山南》（2014）通过互联网平台火遍大江南北。
但站在2004年，他们带着沮丧，各奔东西。像张玮玮在书中写的那样，「有的乐队解散，有的乐队红了，我和郭龙搬去了北五环外。朋友们来来去去，有婚礼，有葬礼。」
千禧年前后是民谣的黄金年代吗？小河否认，「难道黄金时代，大家就这么穷困潦倒吗？」他说，民谣音乐人过得好了，还是这几年的事儿。他一点儿都不怀念那个年代。「『美好药店』刚成立的时候，感觉每天时间都不够用，源源不断有新的想法想去实现，每次演出都很投入。2000年前后，很多人都感觉未来会有很好的事发生，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这是一个误会。」
2004年，小索去世，给安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她在日记里写：「我终于感觉到我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人，在此之前，不同世界在我身上冲突，对立，彼此互不接受。现在，我可以随时随地带着这些世界，带着我的中国在法国。」失去好友的痛苦，两周来无法控制的泪水，让安娜意识到，她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已经产生了深刻的连接。她决定彻底留下来，留在中国，留在北京。
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安娜就得到了以肖像摄影师身份为《时代周刊》工作的机会。安娜说，这在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的今天或许无法想象，但当时，年轻人能得到的机遇就是如此之多。再之后，她和演员刘烨结婚生子，在北京定居，做过话剧演员、制作人，成为公众更为熟悉的那个安娜。
有了家庭、房子，有了可以称为「根」的东西，还要再探寻什么吗？我们问现年46岁的安娜。
安娜说，她依然没有答案。
2010年，小河在一次演出中表演「跳楼」，抱着琴从两米多高的舞台上跳下，两只脚脚后跟粉碎性骨折。那一跃，令他重新思考人生。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小河表示，「美好药店」阶段，他不屑于歌唱爱情，「我心目中的男人是不需要爱情的，是为了人类、生命的问题每天苦思的人。」他追求「解放」，解放身体、观念，沉迷戏剧性，只想做实验音乐。
但现在，他「慢慢放松了」。他对我们说，「年轻时，每天做梦都想做摇滚明星，觉得摇滚乐就是比民谣酷，但后来就觉得，一把琴也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表演。」2018年，小河发起了「寻谣计划」，在全国各地，收集老人记忆中的童谣。
当能用做音乐的收入养活自己的时候，小河就不想再去酒吧了，「觉得太吵了」。
但河酒吧是个例外。他的第一张专辑，《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2002），就是在河酒吧现场录的，「意义非同一般」，所有的歌都是在河酒吧写的，「甚至是我在河酒吧的舞台上，看着外面的人流，现编出来的歌词。」整张专辑没有修音，保留了那个时空的所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氛围所营造的波动，全部被定格了。」他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安娜拍下的河酒吧的照片是2017年，在北京的三影堂。安娜把这些照片做了一个展览，起名「温度」，英文名「Warm Up」，直译「热身」。这是他们人生起步时的故事，他们的「热身年代」。老照片帮人修正记忆。其中有一张照片，小河印象很深，他喝多了，在河酒吧抱着张玮玮，露出的右耳上，戴着一个北京自行车税牌形制的耳环，「原来（我）那时候还会这样」。
看完展览，小河提议，「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展览上再现一下河酒吧就太好了。」第二年，河乐队成立，成员是小河、万晓利、张玮玮、郭龙和安娜。
第一次演出，当音乐响起，开始唱歌，每个人都感到又回到了河酒吧，「就像失散了很久的家人，又重新相聚一样。」小河说，音乐是有魔力的事物，在一起做音乐的感觉就像是一起过中秋。
如今，又是一个7年过去。他们还在唱、还在演、还在创作。河酒吧消失了，但年轻人的聚会不会消失。也许这就是让青春定格的唯一秘密：一直这样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