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自己的事，贡献世界的智：中国式治理方案“内外兼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者：李立华，责编：杜娟唐文若，编辑：张钊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发展与治理蓝图。这次会议既是中国审视自身发展阶段、谋划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也是世界观察中国如何认知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治理理念外化为一系列国际合作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治理倡议是将四中全会公报强调的改革精神与治理理念延伸到国际舞台、拓展至全球公共事务领域的重要载体。四中全会公报与系列全球倡议根植于统一的治理哲学：对内，它们回答中国如何“办好自己的事”；对外，它们体现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完善全球治理。

回顾“十四五”时期的经验，四中全会强调了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与高水平开放，聚焦民主法治与体制机制建设，提升治理能力与风险防控水平，使政策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从而使发展成果能够更充分地惠及人民。同时，公报提出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表明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在全球视野下构思的：中国不仅希望通过自身发展提供市场与机遇，更期待通过加强规则与制度对接，增强世界经济的稳定性。全球治理倡议正是源于这一逻辑——它将深化改革、治理现代化、以人为本等国内要务，转化为全球合作的议程与行动计划，在减贫、绿色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落实。

当今国际格局正加速向多极化演进，但多极化并不会自动带来稳定与公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相互叠加，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公平性、有效性等问题日益突出。“全球南方”长期在全球规则制定过程中话语权不足。在国内，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制度以维护长期稳定，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在国际上，全球治理倡议主张通过基于规则的对话协商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倡导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现有多边机制框架内处理争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关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治理倡议关注的不仅是国际体系存在多少“极”，更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规则由谁制定？又是为谁服务？它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并从中受益。其目标是确保多极秩序建立在更具代表性与公平性的制度基础之上，而非主要由少数国家既有的权力结构塑造。如此一来，全球治理倡议力求使多极化世界在制度层面更加平等有序，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行为体主导、精英决策的模式，逐步转向更广泛的全球共治。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走殖民扩张老路、不搞两极分化，这使其天然具有全球公共属性。四中全会部署的国内议程——从产业升级到科技创新再到民生改善——归根结底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和更均衡的社会结构，为长治久安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全球治理倡议在国际层面呼应了这一逻辑。它强调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而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联通、减贫合作、绿色与数字化转型经验等各类公共产品，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拓展机遇。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中国推动的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为许多地区的减贫、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在气候变化、数字规则、公共卫生等议题上，中国通过多双边平台分享实践经验，不是为了让其他国家直接照搬，而是提供了可因地制宜的政策选项。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已经从一个参与者逐步转变为一个更加积极的理念与公共产品提供者。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办好自己的事”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是一体两面。前者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提供物质基础与制度经验；后者通过弥合治理赤字、修补国际体系缺口，为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营造更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无论是四中全会精神还是全球治理倡议，都不是纯粹由抽象理论推导出来的封闭模型，而是根植于长期具体实践、在现实中持续接受检验并进行调整的治理方案。这种基于实践、开放且内在一致的治理哲学，为思考全球治理的演进提供了更具包容性与现实敏感度的视角。与此同时，以全球治理倡议为载体，四中全会公报强调的改革精神与治理理念得以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多领域与国际议程遥相呼应、产生联动，为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世界探索全球治理路径贡献了中国智慧。

本文英文原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A unified philosophy"，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