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在动摇与龟裂中寻找立足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刘军，原文标题：《刘军：在动摇与龟裂中寻找立足点 | 年终特辑》

随着2025年的结束，这个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个年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或许目前为止，更多的是变化中的措手不及和对未来的茫然。曾经脚下坚实的地面正在一点点偏移、开裂，所有人都亟需找到新的立足点。

好在还有阅读。任时代如何变化，书籍永远可以给予我们启示，甚至可以说，书籍正是审视变动的产物。一代代写作者都在尝试给出自己的回答。而我们，作为阅读者，也同时承受着这份考验。

经观书评特推出年终特辑“寻找新的立足点”，邀请各界读书人分享他们在2025年的阅读与思考。本期作者是社会文化学者刘军，他说：

面临全新的历史困局，我们能够寻找到新的立足点——超越有限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大长周期，基于“天下一家”的全球共同价值观，继续促成世界的普惠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和全球性共同福祉吗？

面临全新的历史困局，我们能够寻找到新的立足点——超越有限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大长周期，基于“天下一家”的全球共同价值观，继续促成世界的普惠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和全球性共同福祉吗？

在动摇与龟裂中寻找立足点

——2025年阅读笔记

刘军|文

回首2025年，全球格局剧烈动荡：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推动更强硬的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从欧洲大踏步撤退，转而在南美洲加紧围堵委内瑞拉；中东冲突虽有局部停火，但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创伤深重，伊朗核问题再度紧张；俄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美国主导的停战和谈进程使欧洲与乌克兰疑虑重重；中美科技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供应链重构加速；AI国际治理碎片化，数字鸿沟扩大社会分化；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崩解，WTO改革停滞无解，区域协定与经济武器化并行，资源有限感知放大全球零和博弈……

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中的这些变局，并非突然发作，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周期性转型的延续：从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幻灭，到疫情后国家干预的回归，再到2025年“有限性资本主义”全面显现——资源、市场、空间被视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从而引发垄断、保护主义与“武装贸易”的冲动。曾经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坚实地面”——多边主义秩序、全球化红利、和平红利——正在动摇甚至龟裂。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似乎需要寻找新的立足点。

我的2025年阅读，聚焦于上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其中优秀著述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以下略述“启予良多”的两种著作。希望这些著作能够有助于我们在时代的剧变中寻找立足点，全面、深入地思考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与强制、冲突与合作、历史与现实、危机与未来。

一、被没收的世界：有限性资本主义

2025年1月，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推出法国经济史学者阿诺·奥兰（Arnaud Orain）的著作《被没收的世界：论有限性资本主义（16-21世纪）》。

该著是对500年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冷峻诊断和悲观预期。奥兰认为，当人类终于触及地球的物理边界，当全球经济无限增长的幻梦破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从“开放流动”退回到“封闭围垦”，从“隐形掠夺”转向“显性没收”，从“自由贸易”滑向“武装贸易”。奥兰用“有限性资本主义”（capitalisme de la finitude）这个概念，命名了这个时代的本质：资源不再无限，空间不再透明，贸易不再是共赢，而是存量争夺的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

奥兰在该著开篇写道：“新自由主义已经终结。对自由贸易、竞争机制的质疑，以及对自给自足经济观念的回归；私人垄断的急剧扩张，这些垄断已演变为公司-国家；海洋自由受到严重损害；全面再武装与冲突激增；对土地、矿产与生物物种的新一轮抢夺——所有这些现象共同昭示，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突变：它既是全新的，又极其古老。”

奥兰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二者交替出现。一种是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另一种类型——有时被称作“重商主义”——即奥兰所谓的“有限性资本主义”。奥兰对有限性资本主义的定义是：大规模的海洋与领土攫取行动，由民族国家和私人公司联合开展，旨在垄断各种资产——土地、矿山、海域、被奴役人口、仓库、海底电缆、卫星、数字数据，目的是在竞争原则之外攫取租金收入。

奥兰强调，有限性资本主义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海洋的封闭与私有化，这一过程要求海军与商船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甚至模糊二者的界限。第二，市场机制被降格，甚至完全排斥。自由价格、多边贸易与竞争被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式交换区、垄断、卡特尔与暴力胁迫。第三，通过公共与私人公司掌控世界空间（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构建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堡垒/孤岛”（silos impériaux）。五个世纪以来，有限性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一直是由精英制造并散布于公众的焦虑情绪：世界是“有限的”，必须在紧迫感中迅速抢占。

具体而言，奥兰把“有限性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长时段周期：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1880年至1945年，2010年至今。

第一周期（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是“特许公司的时代”：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国西印度公司等“公司-国家”通过暴力、垄断与主权委托，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仓库体系”（système des entrepôts），将海洋封闭为帝国私有财产，将土地、奴隶与香料转化为租金，而非利润。奥兰强调，这一时期的所谓“商人”机构，从来不是商业实体，而是行使主权暴力的殖民机器，它们的最高目标不是“贸易自由”，而是通过武力与法律垄断稀缺资产，抽取永久租金。

第二周期（1880年-1945年）是镀金时代与帝国主义的高潮。铁路、蒸汽船、港口与仓储网络的扩张，让商业资本重新凌驾于工业资本之上；殖民地公司（如尼日尔皇家公司、英国南非公司）直接行使警察、司法与税收权力，将“贸易”变成赤裸裸的掠夺与奴役。奥兰用大量档案材料证明：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并非市场自发，而是国家与资本合谋的强制围垦——土地圈占、人口迁移、强迫劳动、森林毁灭，都是为了将全球资源转化为宗主国的“幽灵资源”。

第三周期（2010至今）是我们当下正在面临的现实。我们正经历一场“再初级化”的全球运动：海运巨头（如马士基、MSC）通过垂直整合港口、仓库与物流链，重新掌控全球供应链；科技公司（谷歌、Meta、亚马逊）通过海底电缆、卫星与数据中心“殖民”数字空间；大国通过关税壁垒、技术封锁与关键矿产争夺，建立“帝国堡垒”。这一周期的核心逻辑是“显性没收”——不再依赖金融与法律杠杆的“隐性没收”，而是直接通过国家力量、“公司-国家”与私人武装，在物理空间上重新划界、围垦、垄断。土地、港口、矿藏、数据、卫星——所有稀缺资产都成为“租金机器”，成功不再取决于创新或竞争，而取决于谁能最先、最彻底地占有“租金收益”。

奥兰在该著中没有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也未诉诸道德愤怒，而是不断追问：当“无限”神话破灭，当增长触及天花板，资本主义是否必然退化为“武装贸易”与“帝国堡垒”的丛林状态？

他的回答是悲观的：是的，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这样。因为“有限性”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存在论的问题——人类一旦承认资源有限，就再也无法假装“所有人都有份”。于是，贸易退化为争夺，合作退化为围堵，自由退化为堡垒。

奥兰在该著的结语中总结说，西方未来几十年最可能的情景，是持续的悲观而好战的有限性资本主义。有限性资本主义的口号是：“不再有足够的资源分给所有人！”因此“不再关注增长问题”。有限性资本主义会召唤古代的所谓四元素经济学，并力争控制这些元素：水（海洋）、土（土地与地下）、空气（空间与网络）、火（战争）。但是，有限性资本主义更常见的特征，是“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状态：海洋越来越封闭与私有化，强大的海军武装护航“贸易”，或惩罚性地封锁对立方（比如委内瑞拉）的海上经济命脉；“帝国堡垒”武装对立，以占有物理与网络空间；国家与“公司-国家”间主权冲突激增；而最终将倾向于使用赤裸裸的战争暴力。

当我们目睹此前数年频繁上演、迄今未绝的国际关税大战、技术封锁、海上围堵与“帝国堡垒”等诸多“大戏”时，奥兰此著就像一面冷峻的镜子，映照出当下阴郁的现实。

二、曾经与未来的世界秩序

2025年，纽约基本出版社（Basic Books）出版了美籍印度裔学者阿米塔夫·阿查里亚的著作《曾经与未来的世界秩序：为何全球文明能在西方衰落的情况下幸存》。该著既是一部跨越5000年世界秩序史的宏大历史叙事，也是一场对西方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大略清算，是对后西方时代世界秩序的大胆预言。

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why global civilization will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mitav Acharya

New York：Basic Books

2025

该著的核心命题是：世界秩序并非近代西方的专属发明，西方主导的短暂中断终将结束，而全球文明将在多中心、多文明共存的新常态中继续前行。阿查里亚拒绝了两种流行的末世论：一种是西方保守派哀叹的“西方衰落即文明终结”，另一种是部分现实主义者预言的“多极世界必然导致无序与冲突”。他指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致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945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当这一插曲走向尾声时，人类并非回归“霍布斯丛林”，而是回归历史常态：多文明、多中心的共存秩序。

阿查里亚以他的“多中心世界秩序”（multiplex world order）为核心概念，构建了全书的理论骨架。他认为，未来的世界不是单极、两极或多极的简单线性延续，而是一个“多重剧场”（multiplex）——不同文明、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在不同议题领域分别扮演领导角色。中国可能主导经济与基础设施，印度塑造数字规范与南方团结，欧盟维护人权与环境标准，非洲联盟在气候正义与资源治理中发出更强声音，而伊斯兰世界、拉美、东南亚等则在各自文化与历史脉络中贡献规范与实践。这种秩序不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平衡”，而是“文明交汇”的结果：知识、技术、规范在全球多向流动，没有单一霸主，却充满活力与韧性。

该著开篇部分的篇章阐述前现代秩序的重构。阿查里亚带领读者穿越5000年，从苏美尔与古埃及的城邦联盟，到古代印度的共和“ganasanghas”（人民大会，公元前六世纪已存在的民主实践），从中国的“天下”体系（强调道德-文化互惠而非武力征服），到波斯帝国、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贸易网络，再到非洲王国与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治理，展示了非西方世界早已发展出复杂的秩序规范、外交规则、跨文明合作与和平机制。这些秩序形式多样，但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全球性”——它们并非封闭的帝国，而是通过朝贡、贸易、海上网络与文化交流连接世界的“多元中心”。

中间的篇章则聚焦西方的“中断”。阿查里亚强调，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殖民帝国、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与后冷战自由主义秩序，表面上是西方“普世价值”的胜利，实质上是建立在种族等级、殖民掠夺与暴力征服之上的单向霸权。西方崛起中断了全球多元秩序的自然演化，将世界强行纳入以白人优越论为基础的等级体系。

最后部分的篇章转向当代与未来。阿查里亚分析了西方相对衰落的现实：经济占比下降、政治极化加剧、软实力流失、内部合法性危机。同时，全球南方崛起、区域组织活跃、非西方规范扩散（如中国“一带一路”、印度数字主权倡议、非洲气候正义诉求），标志着世界多中心秩序的萌芽。他强调，这种转变并非“文明冲突”，而是文明的重新交汇——亚洲美食全球流行、非洲音乐影响西方、伊斯兰金融模式进入主流，都是多向流动的证据。阿查里亚呼吁，西方对此无须恐惧衰落，而应与“其余世界”合作，共同塑造更包容、可持续的全球秩序。

该著出版后，广受关注，但也招致批评者的抨击。比如，阿查里亚对多中心秩序的乐观预期，可能低估了文明间规范冲突的风险——例如在人权、民主、性别平等、宗教自由等议题上的深刻分歧，这些冲突和分歧可能导致无解的对抗和升级的暴力，而非和谐交汇。该著对古代非西方秩序的理想化倾向较为明显，部分案例（如中国朝贡体系）在历史上也包含等级与强制成分，被批评为“浪漫化”前现代国际关系。另外，作者对“如何具体构建多中心秩序”的操作路径论述较少，可行的政策蓝图相对薄弱。

尽管如此，该著仍然展示了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视野，提供了“另类他者”的未来展望。它明确强调，西方的衰落不是全球秩序的末日，而是回归历史常态的机遇；全球文明在5000年中从未依赖单一霸权，也不会因其缺席而崩溃。相反，当多文明重新交汇，当知识与规范多向流动时，人类或许才能真正摆脱单极帝国的梦魇，走向更具包容性、更富有韧性的未来。人类可以在多中心的世界，在相互依存中，找到新的和平、丰裕与安宁。

三、阴郁的预言？未来的秩序？

奥兰在《被没收的世界》一书的结尾，发出了阴郁而沉重的警示之音：有限性资本主义不需要、不支持甚至排斥民主制度，而是倾向于酿成永久的“灰色战争”，即长期胶着、僵持不下的非热战、非和平的资源争夺；2025年之后的世界，将从全球化的丰裕幻觉，走向有限性资本主义的焦虑对抗与无果的僵持，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分给所有人”。

面对奥兰“有限性资本主义”的阴郁预言，我们能够像阿查里亚那样，期待或想象“反者道之动”式的“不乏争议的”“未来秩序”吗？面临全新的历史困局，我们能够寻找到新的立足点——超越有限性资本主义的历史大长周期，基于“天下一家”的全球共同价值观，继续促成世界的普惠性发展、包容性增长和全球性共同福祉吗？

在即将到来的剧变中，希望我们不仅是应对者，更是引领者。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