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装行业真的完蛋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新NewTimes ，指导老师：陈显玲，作者：新新NewTimes，原文标题：《深圳面孔 | “女装行业真的完蛋了吗？”》

“女装行业完蛋了。”

“女装设计师到底会不会设计？”

“女装为什么又贵又难穿？”

近几年，这类论断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语气笃定、情绪激烈，仿佛整个行业已经不证自明地走向终局。

需要承认的是，许多消费者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昂贵、版型失衡、审美同质化，确实存在于当下的女装市场中。

但在深圳南油，我遇到了一位仍在认真做设计、认真生活的女装设计师。她并不急于反驳这些声音，却用自己的选择，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本篇是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4级新闻系《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作业——「深圳面孔」系列报道中的一篇。同学们将“人物采访”从课堂带向深圳各行各业，形成了一系列人物纪实报道。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出该系列的更多故事。

南油里的设计工作室

南油，是深圳服装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它伴随着深圳改革开放的浪潮，从最初的石油储运基地，发展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声名远播的“南油服装批发市场”，也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迎来了新的挑战。

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深圳城市化的缩影——这片土地既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敢闯敢拼的精神，也让后来者在机遇与压力并存的环境中不断摸索。

今天，这片土地仍在考验那些希望坚持原创的人。

2023年年底，原本在公司担任设计总监、工作稳定的妮妮姐，面对公司搬迁的决策，经过再三考虑，最终选择辞职。

2024年春天，在盘点了手头的资源后，妮妮姐在南油租下了一间不大的工作室，正式开始创业。

妮妮姐的工作室开在南油市场里，却不直接向消费者售卖成衣，这种形式在南油并不少见。她靠两种方式维持工作室运转：

一种，是将工作室日常设计出的样衣陈列出来，邀请买手或有实力的档口老板挑选购买；另一种，则是接受甲方的定向开发设计委托，为品牌提供设计方案。

总而言之，她是靠“设计”来赚钱的。

相比人员固定的公司，妮妮姐的工作室更具灵活性。设计师团队以她本人为主，订单量大时会签约自由设计师共同创作。

她认为这种相对自由的合作方式能“集合大家的智慧”，因此并不焦虑人员的流动性。

如今的她，每天早上7点起床，先照顾大女儿起床、梳头，再唤醒小儿子。孩子爸爸会轮流分两次送孩子去不同的学校。

安排好孩子后，她会睡个短暂的回笼觉，9点起床后前往工作室，9点半开始工作。

下班时间不固定，正常情况下会在普通下班时间结束，忙的时候则常常要到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回家。

设计其实并非易事

在见到妮妮姐之前，我对“设计”的理解，多少带着外行的浪漫想象：灵感、草图、美感。

但在与她深谈之后，我才明白，一件好的、原创的服装设计，需要投入的精力与成本远超想象。

事实上，一件样衣的诞生并非只需要设计师画出图纸。市场调研、图纸设计、面料挑选、打版、反复试制——每个环节都需要时间、精力与资金的支持。即便设计师条件俱备，也可能在某个环节上遇到挫折。

她反复提到“面料”。

面料是设计成败的关键。妮妮姐提到，在她所接触的中高端女装领域，面料创新往往跟随海外趋势。“但面料就像做菜的食材。鸡很新鲜，你可以做白切鸡；鸡不新鲜，只能做辣子鸡，用很多重口味把问题盖住。”

“还有筛选面料，筛选面料时会发现好的面料有周期，需要定制，没有现货。”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只能在现货里选那些没那么好的，永远都在将就，整个行业永远都在将就。”

除了面料，打版、制衣等环节也各有困难。

但相比这些，真正考验设计师的，往往是设计之外的现实困境。

设计之外的牢笼

“我之前在面料市场偶遇几位设计师，他们在讨论自己又失业了。某些老板在一段时间内安排大量开款设计任务，却迟迟不下大货。等达成自己设定的数量目标后，就直接把设计师开掉，下个季度再重新招人，还不给赔偿金。”

“国内招聘设计师，要求年龄不超过30岁。你大学毕业最快22岁，之后做一年半助理摸清基本逻辑，再做一年半助理设计师，共三年，届时25岁。再做两三年主设计师，也就28岁。等积累项目经验升为设计主管，又怎么可能不超过30岁？人才不能催肥，得慢慢成长。”

“之前有档口老板坦言：‘养设计师三个月，够我飞五次首尔抄版。还可以去香港专柜买版，在固定时间还能换款。养设计师干嘛？’”

用工机制的短视（白嫖、试稿、无赔偿）、年龄与职业路径的断裂、快时尚逻辑对原创设计的倾轧……这些在行业内并不罕见。

而这些看似零散的问题，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果——

设计师被当作“成本”，而不是“价值创造者”。

种种现实让许多设计师即便有千里马之能，也只能困于槽枥之间。

艰难之中亦有坚守

我还记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妮妮姐始终侃侃而谈。

当我问她：“面对当下追求快钱、快时尚的行业现状，你会坚持高端原创设计的路线吗？还是会有所改变，甚至妥协？”

她坦言这是个“尴尬”的问题——南油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设计取向。

但当我又问：“虽然我们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改变行业，但在设计时，你是否会有意拒绝一些不健康的行业做法，保持自己对设计的底线和敬畏？”

她非常坚定、甚至急切地回答我：会的。”

她的“会”，不是口头承诺，而是实际行动。

比如在一次定向设计项目中，她们团队前期投入大量精力与资金完成方案后，甲方却出尔反尔，要求二次修改并拒绝支付设计费用。

面对这样的不公，她选择拒绝修改，宁可让十万元的前期投入全部打水漂。

再比如，她抵制“试稿”机制。

“我工作室的设计师采用合作制，而非招聘制。接到项目后，我会与项目总负责人一起确定需求，并平分收益。”

她认为自己与合作伙伴是“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体”，“我们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她还谈起自己的设计初心——

小时候，父亲开代工厂为日本人做代工生意，业绩不错。父亲希望她将来也能继承家业，但妮妮姐坚定地拒绝了。

她对父亲说：“我要做实体。我觉得我们做工厂太辛苦了，日本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对母亲说：“我要做设计师。产品这件事，我不要被别人叫着做主，我要自己说了算。”

所以，女装行业真的完蛋了吗？

采访结束时，我再次想起那个问题：

女装行业真的完蛋了吗？

也许，女装行业并没有“完蛋”，只是一个长期挤压设计价值的系统，正在不断筛选出两种人：

一种，选择更快地适应，

另一种，选择更艰难地坚持。

妮妮姐显然属于后者。

我想，这样有信仰、有坚持的设计师，仍在南油的土地上默默地生长。或许她们无法代表整个行业的走向，却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女装行业真正濒临“完蛋”的，并不是设计本身，而是一个是否还愿意为设计付出代价的系统。

这既是不幸，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