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曾把青春安放于江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天使望故乡 ，作者：荣筱箐，原文标题：《荣筱箐｜谁不曾把青春安放于江湖》

去年八月我见到梅国威的时候，他身边围坐着好几个男人，大多像他一样年过半百，举止平常，看上去不过是群乏善可陈的中年大叔。只是偶尔有半开的领口里的金链子闪出一道寒光，或者挽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截纹样复杂的花臂，不经意间透露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浪奔、浪流”。

我着实是吓了一跳，倒不是因为突然发现了他们不同寻常的过往。本来这一天我就是约了梅国威为他七月份刚刚出版的回忆录做采访，这本书的名字已经决定这次采访必然会触及一些血雨腥风的记忆——《坏孩子穿警服：一个唐人街帮派分子成为纽约市警局警探的真实故事》。但令我惊诧的是，在约定的酒店大堂里等着我的，不只是梅国威一人。

“这些都是跟我同生共死的兄弟，我有什么机会都会跟兄弟们分享，所以请你也采访一下他们可以吗？”55岁的梅国威双手摊开搭在他兄弟们的椅背上对我说。

2021年退休前梅国威做了26年警察，加入警局之前他混过五年帮派。这个时间比例似乎应当让他一眼看上去是个凛然正气的退休警察。但生命的奇怪之处在于时间的长短往往与重量不等，16岁到21岁的帮派生涯在梅国威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让我那天在见到他后不由得怀疑，即使人在警队那些年他的心或许也从未离开过江湖。

梅国威带来的兄弟们和他一样，都是纽约唐人街长大、十几岁就加入了帮派的“坏孩子”，在唐人街的帮派于九十年代中期被剿灭之前，他们都曾经荷枪实弹叱咤风云。这家见面的酒店是梅国威选的，位于纽约市皇后区一个赌场隔壁。公交车到站后，好几个华人跟我一起下了车，在我走进酒店时，他们全都走进了旁边的赌场。

在美国，华人群体是赌场的重要客源，纽约周边的赌场都在唐人街设有专门的巴士站，为华人赌客提供免费交通。七八十年代唐人街帮派层出不穷，与这里地下赌档的兴盛也有直接的关系——帮派要么是拿着高额佣金的赌档保镖，要么就是冲进赌档清空牌桌和保险柜的劫匪。这使得当天的地点和人物背景高度契合。但赌场和江湖大哥两个元素的同时出现让我觉得那天发生的一切都不太真实，像在隔着屏幕看一场80年代的香港枪战老电影。我没想到的是，随着采访的深入，在某一刻，那层屏幕竟像毛玻璃一般，被记忆的石子击中，哗啦碎了一地，让我不仅看清了他们的故事，还看懂了那个我从未真正懂过的唐人街。看到了，我自己。

2000年我来到纽约读书时，唐人街的面貌与他百年前的样子仍然相去不远。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入的福建移民已经在边缘的东百老汇街上异军突起，但唐人街的中心地带仍然是19世纪前来修铁路的广东台山移民后世子孙的地盘。1891年创立的老店“广源盛”还在。当时已经生效的“排华法案”不仅使得早期的中国移民无法接妻小来美国团聚，也让他们在唐人街之外的美国面临诸多限制，几乎无处容身。这家出售中药、丝绸的店铺就成了孤苦伶仃的华人打工仔们的“单身俱乐部”。放工后，无处可去的打工仔们聚在这里聊家乡风物、找先生代笔写信给家人、攒下了钱就寄存在店里、困了就找块空地横七竖八地躺下。

我来的时候当年这些蓝领华工都已作古，但他们的后代和同乡仍沿袭着当年的习惯自称“唐人”。广东话是他们认可的唯一语言，那些出生在美国、只会讲英语的ABC被戏谑地称为“竹升”：就是有多处竹节、两端都不贯通的竹杠，是笑话这些年轻人不懂中文也不会说中文，是语言和文化上的空心人。而像我这样不懂粤语的中国北方人，在他们眼里压根儿就是非我族类。这种境遇，被我第一次去唐人街小店买东西时遇到的店员翻着白眼言简意赅地总结为：“不说广东话，算什么唐人？”

大约十年以后，来自富庶中国的留学生和投资移民在纽约初具规模，这些大多讲普通话又不差钱的新移民，使得早期移民讲粤语的优越感很快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那时候我去参加了一场位于唐人街的美国华人博物馆举行的活动，主题是关于唐人街的历史，听众大多是在这里成长或生活的老一代移民。在问答环节中，一名中年妇女站起来抱怨说，她七八岁刚从香港来到美国时不会说英语，在学校被人欺负，现在年纪一大把因为新移民的涌入又要学说普通话；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些讲普通话的新移民动辄就说唐人街又脏又破，像中国的县城。“这里是我们一点点建起来的，他们才来了几天？”她说。

但如果说我与唐人街之间一开始就存在先天的隔阂，我也必须承认这种隔阂就像所有的距离感一样是双向的。200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唐人街做记者，专门报道华人的故事。我秉持着学校里训练出来的职业规范，对每一个故事都仔细调研，认真对待，尽量把报道写得全面深入，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在我曾经供稿的英文媒体编辑的眼中，我是华人社区的一员，唐人街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在这些故事中看到过自己。

这里餐馆橱窗里挂着的烧腊不是我熟悉的吃食，狭窄的街头熙熙攘攘走过的不是我熟悉的面孔，春节张灯结彩的花车游行不是来自我儿时的记忆，就连“排华法案”，直到最近几年随着中美关系走低，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开始恶化前，都不是我能够感同身受的历史。对于像我这样在21世纪才离开中国这艘船的新移民，唐人街就像很久以前那把沉入湖底的剑，禁锢在时间的原地，在流水的冲刷和流砂的打磨下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长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样子，虽能远观却无法辨识。

对我来说，这种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唐人街文化甚至比同样是“他者”的美国主流文化更难理解，就像学说与普通话八杆子打不着的英语，反而比学说与它形似神异的广东话容易得多。以至于当我终于能够削足适履地把自己塞到美国主流文化中、在派对上握着酒杯跟陌生人谈笑风生的时候，相似的样貌和完全不同的成长经历，让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跟唐人街长大的二代移民聊天，每次采访都只能直奔主题，然后戛然而止，就像一台唱片机正唱得起劲，突然被拔了电源。

这种距离随着我在唐人街工作年头的增加逐渐缩短，我渐渐在这里有了自己的朋友，开始打心眼儿里挂念起他们的饮食起居，开始在和路边摊贩的嘘寒问暖中、在端午节被人硬塞在手上的一个粽子中、在拄着拐杖逆光蹒跚走过街巷的老人的背影中，品出了那种正因为被封存在小酒坛子般的方寸之地里，才更加浓郁、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已是罕见的醇厚人情。但即使如此，我的潜意识中那种局外人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要把我的故事和他们的故事连接起来，还欠一个支点，一个能让抽象的“同宗同源”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恍然大悟中具象起来的支点。

谁能想到，这个支点是我来到纽约25年以后，在那间赌场附近的酒店中，在一群身上带着显眼枪疤的江湖大哥追忆往事时出现的呢？

曾为福青帮成员的梅国威并不是那天到场的唯一弃枪提笔的大哥，鬼影帮大佬陈彼得今年一月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唐人街鬼影》。这两本书是美国华人帮派亲历者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当年的经历，也补全了我从发黄的旧报纸上得来的对唐人街帮派风云支离破碎的印象。七八十年代的帮派巅峰时期，唐人街每一条街道都由一个不同的帮派控制，他们从自己地盘上的商铺和赌档收取保护费，也到别人的地盘滋事抢劫。帮派火拼在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发生，路人无辜中弹并不新鲜。

唐人街的帮派也曾一度与香港的娱乐产业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影视剧光碟在美国的发售、出租，香港演艺明星在美国的演出，大都由本地帮派控制。帮派间的争斗有时会使明星成为筹码，陈彼得的书中就曾记录他出面斡旋、救下演出前被扣押索要赎金的谢贤的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警方对这些几乎是不闻不问。对于美国主流社会来说，唐人街的帮派火拼只不过是一个封闭的法外之地上一群面目模糊无关紧要的人们在相互倾轧、自生自灭。梅国威在他的书中写到：“从七十年代初，可能延续到八十年代，执法人员对与亚裔帮派相关的犯罪置之不理，也许是乐见少数族裔在帮派混战中除掉彼此。纽约市政府的漠视让唐人街的帮派愈演愈烈。”

对于十几岁就加入帮派的唐人街少年，除了少不经事误上贼船的自身原因之外，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悲欢甚至生死的这种漠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梅国威出生在纽约一个台山移民家庭，小时候他和父母、舅舅、外婆、表亲一大家子11口人一起住在唐人街一处老旧逼仄的公寓里，一进门地上摆的全是床垫，老鼠蟑螂臭虫一应俱全。家里的大人每天都起早贪黑，在衣厂、餐馆、洗衣房这些蓝领中国移民那时候唯一的去处工作十几个小时。孩子们只能在帮派控制的街上消磨童年、自求多福，八岁时梅国威就在唐人街电影院里目睹过帮派恶斗子弹乱飞的场面。

为了让孩子远离唐人街的危险环境，他的父母后来把家搬到了布鲁克林。在那里，梅国威成了学校里屈指可数的华人孩子之一，自然而然成了其他族裔学生校园霸凌的对象，甚至被要求与其他孩子对打，供施暴者取乐。而当时的老师就像当时的警察一样，对一个华人孩子被欺负根本视而不见。梅国威为了自保和复仇加入了帮派，从此摆脱了在学校被人欺负的命运。

陈彼得在1967年和母亲从香港移民来到唐人街与父亲团聚，那时候他八岁。学校里完全没有对他这样不讲英语的新移民学生提供任何特别帮助，老师说的话陈彼得一个字都听不懂。放学后的时间，他几乎全都花在去衣厂帮母亲干活儿上，在家中，还要面对暴戾的父亲随时可能无缘无故挥向妻子和子女的拳头。12岁时，陈彼得在唐人街被两个青少年帮派分子抢劫，他们发现他兜里只有一个硬币时把他暴打了一顿。也是这一年，他在唐人街的大马路上第一次看到帮派分子暴尸街头。13岁为逃避父亲的毒打离家出走的陈彼得饥寒交迫地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一阵子之后，加入鬼影帮，为自己找了个新家。

广东蓝领移民在美国的辛苦挣扎与我在中国北方省会城市的成长经历本没有重合，但梅国威和陈彼得们被找不到出路的迷茫围堵，又从旁门左道喷涌而出的青春我却似曾相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所就读的那座初中，隶属一个有着数千员工的国营纺织厂。在此之前，这里长大的孩子并不需要担心他们的前途。他们一般可以顺理成章顶替退休的父母，进入同一家工厂，拿着相同的工资，重复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祖祖辈辈无穷已。

但这时候，改革开放初期空气中弥漫着的肾上腺素和荷尔蒙已经渗入厂区的鼻息，让它的心开始悸动。刚刚顶替父母进厂的年轻工人里，出现了一些不甘贫寂的“猛人”。最有名的是四个以老虎、豹子等猛兽为花名的大哥，或许是不愿重复父母的人生，或许只不过是对一夜暴富的渴望，他们开始在社会上拳打脚踢合纵连横，不计代价想要冲出一条血路。

我们这批年纪尚小的孩子们，都曾在晚饭桌上父母的掩口低语里听到过这些大哥的“猛事”，比如强奸、抢劫、为争地盘砍掉别人一个手指。有一年赶上严打，其中一个大哥被判了死刑，名字被打上红钩贴在厂里的布告栏中。行刑那天，他和其他死刑犯一起被装上一辆大卡车，胸前挂着的牌子上黑体大字写着”死刑犯”。他们被拉去北郊河滩赴死，车经过工厂宿舍区门口，引颈围观的有不少是难掩兴奋之情的半大孩子。这件事过去没多久，住在我家楼上的一个眉清目秀的哥哥，不知何故被仇家一刀捅死，那天晚上楼上传来她妈妈撕心裂肺的嚎哭，至今想起来都让我不寒而栗。

但这些并没有吓退厂里的孩子们。在我的初中，除去铅笔盒盖贴画中那些只在电视里出现的港星，一些孩子显然是把猛兽哥哥们当成了身边触手可及的偶像有样学样。如果听说谁谁在社会上有人，这个谁谁在校园里也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大佬。有些男生开始以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排行，被称为老二、老三。可想而知，这所初中很快就成为全市出名的乱校之一，连想要出手整治的老师也都要三思而后行。一个以严厉著称的教导主任家住一楼，夏天他太太开着窗在厨房做饭时，被伺机报复的学生从窗口丢进来一挂点燃的鞭炮。没多久教导主任就提前退休了。

我并不是“社会上有人”的那批学生，恰恰相反，因为成绩好，我是那所学校里老师们寄予厚望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但我也并没有像老师们期待的那样跟“坏孩子”划清界线。仗着好成绩的加持，我反而更加有恃无恐。在副课上跟教室后排的后进生们大声讲话、吃东西、在课桌间流窜、丢纸飞机，一样不落。有一次音乐课上我闹得太厉害，被老师勒令站起来。然后老师说：“谁是班长，把她带到教务处去。”同学们哄笑说：“她就是班长。”

有一阵子，班上一个“社会上有人”的大姐大，在放学后总喜欢叫我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去电子游戏厅打“魂斗罗”游戏。没多久东窗事发，打游戏的钱是她和社会大哥从低年级同学那里抢来的。我被老师问到此事时一言不发，事后因为“讲义气”被他们当成“真哥们儿”。他们被学校通报批评，我却没有因此受到惩罚。高中时，我考入了重点中学，刚开始的至少一年半时间里，我延续着在初中养成的习惯，满口飙脏话，在那个好学生组成的学校里常常语惊四座。

我可以轻易把自己当年那些疑似“飞女”行为解释为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但我心里清楚，一个更大的原因是我那时对“混社会”这种生活模式不仅没有抵触，反而有些向往。在我看来，飞仔飞女们只是不想过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不想照单全收老师和家长安排的一切；而我和他们一样，也幻想着在这个我们尚未看清方向的世界上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甚至是把善恶是非的制定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可这也并非那个厂矿学校里的那一代年轻人独有的冲动吧？从黄蓉、郭靖到小马哥、许文强，谁又不是因为这样的冲动而把青春安置于江湖呢？但我们的江湖，无论是国营大厂的宿舍区、桃花岛、九龙、新界还是上海滩，在它之外都还有更大的世界任由我们去闯荡。而梅国威和陈彼得他们呢？因为出生时就已经被事先决定、自己无法改变的样貌和肤色，他们一开始就注定要活在歧视和不公之中。法律与秩序并不是为保护他们而存在，外面的热闹也不属于他们，他们的天地只有一个小小的唐人街。在如此压抑憋闷、走投无路的青春里，他们掌控自己命运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吧？这样的青春在爆发时也难免更加饥不择路、暴力和血腥吧？

当然，生活不是香港枪战老电影，梅国威和陈彼得们也不是屏幕上义薄云天的周润发、张国荣。即使他们当年痛打过闯入唐人街滋事的外族裔混混，他们欺压更多的还是唐人街本地居民和商户。说到底他们就像我当年初中里那些老二、老三们一样，是一群幻想着当英雄却走错了路的少年。但如果我自己当年像他们一样，在本应畅想未来的无限可能的年纪进入了一条看似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还能像当年一样全身而退。

如今唐人街已进入暮年。2001年的9/11折损了与原爆点近在咫尺的唐人街的龙脉，2003年那间百年老店“广源盛”因付不起租金而关门，似乎也预示了这里的命运。从此之后这里的经济一蹶不振，人口萎缩，租金飞涨，蓝领新移民已无法负担。唐人街正在人们眼前一点点地消失。可这时候我却终于明白了它存在的意义，明白了这个巴掌大的江湖里，人们在他们看似死水微澜般的生活中经历的艰辛和磨难——不管是辛苦麻木，还是辛苦恣睢，他们都只不过是在别人的土地上，用自己能找到的唯一方法，拼尽全力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