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慕峰

作者祖父一辈已经离开农村，父亲已经出生在大城市；外祖父一辈也已经生活在大城市。一直以来，作者对农村的认识都很有限，最早的认知，是小学时组织去农村开展一天的“结对子”活动。1980年代中期的农村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哪怕跟城市近在咫尺。今天的农村虽然在基建面貌上有了巨大改善，但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仍然差别非常大。

作者对增加农民养老金这个话题的坚持并非简单出于“感同身受”，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切身感受，而是更多出于这几年对全球化和老龄化问题的思考。（《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增加农民养老金并不算一个特别新的话题，曾经的支持者主要有三类：

一是出生农村，对农村与城市差距有切身体会的人群。作者过去两年多的文章每每涉及农民养老金这个话题，就会收到许多读者留言，这些读者都会很动情地叙述自己的家庭故事，表达对增加农民养老金的支持。这些留言作者全部公开显示，也是为让更多城市读者（包括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了解到微观的具体现实。

二是支持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的官员和过往研究三农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专家学者。这部分人群是最早支持建立和增加农民养老金的人群。应该说当前已经存在的农民养老金体系就是在他们的建议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从2003年山东青岛城阳区开展农民养老保险试点，到十七大提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再到2009年两会上提出建立农民“退休”制度，关于农民养老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跟农村劳动力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逐渐老龄化有密切关系。这部分观点基于曾经的现实需要，也有一定的研究支持。但总体上，这部分观点形成于中国大陆人口结构转型的早期，当时还无法预见到后来急速变化的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整体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三是自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尤其关税战开始后，以强化内需转型、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应对之策的观点。这部分观点既有部分学者的支持，也有市场人士甚至外资投行分析师的支持。作者也是在此期间开始介入这个问题，并于2024年3月《慕峰：如何提升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应当将“大幅提升农村人口的养老金水平”作为提升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四项措施之一，因为“这将大幅降低出生农村的二代城市人口对上一代的养老负担”。

应当讲，认识到大幅提升农民养老金有助于改善分配结构、体现公平、凝聚人心、增加消费，这都很容易理解。但研究者、市场分析人士与政策制定者往往可能忽视一些优先级和紧迫性更高的重要理由，主要包括：

1、农村现有五保户补助和农民养老金的实际差异可能进一步改变农村、乡镇人口对生儿育女的态度，并进一步加剧少子化。当前许多地区农村无子女的五保户补助收入要远高于有子女的农民养老金收入。一些中西部农村五保户月补助达到上千元的地区，农民养老金却只有200元出头，且不说五保户还有额外的医疗和护理补助。这导致农村已经出现了无儿无女反而更有保障的声音。（以下是此前文章中读者的留言《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关于促消费问题的座谈发言》）

2、随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农民养老金过低导致农村出生人口的代际转移压力越来越大，不只是在抑制农民的消费能力，更是在抑制新城市人口的消费能力。没有或者过低的农民养老金制度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养儿防老”。在城市化初期，新城市人口的负担小，主要体现在房价、教育等方面，也使他们可用于补贴农村父母的能力更强。但到城市发展起来后，住房、教育、医疗成本越来越高，农村出生人口要在城市立足，一方面无法依赖父辈的支持，抗风险能力本来就弱；另一方面在父母年老之后，还要负担农村父母的日常开销和医疗费用。这就更加抑制了这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乃至生育下一代的意愿。

于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村人口艰难地实现其父母“养儿防老”的初衷，压缩自己在城市中的消费能力和生育意愿，同时也将这种压力传递回农村，让农村更多人意识到“养儿防老”是不现实的，这就进一步抑制了农村的生育意愿。当前流动人口高达3.8亿以上，他们既接受到上述信息，同时自身条件还不如已经城市化的农村人口，生育低下也是自然。多年前，人口学社会调查已经发现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是既低于城市人口也低于农村人口的。这其实就是马尔萨斯讲的preventive check，也就是人们出于对未来生活水平的担忧，会主动、自愿地采取行动来降低生育率，从而控制人口增长，根本动机是对生活标准下降的恐惧。

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不太赞成直接对生育进行无差别的现金补贴，因为那些补贴有许多都会流向本不需要的人群，尤其是父辈甚至祖辈就已经城市化的人群，对这些微薄的补贴基本没什么感觉。而对于身处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这些补贴又显然不够，根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生育意愿。但如果补贴给农村老年人，那就可以减轻他们在城市中儿女对父母的养老负担，他们会愿意将农村父母留在身边照顾下一代，这种分配改善的边际效益才是最大的。

在涉及提高农民养老金这个议题上，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无助于扩大内需，要么认为农民会把这些钱“存起来”，要么认为农村老年人只有低水平消费，无助于产业发展。前一种观点完全是脱离群众到了极致，后一种观点则完全无视了现实普遍存在的农村出生家庭的代际转移养老负担。正如作者此前所言，将当前中西部农民养老金从普遍的200元左右/月提高到500-1000元/月，实际是对人口数亿的新城市人口进行了现金补贴300-700元/月，这部分现金增量用于“存储”的可能性极小，可以同时增加农村和城市两部分消费，是最直接有效的快速提升内需手段。

这几年，作者一直反复强调，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研究必须建立在本土现实之上，如果不仅能从宏观上看到东西部差异、城乡差异，还能从微观上看到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数亿人在物理距离上的代际分离和现实普遍存在的代际负担，那么出台的政策将具有更高的精准度，效果将会更好，得到普遍支持的可能性也更大。

3、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几乎是恢复传统文明与现代化连结点的唯一现实手段。作者并不想唱高调，但出于对人类文明史的比较认知，作者认为，尊老爱幼、生儿育女、传递香火这些儒家文明内核正是东亚在欧美之后能够普遍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原因。1990年代欧美关于东亚经济奇迹和东亚人口红利的研究几乎是同步的，所得观点主要是东亚人口数量多、政府重视教育以及人口纪律性强等。人口多的地区还有南亚和非洲，但为何只有东亚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呢？作者认为，这与儒家文明有相当大的关系。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传递香火这些传统，让第一代农民工无论背负多么大的辛劳，无论自身文化程度多么低，也要倾其所能，托举子女念书、进城。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文化程度很低，不是印度人、不是非洲人，而是中国大陆第一代农民工，创造了真正的经济奇迹。只要中国大陆的政策是正向地延续儒家文明中与现代化相契合的部分，那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就会尽其所能展现出无限的生命力。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其实是给过往四十年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一个善果，让数亿人能够切实感受到，这场长达数十年的轰轰烈烈的人类经济奇迹确实是与自己、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息息相关的。有了这个正反馈，儒家文明本土载体才能继续发挥其与现代化连结的作用。否则，现代化的传统文明碎片难免就要开始丧失。

关于增加农民养老金“钱从何来”的问题，在前一篇《如何“投资于人”》已经有过讨论，不再进一步展开。随着内需成为战略方向，今年开始，关于需求侧的官方和民间讨论将会越来越多，作者将会适时将各项议题更加细化，尤其是针对各种质疑的声音，逐一作出回应，扫清思想和观念上绊脚石。

最后，就像这个公众号一直以来的风格，作者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是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现实变得更好，所以过度负面情绪化的留言都将不会展示，继续欢迎高质量、有理有据、贴近民生经济现实的留言。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