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16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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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许多时日，一天接一天。我们从自我内部穿行，遇见强盗，鬼魂，巨人，老者……然而，我们遇见的总是我们自己。”
阅读《尤利西斯》的过程，就像一场从此时此地回到1904年6月16日的都柏林的穿越。而当作为文本的《尤利西斯》被Dior“转译”到作为织物的手袋上，被我们穿戴在身时，又在进行一场怎样的关于“书写之形”的重构？
2026年1月12日，苏州河畔的时代书屋，化为了文本与织物的对谈空间。《德古拉》《尤利西斯》《冷血》《包法利夫人》《危险的关系》《恶之花》《你好，忧愁》，这份被Dior女装、男装及高级订制系列创意总监Jonathan Anderson选择绣制在Book Tote上的私人书单，看似横跨世纪、风格各异，却并非简单拼贴，而是构成了一张从都柏林延伸到巴黎的“文化地图”。时代书屋又补充推荐了《双鸟渡》《灵光集》和《甜牙》，组成了这一份“从都柏林到巴黎的文学漫游”特别书单。
文学与时尚之间跨越时空与介质的“转译”，也成为了这场时代书屋与Dior联合呈现的特别文学对话“书写之形”的起点。
定居都柏林的作家杨好，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译者、作家、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学者、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尉光吉，从自身的翻译与创作经验出发，在对话中展开了这一“创造性重构”的讨论。
这份书单将如何引领我们重新看见文学翻译带来的跨文化创造？又能否借此聆听隐藏在时尚针脚之下的思想低语？
01
即使在文学内部，“转译”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者从经验思考到文本创作，译者由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再次书写，读者对作品“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理解。
对话开场，黄昱宁便将翻译中必须面对的转译，抛向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黄荭：怎么打破原文的结构进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是“忠于原文”更多，还是“重构”更多？对此，黄荭倾向于更好地保留原文的肌理，译者能够体会到原作者感受到的“美”。但对原文的“忠实”，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她将翻译比喻为“织毛衣的过程”——毛线其实都在那儿，就像词汇并没有变得更丰富，但经过精心的编织、排列组合，它又成了一个新的文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与Dior Book Tote“书封”系列手袋当杨好第一次亲眼见证自己的长篇小说《男孩们》被翻译成英文版时，她也产生了一种“新文本”的陌生感。从形状到节奏，小说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她的手中展开。“对我来说，有一种‘Uncanny’的，诡异又熟悉的感觉。它是我的东西，但它生长成了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或许，翻译的魅力就来自这种生成感。身为英语文学译者的黄昱宁认为，翻译就像“编织”一个东西，里面有很多细小的“针脚”，翻译过程难免枯燥，偶尔又会有错译的沮丧，但经由此得到的深沉快感，是妙不可言的。她提到自己翻译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甜牙》的经验——忠实还是背叛，取决于能否达到翻译理论中所谓的“功能对等”。面对《甜牙》又多又密的“针数”，最重要的是在中文里“再现”它，“重建”它，让译作抵达中文读者时也达到原作每个句子可能都有另外一层含义，越读越有味道。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从作品到文本》中提出“文本即是织物”，正是对这一“编织过程”的强调，text（文本）与textile（织物）同源于拉丁词根texere（编织）。黄荭观察到，以织物形式出现在Book Tote上的文本《包法利夫人》，极具文学性指向：在朴素的米色系手袋上点缀一圈蕾丝边纹，勾勒出一个乡下女子对上流社会的绮梦，一种浪漫的幻想和追求，也勾出了我们对这本书的一种想象。
在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的转译中，可以看出设计师于文学本身的质地之上，以时尚的语言和材料对织物进行的“创造性重构”，从词语、主题到材质、色彩的对应，完成了从抽象符号到具象肌理的完整闭环。在粉色《危险的关系》的18世纪法式优雅的视觉伪装下，Anderson又预埋了关于情感操纵、权力博弈的冷酷结构，正如这部书信体小说本身——轻盈的形式之下，是极度精密的人性计算。
02
我们究竟是在“阅读”一只手袋，还是在“穿戴”一种文体？
当Anderson把1897年的《德古拉》带回Dior的2026春夏秀场，以大胆的红黄撞色忠实复刻首版封面，显然并非仅是对和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相同的爱尔兰身份的认同，或是一种乡愁式的怀旧。
Anderson曾在2017年接受AnOther Magazine采访时提到过他和《德古拉》宿命般的渊源。当他在布朗·托马斯（Brown Thomas）找到工作并搬到都柏林时，Anderson回忆自己曾路过一栋红砖房子，上面有一块牌匾写着“《德古拉》作者布拉姆·斯托克故居”。他当时愣了一下，甚至不得不回头再看一眼，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写《德古拉》的是爱尔兰人。人们往往以为那是美国作品。当他意识到布拉姆·斯托克和当时身在都柏林的自己都居住在基尔代尔街（Kildare Street）时，他花了几天时间才消化这个事实——《德古拉》成为了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故事之一，被改编成了200多部电影，但作者的爱尔兰身份却常常被忽视。这种“转译”是暴烈的，也是温情的：它将复古的、带有哥特气息的文学质感，重构为当代都市街头锋利而明亮的身份宣言。
对此，Anderson给出了自己的解读：“这部小说被解读为斯托克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人们对移民恐惧心理的演绎——这恰恰证明了历史总是在重演。”2025年新上映的《德古拉》电影，也用解构的方式重新编织出作为文化符号的“德古拉”的当代性。
“阅读《德古拉》就像一种无止境的时间体验。它就像一个吸血鬼一样，一直放在你的床头，凝视着你。”尉光吉从哲学的角度，将这种阅读经验延伸至对时尚的理解，“时尚是一个裂口。通过这个裂口，它其实是能够让当下直接跟过去、跟未来发生连通的。本质上，这就是一种时间折叠的感觉。”
在对谈中，“时间的折叠”成为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经典作品为何总是“现在时”，正是因为它能够被不断重读、重译、重穿。
无论19世纪的哥特恐惧，抑或20世纪的青春忧愁，出现在2026年的手袋上，“当你突然看到它，就可以在这个瞬间，与更遥远的过去进行对话。”尉光吉将其对时尚本质的回答，指向了书单中《恶之花》的作者，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提出的“现代性”定义——一面是短暂的，另一面又是永恒的，“这种非常矛盾的时间经验，也是时尚的本质，时尚以最直接的方式让现代性得以实现。”
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写道：“为了编织我至高的花冠，应该收罗一切日月星辰、岁月韶光”。这种“现代性”，也与时代书屋为此次书单推荐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的《灵光集》形成了互文。兰波的“必须成为一个现代人”，尉光吉认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达到一个“既永恒又短暂的经验”的问题。
当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创作《尤利西斯》时，已经在进行“时间的折叠”——他把没有办法结束的意识之内的时间，浓缩进一本书有限的空间内，又在书内设定为都柏林的一天。尉光吉强调，文学创作必然要对经验进行折叠，可以保留它的无止境性，也可以把它浓缩成一种有限的经验。这也是对时间形状的一种“裁剪”。
而《尤利西斯》这样厚重的、迷宫般的文本，被平铺在极简的、敞开的手袋表面，是否也构成了对空间的某种“折叠”？
转向空间的视角，黄昱宁认为不管是一段文字还是一只手袋，本质上是一种“容器”——可能是精神的容器，时间的容器，也可能是空间的容器。她从乔伊斯在文本中重建的都柏林出发，引向对当下生活在都柏林的杨好的发问：如何看待“繁与简”两种空间的关系？
在杨好看来，“用最简单的方式把繁复装进去，有一种奇妙的反差”。它邀请我们思考两者在构建空间时的互通性和互补性。或许，也构成了某种挑衅：我们能否承受一部现代主义巨著的重量被转化为一个日常配饰？
03
从《尤利西斯》到《德古拉》，再到书屋补充的Anderson为AnOther Magazine撰稿时写到的《双鸟渡》，“一看就是爱尔兰人才能追寻到的，一条编织物式的线”。这份围绕Book Tote展开的特别书单，杨好认为都是关于“经验”的，但这种经验不是“线性”的，而是“身体性”的，通过不断的行为去定义和构建自己的“身份”。
对话最终指向了文学与时尚对“身份”的“创造性重构”：我们随身携带的那本书，或选择的那款包，究竟是为了呈现真实的自我，还是在创造一个更迷人的幻象？
“你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需要身外之物去包裹自己，去定义自己。”杨好认为，时尚的笼罩性，恰恰是现代经验对我们的笼罩性。生活在日常之中，每天面对可能一成不变的东西，你要制造一些异样的东西出来。“除了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谁，还有一个就是它唤起了你怎样的记忆。”
黄荭将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在《厨房里的哲学家》中的名言“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进行再次演绎：你读什么书，背什么包，我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某种意义上，文学是精神上的“着装”，时尚是身体上的“宣言”。
黄昱宁走进书屋的第一眼就看到了《冷血》的手袋，“我希望背着这样一个包，让别人觉得我很‘冷血’，非常简单直白，但也非常管用，这可能就是一种所谓文化身份的构建。”
文学成为精神上的随身之物，而时尚，则成为身体的公开声明。“时尚赋予你另外一种状态。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家渴望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给自己做一个定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建构本身。”尉光吉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当一本书的封面被绣在包上，它不再只是私人阅读史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公开的文化宣言——关于你选择进入怎样的叙事世界，又愿意携带何种文本进入现实生活。正如Book Tote本身：它是一个敞开的容器，没有内衬、没有遮蔽，所有内容都被直接暴露。这种“无防御”的结构，恰恰构成了它的当代隐喻。
罗兰·巴特在1971年提出的文本理论，55年后被Anderson用新的设计语言“转译”为“织物即是文本”，但他对书单的选择，却超越了“当代”。正如黄昱宁对现场读者关于“翻译”语言困惑的回答：“如果语言不更新，就没有必要转译。要注意身边语言的变化，有哪些是可以变成你的语料库，有哪些其实已经被淘汰的。我们要保持跟这个时代的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
而这份关于“经验”的书单，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制造一个怎样新的叙事？杨好给出她的回答：“阅读和翻译都是一种通道，试图把一些破碎的东西整体化，但这个事情是永远无法被完成的，我们永远处在行进中。每一个热爱文学的、热爱永恒瞬间的人，都是黑暗又明亮的人。”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如何确认这种经验？我们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答案，而文学或许是我们最容易超越日常的有限性，去文本的无限宇宙中寻找答案的通道，正如黄荭所说，“经典文本能穿越时空，唤醒某部分沉睡的自己。”
这也是时代书屋携手Dior，共同呈现这场“书写之形”对谈的意义所在，从一只Book Tote开始，让阅读成为流动的日常。无论是通过文字编织灵魂，还是通过织物书写身体，最终我们都在努力地对抗平庸，用阅读与书写重塑自我存在的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