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执念支配的美国，仍有惊天后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作者：卡洛斯·罗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的华盛顿研究员），译写：肖思航，原文来源：National Interest，原文标题：《美战略家：被执念支配的美国，仍有惊天后手》，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据外媒报道，特朗普1月20日发帖称，已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同意在达沃斯与格陵兰岛问题的关键人物举行会晤，随后泄露了一条来自法国总统埃马克龙的短信，分享了一张西半球地图，地图上将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划为美国领土。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图，手拿美国国旗登上格陵兰岛，旁边指示牌上写着“格陵兰岛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分析人士称，这些看似夸张甚至戏谑的举动，折射出一个被狂热偏执裹挟的美国，如何不顾一切地阻止帝国黄昏的到来。

美国新一代战略家卡洛斯·罗亚（Carlos Roa）撰文，对此提供了极具警示意义的解读视角，揭示了“帝国美国”的三重重塑逻辑。一是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正在从“规则主导”转向“实力主导”。二是美国外交从“领导自由世界”向“管理帝国空间”的转变。三是同盟关系被工具化，国际法与多边机制被边缘化。

文章提醒，所谓“美国孤立主义回归”的说法具有误导性。特朗普并非要退出世界，而是试图以更直接、更赤裸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如今的美国不再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而辩解，昔日基于规则的虚伪外衣也正剥落瓦解。本届政府决意凝聚国力而非坐视衰败，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敢于直言不讳地宣示自身核心利益，并且抛开说教、毫不手软地捍卫这些利益，便能从衰落的过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未来。这种“帝国式美国”的回归，将对国际法、多边机制以及中小国家的战略空间，构成深刻冲击。

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译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帝国式美国启幕

1. 从“规则主导”到“实力主导”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声明往往如同迫击炮弹，短暂升空后便轰然坠落，其威力之大足以震颤周遭所有目标。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后文简称国安战略）的发布正是这一特点的绝佳例证。

显而易见，这份国安战略的受众不是外交政策圈内专家，它摒弃了专家们惯用的冗长晦涩的行文风格。战略起草团队煞费苦心，力图打造一份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政策纲领，让普通的美国民众也能轻松理解。正如某位分析人士所言，这份文件以清晰直白的框架，阐明了“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制定战略的初衷是什么，达成战略的途径与手段是什么，以及最终要达成怎样的效果”。

同样，这份文件并非许多鹰派人士所担心的那种纯粹的新孤立主义宣言。它没有鼓吹打造“美国斯坦”（译者注：指代一个极端孤立主义、完全封闭自守的美国，带有讽刺意味），也没有叫嚣要撤出所有海外军事基地，对世界乱象坐视不理。与此同时，它也不似强硬克制派一直期盼的那样，彻底放弃一切海外干预行动。恰恰相反，从某种角度解读，文件的大部分内容都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会继续插手他国的内政外交。

新版国安战略淡化了前两届政府奉行的那种剑拔弩张、以军事为核心的印太对华对抗思路，转而从经济视角来看待中美竞争。对于那些一心要围绕台海问题大做文章、严阵以待的鹰派人士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惊雷。

总而言之，在许多人看来，这份国安战略就像一盘“大杂烩”，无法被简单归类到任何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不少专家都对此措手不及，但我并不意外。早在2025年年初，我已大致勾勒出这份战略的总体框架。比如，我在3月和7月先后指出（美国新一代战略家：只有拜占庭美国才能击败中国？），美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数十年来海外过度扩张的代价、美国工业基础的空心化以及对手国家的崛起等，一直在迫使美国体系进行一场亟需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塑。对于我们这些长期追踪美国背后的原始行为逻辑的人来说，这份国安战略不过是重申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美国无法在不触及国内矛盾的前提下，永久地维系一个以规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霸权。现在的美国已经到了必须要彻底调整发展路线的时刻。

如今，美国正迈入一个目标明确且毫不掩饰的、以霸权巩固为主导的帝国阶段。新的战略方针将是强硬的交易主义，把原始实力与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伪装之上，这与过往的“自由主义帝国”模式截然不同。在旧模式下，自由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既是核心政策驱动力，也是数十年来美国推行全球干预的正当理由。正如前文援引的分析人士所言，这份国安战略毫不避讳地表明，为实现自身目标，美国保留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利。文件内所谓“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章节，不过是用华丽辞藻包装“美国将在全球随心所欲”的说辞。

美国此番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战略交易主义转向本就不足为奇。自门罗主义问世以来，一个以安全为导向、以经济为驱动、以半球为核心的帝国形态，便一直是美国默认的地缘政治姿态。在对这份新战略文件进行审慎研读与思考后，我认为这背后蕴含着三大根本性转变，而这些转变将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以下每一项转变，都值得深入探讨。

其一，明确且正式地摒弃自由派世界观。这套曾为备受吹捧的自由国际秩序（LIO）提供支撑的进步主义理念体系，正被一套旗帜鲜明的、以实力为核心的交易型框架所取代。

其二，将维护区域主导地位确立为首要战略任务。这就要求对门罗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现代化改造，衍生出所谓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这不仅需要美国从其他地区收缩战略力量，还要求美国盟伴国家大幅提高责任分担比例。

其三，从对军事实力与意识形态信条的依赖，转而倚重经济治国方略。未来的全球权力角逐将围绕能源主导权、技术工业产能与创新潜力展开。唯有在这些领域抢占先机，才能重振国内经济繁荣，进而巩固美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根基。

2. 卸下伪装：摒弃自由国际秩序

自由国际秩序立足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取决于两大核心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一是自由派意识形态规范，如自由民主、法治、人口与宗教多元主义等；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两大理念体系向来被捆绑在一起，包装成看似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的模样。二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信念体系，该体系推崇，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都须被逐步引导，效仿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模式来塑造自身。而这一过程，既是人类通往更美好世界（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必经之路，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目的论层面的“进步”。

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一世界观虽以包容为说辞，其核心前提本质上却极度偏执，即人类社会的进步取决于所有国家最终都遵循同一套西方自由主义模板。由此可见，自由国际秩序实则是一股带有布道色彩的扩张性力量，它将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抵抗都污名化为“道德异端”，进而为向那些拒绝转型的政权持续施压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美国2025年新版国防战略正式摒弃了这项由美国主导、强制推行的全球意识形态趋同计划。这是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念转向，不仅重塑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定位与国民使命的认知，也重构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底层逻辑。

为佐证这一转向，新版国防战略将冷战后的历史叙事重新定义为一场因狂妄自大酿成的灾难。文件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精英曾主观臆断，认定美国对全球的永久主导地位符合本国的最佳利益。事实证明，这种奉行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方针，正对美国国力的国内根基造成实质性损害。这些精英阶层恰恰毁掉了实现上述目标不可或缺的根基，那就是支撑美国国力、财富与道义底色的国家特质。

文件还细数了自由国际秩序滋生的系列结构性弊端，包括误判美国承担全球责任的意愿上限；错误押注全球主义及所谓“自由贸易”，直接导致国内中产阶层萎缩、工业基础空心化；放任盟国转嫁防务开支；还将美国政策捆绑于一套公然以消解单个国家主权为目标的跨国主义理念。

文件将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定性为“不切实际的目标”，并罗列推行这一理念所引发的种种后果。这份国安战略的批判已不止于政策层面，而是上升为对冷战后乃至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共识，进行全面、结构性的彻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文件公开呼吁：让美国所有外交政策都服从于恢复本国物质、人口、文化乃至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这一核心目标。这一点在文件“美国想要什么”小节末尾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份国安战略的起草者乃至许多人看来，自由国际秩序从本质上而言是“违背常理”的，因为它严重悖逆了人之本性。尽管其出发点名义上是善意的，但自由国际秩序所预设的“理想人类”，实则是“经济人”的翻版——这类人一味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无所依附，不受历史传统、身份认同与血脉传承的羁绊。这是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最直白的诠释：人被视作一种资源，不过是未经筛选、可随意替换的资本，只为在无障碍的全球市场中实现最优配置与高效调度，以换取最大化的投资回报。

自由国际秩序试图抹除一切差异，包括那些赋予生命意义的差异，这就使得个体脱离了维系文明存续的家庭、信仰与社群的天然联结。当它将个体自主权奉为圭臬时，任何持久社会秩序赖以存续的道德准则与生理根基，便都遭到了侵蚀。如此一来，美西方国家正深陷“流行病级”的孤独感、宗教认同度大幅下滑、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崩塌且普遍对未来心怀忧虑，而最具警示性的是，生育率持续走低。在自由国际秩序下，此类乱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毕竟，在这样一个一味引导个体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准则的社会里，养育子女变成了一项高成本的消费选择，其回报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子女也不再被视作人生圆满的终极体现。自由国际秩序将儿童的定位从“人生的终极归宿”重新定义为一种“奢侈品”，这一转变并未消除社会将人视作生产要素的深层经济需求。即便本土生育率暴跌，各国仍需持续涌入的“原生人力资本”，以此维持经济增长，并支撑日趋老龄化的福利体系。

近几十年来，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便是推行大规模移民政策，其背后的逻辑预设是：一名索马里移民或叙利亚战争难民，不过是同质化的原始劳动力资源。作为即插即用的劳动力单元，无论将他们安置在明尼阿波利斯、斯德哥尔摩还是科隆，只要辅以恰当的激励措施和几门语言课程，就能稳妥地将其转化为良好世俗化、依法纳税且遵守法治的美国人、瑞典人或德国人。但正如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所言，自由国际秩序世界观拒不承认一个事实：国家“绝非随意划定的地理疆域，并非无论居住者是谁，都能始终保持其固有属性”。

简而言之，新版国安战略彻底摒弃了前文所述的那种功利主义核算思维，转而旗帜鲜明地宣告：美国的最高战略要务，是其独特国家文化与国民的存续、守护与复兴。这是一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愿景，它倡导打造一个自信且在精神与文化层面均保持健康的公民群体——这类公民的工作能赋予其人生意义，而非仅仅换取薪酬；同时，家庭也被视为国家力量的核心基本单元。

该战略认为爱国主义、历史传统与文化传承不是可随意丢弃的旧物；不可以为了换取经济效率、非法移民带来的人口文化融合，乃至强制推行自由民主同质化所催生的虚幻乌托邦，牺牲掉这些核心价值。

3. 战略整合：构建美国在西半球的势力范围

重塑美国民族主义转向是新版国安战略地缘政治核心的立论基础。不妨说，要调集资源重振国家雄风，就必须直面本国存在的各类结构性短板。而若要解决这些短板，就离不开严格的优先级排序。这意味着，在如今被划为“非核心”的战略区域，美国需要下调对其承诺的优先级、为其附加约束条件，甚至直接放弃这些承诺。经由战略整合后的政策高度聚焦于西半球，将其视为美国必须牢牢掌控的核心安全区，以此确立自身不容挑战的绝对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战略收缩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它倒逼美国重塑自身经济根基，朝着相对自给自足的发展模式转型：一方面在美洲范围内优先掌控能源供给、关键矿产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为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重振本土生产能力夯实根基；另一方面则严防竞争对手染指该地区的同类战略资源。

我早在数月前便指出：“新兴的多中心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西半球作为美国霸权的核心地位，大西洋则是其天然的战略后院——这片区域是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势力范围，其主导地位不容置喙。”而新版国安战略的表述则更为直白，宣称美国政府将确立并推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

尽管一些批评者对此颇有微词，但这一战略转向实则具有其合理性。从历史来看，在大国博弈的各个阶段，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始终清晰而务实，聚焦于三大目标：保障贸易通道畅通、掌控地缘战略性咽喉要道、严防外部势力在西半球的任何区域站稳脚跟。此次新版国安战略提出的“特朗普推论”，不过是对这一外交传统的固化。

特朗普推出的各项聚焦西半球的声明与政策举措，包括试图夺取格陵兰岛、觊觎加拿大境内地产、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表露对委内瑞拉石油及南美关键矿产的兴趣等等。其背后的逻辑，实则是特朗普本能地洞悉了巩固美国西半球战略地位所需的关键举措。就连将“墨西哥湾”重新命名为“美国湾”这一行为，也意在宣示美国在这片自视为“后院”的区域所拥有的话语权与心理层面的主导权。

在未来数年里，特朗普政府将着手巩固这片势力范围，其手法对于熟悉美国对拉美政策史的人而言并不陌生。而若想系统了解这段历史，不妨研读沃尔特·拉菲伯（Walter LaFeber）的《不可避免的革命》（Inevitable Revolutions）与拉尔斯·舒尔茨（Lars Schoultz）的《美国的阴影》（Beneath the United States）。前者详细记述了美国为维护自身经济主导地位，反复对拉美事务进行干预的历史周期；后者则深入剖析了美国霸权在该地区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政府开始采取“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策略：凡与美国利益保持政治一致并予以配合的国家，都会得到奖赏。华盛顿正通过财政与外交支持，公开为阿根廷米莱政府撑腰；同时加强与圣地亚哥·培尼亚领导下的巴拉圭的关系，与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保持稳固联系，并推动将何塞·耶里领导的秘鲁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国”（美政府授予非北约成员但与其保持战略军事合作关系的盟国定位）。相反，左翼政府则面临巨大压力：委内瑞拉目前是军事干预的首要目标，古巴则可能是下一个将被重新介入的对象，而洪都拉斯也已被置于严密审视之下。

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模式，旨在逐步确保没有任何同等量级的竞争对手能在美国的后院插旗立足，并迫使所有国家在关键的安全政策（包括打击贩毒集团）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关键矿产领域）等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

美国对西半球的高度关注显然是有代价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地位正在被降级。在不情愿地承认自身资源与战略注意力存在根本性局限后，美国战略家意识到，一大批海外承诺所带来的边际安全回报，甚至经济回报，已不足以证明其合理性。因此，有限的资源必须立即调回国内，集中用于真正重要的事务。结果是，新版国安战略向全世界发出信号——其他国家也应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事实上，这意味着美国已启动对全球秩序的势力范围划分：美国坚决地对西半球提出势力主张，同时在其他地区向他国附带条件地出让主导地位。

多位分析人士已预见到这一地缘政治演变，并将其解读为成熟多极秩序的开端。史黛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在2025年4月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便将这一动态刻画为大国竞争“教条外壳”的终结——此前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默认战略，是同时聚焦于遏制并“全面超越”中俄——以及“大国共谋”时代的开启。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各大主要行为体仅在各自的“后院”维持秩序，同时避免触碰彼此的利益底线。

然而，暂且不论“共谋”一词本身带有贬义，充满负面情绪，令人联想到犯罪阴谋。这一结论还存在一个我在意大利地缘政治期刊《Limes》中指出的问题：

我们确实正在告别自由主义霸权时代，以及它所预设的普世规范与无限扩张逻辑。但我们尚未进入一个新的大国协调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空位期。在此期间，各主要大国都在专注于解决自身的特定问题。……目前尚无任何一方处于能够确立新国际秩序的稳固地位。……这场博弈最显著的表现，是势力范围的缓慢划定过程，尽管正在加速。这正是在乌克兰、中国台湾省、叙利亚、南高加索、中亚、非洲之角、萨赫勒地区等地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些冲突中的每一个，都是正在进行的更大规模地缘政治重组在当地的具体体现。

换句话说，全球三大主要力量都在应对众多内部问题，且没有任何一方已完全确立其各自势力范围的确切轮廓。确定这些势力范围的过程，正体现为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冲突，每一场冲突都是更大规模地缘政治重组的缩影。而乌克兰战争的核心，正是这个国家究竟属于美国势力范围还是俄罗斯势力范围。

其结果是，“禁止以武力改变领土现状”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已被彻底抛弃。全球范围的大国与中等国家都将进行选择性干预，在代理人战争、边境冲突和政权更迭行动中挑选赢家，而这些行动将实实在在地重塑地缘政治版图。未来几年，我们应当预期会出现边界变更，甚至有可能诞生新的国家。

这一日渐清晰的现实，要求美国的地缘战略思维必须从“两极”概念向“多极”概念重新调整。例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那本依然流行的两极论著作《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其核心观点将战略竞争视为两大玩家争夺欧亚大陆主导权的零和博弈，该书至今仍对地缘政治思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当下，这种框架必须让位于一种更混乱、更难以预测，但更符合可见现实的视角：即前《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主编、地缘政治理论家达米扬·克尔涅维奇·米什科维奇（Damjan KrnjevićMišković）在其2023年关于丝绸之路地区的分析中所勾勒的“大牌桌”（Grand Card Table）理论。

在这种视角下，地缘政治就如同一场高赌注的扑克博弈。牌桌旁坐满了各路玩家，随着牌局推进，有人入局也有人离场。在这场博弈中，虚张声势、声东击西与隐藏实力，其重要性不亚于实打实的物质力量。毕竟博弈的目的，是操纵一众竞争对手的预期，要么诱使其退缩，要么引诱其过度扩张。这是一场动态多变且呈多极化格局的牌局，除非有玩家能连续多轮拥有逆天运气，否则绝无可能出现唯一的赢家。况且，鉴于牌面、玩家与赌注都在不断重新洗牌，在某一区域回合（比如中亚）拿到的一手好牌，并不足以保证在另一区域（如印太地区）也能占据优势。

对美国而言，在这场“牌局”中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划定并牢牢掌控自身的势力范围。这一进程其实由拜登政府率先开启，尽管当时的举措尚属试探性质——拜登政府提出的“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特朗普政府已于2026年1月7日宣布退出），框架虽显粗略，但覆盖面甚广，其初衷是构建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经济、技术与安全纽带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该伙伴关系的覆盖范围包含拉美、西欧与非洲西海岸。

尽管这一伙伴关系目前仍只是一份内容相当空洞的备忘录，亟待实际资金注入与相关承诺落地，但它已然勾勒出一条初步的分界线：这是对经典门罗主义的隐性拓展，将美国的核心利益区重新界定为整个大西洋盆地。特朗普政府在执政首年推出的各项举措，似乎是在这一理念上进一步加码。由此，我们目前可以将这种全新的“南北跨大西洋框架”，定义为美国势力范围的当前呈现形态。

这恰恰是当前战略反思的影响趋于激进、引发多方不安的核心：美国将势力范围延伸至欧洲大部分区域，实则将欧洲划入自身势力范畴。在高层战略人士眼中，欧洲大陆的定位正从国际秩序中拥有战略自主的主体，降级为大国博弈的附庸。

美国新版国安战略报告足以印证这一点。报告强调，欧洲无论从战略维度还是文化根基来看，对美国而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跨大西洋贸易依旧是支撑全球经济运转与美国自身繁荣的关键支柱。从制造业、科技到能源领域，欧洲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片大陆更汇聚着前沿科研资源与世界顶尖文化机构，美国断无理由放弃欧洲这一关键盟友。

在阐明上述立场后，报告随即对欧盟主导下欧洲的当前发展路径提出严厉的公开批评，抨击欧洲正因有害的移民政策、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及过度管制，陷入一场“文明消解”的危机。报告指出，若此类趋势持续，从长远来看，最迟数十年内，部分北约成员国的人口结构就很可能转变为非欧洲裔占多数。届时，这些国家是否仍会秉持签署《北大西洋公约》时的初衷立场，如何界定自身国际定位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都将成为悬而未决的疑问。针对这一局面，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在欧洲各国境内培育能够抵制当前发展路径的力量。

欧洲之于美国意义重大。双方既有文化与文明层面的深厚渊源，更有物质与安全领域的实际连接。正因如此，美国才必须将欧洲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绝不能坐视欧洲落入其他力量之手。基于这一判断，美政府认为，其采取一切必要举措以“稳住”欧洲的做法，完全具备正当性。这或许正是这份文件最讽刺的地方：它挪用了前自由主义范式的核心预设，却反将其化为利器，猛烈反噬这一范式的缔造者。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世界观，以道德正当的多元主义为外衣，实则奉行的却是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认为，任何国家无论以何等和平、何等恪守主权原则的方式拒绝采纳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模式，都会对西方世界构成关乎存亡的根本性威胁，因此必须通过制裁、颠覆乃至武力手段予以矫正。譬如拜登政府所鼓吹的“民主与专制对立”论调，这一论调将一众非自由主义政权草率地划入同一阵营，仅仅因为这些政权拒绝认同西方所谓的唯一正道，却对“专制”绝非一种统一、连贯的意识形态这一关键事实刻意无视。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所言：“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

反观特朗普政府新发布的国安战略，它正对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拥护者们直言：“你们说得没错——‘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而如今，这份不公的矛头，恰恰指向你们自己。”报告借用了这套毫不妥协的零和逻辑，反手将其对准了这套逻辑的缔造者——自由主义阵营。报告称，欧洲乃至其他地区正在上演的文明自我消解，本质上是对当地民众及其表面上的民主政治体系施加的残酷不公。自由国际秩序所奉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对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威胁，必须予以抵制和根除。

这一论断的颠覆性不言而喻：一份美国官方战略文件，竟公然宣称本国精英阶层及西方多数盟国政府所奉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已成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必须对其加以遏制、逐步瓦解乃至最终根除。这堪称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长电报”的逆向版本——曾经用于打击海外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如今被调转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全球派精英群体。之所以采取这一转向，核心原因在于美国认定唯有如此才能将欧洲牢牢掌控在自身势力范围内，同时阻止地缘政治对手染指欧洲的工业基础、市场资源以及专业人才。

在这一战略转向之后，欧洲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将获得美国政府实实在在的物资、外交与文化支持。这其中既包括已然执政的保守派民族主义政府（如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意大利梅洛尼领导的兄弟党政府等），也涵盖那些立志在欧洲大陆掌权的政党与政治人物，尤其是在法德两国，毕竟这两个国家仍是欧盟的核心支柱。这也意味着，多名欧盟官员，同样会被美国政府列为针对目标。

这场交锋的序幕已然拉开。美国政府已对包括前欧盟委员会委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在内的五名欧洲人士实施签证禁令。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直言，此举是因为这些人施压科技企业，审查打压那些他们持反对立场的美国观点。欧盟出台的《数字服务法案》《数字市场法案》等法规，对美国社交媒体企业造成了切实影响，围绕这一棘手议题的博弈，如今已升级为美欧这场全新文化战的前沿阵地。

展望未来，美国政府将把各类民族主义政党，视作对抗自由国际秩序残余势力及其意识形态根基的战略资产。通过资助“颜色革命”输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借由资助“颜色解放运动”瓦解这一秩序的全新阶段。

从目前来看，我所探讨的种种内容，均围绕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事务展开。那么，对于势力范围之外的广阔天地，美国又将作何布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思路似乎已清晰可见：将外围地区的格局塑造成稳定可控的形态，防止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将任何地区打造成稳固的反美平台。

在印太地区，美方的策略是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奥库斯（AUKUS，由美英日澳组成的军事联盟）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此牵制中国，同时避免过度消耗有限的军事资源。在中东地区，美国将借力三大抓手，将地区稳定外包给当地行为体：一是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构建的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二是《亚伯拉罕协议》，三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这条走廊正逐步演变为“走廊集群”，我将其称之为“新黄金之路”。在横贯中亚至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之路”沿线，美国则计划整合“特朗普国际和平繁荣之路”（TRIPP）、中间走廊，以及扩容后的“中亚五国+美国”机制（随着阿塞拜疆的加入，该机制现已升级为“中亚六国+美国”），力求在不触发直接对抗的前提下，分化俄中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受此影响，美国现有的各类承诺将迎来大幅调整，军事领域的承诺尤其如此。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及强化第一岛链时，明确敦促日本、韩国等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大责任。

无独有偶，报告还提及了“海牙承诺”。这项承诺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投入国防建设，且已获得各盟国的认可，如今它们必须履行这一承诺。对于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焦点——中东地区，其政策也在重新评估之列。报告称，鉴于伊朗“抵抗之弧”的部分瓦解、土耳其与海湾国家颇有成效的发展建设，以及美国地区伙伴已展现出打击激进主义的决心，中东地区的问题并不像媒体头条渲染的那般棘手。

简单来说，美国的盟伴国家如今必须承担起其所在地区的首要责任，并推动落实配套的预算调整与政策变革，确保这一目标落地。未来数年，无论是上述这些林林总总的地区秩序重构举措，还是其他未提及的相关布局，都将通过全套治国方略逐步敲定并推进：其中既包括代理人战争与停火协议的操弄、秘密渠道外交的斡旋、特定领域经济协定的签署（涵盖能源、稀土、半导体等领域），也包含经济激励与制裁手段的运用，以及必要时的武力威慑。这就引出了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的最后一项重大转变：经济治国方略，正日益成为美国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核心工具。

4. 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治国方略的新主导地位

在报告列出的美国战略优先事项中，近乎半数都涉及经济安全，包括贸易平衡、关键矿产稳定获取、供应链自主可控、产业重构升级、国防工业基础振兴、能源主导地位巩固，以及金融优势的维护。换言之，这份报告正式承认：美国的国力根基在于自身的生产能力，而向海外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其首要目的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目标——保障本土工厂持续运转，确保供应链不落入敌对势力之手。

我曾预判到美国此番战略转向，美国累积的债务重压、国内产业空心化困局，再加上与战略竞争对手的博弈，已让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难以为继。这意味着，美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借“安全”之名，主动转向国家主导的经济民族主义。毕竟，如今的国家安全，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否仍有能力生产维系自身存续所需的各类物资。

四十年多来，新自由主义一直向西方精英阶层灌输一种观念：繁荣可以靠长期举债维系，制造业外迁也不会引发任何后果。这些精英同样被说服，认为只要若干核心基本面保持稳定，比如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美联储持续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等等，那么政府、企业乃至家庭债务，在理论上都可以无限膨胀。

然而，如今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正朝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43%的方向攀升，且还在持续走高，有“濒临破产”之态；企业靠举债回购股票；家庭依赖循环信贷度日；工业基础已然分崩离析，相关产能尽数转移至海外。由此产生的战略短板，如今尽数集中到了某一个竞争对手（暗指中国）手中，而这一对手，从一开始就未曾轻信过新自由主义的那套说辞。

如今，这个竞争对手造舰的速度，比美国兴建造船厂的速度还要快。它掌控着所有发达经济体都不可或缺的矿产加工产能。而最让国内主战派坐立难安的是，其列装的武器装备与祭出的战略战术，已令美国的一众传统武器平台黯然失色。拜登政府一名国家安全高级官员，曾看过一份关于中美开战推演的评估报告，他直言：“我们藏在袖子里的每一招，中国人都备下了层层应对预案。”

这意味着，美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生产力增长停滞、金融化与投机行为泛滥而实体产业备受挤压、劳动力参与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便一蹶不振、无数家庭深陷债务泥潭等——决定了它根本无力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高强度军事冲突。毕竟，这样的冲突需要强大的工业动员能力作为后盾，而美国不具备这一条件。正如一位知名评论员所言：“制造业已是当下的战场。”

雪上加霜的是，形势或将进一步恶化。21世纪头十年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如今，中国的制造业实力与贸易顺差规模已然十分庞大。高盛集团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将美欧日的经济下滑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增速。

美西方国家最糟糕但完全可能发生的局面，是出现“经济内耗式衰退”，即维持现有复杂基础设施与各类系统的成本，超过了经济体可动用的资源总量。具体而言，对于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而言，其福利体系本就耗资高昂、不堪重负，加之欺诈行为频发、非生产性移民涌入、退休群体持续扩大等因素，维系成本还在不断攀升；可与此同时，支撑这类体系运转的生产基础却在不断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真的还能撑得住吗？常识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事态发展注定会有一方做出让步。

西方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眼下只剩一条路可走：转向内向型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重建自身的物质实力根基。这是一套系统性的经济与金融改革方案，同时辅以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具体包括贸易保护、反垄断执法、对战略产业提供补贴，以及通过多种隐蔽手段，有意识地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生产。对美国而言，还有一项独特举措，那就是调整现有盟伴关系与外交安排，将其转化为一种“资源汲取机制”，让那些希望持续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保护的盟友，向美国输送资本与技术。

尽管这项计划的推进速度缓慢且缺乏章法，但它其实已经落地实施。目前已出现些许向好的迹象。例如，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正迫使外国企业为保住美国市场份额而承担额外成本。

在国防领域，有传言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出台一项行政令，限制那些存在项目超支、逾期问题的国防承包商开展股票回购、分红以及发放高管薪酬。美国国防部也在推动对其采购流程进行全面改革，旨在简化官僚程序，提升产能、增强作战能力等。

这股变革浪潮同样延伸至供应链安全与关键矿产领域。美国政府正通过能源部以及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采取行动，整合资源组建起一个架构日趋清晰、实质上可被称为“关键矿产主权财富基金”的平台。相关举措包括对MP Materials公司（美国唯一规模化稀土生产商）、Trilogy Metals公司、Lithium Americas公司、Korea Zinc公司等企业进行投资，这些企业覆盖了多种关键矿产，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外交领域，尤其是经贸外交层面，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向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凸显出这场变革背后愈发浓厚的强权色彩。究其本质，美国既是西方体系的核心，也是该体系中最大的债务国；它一方面要充当全球安全的保障者，另一方面又亟需重建本国工业产能，才能维系这一角色。凭借这一特殊地位，美国得以拉拢其他国家助力自身复兴——以开放市场和安全保障为筹码，将盟友的资本转化为一种类似宗主国贡赋的资金来源。

美国新版国安战略报告已将上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向正式制度化，把地缘经济目标提升为美国治国方略的核心要务。究其原因，旧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因自身的内在矛盾难以为继，使得美国在面对一个奉行截然不同博弈规则的竞争对手时，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

这一转型进程注定步履缓慢且阻力重重，而且随着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还可能引发通胀问题。这会引发货币政策层面的博弈，甚至可能终结美联储的独立性，同时还会催生各类政策举措，将资源转向本土的工厂重建项目。不过归根结底，这正是帝国式美国在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之上，重新调整自身力量格局的体现。在美国看来，纯粹的经济生产能力才是美国国力的核心所在，其他一切优势皆由此衍生。

5. 逆转落日之颓势

世间存在一种与自毁截然相反的执念：当一个生命被一股近乎偏执的狂热欲望裹挟，它会不顾一切地存活下去。

美国纵有万般过错，却恰恰被这种执念所支配。它诞生于烽火硝烟的抗争之中，先是对抗一片蛮荒的土地，后是反抗殖民国的压迫，却始终以不屈的抗争定义自身。从曾在饥寒与风雨中艰难求生的殖民者，到宁肯覆灭也绝不俯首的革命者；从冲破重重险阻向西开拓的拓荒者，到改写自然法则的发明家，这个国家的整部历史，就是一曲生命战胜沉沦的不息呐喊。它近乎信奉教义般地笃信：生存即是胜利。

正因如此，当美国不得不直面自身走向衰落的现实时，它不甘光芒就此黯淡，奋起抗争，冲破自身的重重矛盾，重塑古老的神话，只为证明自己仍有存续的理由。它宁可浴火重生，也不愿归于沉寂。纵使身处衰败之际，也坚信涅槃重生的可能；纵使行至穷途末路，也执拗地认定前方必有新的疆界。这是一个一心要挽落日于西沉的国度，只为再多续写一日的辉煌。

正是这种不屈的精神，这份独属于美国的抗争锐气，贯穿了新版国安战略报告的字里行间。当直面自身的相对衰落，褪去昔日的霸权执念时，报告以冷峻的文字勾勒出一个身陷困局却绝不低头的国家形象。驱动它前行的，仍是那份一脉相承的原始本能：为了存续，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它坦然直面自身的蜕变，如今的美国，已是一个不再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而辩解的帝国。

未来数年，部分态势或将陷入困局，尤其是在这份国安战略报告落地执行的情况下。关税壁垒高筑、通胀高企难抑、债务博弈加剧、技术领域震荡频发、文化层面反噬显现、移民管控持续收紧、遣返举措层层加码、缉毒行动不断升级、代理人干预接连上演、对外政权施压愈演愈烈、军费分摊分歧持续升温…… 诸如此类的乱象，都将接踵而至。而在这一切表象之下，随着势力范围逐步固化为既定现实，昔日那层基于规则的虚伪外衣，也将日渐剥落瓦解。

而这，正是拒绝沉沦的必然代价。本届政府治下的美国，决意凝聚国力而非坐视衰败，孤注一掷地笃信：一个国家只要敢于直言不讳地宣示自身核心利益，并且能抛开说教、毫不手软地捍卫这些利益，便依然能从衰亡的冰冷魔爪中，夺回属于自己的未来。

（文章译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文章：Donald Trump’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ignals the Start of Imperial America。文章有删减，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作者：卡洛斯·罗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的华盛顿研究员，多瑙河研究所访问学者，曾任《国家利益》杂志执行主编），译写：肖思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