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地理重构：从江右商的买办化谈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作者：经观观察家，原文标题：《近代中国经济地理重构——从江右商的买办化谈起》

江右商，曾是中国内部市场流通的“血管和神经”，然而，厘卡林立，却使之成了“破碎的精英”，其瓦解，是民间社会精英阶层的一次被迫的规模化的“资产阶级化”尝试

不尽厘金滚滚来

战于长江流域，一如治水，妙在疏堵之间。不但水战之妙在疏与堵，且财与兵的运筹，亦以疏堵致财守财。

谈用兵，曾国藩略逊于石达开。论理财，则远胜之，其以厘金开辟财源，亦妙如杜甫诗云“不尽长江滚滚来”。

厘金，首创于1853年，时为刑部侍郎的雷以??为对抗太平军，在扬州仙女庙始设厘卡，对米行“百钱抽一”。以此，催生了战时税制，曾国藩将厘金推广至湘、鄂、赣、皖等湘军控制区，建立“厘金-湘军”共生体系。

湘军与厘金，乃中国近代军事财政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支体制外的军队，通过创新性税制重构，颠覆了清廷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催生出“以厘养兵、以兵护厘”的军厘复合体。

厘金作为商品税，按征收主体划分，当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府厘金，另一类是湘军厘金，大头在湘军。

官府厘金，由地方官府征收，其税率名义为1%，实征5%-10%。其税源为米、布等大宗商品。其用途，用于地方财政；而湘军厘金，军队绕过官府征税，由湘军粮台直接掌控，税率增高至20%，如江西茶叶。税源扩大至日用百货，税网恢恢，专供湘军兵饷军需，占比超70%，开创“以商养兵”新模式。

然其初心，据曾国藩奏称，乃“取商贾之毫厘，解国家之倒悬”，由是，咸丰帝谕曾国藩“准设厘卡济军”。以此，曾国藩委派湘籍士绅掌税——办厘卡。厘卡之于湘军，月输白银30万两，曾国藩以厘扩军，至12万人，其于清廷，已然财政独立。

湘军治厘，设“三重厘卡网”。第一重，于商品产区，设“产地厘卡”，抽1%；第二重，于商品流通，设“途中厘卡”，抽2%；第三重，于商品销售，设“销售地厘卡”，抽1.5%。

以此形成兵厘共生机制，使厘卡征收与军事控制为一体，表现为厘卡即兵站的空间形式，卡随军移，湘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设卡。1858年，克九江，设沿江厘卡12处；1861年，占安庆，新增皖南厘卡23处。还以武装护卡，每卡驻勇丁30-100人，既收税又防太平军袭扰，如湖南东征局，拥兵2000护卡。

还有军商利益捆绑，采取商人承包，由大商贾承包区域厘金征收权，向湘军缴纳定额后，超额部分归己，形成“军-商分利”结构，并放任将领涉商，投资盐运年获利数十万两。

厘金影响之于商帮，与之畸形共生，对江右商影响最大。商帮所处地域不同，受厘金的盘剥率也不一样，如徽商23%，江右商为35%，晋商为18﹪，故其生存策略，各自因地制宜，如徽商转投盐业，因淮盐厘轻，江右商借洋行“免厘旗”避税，加速买办化，以此导致江南经济地理重构，表现为商路扭曲，不但赣江商道萎缩，而且长江水道厘卡林立，上海租界成为避税天堂。

一项旨在为王朝续命的财政工具——厘金，反而通过扭曲商业生态，加速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和半殖民地化进程。数据上的盘剥率差异，引发连锁反应。厘金的非对称盘剥，导致商帮因地制宜畸形求生，直至经济地理重构。

其差异，取决于地缘政治以及商业结构等因素。

晋商背靠权力，其核心业务是票号和北方边境贸易。他们与清廷关系密切，承担了部分国库职能，具有权力寻租的优势，厘金在南方兴起，因其远离重灾区，而受影响较小。

徽商历来“贾而好儒”，与官僚体系结合紧密，面对厘金，利用其政治资源，向受保护程度更高的盐业转移，因淮盐等官盐领域的厘金相对固定且可控，实质上是一种特许经营下的“合法”剥削，但比流通过程中无数关卡的不确定盘剥要好。

而江右商则濒临“沉默大多数”的绝境，其核心通道，是贯穿江西的赣江-大庾岭商路，这是传统上连接长江与珠江、华北与岭南的黄金水道，故成为“厘卡林立”的重灾区。他们缺乏晋徽商人的高层政治庇护，成为厘金制度最理想的剥削对象，35%的盘剥率，足以吞噬其大部分商业利润，将他们逼入绝境。

在绝境中，商帮的求生本能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宏观后果——“经济地理重构”，重塑了江南经济地理版图。

江右商，既没有晋商那样的地理位置——居山西而非江西，故战火未及；也没有晋商那样的主业模式——以票号非以制造，以信用非以商品，故设厘卡无益；更不像徽商那样，能于“厘卡林立”中，以“淮盐厘轻”的路径依赖而自救；故其向死而生，绝境转型，采取最激进的方式——到上海去，挂“免厘旗”。谁能想到，最早买办化的商帮，既非沿海江浙，亦非通洋闽粤，而是以赣江流域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江右商——江西商人。

此一洞察，堪称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商业史和买办阶层的传统认知，它不仅陈述了历史事实，更指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由内陆催生的中国近代化悖论。

挂免厘旗——到上海去

江右商濒临“绝境”，表现为“三个维度”：

地理位置的“诅咒”：承平时的黄金水道，但在乱世却成了“税收拦劫”的最佳场所，无处可逃；主业模式的“脆弱”：晋商的核心资产是汇票和银票，以其高流动性、隐蔽性和权力依附性，轻易地绕过实物厘卡，而江右商主要经营景德镇瓷器、茶叶、木材、夏布等大宗商品，体积大、价值显眼，在运输途中就是一个个移动的“活靶子”，成为厘金官吏最理想的盘剥对象；路径依赖的“断绝”：徽商可以退回盐业领域，依靠“淮盐厘轻”的官方特许权，苟延残喘，而江右商的核心商品并无此类国家级的垄断保护伞，其贸易，本质上是完全市场化的，故其面对军政掠夺时，毫无还手之力。

但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开出“一线天”——上海，将“柳暗花明”的前途，指向那些绝望者：到上海去，挂“免厘旗”。当所有生路皆被堵死，通往洋行，就成了唯一的光。

“免厘旗”是唯一的求生符，子口税，为陷入绝境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制度漏洞。挂上洋旗，缴纳2.5%的子口税，就能摆脱35%甚至更高的厘金盘剥；上海是唯一的诺亚方舟，租界的治外法权，使其成为清王朝厘金触角无法伸入的“法外之地”，所有的避税需求、安全需求和新的商业机会，都指向了上海。

谁是“最早买办化”的商帮？传统叙事通常认为，买办阶层自然诞生于最早开埠的广州和后来的上海、宁波等沿海口岸，而实际的情形，则是深度而具规模且系统性的买办化，恰恰是受内部制度性压迫最深的内陆商帮，这意味着，中国近代经济结构的颠覆性变革，并非仅仅来自外部海洋文明的冲击，更来自内部制度的压迫与驱离，是清王朝用自己的财政工具——厘金，亲手将其经济支柱——内陆商帮，一个个推向外部力量——洋行。

江右商的激进转型，是一场悲壮的“制度性逃亡”。它告诉我们，买办化还有另一副面孔，不仅是“趋利”的主动选择，还是“避害”的被迫转型。它不仅是沿海的“糖衣炮弹”，更是内陆的“救命稻草”；经济地理的重构是残酷的，从赣江到黄浦江，不仅仅是商路的转移，更是经济主导权的转移，从传统士绅-商人共同体主导的内陆经济，转向了殖民权力与商业资本结合的沿海经济，江西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江右商的故事，是商人在“国家的失败”中，何以求生的史诗，本非近代化先锋，却被旧制度驱逐而成了先驱。

江右商的买办化与商路转移，这一行为导致双重效应：对商人自身，从独立商人沦为洋行的买办或代理人，加速了其买办化；对于经济地理，商品流不再必然经由传统的赣江商道，而是直接向通商口岸汇集，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最方便地找到洋行，获得“免厘旗”。这便直接导致了“赣江商道萎缩”。

上海成为“避税天堂”，租界享有殖民特权，是洋行的大本营，自然成为最大的“免厘”飞地。不仅外国商品，连中国本土商品也要想方设法流入上海，挂上洋名，再行销内地，这使得上海从一个普通港口，速升为国际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其繁荣，相当程度地建立在厘金制度对内地经济大抽血的基础之上。

清政府视长江为厘金税收的命脉，设卡无数，致使长江水道这条经济大动脉因厘卡林立而“梗塞”而扭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晚清经济崩溃的微观动力图：厘金制度（内因）→非对称盘剥（现象）→商帮策略异化（应对）→传统商路萎缩+通商口岸畸形繁荣（结果）→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加深（影响）

江右商帮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商帮的衰落，更是整个中国的经济脉络被强行扭转和肢解的缩影。经济地理，从来不只是山川河流，更是制度、权力和资本共同书写的舆地。

江西遍布厘卡，其密度为全国之冠，五里一卡，十里一局，瓦解了传统商路。赣江-大庾岭商道，为南北贸易主干道，成为厘卡重灾区，赣江流域设卡超80处，其卡点占全国总量近10%。最高时，全国有3000余卡，1860-1864年间，江西仅厘金一项，就为湘军提供3850万两白银，占同期湘军军费的一半。

厘卡过度存在，使江西商品失去原有的价格优势，如铅山纸张因税负过重，售价较浙江同类产品高出15%，与此同时，徽商、晋商凭借更低的税负，不断蚕食江右商的传统市场。

至清末，江右商全面溃败，景德镇瓷器出口量，不足此前1/3，河口纸张作坊倒闭率超过70%，樟树药材市场也被陕西商人瓜分，从此，一个“称雄中华工商业900年”的商帮衰落。

曾国藩的“阳儒阴法”

关于江西厘卡，核心在于曾国藩如何将临时税收变为系统性财政工具。1855年，他在南昌设首座省际厘卡，表面是“奉旨抽厘”，实为绕过江西巡抚的创举，其“越境抽税”，引发沈葆桢的激烈反对。江右商的反应则具戏剧性，樟树药商1862年集体罢市抵制高厘金，三个月后，却主动捐银十万两换取免税特权，宜春麻布商人，则伪造“粤商”身份，利用湘军对洋货的税率优惠。

比江右商更富于戏剧性的是曾国藩，他在公文中，称江右商“急公好义”，私信里却骂他们“奸猾甚于粤匪”。

这是不是如老子所言“智慧出，有大伪”呢？理学呢？心学呢？在经济学面前，都让步了。

这一问，把我们一下子就拉到了充满人性与政治算计的历史现场，如同一台戏剧，上演晚清政商之间的博弈。没有“让步”一说，有的只是“法家式的理性”对“儒家道德”的碾压，是生存逻辑下，一套全新的“国家行为经济学”的赤裸裸的诞生。

于此剧中，曾国藩演出其“两面”，戴着理学名臣面具，掩盖其法家酷吏灵魂，以“公”为修辞——“急公好义”，成其话语外壳，将其近乎勒索的筹饷行为，化为忠君爱国的表演。然其“私”语——“奸猾甚于粤匪”，则流露法家式的冷酷判断。作为前线统帅，他面临最现实的财政压力：如何养活军队？在他看来，商人的抗争（罢市）和算计（寻租、造假），与太平军一样，都是阻碍他达成平定天下目标的“麻烦”。他对商人“奸猾”的痛骂，反映的不是道德愤怒，而是对“控制变量”失去绝对掌控的恼怒。

理学，是曾国藩的“旗”，而法术——创建厘金系统，则是他的“枪”。在“平乱”的枪杆子面前，一切道德教条和财政规范，都必须向原始而残酷的“战时财政经济学”让步。

于是，江右商“智慧出”，其应对策略罢市、寻租、造假等，对老子的“有大伪”一说做了个实然的注脚。

樟树药商，从“集体行动”的“真”——罢市，这是传统商帮基于地域和行业认同的集体抗争，是试图用市场力量对抗行政权力的“真”反抗，到被迫转向“寻租合作”的“伪”。三个月的罢市失败，证明了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经济抗争徒劳。

于是，最理性的选择，不再是对抗，而是主动介入并利用这个腐败系统。“捐银”十万两，本质是向权力缴纳一笔巨额的“保护费”，以购买局部垄断权。这标志着独立的商业团体，蜕变为依附于厘金制度的寻租分利集团。这是制度化的“伪”。而宜春麻布商，则以其制度套利的“智慧出”，利用湘军对洋货的税率优惠，改以“粤商”身份，而“有大伪”。

这都表明，商人们已经看透了厘金政策和厘卡系统的漏洞——这个系统，不是基于公平法治，而是基于身份特权。于是，他们的“智慧”不再用于改进生产或开拓市场，而是全力用于身份造假和制度套利，这也是制度逼出的。

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厘卡本身就是一个“大伪”系统，曾国藩名义上“奉旨抽厘”，作为临时军费，实则以“越境抽税”，兼并江西财政，他宣称救国，却不惜摧毁民间商业。

因此，理学“失效”了，在“如何迅速搞到钱打仗”这个具体的问题上，它提供不了任何具有可行性的制度安排及其操作方案，其作用，仅限于事后以话术包装，如“急公好义”。

心学“致良知”，“人心”不同，则“良知”有异，如曾国藩的“良知”是为国平乱，其术可权，行之以铁血手段。而商人的“良知”，是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可以灵活手段应变。而其结果，就是“人人皆可致良知“，同时，“人人皆可行大伪”，心学反而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辩护依据。

无论是理学追求“天理”，还是心学追求“本心”，在面对“如何养活一支军队”这样具体、残酷的财政问题时，都无法提供现成的且不违背其核心道德的解决方案。当“存天理”需要靠“病商厉民”的厘金来实现，当“致良知”在面对军饷短缺时，它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便在现实的铁壁前撞得粉碎，其理论架构，已无法挽救颓清的那种结构性、系统性的崩溃危机。

不是务虚的道德哲学在务实的经济学面前让步，而是一整套旧的基于道德伦理的政治哲学——“儒表法里”，在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以其自身的左右互搏术，把自己打垮了。

理学与心学的退场，标志着传统中国价值体系在现实危机下的无奈与无力，而中国商人阶层及其国民导向，正是在制度性的损耗与扭曲中，走向那条通往奴役而又追求自由之路。

江右商的悲剧，表现出“由内陆催生的中国近代化悖论”，以及由此悖论引导出的“最早买办化商帮”的史论。

该史论，指向内部制度性失败，为近代化首要动力，表明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关键特征，其最初、最强烈的动力，非单纯来自外部的冲击-反应，更源于其制度内生的压迫-反应，但非以“挤压模型”取代冲击-反应，并以此消解西方冲击的主导性，而是展现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内部挤压-外部逃逸”的复合式模型。

晚清厘卡，如一巨大财政压力锅，扣压在中国商人头上，这时，通商口岸和“免厘旗”，就充当了锅盖上的“安全阀”，当内部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就转化为买办从阀门逃逸。

“制度竞争”失败，导致商人用脚投票，择其生衍的制度环境，此与其曰“卖国”，不如说是对劣治环境的理性逃亡，以此来看上海租界，便崛起于对失败的劣治制度的汲取上。

江右商作为“被动先行者”，其“最早买办化”，改变了近代化以地理先后为序的“沿海优先”的线性史观，转而以“趋利避害”的动机以及对制度安排的逃离作为转型的标准。

沿海买办，多是与国际贸易伴生的“中介”，他们的买办化，是外向的拓展性和互利性的。而江右商的买办化，则是内向的断裂性和逃难性的，他们不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依附洋行，而是为了不被厘金制度扼杀而“托庇”于此。这种源于绝望的依附，其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上的异化程度，可能更为深重。

江右商，曾是中国内部市场流通的“血管和神经”，然而，厘卡林立，却使之成了“破碎的精英”，其瓦解，是民间社会精英阶层的一次被迫的规模化的“资产阶级化”尝试。

然其“资产阶级化”被束缚于殖民秩序，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成了“破碎的精英”，未能顺利转化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成了旧制度解体过程中的牺牲品和中间物。

不但社会阶层重构，还有经济地理重构，尚未准备好的内陆商人——江右商，被专制权力猛然一击，扑通一声跌倒“下海”了——从“江河时代”往“海洋时代”惊险一跃，使中国核心区从“内陆江河导向”向着“沿海海洋导向”逆转。

大庾岭-赣江商道，曾是明清时期中国内部经济体系的“任督二脉”，连接长江水系与珠三角，它的萎缩，象征着以朝贡体系和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大陆帝国”经济逻辑的终结。

而上海的爆发式增长，形成“飞地”经济，却不仅仅是洋务全球化的胜利，也是中国主权破碎化的体现。作为一个“飞地”，其繁荣与广袤内陆的凋敝相伴生，这种“核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厘金制度，打断了中国内陆省份基于水运的“路径依赖”——断了财路，致使商人“怀金四顾心茫然”，上海抓住这一机遇，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路径。

这一破一立，决定了此后百余年国运的走向。

因此，江右商的买办化，不止是一段商业兴衰史，它还是一则关于国家如何以其劣治而“自我解构”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制度质量决定文明韧性，历史的代价支付极不均衡。

江西等内陆省份的衰落，是为整个国家的艰难转型所支付的沉重代价之一，其代价的伤痕，至今依稀可辨。

将近代化的视角，从沿海拉回内陆，从对“买办”的道德批判，拉回到其产生的制度语境，可以开拓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复杂性的理解，给予我们又一次激烈的“思想的碰撞”。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