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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规划研究组
2025年11月,联合国发布了一项全面研究,
报告显示,目前生活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已高达81%。
这一数字带来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它宣告了以农业定居文明为特征的“乡土时代”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正式终结。
要知道,在此之前,无论是教科书、政府公报还是主流学术共识,都告诉我们世界的城市化率刚刚越过半数,约在55%至57%之间徘徊。即使是在此之前最权威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版)也告诉我们,直到2050年,我们才勉强能达到68%的城市化率。

2018年各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程度
然而,去年年底公布的这个新数据告诉我们:
那个我们预想中“正在到来”的城市世纪,
其实早已在不知不觉间降临。
我们是如何
误读世界的
为了理解这惊人的81%从何而来,
我们要理解长期以来困扰城市化研究的“巴别塔”难题。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际社会统计城市人口的方法存在着根源性的缺陷——直接汇总各国上报的数据。
但问题在于:
各国对“城市(Urban)”的定义千差万别,甚至南辕北辙。
比如在丹麦,一个仅有200人的聚居点就可以被合法地定义为“城市”;而在日本,即便一个地方聚集了数万人,如果未达到5万人的行政门槛,它依然可能被统计为“乡村”;中国则涉及复杂的行政区划与居委会设置。
这种定义上的南辕北辙,使得全球数据就像是将苹果、橘子和石头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称重,根本无法反映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人口专家萨拉·赫托格(Sara Hertog)及其团队引入了新的方法论。
他们不再纠结于各国复杂的行政区划,而是将用了一个更为客观的尺度——卫星遥感数据与网格化的人口密度。这项名为“城市化程度”(Degree of Urbanisation)的新范式,将地球表面划分为统一的网格,依据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和聚居规模进行硬性切割。
每个像素覆盖1平方千米,浅色像素的人口数量较多,而深色像素的人口数量较少,没有任何像素的区域根本没有任何人。
在这一把统一的标尺下,世界的城市化率的真相浮出水面:
目前有45%的人类生活在严格意义上的高密度城市中,另有36%的人生活在密度适中的城镇与半密集区,仅有19%的人真正生活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
那多出来的25%,
正是长期以来被许多国家的统计系统所忽视的中间地带——
他们生活在那些被称为县城、集镇或是城乡结合部的地方,拥有城市的生活方式与人口密度,却长期在统计报表中背负着“农村”的身份。
被遗忘的36%
城镇的崛起与尴尬
这篇报告最深刻的启示在于,
它将聚光灯打向了那36%生活在“城镇”中的人群。
这三十多亿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夹缝之中,
从生活形态上看,他们早已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依赖商业、服务业或工业维生,居住密度也远超乡村标准;
但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层面看,他们往往又是被遗忘的角落。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袤腹地,数以亿计的城镇居民过着高碳排、高密度的准城市生活,却往往缺乏与之匹配的公共交通、污水处理系统和现代医疗资源。
这种“身份与待遇的错位”揭示了全球治理的一个巨大盲区。
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的目光要么聚焦于光鲜亮丽的国际大都市,要么投向极度贫困的偏远农村,而这些作为人口主要承载体的中小型城镇,却成为了政策的真空地带。
如果未来我们无法解决这36%人口的基础设施升级问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包容与安全的人类住区”的愿景,将注定是一纸空文。

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动力机制
乡村的黄昏
报告给出的另一个预测是关于时间的。
报告指出,全球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将在2040年代达到历史峰值,
随后开始不可逆转的下滑。
注意,是“绝对数量”下降,不仅仅是比例。
这意味着,自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乡村地区的繁衍扩张将首次画上句号,未来的几十年里,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因高出生率仍能维持农村人口增长外,东亚、欧洲、美洲的乡村将面临普遍的“绝对衰退”。
特别是对于东亚地区而言,这种变化主要由内部迁移驱动。
人们为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丰富的就业机会以及更紧密的社交网络,像潮水一般从分散的村落涌向高密度的城市中心。
这种趋势预示着,未来的乡村治理将不再是关于“增长”,
而是关于如何体面地“收缩”,以及如何在人口退潮后通过“再野化”来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

城市物种
当我们承认人类已经是一个“81%的城市物种”时,
所有的全球性议题都需要重新置于城市的框架下进行审视。
比如气候问题。
一方面,城市的高密度聚集是效率的代名词,它使得公共交通、集中供暖和资源循环利用成为可能,理论上是低碳生活的最佳载体。
但另一方面,如果这81%的人口生活在缺乏规划、无序蔓延的低质量城镇中,依赖私家车出行,那么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气候战争的决胜点,在于我们选择何种形态的城市化——
是紧凑集约的智慧生长,还是粗放低效的摊大饼。

灾害分区与人口增长叠加分析
同样的悖论也存在于人类健康领域。
城市赋予了居民更高效的急救响应和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平均寿命。然而,高密度生活带来的空气污染、热岛效应以及快节奏生活引发的心理焦虑,正在成为新的健康杀手。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者特别指出,
城市规划中的绿色空间缺失与居民的抑郁风险呈现出强相关性。
未来的公共卫生防御线,必须从医院的病房前移至城市的街道设计之中。当绝大多数人类都暴露在病毒快速传播的路径和极端高温的热浪之下时,建设具有气候适应性和生态韧性的城市,就是关乎种群生存的安全底线。

结语
拥抱“城市纪”
81%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空间形态转型已经完成。
我们不再是那个依附于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物种,而已经进化为一种依附于复杂网络、聚集于高能耗节点、进行高频社会交互的“城市物种”。
在这个全新的坐标系中,我们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遏制城市的生长,而是学会如何在这个拥挤的星球上,通过技术与智慧,构建一种更公平、更绿色、更具韧性的共存方式。
既然回不去了,
除了将城市建设得更美好,
我们已无处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