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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23 13:15

大跌到豆瓣8.2,差点就能封它为开年神剧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编辑:铁柱、林蓝,作者:思故渊


不久前,美剧《同乐者》完结并续订第二季。


很多美剧迷都对《同乐者》充满期待,因为它出自文斯·吉利根之手,那个打造出《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的男人。


《同乐者》设计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末世,一种病毒感染人类,感染者会成为一个意识共同体,ta们爱世间万物,只有积极情绪,没有消极。自我被取消,零星的几个免疫者在“天下大同”的局面里各有选择。


不得不承认,这个高概念相当有意思,它巧妙转译了自我、道德等哲学议题。但该剧还是从最早的豆瓣开分9.1,慢慢跌到8.2分。不少人觉得前摇太长,叙事跟不上概念,以及女主角卡罗尔太烦人。


吉利根是故意的吗?《同乐者》之后还能怎么发展?不管如何,还是期待美剧真神吉利根,能做出如此反套路的剧的人,真不多。


01.


文斯·吉利根其人


《同乐者》的主创文斯·吉利根之前的作品是美剧史上的两座高峰:《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相信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吉利根的名头,才被吸引来这部苹果新剧《同乐者》(《Pluribus》)。


《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的共性很明显:两部剧的主角,沃尔特·怀特和吉米·麦吉尔,都是身怀绝技,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爬上社会阶梯的失败者。但他们内心认定自己本该被尊重、被承认。这种"我要让你看见我的价值"的执念,驱动着他们走向黑暗,也成就了神剧的地位。


《绝命毒师》的主角沃尔特·怀特,也就是老白,确诊癌症后迫于无奈决定制毒给家人留下棺材本,但是随着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他最后终于承认,自己并不是为了家人,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自己。在白道上他不过是一个中年失意的化学老师,但是在黑道上他是能够呼风唤雨的“海森堡”。


这种叙事之所以好看,正因为它根植于黑格尔-科耶夫传统中的"主奴辩证法":个体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他者的承认才能确立,而历史就是一部争夺承认的斗争史。老白和律师吉米都是被主流价值体系贬抑的"奴隶",却在道德灰色地带中实践着"主人道德"的复仇式升华。


文斯·吉利根之所以能连续打造出《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这两座美剧高峰,除了他擅长讲"被生活踩在脚下的人如何拼命想让别人看见自己"这类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深谙电视剧这种形式的独特优势:电视剧实际上比电影更适合发展故事。电影只有两小时完成起承转合,但吉利根会用几百个小时精心编织一个长篇故事,把人物磨得精细入微。


跟那些立下高概念看观众反响滑到哪算哪的美剧不同,吉利根从第一天起就对整个故事有完整规划,并不留情面地按自己的节奏收尾。这种对叙事的绝对控制力,让他作为电视剧主创获得了电影导演级别的声誉。


这种精确把控在《同乐者》里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个设定本身很容易滑向廉价的科幻俗套——什么集体意识吞噬个体、主角奋起反抗之类的陈词滥调。


如果换一个主创,主角或者是一个男性退伍老兵,或者是一个年轻漂亮身手不凡的女特工,那样的设定只会是另外一个观众已经看过1001遍的大烂剧。但吉利根的叙事和影像能力把它死死按在了严肃作品的轨道上。


02.


“合众为一”的讽刺


本剧的剧名“Pluribus”是一个拉丁语单词,意思是“众多”,来自美国国徽上的拉丁语格言:E pluribus unum,意思是“合众为一”。原本这句话指十三个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合众”也是从这里而来的。在剧里,全人类确实是字面意义上的“合众为一”了,除了极少数个体,其他人都溶解为同一个意识体。


吉利根选择这个单词作为剧名,恰恰在于剧中极为明显的政治讽喻色彩。虽然"Pluribus"代表了这些合众为一的意识体,但是他们的对立面,也就是主角卡罗尔本人,代表的正是标准的美国意识形态,即极端的个人主义。


感染事件发生后,卡罗尔要求将所有“会讲英语”的免疫者召集起来,不假思索地认为其他人跟她的想法相同,并且在空军一号的聚会上自动假设自己是主角,可以给大家安排任务,最终拯救世界——这简直是最标准的荷里活类型片套路。


后面的剧情则更讽刺:她开车来到熟悉的超市发现超市关门了,对方告诉她,需要什么可以直接打电话送货上门,卡罗尔表示“自己是个独立的个体,只要超市开门就行”,然后就是目睹同乐者们花费上百倍于给她一个人送货上门的人力物力,重新布置超市并且开门营业——就为她一个人的需求。这正是美国例外论的微观体现——将“我”等同于“我们”,将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价值。


这种讽刺贯穿全剧始终。卡罗尔的每一次行动,几乎都在不经意间重演着美国式的文化霸权。


她召集会说英语的幸存者,这本合情合理,但镜头语言和剧情铺陈却透露出更深的意味——她根本没想过要学其他语言,也没想过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生存策略。英语在这里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种默认的、无需审视的优越地位。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她所谓的"开放"与"包容"是有前提的:必须以她为中心,用她的语言,遵循她的逻辑。


这种政治讽喻实际上并不关乎当代美国政治中的左右。当代美国键政里有一个黑话叫做“Karen”,翻译到中文语境,大致就是“事儿妈”,指那些要求过高没事找事叽叽歪歪的个体,通常是白人女性。


卡罗尔在剧里的讨厌行径,按照美国语境,既是Karen,又超越了Karen:它既不是左派语境之下的“多样性”,也不是右派语境下的“个人自由”,而是美国意识形态里左右都不假思索的“我优先”逻辑——只有我是对的,你们必须按照我的逻辑来生活。


当每个人都把个人权利绝对化,社会协作成本会无限升高,最终集体行动完全瘫痪。同乐者则是釜底抽薪:取消"个人"这个单位本身。这当然不是吉利根在鼓吹集体主义,而是他把个人主义神话推到极端,让我们看清它的内在矛盾。


卡罗尔坚持去超市,不是因为她真的需要物资,而是她需要被满足需求的这个过程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但同乐者问:如果可以直接得到结果,为什么还要这个表演性的过程?


最终,"Pluribus"的剧名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众"(pluribus)真正变成了"一",原来的"一"(unum)还有什么意义?美国建国理念强调在多元中寻求统一,但剧集反问:如果多元本身只是技术限制的产物,统一才是更高形态,那么整个美国实验是否只是人类童年的一个阶段?


吉利根没有回答,只是让卡罗尔的SUV在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继续行驶——她还有选择的自由,但这自由越来越像一种惩罚。


03.


如果奥梅拉斯没有地下室


厄休拉·勒古恩写过一个短篇,叫做《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奥梅拉斯是一个看似非常幸福、繁荣的城市,所有人都生活得非常美满。然而,这个城市的幸福建立在一个黑暗的秘密之上:有一个小孩被关在地下室里,生活在非人的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所有奥梅拉斯的居民在青春期时都会知晓这个秘密。大多数人选择接受这个事实,继续生活。但是有一些人无法接受这样的代价,选择离开奥梅拉斯,走向未知的世界。


这是所有反乌托邦艺术作品共享的一套叙事,勒古恩将其完美的概括了出来。


故事开始的时候主角生活在一个繁荣,幸福而舒适的环境里,一切都很好。然而ta很快发现了不对劲,在一系列的调查过程中他发现,原来这个一切都很好的环境是某个巨大的阴谋机关(可以是由人类组成的,在科幻里经常是由AI构成的)的阴谋,这个机关背后必然有一个巨大而邪恶的目的,或者是通过某些巨大而邪恶的手段压迫一小撮人(或者所有人)才能构造出这样一个环境。


主角奋起反抗,最终革命胜利,那个残暴而邪恶的机关被摧毁了,所有人都获得了自由。


勒古恩的奥梅拉斯是现代性道德寓言的典范——幸福建立在被遮蔽的暴力之上,知情者必须选择共谋或出走。


这个叙事预设了两个前提:第一,暴力与幸福是共生关系;第二,个体道德良知具有超越性权威。但《同乐者》说:假如那个地下室不存在呢?假如那个机关没有那个巨大而邪恶的目的呢?假如机关确实是怀着良善的目的运行呢?


在这里,反乌托邦类型最经典的“两难困境”被消解了:我们无法证明哪一边是“难”。你无从判断哪一边是良善的——更有甚者,如果以功利主义而言,同乐者们毫无疑问是更良善的,人类合众为一之后,世界上的战争和争执都消失了。


同乐者们告诉卡罗尔:“我们能理解你,因为我们都曾经是你;但是你无法理解我们,因为你从来不是我们。”卡罗尔没有道德高地,因为她无法证明个体状态的优越性。


卡罗尔探访冻库发现了人类尸体,自以为发现了巨大的黑暗秘密,然而转过头来同乐者们就告诉她这是迫不得已,他们的总体道德约束他们无法以任何生物为食。


这让人想到一个著名的人类学笑话:一战爆发,探险家向土著解释说那就是远方我们国家互相残杀,要死很多人。土著问:那么多死人吃得完吗?探险家大惊:你们居然吃人,你们太野蛮了。土著也大惊:你们不吃人还杀那么多人,你们才野蛮。


在剧中,这实际上是要告诉观众,所谓的两难的道德困境的本质在于你如何定义道德。


全是个体的那个旧世界就真的好吗?旧世界有战争,有犯罪,有不必要的死亡,还有那么多残酷,就真的比这个同乐者的世界好?《黑客帝国》里说“这些都是假的,真实世界更宝贵”,这实际上悄悄潜伏进去一个定义,就是“真”=“好”。但是“真”真的等于“好”吗?你又如何定义“真”呢?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说人类实际上活在想象的世界中。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就是“真”的吗?股市是真的吗?你的银行账户是真的吗?《同乐者》作为一部美剧是真的吗?


这是对"反乌托邦"叙事的釜底抽薪。从《黑客帝国》到《西部世界》,我们习惯于将"虚假意识"批判投射到技术统治上——幸福不过是模拟的罂粟,自由才是更高的真实。


但《同乐者们》提出了尼采式的问题:如果快乐的强度本身足以定义真实,为何需要外部尺度?这不是“无知之幕”背后的正义设计,而是“快乐之幕”:它质疑的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本身。


04.


你会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开法拉利吗?


文斯吉利根将《同乐者》的主角卡罗尔设置为一个作家,是很有深意的动作。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假如自己成为了同乐者世界里的屈指可数的几位免疫者,面对一个百依百顺,无条件喜爱自己的合众意识,自己想做什么?


除了卡罗尔这个一直闹别扭的主角之外,吉利根刻画了几个耐人寻味的配角免疫者。


那位印第安土著女性决定接受并且融入;来自巴拉圭的仓管马努索斯比卡罗尔更加坚定,拒绝一切同乐者的帮助并且发誓要拯救世界(或者说,恢复旧世界);另外一位来自毛里塔尼亚的小哥迪亚巴特则更接近于一个普通男人的逻辑——尽情享受,豪车美女大酒店空军一号,应有尽有心想事成。


很多无人的后启示录世界电影里都会出现类似的操作,也就是主角闯进一个他之前永远都进不去的豪车店,找到钥匙,开着店里最好的那台法拉利出门狂奔,或许没过几分钟就因为不懂操作把法拉利撞毁在大街上。


《同乐者》剧中也描写了,迪亚巴特住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宾馆里,左搂右抱,楼下停着七辆超跑,一天开一辆,一周不重样,大概对于普通人而言,类似这样的生活就是梦想中的生活了。但是里面有个很有趣的小情节:迪亚巴特和同乐者们玩了一出角色扮演,由他来扮演成一位赌神,在惊险万分的赌局中最终胜利。


这个情节,以及卡罗尔的职业,指向一个重大关窍:主体性。


人类的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最上层,是“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科耶夫传统中的"主奴辩证法":个体的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他者的承认才能确立,而历史就是一部争夺承认的斗争史。“承认”本身必然是从他者那里得到的;主人的身份来自于奴隶的承认,没有奴隶,就不存在主人。


回到同乐者们的世界,他者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单一的,主体性为0/1两个极端之间摆荡的大他者。那么,“承认”与否本身就失去了意义。


回到法拉利的寓言:开一辆法拉利,有多少的满足感来自于车本身,又有多少来自于路人的目光呢?假如说路人消失了,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那么开一辆法拉利还是老头乐,有什么区别呢?


迪亚巴特玩的那出赌神RPG,和现实生活里游戏玩家们玩CRPG游戏的逻辑是一样的:享受一个架空的,有主体性的冒险过程。在游戏中你是主角,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在这里你获得了最大的主体性: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命运因你而改变。


迪亚巴特已然知道,同乐者取消了他改变任何人的可能,于是他只能在虚拟过程中享受那种主体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对自己的境遇心知肚明,而可以推想任何一个普通人在类似的情境下很快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不对劲。卡罗尔的作家身份因此而来。


《同乐者》的主角选定为卡罗尔是吉利根的精心选择。这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整一季下来观众看到的是她无时无刻不在发脾气,领受后果。


吉利根没有选择本来就是第一性的男性作为主角;卡罗尔是作家,作家的自我实现天生靠他人的承认。卡罗尔的苦恼,来自她想获得的承认不是她实际上获得的承认。


她是畅销言情小说作家,但实际上很看不上自己的畅销书写作,对自己写的严肃文学就更毫无信心。然而当她作为极少数的“个体”生活在一个“同乐者”的世界,她作为作家的意义就被彻底取消了——对方,那个“我们”,对她的所有创作,乃至任何人的任何创作都抱有同样的喜爱。


这就好比你跟一个大语言模型对话,让它来评价你的作品,然而不可更改的系统提示词则明确指示要一直拍你的马屁。大语言模型没有自我意识,它吐出的所有文字都不过是预测下一个token的结果,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大语言模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又有什么用呢?


这触及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真相:我们珍视的“个性”和“自我实现”,可能恰恰建立在匮乏和冲突之上。正是因为别人可能不认可你,你的成就才显得珍贵;正是因为有失败的可能,成功才有意义。


在同乐者的世界里,他人没有消失,但“他者”消失了——没有不同的眼光来评判你,没有异质的声音来挑战你,你的独特性就像一滴水掉进海洋,连涟漪都没有。


更扎心的是,也许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独立人格”,本身就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人类真的能像同乐者那样“共在”时,那个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自我,可能就像一个没进化完的器官,显得多余而可笑。


黑格尔说“只有当对象自己否定了它自己时,自我意识才能获得满足。”,同乐者则把这话说绝了——自我证明,和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而自我只是全意识的一个暂时故障。


05.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同乐者》第一季的结尾显然是开放式的——这里的开放式是指很可能文斯吉利根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编。


卡罗尔还是无法接受同乐者们想让她加入,回头加入马努索斯,打算拯救世界。但是很明显的,主创到最后也没有给出明确的道德判断:哪一边才是对的?


这部剧把观众悬在了半空。我们无法想象成为同乐者是什么感觉,但我们能理解卡罗尔的孤独。


问题在于,这种孤独究竟是人类最后的尊严,还是仅仅是我们能理解的唯一选项?《同乐者》不提供道德出口,它只是把选择的重量原封不动地砸回观众身上:如果快乐是真的,冲突是真的,甚至“牺牲”都被重新定义,你凭什么说自己这一边更道德?


也许答案在于维特根斯坦所言——“对于那些不可言说的,必须保持沉默”。我们作为观众,如果跳脱出第四面墙,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是否相信文斯吉利根?毕竟,对《同乐者》最终的盖棺论定的时间点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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