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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当我们常常说“爱你老己”的时候,我们还带着对自己生活的期待,带着对自己心理的抚慰。但是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那些让人崩溃或者无助的时刻背后,我们如何正视情绪与压力?当我们放眼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的时候,如何应对精神状况的困惑,看见自己,也看见他人?
近日,阿信邀请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安定此心》的作者姜涛与清华大学心理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进行对谈,共同来聊聊如何科学地理解精神疾病,如何安放个体的精神世界。
精神问题,被忽视的早期信号
彭凯平:
很多人谈到北京安定医院的时候,都觉得这是那些有非常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待的地方。但是姜涛医生这本《安定此心》让我觉得安定了很多,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您觉得这么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看精神科?我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其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些变化呢?
姜涛:
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我是1993年毕业的,时间对比下来,实际上可能跟时代的变迁、贫富的分化、节奏的加快、信息的膨胀、维度的增多都有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所以现在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变得更多了一些。
彭凯平:
从1993年到现在为止,您观察到病人的症状有没有一些变化?
姜涛:
症状以及人群的比例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应该是在2010年以后,或者说2006年以后,跟情绪相关的疾病越来越多。我刚上班的时候还是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导的时代,到2002年跟世界在药物上接轨以后,精神分裂症整体的患病率没有大的波动,而情绪障碍则大幅度地增加。
彭凯平:
在《安定此心》里,您写了很多已经走到精神科的人,回头一看,他们在真正就诊前好像通常都有过那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早期信号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呢?
姜涛:
很多病人实际上是可以预防而不至于发病的。我们所忽略的信号中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睡眠,睡眠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在初期表现为失眠,睡眠质量下降,还有一部分病人表现为嗜睡,过度睡眠。
比如有很多不上学的孩子,之前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规律,要不晚上不睡,要不就一睡不醒。我见过有的孩子最长一天睡21个小时,基本就三四个小时是清醒的时间,这个时间就已经有问题,但是家里一直认为他就是懒、贪睡,故意借着睡觉不上学。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信号。
还有的孩子,在高考、中考或者重大考试之前失眠,整宿不睡觉。其实我想起来我87年高考的时候也是整宿不睡,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发现,我高考时候就是蒙着头去的,糊里糊涂就考下来了。
彭凯平:
谈到睡眠的话,连续几天睡不着、失眠,就算有问题吗?
姜涛:
一般一星期之内有3天睡眠不足,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就构成失眠的诊断。
彭凯平:
现在睡眠已经成为我们心理学特别火的一个研究话题。我以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时候的一个同事Walker,他就写了一本书,谈到所有的健康都和睡眠有关,跟您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心理学有个观点,所有人类的心理生理特性都是几千万年进化选择的结果,既然是进化选择出来,它肯定是利于人的生存和生殖。但唯独解释不了的是睡眠,因为睡眠从人类的生存和生殖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情。你想想你躺在那睡觉,老虎过来把你吃了,对你的生存不利。你一睡觉你还没有时间做爱,那么对繁殖也不利。但是,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一个反直觉的现象?
好像就是两年前,科学家终于发现,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产生收缩,所以有一些间隙,大脑的化学酶就可以清洗掉那些新陈代谢的脑细胞,让你神清气爽。所以说睡眠对于健康、对于智慧,对我们人类心理的愉悦都是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
关于忽视早期信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扛一扛就没事了。您觉得这个扛好还是不好?
姜涛:
扛肯定是不好。先不说心理问题,很多英年早逝的科学家、演员都是过度疲劳,其实早就应该休息了,但仍然在扛着,突然就猝死了。这是脏器不堪重负以后的结果。同样地,你说心理或精神,如果你还是扛,那肯定要走向精神疾病的过程。
在中国,很多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所以就扛着。其实我们很多病人,他一开始去的往往是综合医院的心理科,因为他觉得这个名称还比较好。所以仍然有很多年轻的病人,包括一些老年人,不愿跟我们的心理医生说出自己的事情,到最后就耽误了治疗。
其实很多精神疾病,包括轻度的一些精神疾病,在早期是可以预防、可以不发展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非常重的病人,而且迫不得已都需要吃药、需要住院等等。
从您所研究的心理学角度,应该有很多方法,让这些有可能发展成疾病的人不发展到那个程度,是吧?
彭凯平:
对,我们提倡预防。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做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硬扛其实特别不利于我们人类的生存。
那么,性格上的差异是否和某些精神问题有一定相关性?
姜涛:
人的性格特点对于精神疾病是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他先天的或者后天形成的。比如那种比较认真,追求完美,所谓的焦虑性格,就会容易发展为抑郁、焦虑或者强迫症。而一些比较平淡、孤僻,甚至是比较冷漠的性格会容易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等。还有一些性格不稳定,情绪变化控制不好,就会容易发展为双相,或者出现边缘性人格的问题。
彭凯平:
那么关于病耻感的问题,社会标签会对比如来过安定医院的病人产生二次伤害吗?
姜涛:
到目前来说还是会有一些的。但是其实比如双相、抑郁这种,病人好了以后跟正常人基本一样。尤其是那些病前性格很厉害、能力很强的人,治好以后反倒可能更好。相当于是把他过去性格当中的一些弱点给修复了,那他可能更强大,这样的情况也有很多。
彭凯平:
是的,像张朝阳、白岩松、陈行甲他们都很同意我去讲他们的故事,把自己曾经痛苦的经历分享出来,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去歧视、污名化那些去看精神科的病人。这些病人选择去看病,反而表现出他们特别开阔的心胸,也在医生的治疗下更加坚强,具备了某种免疫的能力。
我曾经训练过咱们舰载机的飞行员,他们就说摔过飞机的飞行员反而更容易成为英雄飞行员。为什么呢?因为他鬼门关都去过了,死神都打过照面了,那任何事情他都不害怕了,反而是那些一直很顺、做得很成功的人,有点风吹草动,会涌起强烈的情绪反应。
“为你好”,往往不是真的好
彭凯平:
《安定此心》这本书的一些章节读起来很沉重,让我感觉特别痛心。尤其痛心的是有些孩子,父母说着“为你好”,就强迫他们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孩子被压得透不过气来,甚至到最后就自残。
您认为这些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家长为什么要这么做?
姜涛:
我觉得从心理学上讲,很多家长有一种愿望达成,就是他这辈子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就可能希望在孩子这里实现。所以这些父母往往说“为你好”,潜台词是为他自己好。像我在书里提到的“九个面孔”,这其中的家长没有成为艺术家,就希望孩子成为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对自我的一种虐待。
彭凯平:
父母自己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情况,感觉上好像是为孩子好,其实是把自己没有实现的欲望通过将孩子当作工具来实现,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姜涛:
这其中是很复杂的。比如我之前接收过一个985大学的研究生,是学中医的。他自己很郁闷,因为他根本不喜欢中医,毕业后也不想当中医大夫。但是他是学霸,学习非常好,他妈妈就老劝他。后来他自己急了,就说你喜欢中医,你偷改我的志愿。实际情况是,他妈妈喜欢中医,但是这个孩子喜欢读历史哲学,他妈妈偷偷把孩子的志愿给改成中医了。
彭凯平:
那这个是完全不和孩子商量。在您遇到的情况中有哪些比较常见且比较伤害孩子的?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为你好”。
姜涛:
这种表现很多。有的是高压说教式的:比如我当年怎样怎样,吃的苦比你多多了,我都挺下来了,你怎么不行?还有道德绑架式的:一看到孩子不学习就唉声叹气,让孩子背负巨大的心理负担,或者根据孩子的考试成绩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考得好,那马上什么都行,如果考得不好,就是生无可恋的状态。
所以有些孩子他明明不想上学,已经很痛苦了,但是必须得上,因为父母为他简直太呕心沥血了。但是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上学也学不了,结果就天天在学校和家里来回奔波。刚去两个小时,老师就打电话说接回去吧,接回去过两天又给接回来,最后就这样。
彭凯平:
其实往往是虚荣心的问题,但是就是不承认。刚才还谈到在《安定此心》里有的孩子出现了自残的情况,这个是让人十分痛心的。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出现严重心理疾病的孩子都会自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什么解法?
姜涛:
原因上有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因素。比如心理因素有时候就是效仿,班级上有一个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周围的孩子一看就开始效仿,似乎是一个很时髦的寄托。这在生理学上也有解释,因为你划破手指产生疼痛的时候,体内的内啡肽会迅速分泌来止疼,那么止疼的同时会给身体里其他器官带来一些快感。这种快感被杏仁核捕捉到了,杏仁核就是我们说多巴胺的犒赏通路,就形成了一个成瘾的过程,让人感觉挺舒服的。但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实际上对他身体的损伤被这种短暂的快感给遮掩了。所以很多病人最后需要植皮才能修复这些,但是他就为了追求那一时的快感。
彭凯平:
这种抚慰就形成他愉悦的感觉。就像我们很多人找苦吃,苦到极致就不苦了。有没有一种积极的利用内啡肽的方法?比如说我去运动,我去干活,我去做烧脑的数学题目。
姜涛:
没错,这也是能刺激内啡肽产生的一种正向的行为。比如去做有氧运动、唱歌、画画、朗诵诗歌、做一些智力游戏,这些都可以刺激内啡肽产生。
彭凯平:
我发现我如果真的有点难受的时候,我就跑步,狂跑,跑完了以后就好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内啡肽的作用,或者是写作,所以“愤怒出诗人”,我有时候感觉特别难受的时候,会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发泄出来,好了之后那个事就忘掉了。
在这本书中,我还发现了好多深度的例子,包括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例子,很多成绩特别好的孩子,本来好好的,突然崩溃。比如厌学、学习成绩下降,甚至产生严重的精神问题。
姜涛: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空心病”的概念。他觉得自己努力到头也就这样,就没有任何动机再进取了。这样的孩子我见到过好几个。就是他们考到最顶尖的学校,本科还没毕业,他就学不进去了。外界刺激也不行,自己也刺激不了。
彭凯平:
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往往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比例高,还是相对贫穷的孩子比例高?
姜涛:
贫穷的孩子是另外一种特点。我们也接收过一些寒门学子,比如说县城的状元。那真就是带着状元花在游街的。但是等他一到学校,发现自己和其他同学比较起来很多方面都不行,落差特别大,心理一下就崩溃了。
刚才谈到那些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孩子觉得自己不用努力也都能得到,吃穿不愁,为什么还要学习呢?所以就出现有的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就不学习了,他没有动机和愿望了。
彭凯平:
越是优秀的家庭可能越容易出现“空心病”,而底层的孩子往往至少还有一个向上爬的冲动和愿望。
我们刚刚谈到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们。有很多家长就经常说,孩子到了青春期,不理父母,不交流、不活跃,回家就是把门一关。这样的情况是一种叛逆,还是一种心理上的无助,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姜涛:
这个跟青春期是有关系的,而且与现在手机电脑的过度使用、沉浸式上网都有关系。在这种场域下的交流是有一点相对封闭的。所以有一些孩子在网上是达人,但是在现实中是社交恐惧的,甚至是非常孤僻的。
如何守护好自己的精神健康?
彭凯平: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追踪了将近百万的年轻人,还有中小学生,他们呈现出“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无意义感。在您看来,有哪些青春期的变化值得我们父母关注?
姜涛: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孩子突然退缩回去,线下不去社交,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而且当孩子恐惧社交以后,他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社会适应问题,能力适应问题,学业适应问题等等。另外就是看他的睡眠情况。有些孩子最常见的是作息颠倒,白天猛睡,晚上不睡,甚至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二型糖尿病的影子都出来了,代谢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对自我存在缺乏关注,不知道去爱护自己。这些都是在证明他可能要出问题了。
彭凯平:
我前几天看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调查显示,中国人平均用手机上网的时间已经高达6到7个小时了。那么想想我们平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另外8个小时大半都是在玩手机,那么人际互动在哪里?
姜涛:
所以我对我的病人要求10点以后把声光电全屏蔽。手机关掉,灯关掉,全部都关好后你就睡觉。
彭凯平:
还有一些心理问题是除了家庭之外,就是在学校或者职场上表现出来的。您认为在这些场域里,做什么能够改善?
姜涛:
有时候像职场、学校里贴的一些标语实际上都是一种潜在的压力。从心理学讲,要柔和一点,要温暖一点,这样的话更容易增加凝聚力,也更能减少心理疾病的发生。
彭凯平:
因为在我们心理学,特别是积极心理学这块,强调韧性,就是一种抗压、耐磨,能够抵御这种情绪波动的能力。“韧性”在中文里有时有一种误解,以为是你怎么压它它都不变形。其实这里想说的是它是具有弹性的,你压它的时候它会变形,但是你走开以后它就弹回去了,又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这里面不是硬刚、硬扛、硬顶,那样其实特别容易脆,容易崩溃。
说回到您自己,您作为精神科大夫,每天遇到这么多负面消极的状况,看到有那么多人在生命的临界线上挣扎徘徊,您自己如何保持自己这种此心安定,甚至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有什么样的秘诀和方法可以告诉我们?
姜涛:
这个实际上也有一些。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心理医生对我们有一些督导和培养。长期从事这个职业以后,我们其实可能更能够区分疾病,不被这个病人的情绪所污染,而且跟病人的好的情绪产生共情,这样的话可以逐渐剥离这种影响。也就是像我在《安定此心》里说的,认识己心,理解己心,然后安定此心。
彭凯平:
那对那些希望远离精神科的人,您有哪些话要告诉他们?
姜涛:
一方面,一定要有自我的识别能力,要客观地评判自己的能力和性格。自己适合做什么事?适合交什么朋友?适合做什么职位?因为有些人就是有可能丧失自我。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自律性。我觉得自律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包括按时起居,适当锻炼。我发现我们的很多病人作息极不规律。
第三个方面就是饮食。我个人就很建议地中海饮食,清淡的口味,蔬菜水果高蛋白为主,而不要特别强调追求色香味,尤其是追求巨辣、巨火、重口味的食物。
我觉得以上三点能做到,可能就能规避很多精神上的问题或心理的问题。
彭凯平:
佛祖释迦牟尼有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是觉知。人应该了解自己,关注自己,爱护自己。如果我们都有这样一种自我觉知能力的话,那很多的心理问题就可以预防。
这种自我觉知力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也是我们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共同的建议。让大家掌握好这样的自我觉知能力,能够及早地发现问题,及早地寻求专业的帮助和同伴的帮助,这个可能是我们得以保持身心健康的特别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