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开榨，吹来的风都是甜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孤独图书馆 ，作者：朱宝蕾

广西开榨，

吹来的风都是甜的

图、文朱宝蕾

我的家乡有座糖厂，每年甘蔗成熟时，就会看到一车车甘蔗穿过小镇运往厂区。

在秋冬的街上络绎不绝的，除了满载糖蔗的卡车，还有载着果蔗的三轮车。糖蔗运往糖厂压榨，果蔗则运往市场售卖。糖蔗含糖量高，但纤维粗，质地硬。果蔗水分更多，质地更脆，适合食用。摊贩为了保持果蔗卖相，保留了顶端蓬松丰茂的绿叶。于是卖甘蔗的三轮车头上总有一抹汹涌的绿色，像是把一片热带丛林塞进了街道缝隙。

秋冬的农田一片沉寂，只有远处糖厂的烟囱不断涌着榨糖时升腾的白雾。那些白雾伴着清甜的蔗糖味向四处弥漫，遇上无风的阴天，整个小镇都笼罩在一股糖味里，挥散不去。

有时我会产生错觉，以为世上所有的雾都是甜的。

1、开榨

每年11月，是广西甘蔗大量上市的时节，也是糖厂开榨制糖的时节。

但2025年的开榨季，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这一年，广西遭遇了干旱、洪涝和几轮台风，导致甘蔗成熟得比往年晚，糖厂的开榨时间也随之延后。

在榨季与非榨季，糖厂的职工过着两种不同的人生。

非榨季通常持续6-8个月，这期间，工人的主要工作是检修设备，每天准时下班，轻松无压力，但收入也较低。

而榨季，一般是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甘蔗一年一熟，加工期只有短短几个月，过了这个时期，甘蔗就会变质或发芽。因此，糖厂必须在榨季内，全天不间断地运转以确保生产。

榨季实行“三班倒”，部分车间的工人在高温、高噪音的环境下工作，压力极大。为应对生产压力，糖厂会在榨季招进大量的季节工，来分担包装、搬运等辅助性工作。

榨季是糖厂全年经营的关键，生产的蔗糖是糖厂主要收入来源，直接决定当年效益。

因此，糖厂尤其重视开榨季。每年开榨前，都会举行隆重的开榨仪式。

开榨仪式是糖厂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每个糖厂的仪式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不仅是简单的开工典礼，还是传统而庄重的文化仪式。尽管身后是现代工业文明，人们依然执着于古老的民间习俗。

当天，厂前广场张灯结彩，喜庆洋溢。天还没亮，糖厂负责人便在车间内杀狗、泼洒狗血，以驱邪避凶。

甘蔗是开榨仪式中的重要物品，向来被视作吉祥之物。在广东，“掂过碌蔗”用来形容事情进展顺利。在广西，过年时人们会买两根甘蔗回来摆放在家门口，寓意生活节节高升、越来越好。

在隆重的开榨仪式中，甘蔗更被赋予神圣的意义，系着红绸带，庄重地供奉在传统祭桌上。在领导发出指令后，负责人便把系了红绸布的糖蔗抛入生产线内。

整整一天，糖厂人都格外虔诚。他们烧香供佛，祈求这一年产量达标、收益增长。仪式末尾，负责人在车间内燃放几封鞭炮。

开榨仪式的鞭炮声，意味着糖厂的全体职工进入忙碌的节奏。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农民，也开始拿起镰刀和砍刀，下地砍蔗。

2、糖厂

在广西人的生活中，甘蔗占据重要地位。中学地理课本写着，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位于全国第一，蔗糖产量也是全国第一。

我读大学时，结识了来自广西各地的同学。闲聊时得知，许多同学所在的县市都有糖厂，大家的家乡都和甘蔗有关。比如广西崇左，被誉为“中国甘蔗之乡”。广西来宾，有“中国糖都”之称。广西贵港，曾有亚洲最大的糖厂。

我的同学里，既有在糖厂长大的糖厂子弟，也有家中从事甘蔗种植的蔗农后代。我的亲戚里，既有糖厂的正式职工，也有榨季进厂的季节工，还有在田间劳作的砍蔗工。

网上说，广西第一批糖厂，建于1950年代后期，然后迅速有了口号“要致富，种甘蔗”，随后在1980年代进入迅猛发展的二十年，糖厂数量一度突破100家。在1990年代初，广西的糖产量逐渐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一并保持至今，“中国糖罐”的名号由此确立。

而对我来说，最敏感的记忆来自小时候。

我的家乡，是南宁周边的落后小镇，大家都很穷的时候，便感觉不到穷。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贫富悬殊，是6岁那年第一次走进糖厂的时候。那时镇上还是坑洼的泥巴路，而一公里外的糖厂，已经是个先进又现代的社区。厂区内水泥路面平整干净，绿化带修剪齐整，一栋栋规整的单元楼排列有序。那时，糖厂的生活是全镇人向往的标杆，在厂里工作的人，个个脸上都带着荣光。

小时候去糖厂，是为了玩乐。长大后再去糖厂，更多是带着怀念。榨糖的气味、白糖调味的食物，连同糖厂的光景，缠绕着我的记忆，即使我成年后远离家乡，所有与蔗糖有关的细碎线索总会把我拉回过去。

这两年我去过不少糖厂，原以为家乡的糖厂已经很兴盛，后来发现，影院、球场、子弟学校这类设施，几乎是广西糖厂的共同风景。90年代糖厂职工优厚的待遇和生活区内完善的设施，标志着糖厂昔日的繁荣，见证着广西糖业曾经的鼎盛。

我记忆中的糖厂，是个充满探索趣味的游乐园。那里有灯光球场、影院、子弟学校、假山、喷泉、凉亭。在娱乐匮乏的九十年代小镇，糖厂的生活区是我童年最常去玩耍的地方。

那时我不知疲倦地在假山池间爬上爬下，吹过的风都是甜的。每到夏天，在糖厂工作的亲戚会送来几张雪条票，我妈就踩单车带我去糖厂买绿豆雪条，蔗糖的甜香从嗅觉进入味觉。雪条就是冰棍，糖厂的雪条由职工制作出售，只能凭票购买。雪条是糖厂给职工的福利，除了雪条票，厂里还会给职工发饭票、电影票、游泳票等。

糖厂不止是一个工厂，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听贵港糖厂的朋友说，厂里子弟可以在厂医院出生，之后在厂里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然后在厂里就业、结婚、分房，最后在厂里退休，安稳舒适地过完一生，几乎无需与外部社会产生太多交集。

然而有盛就有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乡糖厂里卖雪条的小店关闭了，那些一度光鲜的建筑和设施再没有更新过。2000年后，随着环保政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糖厂被关闭。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WTO，国际低价糖不断给国内糖价带来压力，糖厂利润受挤压，广西的糖厂数量缩减到90家左右。属于糖厂的黄金时代落幕了。

多年后我再次走进家乡的糖厂，榨季的空气依然是甜的，上世纪修建的楼房、假山池也仍在原地，只是失去了旧日光彩，透着衰老的气息。

3、再穷也不种甘蔗了

糖厂减少了，种甘蔗的传统农户也越来越少。

和村民闲聊时，很多人都说：宁愿去广东打工都不种甘蔗。

种甘蔗苦。从翻土、下种、施肥、除草到砍收，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体力、时间和耐心。不止身体受苦受累，精神上还饱受窝囊气。

村民老黄说，二十几年前他种了十几亩甘蔗，砍收时节，他和家人花了好些天时间砍完甘蔗。但是等了二十几天，糖厂的车迟迟不来装运。砍好的甘蔗一天天蒸发水分，没有水分也就没有重量，没有重量也就不赚钱，而土地又急需翻耕。无奈之下，他放了一把火烧光了地里的甘蔗。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一点点长大的生命付之一炬，他暗自发誓：再穷也不戳种甘蔗了。

虽然糖业是广西的支柱产业，但蔗农却始终处于产业链的底端，没有话语权。

糖厂与蔗农，看似唇齿相依，地位却并不平等。蔗农是不能随意砍伐和运送甘蔗的，需向糖厂申请获取“蔗票”，而“蔗票”难求，有时需要给糖厂员工好处费才能拿到票。在管理不善的九十年代，糖厂的司机也会跟蔗农索要红包，蔗农的甘蔗运到糖厂后，质检员还会以夹杂物等理由扣除不少费用，甚至有的糖厂迟迟不支付蔗农的钱款。

蔗农虽然没有话语权，但也不会无底线地逆来顺受。利益受损的蔗农有的挖掉地里的蔗根，以表达不满。有的在糖蔗里夹进石头，以泄心中愤懑。

十年前，一吨甘蔗的收购价是500元左右，扣除各项成本和费用后，农民只能赚取微博利润。若是遇上自然灾害，可能血本无归。如今，人工、肥料成本都逐年上涨，收购价格却没有上涨，蔗农不赚钱，种甘蔗的积极性也就降低了。没人种甘蔗，糖厂就没有了制糖原料，这也是部分糖厂倒闭的原因。

听村民说，现在的农户更愿意种速生桉和果树。桉树抗灾能力强，耐贫瘠耐干旱，不需要像甘蔗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劳力，也不耽误去广东打工。

这十年来，广西的甘蔗种植面积逐年减少。但由于白糖是战略物资，必须保有自产量，近两年官方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并给予相应补贴（实际上补贴并不容易到手），并开展“清桉还蔗”（意味着种什么由不得农民）。

如今，甘蔗依然是广西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只是很多农户已经把甘蔗地出租给种植大户或老板，传统的生产方式渐渐规模化和机械化。

4、70岁的砍蔗女工

在广西，一到甘蔗收割季，总会听到这样的玩笑：老表，跟我回家哦（言下之意是他家要干农活了，需要拉人回去帮忙砍蔗）。还有人说，广西人一到冬天就以处对象为幌子，哄人回乡砍蔗，收工后再借故分手。虽是玩笑，但也反映了每年广西的甘蔗季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在过去，砍蔗的工作多由蔗农自家人来完成，如今，砍蔗的工作逐渐分散到了受雇的农民手中。在广西部分地区，因本地劳动力不足，甘蔗种植大户会雇佣贵州或越南的农民过来砍蔗。

在我们镇，砍蔗工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本地农村妇女。砍甘蔗属于辛苦又低酬的工种，青年人通常在外发展，谋求更高薪更稳定的工作，只有长期在乡务农的中老年女性愿意承接这份工作。

陆大娘是众多砍蔗女工的一员，她并不知道承包甘蔗地的老板是谁，听到邻居说有老板招砍蔗工，一天能赚120元，她便决定前往。

很多砍蔗工和陆大娘一样，她们学历低，大半辈子都在村里务农，收入微薄，没有养老金，晚年仍然需要依靠土地收入和个人劳动来养老。

清晨五六点，陆大娘已经起身。洗漱后，她匆匆吃了几口早饭，转身就给院里的鸡鸭喂食。砍蔗一去就是一整天，午饭要在地里自己解决，她又去厨房准备简单的饭菜，装进饭盒，再将保温瓶灌满热水。接着，她把劳作工具都装进提篮：镰刀、砍刀、手套、遮阳帽和围裙，随后便骑车赶往蔗地。来到地里，时间不到7点。

砍蔗工酬按件计价，一小捆甘蔗10多根，工钱是3元，如果想挣到120元，一天要砍够40捆。年轻力壮的人一天能砍50捆左右，而陆大娘年纪稍大，40捆已是她的极限。

一名砍蔗工一天大概能砍1吨甘蔗，1吨甘蔗大约可以产出130公斤的白砂糖。白砂糖的价格不仅影响糖厂利润，也影响砍蔗工的收入。今年糖价下降，糖厂把价格压力转给了砍蔗工，要求他们把甘蔗处理得更干净。这样一来，砍蔗工花费在每根甘蔗上的时间增加，导致每日砍蔗总量下降，收入也随之减少。如果蔗尾过长或叶鞘过多，则会被要求返工处理或者扣除收入。

中午12点半，其他砍蔗工已经开始坐在甘蔗堆上吃午饭，而陆大娘仍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她不带手机，也没有手表，在她一天的劳动里，时间以甘蔗的捆数划分为两段。砍完20捆甘蔗之前，是上半日。20捆甘蔗之后，是下半日。只有砍完第20捆甘蔗，她才会坐下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她几乎没有休息，收起饭盒又起身继续干活，直到砍完第40捆。收工时，天已黑。

这120元，包含被蔗叶割的伤痕、浸透汗水的衣衫和直不起来的腰。

我问陆大娘，砍完甘蔗会不会腰酸背痛？

她说：我这样的年纪，即使不砍蔗也每天背痛。

陆大娘已经70岁，她说如果明年自己的身体还行，她还会再来砍蔗。毕竟镇上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砍蔗虽然辛苦，但120元的收入已经比她平时务农要高。陆大娘和很多老无所依的农村老人一样，活到老，做到老。

种植大户雇佣砍蔗工，普通的种蔗散户则自己砍收。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蔗农和砍蔗工始终是蔗糖产业里最弱势的一环。

每年的甘蔗成熟季，其实也是糖厂和蔗农发生诸多矛盾的时节。当糖厂机器的轰鸣声和地里砍蔗的摩擦声交织时，可能每一个种过甘蔗的农民都会产生复杂的心情，它既甜蜜，又苦涩。不知道什么时候苦和甜才能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