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神秘的作家：遁世半生，成为传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邓安庆

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有很多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毛病，也有很多怪诞离谱的行为……但这些已经融入到了他为自己铸就的传奇之中去了。

他是最神秘的作家：遁世半生，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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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末，有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传奇‘遁世’作家、《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美国当地时间27日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美国媒体28日的报道称，塞林格的儿子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上述消息，并称父亲是自然死亡。”

我还记得当时的惊讶，不是因为塞林格的去世，而是他居然一直活着，且活到如此高龄。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心情，就是很多名人我们以为早就进入了万圣殿，也就意味着他们早就不在人世间了，没有想到其中的很多人都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时空。他们肉身还活着，在传播意义上却早已经不是“人”，而是“神”。

塞林格就是那一尊文学的神，他在给我们贡献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等一系列经典作品之后，彻底地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那这几十年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还在继续写作吗，他为什么要隐世……我对他有太多的好奇心需要得到满足，正好坎尼斯·斯拉文斯基的《塞林格传》能部分解答我的这些问题。

之所以说“部分”，是因为在这本传记里，95%的篇幅聚焦塞林格1919年出生到1965年发表最后一篇作品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历程，余下45年的漫长岁月，仅占5%的笔墨。这绝非作者的疏懒。要知道，他堪称全球最权威的塞林格研究专家。此书封底如此介绍他：“他经营Dead-Caulfields网站已有十余年历史，这个网站被公认为最权威、最可靠的塞林格资讯网站，媒体撰写的许多关于塞林格的报道都从这里引用材料。他为了撰写这本传记，耗费了7年时间，亲自调查和查阅图书馆文献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同时对塞林格的书信材料进行细致分析，解开了塞林格生平中许多重要的谜团。”

究其缘由，是塞林格将自己的后半生藏得太深，深到成为一段无从考据的永久空白。正如他于1961年在《弗兰尼与祖伊》封面上写的：“我的看法也许颇具颠覆性。我认为，当一个作家尚在写作时，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感觉是他能凭借的第二大财富。”

我们要注意一个时间点，1961年塞林格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了，而他并非一开始就追求“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相反的是，在未成名之前，他努力地写作，想要得到编辑们的垂青发表他的作品，尤其是《纽约客》。可以说，塞林格与《纽约客》的关系贯穿全书，也是我读来最感兴趣的部分。

1943年，塞林格还只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当《纽约客》要他“压缩”《麦迪逊街边的小叛乱》时，他形容这一要求是“自以为是的字数限制”。但后来他态度大转变，为了能在《纽约客》发表小说，无论编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都会去配合，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傲气。

我们都知道《纽约客》到如今都是非常重要的刊物，那时更是如日中天。只要能在上面发表一篇小说，立马就会引起文坛与读者的关注。塞林格也正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在上面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纽约客》的明星作者。到了后期，据说《纽约客》每年付给塞林格3万美元，以换取优先审阅他作品的权利。可以说，塞林格人生大部分重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纽约客》上发表的。

让我颇感兴趣的是《纽约客》的标准对塞林格创作的“规训”。比如上文提到的“压缩”。因为《纽约客》的版面有限，每篇文章的长度是有限制的，哪怕是塞林格后期如此出名，他还是得遵循杂志的规则。这就决定了塞林格必须根据《纽约客》的篇幅来调整自己的创作幅度，他必须要把字数压缩到符合要求的限度里。

我在想：倘若没有这些限制，塞林格的作品是否会呈现完全不同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模样？或者换个角度想，《纽约客》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塞林格小说风格的形成？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调动自己的技能，既符合了杂志的要求，又能完整地写出自己想要的效果，这究竟是限制了他，还是成就了他？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问题。

书中有一例，塞林格写完《祖伊》，“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肖恩和塞林格将共同修改《祖伊》，远离杂志社其他人的影响。他们一连数日把自己关在肖恩的办公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这部小说，坚持不懈”。这是一篇并不长的小说，他们两人居然花了如此长的时间去修改，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对作品的高要求，一方面也能看到《纽约客》编辑对塞林格创作介入的程度之深。

我想起另外一个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与他的编辑戈登·利什的关系。戈登·利什大刀阔斧地删减卡佛的小说，让卡佛气恼，他曾说，“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而在卡佛去世多年之后，我们阅读《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与原版的《新手》，一个是经过戈登·利什删减的极简风格，一个是卡佛本来的面目，两者对比可以看出卡佛在两本书呈现的样子是很不相同的。

在卡佛去世20多年后，戈登·利什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始终不认为自己的编辑风格是有问题的，他认为他这样做其实帮助了很多作家，“我因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使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为了它的不朽，而且也使许多作品很美”。回到塞林格这里，他当然没有与一位编辑形成如此深切的“合作”关系，但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也是与《纽约客》编辑们共同完成的。

让我意外的是，塞林格最有名的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写完后给了《纽约客》，却惨遭拒绝。《纽约客》的编辑们不喜欢这个故事，认为书中人物不可信，“一个家庭里（考尔菲尔德家族）有四个与众不同的孩子……这个事不太合理”。结果，《纽约客》没有发表这部作品，这让塞林格非常伤心。

《纽约客》提倡作者与作品之间要建立“适当”关系，其文学是“抬高作品，贬低作者”，“如果作者在故事中的存在感太强，就可以认为他（她）无视了该杂志有关‘作者意识’的信条。在这家杂志看来，任何文学上的赞美都该归属于《纽约客》。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故事都要按照《纽约客》的风格来写”。

而《麦田里的守望者》不是《纽约客》式的作品。塞林格这一次没有退让，他没有选择修改《麦田里的守望者》来取悦《纽约客》，但在之后的创作中，“促使他更加努力地效仿《纽约客》的文学哲学，毕竟他对这本杂志依然怀有无限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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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举成名之后，陷入了困恼之中。他渴望了很多年的名利双收，而今都有了，却让他厌倦，“出书这件事真的很尴尬。那个把自己卷进来的可怜傻瓜还不如脱了裤子在麦迪逊大街上走一圈”。

他不希望《麦田里的守望者》再大卖下去，也期盼公众对自己的关注热情消退，可事与愿违，“《麦田里的守望者》掀起的狂热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直至夏末，小说已经重印4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样的热潮不会消退，这本书逐渐得到认可，成为了文学上的经典，也让塞林格成了不容忽视的文学偶像。

虽然他本人不想如此，可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控制。在书的后半部分，写到塞林格隐居山中，依旧不能躲开公众关注的目光（哪怕他用打官司的方式来抗议都无济于事），越是如此越是激发了大众的热情。

可以说，这是非常无奈且讽刺的事情。这件事让我想起小他一岁多的张爱玲。他们都曾在前半生光耀文坛，后半辈子又不约而同地选择隐匿自身，人生路径确有几分相似。当然他们是不同的作家，塞林格的隐世与他笃信的宗教信仰息息相关；而张爱玲的晚年，却浸满了太多难以言说的苦涩。

书中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塞林格的“拧巴”：“虽然塞林格在公开场合总是极力躲避众人的目光，但在私底下他还是很享受那种被人在意、被人肯定的感觉。这使他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成为他人生中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他把写作视为一种冥想形式，但他写出的优秀作品又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成名之前，他可以压抑自己的个性去迎合编辑们，而当他成名之后，他再也不用委屈自己了，于是跟他合作的编辑逐渐有了如履薄冰之感，因为你不知道会在什么方面惹恼他，可能是动了他句子里的一个标点符号，可能是封面设计不符合他的要求，可能是因为营销上说了一些他不想看到的话语……这些在其他作家那里不会构成问题，到了他这里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他终止合作。

这对杂志方或者出版方来说，将会是很大的损失。要知道塞林格的市场号召力如此之强，可以极大地提升杂志和图书的销量。损失了这样一位大客户，又因为这样微不足道的错误，其对人的内心冲击是相当之大的。

书中提到1995年，长期任职于《纽约客》的威廉·麦克斯韦尔曾在一次罕见的电视采访中回忆道，有个编辑仅仅因为在手稿中加了一个逗号，就把塞林格激怒了。“麦克斯韦尔回忆说：‘这可真要命。’逗号最终被删掉了。采访者问麦克斯韦尔：从塞林格的作家身份看，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麦克斯韦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塞林格所追求的完美是真正的完美，容不得半点马虎。’”

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完美呢？这个只有塞林格本人才能说了算，但就算是完全按照他本人的意思来实现，出来的成果也未必能如他所愿。在塞林格的心目中，作品只能是作品，读者看到的只能是作品，不能再有其他的元素来干扰它。它仅限于文字呈现的本身，不能外延，静止不动，要刚刚好，多一分就是不完美的。要想在封面上多一些宣传的文字，那会是亵渎；而如果加了作者简介，那也会是对作者的挑衅。因为塞林格不喜欢过分透露自己的信息。他要完全地隐身，完全地消融在作品之中。这对合作的出版方来说，是多么苛刻的要求。他们习惯的那一套营销方式，在塞林格这里碰了壁。他们能做的就是完全地迎合这位难以理喻的大作家，忍气吞声，不敢抗辩。

由此可见，塞林格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的控制欲不只如此，他也非常在意自己的“正确形象”，希望能控制在自己手中。上文我提到这本传记对塞林格的后半生着墨不多，原因是塞林格本人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可正如作者指出的，“塞林格从未离开公众好奇的视线，但他又和众人保持一定距离，以免有人凑近观察。说白了，他想把正确的形象留给大众，但又不能让人看得太清楚。这个距离既要引发公众的崇敬，又要避开他们的审视。他在玩一场冒险游戏，一切后果皆由他个人承担，而在这场游戏中他注定无法取胜”。

而未经他允许的采访、传记，都会惹怒他。他甚至也不允许别人对他的作品人物进行二次创作，传记中提到一个官司，是塞林格和J.D.塞林格文学信托基金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续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六十年后：走出麦田》发布初步禁令。这件事引起了巨大争议。塞林格的行为，让很多人不解和嘲讽，正如当时一条头条新闻标题所言《老年作家体虚耳聋，但依旧顽强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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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这些纷争，让我们这些读者好奇的是，他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究竟创作了多少作品。书中提到一个细节是在1974年10月的最后一周，他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莱西·福斯伯格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承认自己仍在写作，但无意对外发表，“不发表作品给我带来一种奇妙的平静。这是宁静的、平和的。相反，发表作品是对我个人隐私的严重侵犯。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我写作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让自己高兴”。

这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有趣的视角，本书作者认为，“说明他还在把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特质写进作品里。塞林格写作不全是为了自己，但为自己写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他的故事就是他的个人感悟，只是他不愿与世界分享这些感悟”。在这次采访中，他也表明了对过往作品的态度，“有些作品是我的财产，但它们被偷走了，被人盗用。这是违法行为，也是不公平的。假设你喜欢一件大衣，但有人钻进你的衣橱把大衣偷走，你有何感想？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在这里，他不愿意分享的这些后期作品（根据塞林格儿子马特·塞林格确认，遗稿并非完整成型的作品，而是以笔记、片段、观察记录等形式存在，内容涉及格拉斯家族和考菲尔德家族的家族史、宗教哲学思考等），我相信无数人都非常渴望看到，虽然这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

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身后留下来的是巨大的时间黑洞。我们越读他的前期作品，就越想知道他后期究竟写了什么。这份难忍的好奇，也就越让塞林格散发出了迷人的气息。

2010年1月28日，经纪人宣布了塞林格去世的消息。韦斯特伯格宣读了马修代表塞林格家人撰写的声明，这是塞林格留给世界的遗言：“塞林格曾说过，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身体已经离开，但作为家人，我们希望他仍然与他所爱的人在一起，无论这些人是宗教人物还是历史人物，是私交密友还是小说角色。”

何其温柔的话语，让人忍不住心头一软。他不是一个圣人，他有很多在常人看来是非常糟糕的毛病，也有很多怪诞离谱的行为……但这些已经融入到了他为自己铸就的传奇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