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四次，和“狗屁工作”斗争三年，我失败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ELLEMEN睿士 ，编辑：Bela，作者：你们的

“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新时代通病。2018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就曾提出了“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概念并流传至今：这项工作毫无意义（或者在假装有意义），但我们还是为了谋生被迫继续。

“现代工作的悖论在于，大多数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都与谋生工作息息相关，然而大家同时却讨厌自己的工作。”

小嘎也是其中一员，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她，困于重复机械的劳动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断怀疑工作的意义，从2022年到2025年，她两次辞职逃离，又三次回到曾经厌倦的职场。

不管是到海南做义工，新西兰打工旅行，还是到日本当滑雪教练，尝试和“狗屁工作”斗争三年后，小嘎还是宣告了自己的失败。理想工作的模样至今不能明晰。

“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觉得工作没有意义，只为了定期领工资；长期能量低、随时处于耗竭状态，下班回到家，除了刷手机，几乎没有余力做任何事；宁可放弃涨薪与升职，只为能多躺一会儿。困在“狗屁工作”里的人，或许也经常想要逃离，而小嘎是付诸行动的人。

果断辞职后她盯上了万宁，许多自由职业者的目的地。

招募义工的信息随处可见，户外博主、新媒体运营、摄影爱好者聚集于此，酒吧密集的日月湾甚至被称为"亚逼天堂"。义工生活在社交媒体上被描述为“免费玩海岛”，年轻人冲浪、喝酒、运动，建立同温层，满屏都是自由、阳光的氛围。

她直奔海南，然而一个月后却亲身体会到现实，生活待遇差，老板还总是要求超时工作。

她觉得这里的年轻人只是在假装自己很时髦、“很亚”，实际上内心空虚无聊。仅仅是脱离所谓的社会时钟，并不代表过上“自洽”的生活。

一个月后，她匆匆离开。回到北京后，她开始尝试自己曾经向往的记者工作，撰写关注社会议题的稿件，为媒体供稿，然而投入产出比让她感到沮丧，“花两个月做的事只能赚2000块钱”。

随着经济动荡、不平等加剧、住房和生活成本上涨、不稳定的就业，给年轻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如美国经济学家帕夫利娜·切尔涅娃所言，我们面临“社会契约的消亡和工作的庸俗化”——人们不再期望大学教育能带来一份高薪工作，也很难相信我们能在工作中真正“创造”任何东西。

脱离“狗屁工作”，依然迷茫

秩序森严的互联网大厂或许是职场的一种极端，员工很难看到自己投入所对应的产出，甚至还要额外付出形式主义的“情绪劳动”。但脱离这个秩序后，小嘎发现，那些表面生动有趣的工作，依然不是自己内心所需要的。

第二次尝试是新西兰。听到新西兰打工旅行签证时隔三年重新开放的消息，她抱着“纯玩三个月”的心态提交了申请，竟然在激烈的名额竞争中成功获签。

2023年5月，她踏上了新西兰的土地。与许多打工旅行者不同，她的目的不是存钱，而是体验。她找到一张余额有五万的银行卡，想着钱花完了就走。

她不想去农村摘果子吃苦，而是留在奥克兰，在餐厅端盘子。几个月后的一天，餐厅经理问她是否愿意学习调酒，因为正好缺一个调酒师助理。“反正也没干过”，她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在同事们的指导下，她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一名调酒师。“虽然那句话说得太多了，但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她笑着说。

根据签证规定，每份工作不能超过六个月，从这家餐馆离职后，她去应聘赌场的调酒师，出人意料的是，对方竟然给了她"高级调酒师"的头衔，而那时她调酒才两个月，"酒都认不全"。

在赌场工作的同时，她还在奥克兰的一个室内雪场教滑雪课，相当于“打黑工”，只能用现金日结。在这里，她还学了双板，室内雪场很便宜，而且工作时间灵活，她可以一周工作四天，剩下三天专心练习。

2024年5月，新西兰一年的签证到期了，此时小嘎已经不想留在这里。调酒师和滑雪教练的工作看似丰富有趣，但澳洲大城市的生活无聊而毫无挑战性。奥克兰居民的生活异常安稳，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就是“做固定的工作，聊别人家的八卦，晚上回家看看Netflix”。

她不能接受几年内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很快就回国了。这时五六年没联系的前同事突然找上门来，说某个大厂有一个很适合她的工作机会，“反正没事干，也可以试试”，小嘎在8月选择了重新入职互联网公司。

但这里的职场文化很快让她感到新的不适，同事们践行“向上管理”，花大量时间维护人际关系，短短五个月，小嘎便选择了再一次逃离。

对抗失败，但还可以“与自己和解”

得益于之前的准备，小嘎很快收到了日本雪场的教练offer，凭借双板教练证、中英文能力和国际驾照，她顺利入职。

然而国外的情况更为复杂，语言和生活习惯不通之外，没有足够社会经验的年轻人甚至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她的雇主是个70后日本男性，虽然用英语沟通，但他要求每个人都说敬语，分配给中国教练更脏更累的活，连续工作8小时，没有休息和吃饭时间——这对滑雪教练来说是相当恐怖的强度；薪酬低，甚至存在法律问题，日本老板和这里的很多员工连合同都没签。

有一次，他在群聊中说：“你们中国人喜欢自己用中文说话，这没关系，但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用英语说。”小嘎忍无可忍，直接在有各国员工的群里怼了回去：“仅仅是不签劳动合同这件事，我们就可以起诉你。”

最后，她还是“不想干了”，在没有住所的情况下就火速辞职。好在通过和其他中国人搭讪，她找到了另一份雪场工作，结识了几个大俱乐部的老板，有了上不完的课。

也是在这段时间，她收获了很多认可：一位台湾爸爸带着孩子上完课后，主动在Instagram上联系她，询问以后的课程安排；甚至有俱乐部老板想找她合伙，问她愿不愿意全职进来一起干。

转折再一次出现，雪季结束后，2025年3月，小嘎接到了另一家互联网大厂HR的电话。在即时获得成就感和稳定高薪之间，小嘎选择了接受这个offer。

对工作的怀疑不会就此消失，但经历过两次重启后，小嘎学会了以更放松的心态去面对，保持“随时可退出的底气和不断试错的勇气”。

在众多调查和媒体的建议中，充分的休息一般被列在对抗职业倦怠的首位。除此之外，不管是与他人建立联系还是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设定界限，摒弃“工作越多越好”的观念，都指向了“与自己和解”，重新建立一套获取个人成就感的机制。

小嘎在新西兰做调酒师时，曾经打碎了一个杯子，英国同事问她为什么这么紧张。她解释说，在中国，在公共场合打碎东西会被认为很不吉利，而且所有人都会盯着你看，让你觉得自己犯了大错。同事却轻松地告诉她，每个人都会打碎东西，并指给她看一个专门放碎杯子的箱子，说"今天都有人打碎三个了"。

现在，当她看到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小事而自责时，会私下安慰他们。而她自己的状态是“等待命运下一步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