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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真正的写作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探照世界幽微深处的努力。作者借希腊诗人塞菲里斯的经历提出,坏时代反而催生深刻的阅读,而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并非名声与销量,而是拥有哪怕仅三个“真正阅读”的读者,这比取悦百万粉丝更为艰难且珍贵。 ## 坏时代的精神窗口 - 作者以希腊被德国占领期间为例,指出塞菲里斯的书在战前滞销,却在占领期间被抢购一空。 - 灾难迫使公众集中注意力,反而创造了丰富的诗歌阅读与讨论时期,如同中国几十年前的地下阅读与八十年代的阅读井喷。 ## 作家的真正标准 - 塞菲里斯认为,诺贝尔奖是“必须尽快遗忘的意外”,海量听众并非世界上最重要的奖赏。 - 他引用法国诗人亨利·米肖的观点:拥有一个或两个读者不算作家,但拥有三个“真正的读者”便足以成为真正的作家。 ## “真正阅读”的重量 - 作者强调,让三个“真正阅读”的读者满意,远比取悦三万粉丝困难得多。 - 真正的读者会以阅读伟大作品的标准来审视你,他们可以原谅技巧生疏,但绝不会原谅一次不诚实。
2026-01-28 11:12

坏时代,也是阅读的时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西坡原创 ,作者:西坡


我真喜欢听诗人说话。谁要是觉得诗歌拗口晦涩,就应该去读读诗人的采访、谈话、自述、讲义,博尔赫斯的《诗艺》和米沃什的《诗的见证》都很好,就会知道他们绝不想要故弄玄虚。有的诗之所以难理解,只是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原本就幽微如深海。我说的是可以成立的诗。所有好的诗人都懂得,能把真实的事情说明白,已经难比登天。


读《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写小说的那些人,福克纳、莫里亚克、海明威、斯坦贝克,也都驻足、捧腹、掩卷默思的时候,但只有读到塞菲里斯,我才有一种遇到家人的亲切和温暖。虽然我在此之前对塞菲里斯一无所知,可能偶然遇到过他的名字,但他的一首诗我都没读过。读完这篇访谈,我觉得好好读塞菲里斯的诗了。


塞菲里斯是一个希腊诗人,出生于小亚细亚斯弥尔纳城,这个地方现在是土耳其境内。关于希腊世界和希腊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是个很有趣的话题,我们回头也许会聊到。塞菲里斯的另一重身份是外交官。


当然,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否则不会进这本书。关于得奖这事,他是这样说的:“诺贝尔奖是一个意外,只不过是一个意外。……这只是一个必须努力遗忘得越快越好的意外。否则,如果你被这些事情冲昏了头脑,你就会迷失方向,垮掉。”


不过这是访谈里比较后面的部分了,塞菲里斯径直抓住我,让我认出他是“家人”“自己人”的那一刻,是他谈论成名之前的写作。


在写作生涯的早期,塞菲里斯只有极少的读者。1931年,他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转折点》,发行了150册。直到1939年,书店里还有存货,他把书收回来,准备在1940年出版新版。在这之后不久,国际局势发生剧变。


1941年4月6日,为支援此前在希腊作战不顺的意大利,德国向希腊发起进攻,当月底,希腊本土基本沦陷。在希腊被占领之前,塞菲里斯去了埃及,他留下了三本新书,一本都没卖出去。但是在希腊被占领期间,塞菲里斯所有的书都被卖光了。


中国读者一定会想起“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老话。塞菲里斯解释了何以如此:“外国占领——敌人的占领——给了希腊公众集中注意力和阅读的机会。我想当我在占领结束后回到希腊时,我在希腊的知名度比以前要高得多。”


对写作者和读者来说,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巴黎评论》的访谈者也觉得这个现象非常奇怪,“在希腊被占领期间,人们对诗歌的兴趣又恢复了。我从其他诗人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比如加索斯和埃利蒂斯。诗歌成为雅典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进行阅读和讨论的活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三十年代以来本世纪诗歌最丰富的时期。”


灾难可以创造一个新的精神窗口。坏时代,也是阅读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几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地下阅读,以及“化冻”之后的阅读井喷。诗人像摇滚明星一样,在全国“巡回演出”,这是真实发生过的。


我手边也有现成的证据。不久前从网上买了两本比我大的旧书,一本是袁可嘉的评论集《论新诗的现代化》,一本是穆旦译作《英国现代诗选》,翻开一看吓我一跳,前者印数55000册,后者印数13650册。立马拍给朋友,“不愧是八十年代”。


回到希腊。占领结束之后,诗人们不再那么受宠。《巴黎评论》:“占领结束之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那些主要诗人会沉默如此之久?”塞菲里斯对此很平静:“时代变了,视野开阔了,每个人都想多看看国外的生活,他们试图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他们又聊了些关于诗歌翻译的事情,之后《巴黎评论》问:“你是一个诗人,用希腊以外很少人懂的语言写作。我想知道你是否会感到不满,对于你在国外诗刊的名气,因为你的名气主要是靠翻译获得的。”


塞菲里斯的回答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我把它拍了照,抄在了本子上,现在再敲一遍。


塞菲里斯:有补偿的。例如大约一年前,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我为了读塞菲里斯而学了现代希腊语。”那是一个很棒的恭维,我想。这比一个在学校学一门外语的人的情况更个人化,不是吗?我曾听别人说:“嗯,你知道,我们从你的诗中学到希腊语。”一个了不起的补偿。然后我应该补充一点,也许这种没有很多听众的情况也有好处,我的意思是,它以某种方式教育你:不要以为海量听众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奖赏。我认为即使只有三个人阅读我,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阅读,也就够了。这让我想起从前的一次谈话,那是我唯一一次匆匆见到亨利·米肖。我想是在他从埃及到雅典中途停留到时候。当他的船停靠比雷埃夫斯港的时候他上了岸,只是为了看看雅典卫城。当时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一个读者的人不是作家。只有两个读者的人也不是作家。但一个有三个读者”——他把“三个读者”说得像三百万——“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一个不够,两个也不够,但有三个读者,就可以让一个人真正成为作家。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这些读者要“真正的阅读”。


我们当然有证据来佐证这个观点,比如《红楼梦》最开始只在脂砚斋等很小的一个圈子里传阅,杜甫晚年在长江、湘江上飘荡的时候也不会有几个读者,我最近还在琢磨《离骚》是怎么传播开来的。


一个作者总是需要读者的,如果他想把自己看得郑重一点,什么时候可以把自己称为“作家”呢?出书吗?得奖吗?受邀成为活动嘉宾吗?我不太信这些个。


拥有三个读者,三个真正意义上阅读着他的读者,还是这个标准好,靠得住。我是夜里伸出手指头数了数,应该够了。


一个人把自己许为作家,就像受了戒拿了度牒一样,不能再说自己是随便写写了。他要永远让那三个读者满意。他的文章要做好加入万古江河的准备了。


让三个读者满意,可是比让三万、三十万、三百万粉丝难得多的事。因为他知道他们阅读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时所重新获得的“阅读”这种打开生命的方式,会反过来用在自己身上。他们可以原谅技巧不够成熟,但你也不能太笨,他们可以陪伴你一起成长,但在无人处你也不敢懈怠,最重要的,他们无法原谅你不诚实,一次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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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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