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世界大战的年代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野有枯荣 ，作者：青野Tsingyeh

历史行进到公元2026年。

如果你在十年前的2016年问我：刚刚经历了英国脱欧和川普当选的世界，是否正在滑向世界大战的途中？我大概会说，真是个无聊的问题。但同样的问题放在十年之后，我想，我的回答可能迥然不同：确实，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个可能了，至少一场“大断裂”已不可避免。

如今事态使我们越来越能够相信一个未曾改变的常识：繁荣与和平在人类历史上是反常的。而这种“崩坏性”的共识，往往会导致崩坏的自我实现——不用怀疑，这也是常识之一。不过，回望过去的时代，一度沉浸在“和平与发展”叙事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只是盲人瞎马那般天真吗？不尽然。和平其实来得堂堂正正，它是对20世纪的灾难和暴力的补偿，构建于对大战的反思和秩序的重建之上。只是如今，我们看到了人们把和平变得过于理所应当，触发了建构的反向：反思被遗忘了、秩序被拆除了，仅存的保险盖，或许只有大国的核威慑，和人类面对AI的“团结”（这可能吗？）。

断言未来的走向总是件难事，或许我们心中的侥幸会发挥作用——万一这次不一样呢？但无论如何，这样一个问题必然曾在许多人心中经过：如果历史重蹈覆辙不可避免，那么，作为微观个体，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我们无需预测未来，只需要回看20世纪的和平到来之前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不遥远，但正在被遗忘。拥有这段记忆的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他们正在谢幕，也很少用社交网络。实际上，他们留下的私人回忆相当多。《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一书，则在众多私人回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德国人共同生活过的20世纪。

德国正处于20世纪的风暴中心，在这个百年里，思潮汹涌，政体来去，但组成他们的人群没有怎么变，“时代感”几乎贯穿了那一代德国人的一生。尤其对于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刚好是一百年前）的魏玛青年：出生在第二帝国末年、成长在战败和魏玛年代、经历了第三帝国的狂热和灾难、长期承受祖国分裂和作为东西对抗最前沿的命运，直至晚年冷战结束、国家再度统一，宏大才开始逐步褪去。他们亲历的时代与生活，无疑是值得研究的——或许，我们能从过去中窥见未来，也构建未来。

我们先从一百年前最初的日子的开始。

在如今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是一个相当动荡的年代，政治乱流和恶性通胀频繁冲击着人们的生活。然而，我们从回忆录看到的是，对普通的德国人而言，这段记忆的苦难反倒是模糊的，或许是因为和未来相比这种苦难不值一提，也或许是政治的开放和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宏观苦难的微观体感。普通德国人对二战前生活的回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快乐的：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民用工业的反弹的电气化的普及，柏林的电网覆盖在十年间提升了接近50个百分点，收音机等新奇的电器正快速渗透进生活，带来了一个灯红酒绿的时代（正如多年前《巴比伦柏林》描述的那样）。青年们在祖辈的故事里了解那个刚刚瓦解的德意志帝国以及自己家族的历史，形成“我是谁”的认知原点。新的时代仿佛开始了。

然而，时代中潜藏的危机，并不会因为人们的“体感”而变得温和，巨变的社会思潮和结构都盯上了青年人——他们天然需要问“我是谁”、天然需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也需要向家庭和传统表达叛逆……这些正常的心理需求，成了政治力量俘获他们的锚点。尽管，很多魏玛知识分子抱着民主来之不易的态度，尽可能地采取了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主张的那般中立的立场，不让政治观点掺杂到学校和教学中来，但这没有阻挡意识形态向青年群体的渗透。在课堂以外的地方，青年被纳粹大量地以“青年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开展一些看似无害的远足、公益、兴趣活动。集体活动总是很容易培养出一种归属和服从感，以及对纳粹政治主张的认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对于一个政治组织而言，关键的是组织和动员力，他们已经开始将社会纳入组织的网络，也便掌握了动员社会的开关。而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治主导，那么社会的反对纵然存在，便可能是孱弱的。

那一代德国人回忆起纳粹，第一感觉或许不是忏悔，而是欺骗和背叛。很少有人自始至终都是纳粹的拥趸，但纳粹的宣传、动员和普通民众的侥幸心理，让很多人落入这个他们事后来看“很显然”的骗局中。纳粹的策略在于：它同时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关于纳粹经济学和沙赫特，见我们此前的书评）和压抑、排挤性的社会政策，营造出一种“社会宽容的下降，但只是经济复苏的小小对价”的感受。就此，平民在心理上往往会心存侥幸地为事态编造理由，比如：“社会宽容的下降只是经济复苏阶段的必要现象”，“纳粹作为政治力量，终归会讲究实用理性、会有自我限度”、“德意志的传统精神可能对纳粹构成约束”。但实际上，纳粹在政治上并不面临约束，冒险行动的一次次胜利激起了社会的支持情绪，经济奇迹和外交奇迹也驱动着整个国家一步步地走向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纵然有些人抱着自主的思辨，但仍大概率会被社会叙事和强大的证据所裹挟。

这是社会工程学的基本特征：没有必要彻底消灭反对的声音，而只要让反对的声音不成气候，有一声反对就会冒出来三声支持、或者冒出来别的议题，那么局面就相当可控。因而，事态的发展不是和平主义者能阻止的。有良知的人遭到了报复，而尝试置身事外的人被裹挟着向前。尤其当大战再次降临时，最初闪电战的胜利强化了好战的情绪——在1940年德军攻占巴黎的时候、谁能说一场酣畅淋漓的复仇战争是错的呢？尽管柏林高深莫测的元首仍在为战争的持续性而担心，他意识到德国在战争资源上并不占优，希望能够确保德国的战争机器开动下去，但对大众而言，“如何打赢战争”的技术细节是无需太多关注的，胜利的直观结论，显然是更多的胜利。德国各地的男孩们对着收音机和地图，每天描摹着德军最新的前线时，社会的情绪来到了最高峰。

那么，事态是如何逆转的呢？一方面是战争的破坏对生活的代价开始显现，一方面，则是军事成功开始停滞。尽管宣传攻势可以尽可能地拖延、缓和社会感知，但一切终会被感知到。比如对平民而言最直观的，当村庄里的墓碑和哭泣的寡妇越来越多、街上的伤残士兵随处可见的时候，当寻常的生活物资也变得越来越稀缺的时候，谁还能继续满心鼓舞地支持战争呢？实际上，亲历者的心态和感知，比后人的宏观历史视角要敏锐得多。比如巴顿·比格斯在《二战股市风云录》提到英国股市在不列颠空战中即已触底，同盟国的优势所以开始赢得人心，未必完全反应在于战线，而是在战争潜力的前景。同样的心态转换也会发生在德国人身上：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以及美国的参战，逐步让许多德国人意识到，战争的前景不妙：两个巨大的工业国成为了对手，而德国的战线开始放缓。

而进入1943年，当德军开始从苏德战场的前线撤退、盟军的战略轰炸开始密集地造成城市的破坏和平民的伤亡时，战争对德国人而言便成了彻底的诅咒。可以说，战败的心态和反思，早在这一刻便已经开始了。它们根植于战争苦难的最大化显现：后方的轰炸、前方的阵亡、以及集中营等战争罪行开始为人所知。苦难终于落回了战争的发动者头上，德国人在绝望的疲惫中抵达了二次大战的终点。

战后的德国遭受了比一战更严重的惩处：国土被分区占领、主权被取消、巨大的平民伤亡（虽然没有背上一战那样的重大赔款），这些都引发了社会性的全面反思。汉娜·阿伦特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等书中揭示了反思的主题：每个人都曾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参与了战争与罪行，但多数普通人也同时是受难者、受限于个体的“不全知”，应该如何评估普通德国人背负的罪责？阿伦特的答案是“平庸之恶”。但实际上，归咎是个难题。或许从战争中寻找“正义”就是缘木求鱼——那些神圣化战争的叙事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政治精英的塑造？那些号称普遍的价值，究竟是构成了约束，还是只为结果辩护？……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我想普通人要接受的是：他们确实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力，而当宏大的冲突降临的时候，一旦我们设下的安全网失效了，那么它就是失效了。要允许这种可能的发生。而对于身处战争中的人，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韧性，想象任何一种结果、想象宏大叙事可能成功，也可能褪去的可能，然后坚强地活下来，因为反思和重建只属于幸存的亲历者。

战后的德国也正是如此，它的塑造一半来自因它死去的人，一半来自从它幸存的人。总得来说，德国的反省是可贵的，毕竟不是每个民族都能走出右翼的陷阱。度过了战争结束一开始那残酷的喜悦，在废墟上的社会是茫然的，要确保旧日的幽灵不再回来，同盟国达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安排，尽管冷战很快到来，但德国人终归摆脱了20世纪动荡而上半叶，在达摩克里斯之剑下度过未来的半个世纪，总比前者要强——动荡的时代却终于结束了，私人的生活开始生长。西德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巩固形成了正反馈，那些在过去几十年内未能选择的生活，最终被选择了，西德成为了西方阵营里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而东德人则面临新的挑战，经济和社会秩序也获得了复苏，东德同样成为了苏东阵营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他们要将和平的生活挤压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夹缝中，随着冷战进入后半程，本土消费品短缺和低质量的困扰在东德人心中种下了不满，而西德的工业产品和生活水平，则对他们构成持续的吸引。在两德人心中，经济和政治分歧只是契机，而分裂是共同的疤痕，统一的机遇随着冷战的尾声最终来临。

人类的政治文明是个圆环，尽管技术日新月异，但政治上却很少有新的东西：我们拥有制度，但无法始终保证制度的有效，也难以控制那些试图冲破制度的努力。比如，两德统一这个“大团圆”结局并不那么理想：在西德，年轻人与年长者的裂痕开始显现，前者把后者作为应该为德国20世纪悲惨命运的负责人；而在东德，统一国家内的经济不平衡，又让新一代年轻人回到右翼（AfD）的怀抱……生活在延伸，政治也在动态演绎着。在读过了那么长的故事之后，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德国人，或许我们从宏大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结论是：哪怕时局艰难、灾难不可避免，但生活必须继续。在这个前途未卜、但风雨尚未大作的年代，如果你尚在被生活的琐事所困扰，我想，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德国人在二战结束时的一封信中的一句：

“我们终于开始拥抱正常的生活，以及它的起起落落。”

我们经历的今天，终将失而复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