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30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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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RUC新闻坊 ，作者：人大新闻系
"你愿意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病人的生命吗？"
这份对生命的叩问，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坚定回答。
在中国，器官捐献事业在近九年内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1月29日，中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达到731万多人，实现64197例捐献，捐献器官个数达199,731个，即将突破20万大关。
2019-2023年间，中国器官移植等待者数量持续增长，全年等待者数量从81,596人增长到160,767人[1]。这意味着在现有等待队列里，大约每7位苦苦支撑的患者中，仅有1位能够等来“生命接续”的机遇[2]。
器官捐献和移植，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也是一场爱与生命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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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到达手术台之前：
器官的漫长旅程与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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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2023年获取器官20,584个，而全国器官利用率为96.55%，意味着2023年一年有约710个器官被浪费[3]。
器官从捐献到移植的流程中哪些环节会带来器官浪费？又有哪些损耗可以避免？
一个器官从离开供体到找到新的主体，需要经历供体评估、匹配分配、获取手术、低温保存、快速运输和最终移植等流程[4]。在"捐献"到"移植"的这条复杂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误、失误或瓶颈，都可能导致器官报废，而不是流向需要它的患者。
这条"生命流转链"的运转，离不开四大关键主体——器官捐献者、器官移植中心、器官接收者、器官获取组织，而其中"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以下简称OPO）"，是串联起整个流程的轴心。
我国实行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计算机分配，遵循"医疗需要、公平公开"原则。分配机制依据病情紧急程度与等待时间排序，严格匹配血型并落实儿童优先政策[5]。政策特别明确，捐献者亲属及登记满3年的志愿者享有分配优先权，旨在降低等待死亡风险，提高移植存活率。而不同脏器因其供需压力、生物特性不同，在分配原则上也各有侧重。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共享有哪些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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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核心政策》
数据整理时间：2025年11月15日-11月30日
即便供体成功获取，仍有部分器官因多种原因无法用于移植。这些损耗散落在从获取到移植的各个环节，每一次失误都意味着一位等待者可能错失生机。
结合临床指南与行业访谈，器官不可利用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医学条件不符、获取过程受限、保存时间过长、运输延误、匹配失效、ICU条件不足。这些环节的损耗，让部分本可挽救生命的器官，最终未能进入移植流程[6]。
为了减少运输延误导致的器官浪费，2016年人体器官捐献绿色通道建立，规定OPO在转运人体器官时优先通关、优先承运。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肝脏移植质量控制中心主任郑树森在中国司法部官网撰文介绍，该通道建立后，器官转运时间缩短1-1.5个小时，器官平均冷缺血时间不同程度下降[7]。
此外，在器官获取与移植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质量控制标准，在器官获取和移植组织的资质认定、手术开展环境、医疗资源等方面实行全流程控制和评估。
中国移植发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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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基本要求和质量控制指标》
《器官移植病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标准》
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
(一）快速通关
OPO通过公路转运人体捐献器官时，优先通过收费公路收费站。到达机场、车站后，OPO工作人员优先办理乘机、乘车手续，并优先通过安全检查，实现快速登机或乘车。
（二）优先承运
通过民航飞机运输时，如出现飞机晚点或流量控制等情况，民航部门可协调承运人体捐献器官的航班优先起飞，误点时优先安排临近航班。
通过铁路运输时，如出现误点情况，铁路部门可优先安排临近车次，必要时可登车后补票。
（三）建立协调机制
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民航局、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并指导落实相关工作，设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24小时应急电话，落实工作要求，保障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便捷、畅通。
《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医疗机构成立OPO在医疗机构方面、人员方面和技术管理方面的基本要求，并且对相应条件进行了细化规定。
《质控指标》发布了OPO九项质量控制指标，这些质控指标反映了OPO器官捐献与器官获取工作、器官捐献者维护、获取器官质量评估等技术和管理能力，体现OPO工作全流程质量控制情况。
规定了器官移植病区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管理要求、布局与设施、移植患者安置、医院感染监测和移植受体感染预防。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数据收集时间：2025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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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OPO发展：
分布不均，协调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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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五大工作体系"中，器官获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正是OPO承担着这一环节的主要工作。具体来说，他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围绕器官获取的宣传、评估、实施和善后处理等。
我国OPO体系在近年快速发展。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经有109个OPO，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8]。但机构工作人员作为OPO运行的"动力源"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分布，将近30%的OPO配置工作人员不足6人，而工作人员多于12人的只有四分之一[9]。
配备充足的工作人员是保障人体捐献器官工作的前提，国家卫健委颁布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基本要求》中明确规定，OPO的人员理论上应该不少于7人。由于执业医师资格和护士执业资格都对报考者的学历及相关专业有明确规定，因此原则上，符合OPO人员配备要求的专职医师和护士不得兼任。而器官捐献协调员则大多由专业能力强的医师或护士转职或者兼任[10][11]。很多OPO受限于地市规模、医疗资源，无法配置符合要求的各类专业工作人员，必然会影响当地的器官获取质量和数量。
医疗机构应当为OPO配备专职医师、护士、专业协调员、数据报送员。其中中、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的医师不少于3人；取得重症监护专业岗位培训证书的执业护士不少于3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不少于3人，经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培训并取得证书开展相关工作；专职从事数据报送的人员不少于1人。[12]
2023年全国OPO数量及类型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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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OPO的分布呈现出"东密西疏、高地集聚"特征。
以2023年中国年捐献量排名前20的OPO为例：北京、广东、湖北、山东等医疗资源富集区，凭借多家机构入围形成了强大的集群优势。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能力高度挂钩，哪里的大医院多、移植技术强，哪里的捐献动员能力就越强。
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单核支撑"局面，仅依靠陕西、四川等地的顶尖医院辐射带动。这一格局揭示了器官捐献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人口密度及顶尖医疗实力之间的正相关性[13]。
OPO发展情况还受到运行模式的影响。
依托大型医院独立运行的"医疗机构OPO"以39%的占比拔得头筹，证明了身处临床一线、快速响应的优势。紧随其后的是"联合OPO"，占比近36%，这种打破围墙、强强联合的方式展现了极高的资源整合效率。而以浙江为代表的"全省统一模式"虽然占比仅约25%，但凭借集约化的管理，单体贡献力依然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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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则实际参与到器官获取的各项工作中，根据国家卫健委等机构的规定，他们是经红十字会认定的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现场见证、信息采集报告等工作并协助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其他相关事务的人员。
2023年中国器官协调员共2602人，相比14年前的2010年只有34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14]。
他们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是询问病危患者的家属是否愿意捐赠患者的器官。对于处在失去亲人悲痛中的家属来说，这像在剥夺逝者"最后的尊严"，也在分崩他们完整的思念。
为了安顿好这份厚重的情感，协调员们需要做更多与器官捐献"无关"的工作：北京友谊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佟鑫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分享了一次帮逝者家属操办葬礼的经历，"按照习俗，他们在遗体告别的时候要抱一只公鸡，一家子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只能靠我一整天跑好几个农贸市场才买到公鸡。"[15]
为勾勒出器官协调员到底需要做什么、难在哪，我们通过整理新闻周刊、北京晚报等二十余篇涉及协调员的新闻报道，绘制了这样一张词汇热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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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道中，器官协调员往往以配角的身份出场，而在现实中，器官协调员担任着整个捐献流程的中心节点工作。
"家属、生命、意愿、伦理"等词语高频出现，体现器官协调员的工作背后往往伴随着理性、情感、伦理等因素的交织。这份工作给协调员们带来的不仅有工作时间上24小时待命，奔走各地，还有"感同身受"带来的心理压力。
协调员最常见的误解和阻力来自于"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而面对这些障碍，"真诚永远是关键"［16］。协调员们注重陪伴与倾听，在过程中试探家属对于器官捐献的态度，并详细同家属介绍相关的流程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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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供需失衡：
地域偏差与结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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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们在生死之间奔波时，另一端的等待名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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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等待压力在不同器官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所有等待移植的器官中，肾脏的需求始终占据主导。
肾脏与肝脏需求量大，供需比长期高位，患者需等待数年。而心脏、肺脏的等待时间相对短，但对器官质量和时效性要求极高。一旦匹配成功，留给专业团队执行手术的黄金时间往往只有4到8个小时[17]。
2019年，全国肾脏移植等待者仅6.5万人，到2023年已飙升至13.4万人，十年间增长幅度达106%，相当于每天新增约19位肾脏等待者，而肾脏等待者的数量与移植的案例数比例达到惊人的9:1。
相比之下，其他器官的等待规模则小得多：肝脏等待者数量从2015年的6008人增至2023年的2.19万人，规模仅为肾脏的1/6；心脏等待者数量缓慢攀升，2023年达到约3182人；肺脏等待者最少，同期约1634人。这种悬殊的结构，既与慢性肾病发病率上升相关，也反映出不同器官移植技术普及度的差异。
在2023年一年中，我国共完成器官捐献10778例，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3905例，获取器官利用率为96.55%[18]。如果这一利用率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背后就能多有两百多条鲜活的生命得以被重新点燃。而实际上，2023年的器官利用率甚至低于2022年的器官利用率（96.74%）。
从2023年末各省等待者数据来看，肾脏等待者数量呈现"头部断层"，且地域间的差距同样触目惊心。
肾脏的流向高度集中在浙江、广东，两省之和接近3万人，是湖南、河南等人口大省的3倍左右，与后续省份形成了一眼可见的差距。
医疗资源决定了等待者们的流向偏好：肝脏、心脏、肺脏的等待者数量虽少，但流向同样集中：四川是肝脏等待者的主要聚集地，上海、北京则成了心、肺等待者的核心登记地。
这些地区，恰恰是国内医疗资源最密集的区域。这种分布差异，是人口规模与医疗资源可及性的叠加结果——经济发达地区不仅人口密度高，也更易吸引周边患者前往就医，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通常在就医医院的移植中心登记需求，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的等待人数。
器官协调员刘永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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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生死之间是一条河，
我们就是这河上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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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更多等待者顺利渡过这条河，不仅需要摆渡人的坚守，更需要体系的完善、资源的均衡、
社会的支持。
当等待名单的长度不再无限拉长，当器官浪费率降至最低，这份"生命接力"才能真正照亮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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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海波,史赢,周稚烨,等.2019年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等待现状分析[J].中华器官移植杂志,2021,42(6):324-325.
[2]美娜.(2025,June 11).7位等待者仅有1人能等来"生命接力"专家：扭转认知是关键.荆楚网.
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506/11/content_19246432.html
[3][6][8][9][13][14][18]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2023).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5-2023）
[4]霍枫&齐海智.(2019).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器官移植,10(02),122-127.
[5]施辉波,王心强,徐晶,等.(2020).《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解读——器官的获取、保存和运输.器官移植,11(02),276-281.
[7]郑树森.(2023,December 14).全链条夯实质量管理筑牢器官移植生命线.司法部官网.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xxgk/fdzdgknr/fdzdgknrjdhy/202312/t20231214_491550.html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二章《考试和注册》.
[11]《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2010年5月10日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74号发布
[12]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2023).关于废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函〔2023〕2号）.https://www.waizi.org.cn/doc/138897.html
[15]探针News.(2024-6-12).《器官捐献协调员，穿行在悲伤和新生之间》
[16]司晶,黄伟,谷雨,等.(2015).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9(04),174-177.
[17]施辉波,王心强,徐晶,等.(2020).《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解读——器官的获取、保存和运输.器官移植,11(02),276-281.
本作品为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秋季《数据新闻》课程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