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要骚扰他人的梦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览扶桑 ，作者：唐辛子

一直以来，在跟我家小盆友聊天的时候，我总爱问：

“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并告诉她：

“人活着，就要有梦想。”

“拥有梦想是成功的关键。拥有梦想非常重要。”

我非常爱我家小盆友。因此一直以来，这样的聊天，也理所当然地被自认为是对她的关爱与鼓励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我在日文媒体上看到的一个新词：

“梦想骚扰”

这个新名词简直令我大吃一惊。

什么是“梦想骚扰”？

上级、父母或教育工作者，追问年轻人“你的梦想是什么？”，强迫年轻人“要有梦想”并施加精神压力的行为，就构成了“梦想骚扰”。英文写为“Dream Harassment”，日文简称为“梦哈拉”（夢ハラ）。

一直以来，“梦想”对于人类社会，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在日本，尤其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昭和时代，“梦想”被视为国家复兴的动力，被视为培养责任感的必要环节——学校作文经常出现“我的梦想”这样的主题，毕业季的孩子们高举毕业证，大声宣誓“我的梦想是……”成为日本校园最经典的画面之一。甚至包括当时的电影电视、动漫系列片，都是与“梦想”相关的各种内容。

进入企业面试，“梦想（志向）是什么？”也当时的一道常设题——据历史学家铃木俊一《昭和日本的社会变迁》（岩波书店，1995年）一书介绍，当时80%的学生在毕业时有明确“梦想”——这一体现终身雇用制下的集体主义文化的“梦想燃烧”现象，一直都被视为积极现象而大受称赞。即使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的平成时代，“梦想教育”在日本的学校依旧盛行——老师们会组织学生讨论“未来愿景”，职场中“目标管理”制度普及，上司追问个人目标也是常态。1997年的文部省调查显示，90%的家长认为“孩子必须有梦想”。而当时的年轻人也多接受这种“梦想压力”，认为它是“成长的机会”，而非骚扰。

但进入令和时代之后，成长于数字化时代、并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年轻零零后们，价值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根据2025年厚生劳动省的调查，65%的零零后们认为“梦想不是必须的，兴趣爱好即可”。

相比昭和时代以国家、会社优先的集体主义、平成时代经济复苏优先的竞争主义，令和时代的年轻人，更强调“自我实现”与“工作生活平衡”，更强调个人多样性与“心理安全”的重要性——这便是“梦想骚扰”这一概念兴起的前提。

在日本，最早提出“梦想骚扰”这个概念的，是多摩大学职员高部大问。2020年，高部大问写了一本书，名叫《梦想骚扰——用“梦想”逼迫年轻人的大人们》（『ドリーム・ハラスメント「夢」で若者を追い詰める大人たち』）。书中写到他与超过1万名学生互动之后发现：年轻人常常为“必须要有梦想吗？”而烦恼。这令他意识到“梦想”已经不再是出于自发的希望，而成了某种必须拥有的义务，整个日本社会已变成了“义‘梦’教育”的温床。

《梦想骚扰——用“梦想”逼迫年轻人的大人们》（高部大问著，イースト新書，2020年）

高部大问认为这虽然是一种“善意的骚扰”——因为施压者往往认为这是鼓励，但却忽略了个人的多样性，完全不理解：不切实际的“梦想鼓励”，反而会给年轻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负担。

“居然连一个梦想都没有吗？”

“作为人总该有点想做的事吧？”

这类强制必须拥有“梦想”的语言，对于生活经验不足、本就缺乏自信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重拳出击，他们会因此变得更加缺乏自信，自我肯定感持续下降，并最终认为自己是个“连梦想都没有的失败者”。

高部大问在书中列举了四种受害者类型：

(1)强造梦想后挫败型

(2)放弃梦想的无动力型

(3)迎合期望型

(4)隐藏梦想型

并指出“梦想骚扰”往往容易导致精神健康问题，例如焦虑症。

日本的网络电视台ABEMA就在2024年的一档节目中，曝光过因“梦想骚扰”造成焦虑症的事例：

京都一所中学的老师，在毕业典礼上要求学生们公开“未来梦想”，一名不愿公开分享的女生因此被贴上“消极”标签，导致该名女生陷入抑郁。

东京某企业25岁新员工小林（化名），在入职面谈中，被上司反复追问“你的梦想是什么？没有梦想怎么行？”小林原本想说“稳定工作就好”，但担心被视为“无动力”，于是编造说“希望成为经理”。结果，小林因此进入了并不适合自己的销售岗位，半年后因压力过大而不得不辞职。

日本的经济杂志《Diamond Online》，也在一篇专栏文章指出，9成上级在不知不觉中对下级犯下“梦想骚扰”的错误。

这篇文章写到：

“你将来想做什么？”

“连梦想和目标都没有，你打算怎么办？”

即便到了今天，说出这样话的上司仍然很多。

在他们看来，也许只是出于善意。

但这种行为，其实非常危险，会把年轻人一步步逼到角落。

因为这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梦想。真正从年轻时就明确立志“我要做这份工作”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是由偶然和相遇所塑造的。即使如今被认为“成功”的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拥有清晰的人生蓝图。”

文章中的这段话，让我想起田中耕一。这位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可以说是由“偶然性”塑造出来的典型代表。

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图｜维基百科）

田中耕一在大学学习的是电气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理想的就职公司是索尼。可惜没有通过入职考试，被索尼淘汰了。

后来，田中耕一在他的大学导师安达三郎教授的劝说下，又去了京都的岛津制作所面试，这次面试合格了，但却被分配到与专业无关的化学部门做研发工作。

正是因为被分配到并不熟悉的化学领域，田中耕一才因为在一次实验中因“失败+偶尔的组合”而获得意外成功，实现了无数化学专家们绞尽脑汁都没有成功的大分子（如蛋白质）的质量分析，让生物化学、医学和生命科学，都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精密时代，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田中耕一并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就高举“科学梦想”的人——他没有明确的志向宣言，也从未把“一定要成功”当作人生目标。进入企业研究所，对他而言只是一份工作——把实验做好，把当天必须解决的解决掉就行。至于成果是否伟大、是否会被历史记住，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正是这种不执意追逐梦想的姿态，让他在没有压力的失败当中获得了成功。

田中耕一的成功，并非来自对梦想的执念，而是来自允许自己没有宏大目标、只专注当下过程的自由。当从社会到家庭都在要求年轻人“必须有梦想、必须向上燃烧”的时候，田中耕一的经历反倒是提醒了人们：不被梦想裹挟，或许才是让可能性发生的前提。

当然，并非每一个人都像田中耕一这样好运，但放眼四顾，会发现我们身边许多的人能够获得成功，并非源于立志实现梦想，而是源于无论是否梦想、无论是否喜欢，都能在偶然进入的环境中努力工作，并逐步实现正向发展。

做好手边的工作、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或许远远比追逐“梦想”更加重要。

文章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有疑问：

“如果谈论人生梦想都算骚扰，那还能谈什么？”

“人活着，有梦想有目标，难道不是好事反而坏事吗？”

的确，我一开始也有同样的疑问——毕竟我是从小接受“梦想教育”成长的一代人。从小在学校在家庭，老师或父母都对我们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

我接受这样的教育长大，成人之后才发现：千军万马当中，将军只有一个——这是真实的社会现实。这个世界并不公平。资源分配的不公，令每个人的幸运指数完全不同。

正因为如此，上野千鹤子老师2019年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的著名演讲，才会得以广泛传播。

上野老师说：

这是一个即便努力了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的社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努力了也没得到回报、想努力却努力不了的人。“努力就有回报”这种想法本身，得益于你们周围的环境，而非你们努力的结果。

你们今天所拥有的，并不只是努力的结果，还包括了你们被赋予的环境和机遇。世界上存在既努力也无回报的人，有想努力却力不从心的人，也有因过度努力而身心俱损的人。

上野老师发表这篇名演讲时，我家小盆友正在上高中。她的班主任老师将上野千鹤子老师的演讲稿一字不漏打印了几十份，全班同学人手一份。

上野老师发表演讲的时间是2019年4月12日。

18天之后的5月1日，日本正式进入令和时代。

“今后等待着你们的将是‘即便努力也不一定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上野老师的演讲，为令和时代的到来拉开了现实的序章。给生活在令和时代的年轻人敲响了警钟。

令和时代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一辈，更早更清醒地认清了“努力不一定有回报”这一社会现实。明白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一个人身处的外围环境，比他本身的努力更重要（即使是那些罕见的成功逆袭，其逆袭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在外围环境得到改变的前提之下）。

努力未必有回报，这不是悲观，而是对现实的社会结构，更敏锐、更清醒的直视。当社会不再保证回报，那些仍然要求个人持续为“梦想”燃烧的话语，就必须被重新审视。当然，并不是说拥有“人生梦想”不道德，而是说，既然人生只有一次，那么我们的“人生梦想”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被要求的道德义务。

记得在我家小盆友成人之后，当我再问起她的未来目标或理想时，小盆友——不对，以后应该改口成为“年轻人”——我家年轻人对我说：

“人生并不存在所谓理想或目标。很多时候是因为必须有理想有目标而不得不制造一个理想或目标。”

这句话有些绕，不过我还是听懂了。这让我松了口气，甚至感到某种欣慰：她能坦率地对我说出这句话，并不假装有梦想，说明她没有遭受到来自她母亲的“梦想骚扰”。或者说她母亲的“梦想教育”，丝毫无法骚扰到她。

就像痛苦不能被美化一样，人生的梦想也不能被强加。一切要源自内心，出于自愿——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人生意义的所有权，才能真正属于每一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