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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态学时空 ,作者:复旦赵斌,原文标题:《全球碳排放何时达峰?达峰之后,人类又该如何迈向气候安全? | 一起读顶刊-2025》
当《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十周年之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仍在攀升——2025年化石燃料与水泥生产相关碳排放预计增长1.1%,达到381亿吨二氧化碳。这一数据背后,隐藏着气候治理的核心命题:全球碳排放何时才能迎来由增转降的峰值?峰值之后,人类又该如何迈向气候安全?
要理解峰值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当前全球碳排放的基本格局——这是气候科学的基础认知。
一、读懂文中两张关键图:全球碳排放的现状地图与未来问号
文章里的两张图,就像全球碳排放的体检报告——一张告诉你现在谁排放最多、排放了多久,另一张解答未来排放啥时候能见顶、能不能稳住。结合文章数据和科学家观点,咱们用大白话拆解清楚:
第一张图:碳排放量何时达峰?——全球减排的未来时间表

这张图的核心是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人类啥时候能按下碳排放的暂停键(达峰),之后能不能降下来?
横轴:时间线,从1990年到2035年,覆盖了《巴黎协定》签署(2015年)、现在(2025年)和未来十年。
纵轴: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没直接标,但结合文章是“十亿吨级”),数值越高,代表排放越多。
两条关键线:
「Historical(历史线)」:1990年到现在的真实排放数据,一路向上走——文章里说,这期间排放量每年都在涨,现在比2015年《巴黎协定》签的时候还高10%,就像爬山一直没停脚。
「1.5°C compatible(1.5℃兼容线)」:为了实现《巴黎协定》“升温不超1.5℃”目标,排放量必须走的“理想路线”——不是继续涨,而是要快速往下掉,像从山顶赶紧往山脚走,晚了就来不及。
这张图藏着三个关键信息:
“达峰”不是“一刀切”,可能是“起伏的小山”每年排放会受意外因素影响:比如美国今年冬天特别冷,供暖需求涨了,排放量可能比去年高;而中国因为最近的房地产低迷,水泥、钢铁需求少了,排放量可能在2024年就见顶,今年还降了1.2%。科学家也没统一说法:有的说“二氧化碳可能已经开始降了”,有的说“全球拐点要到2030年左右”——所以图里的“峰值期”是一段区间,不是一个固定年份。
现有政策下,减排走得太慢从图里能看出来,哪怕按现在的政策推进,排放量也只是慢慢变平(flatten off),要到2030年才可能达峰,之后才慢慢降。但1.5℃兼容线要求现在就开始快速降——文章里说,这差得远了,现在的排放水平,根本达不到《巴黎协定》的要求。
达峰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清零+吸碳”图里哪怕达峰了,只要排放量没降到零,气候还会继续暖。文章强调,就算达峰,本世纪中叶前得把碳排放降到零;而且未来十年升温大概率超1.5℃,之后还得从大气里“吸碳”(比如种树、工业吸碳),才能把温度拉回来——就像爬山到顶后,不仅要停下,还得把之前多带的“行李”(多余的碳)扔下去。
第二张图:哪些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全球排放的责任分布图

这张图是一张排放排行榜,告诉你过去60年(1960-2020年),全球各个地区的排放谁多谁少、怎么变的。
横轴:时间线,从1960年到2020年,横跨半个多世纪,能看到不同地区的排放“成长轨迹”。
纵轴:碳排放量(单位:十亿吨/年),数值越高,排放越“能打”。
八条线对应八大地区:亚洲、北美洲、欧洲、中东、非洲、中美洲、大洋洲、南美洲——重点看“领跑者”和“追赶者”的差异。
这张图藏着两个核心事实:
亚洲是“绝对主力”,中国是“核心中的核心”图里亚洲的线“一骑绝尘”,从1960年的低排放,一路涨到2020年的全球最高——文章里说,亚洲(尤其是中国)现在占全球近1/3的排放,主要原因是“化石能源+水泥生产”:中国有大量燃煤电厂,去年光烧煤就烧了23亿吨,水泥需求也大(之前房地产火热时)。对比其他地区:北美洲、欧洲的线早就“不涨反降”了(近20年一直在跌),因为这些工业化国家早已经达峰了;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线虽然也在涨,但数值低很多,没法和亚洲比。
“排放差异”背后是“发展阶段”的差异图里的趋势不是“谁更不负责任”,而是“谁在哪个发展阶段”:
欧美等发达国家(北美、欧洲):1960-2000年是排放主力(工业化阶段),现在降了,因为他们早完成了工业化,有能力减排;
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2000年后才快速涨,因为要发展经济、满足能源需求(比如用电、盖房子)——文章里说,这是“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
其他地区(非洲、中美洲):排放低、涨得慢,因为工业化程度还不高,未来可能会涨,但现在不是主力。
中国的“转向”对全球很关键虽然亚洲线涨得猛,但图的“未来伏笔”在文章里:中国现在是全球清洁能源“领头羊”(风电、太阳能、电动车都在快速发展),还承诺2035年排放量从峰值降7%以上。科学家预测,中国达峰,全球才会达峰——这意味着,未来亚洲线能不能拐头向下,中国是关键。
两张图放一起看:全球减排的“难点与希望”
难点:从地区图看,亚洲还在“高位运行”,从达峰图看,全球减排“速度不够”,而且达峰后还要“清零+吸碳”,任务很重;
希望:中国等亚洲国家开始转向清洁能源,部分地区排放已出现下降迹象,只要政策加力、技术跟上,排放量“见顶回落”不是不可能。
二、核心争议:碳排放峰值何时到来?
“峰值何时出现”是当前气候科学与政策领域的核心争议,而这一争议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中国的排放趋势。
1.峰值的两种可能:已经到来还是2030年左右?
关于全球峰值,科学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这在第一张图的起伏型峰值趋势中也有所体现:
观点一:中国已达峰,全球峰值近在眼前:部分科研数据支持这一判断——碳监测平台(Carbon Monitor)显示,中国碳排放已于2024年达峰,2025年预计下降1.2%;赫尔辛基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也记录了这一下降趋势。清华大学科学家刘竹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导致水泥、钢铁需求减少,叠加电动车与可再生能源的快速推广,二氧化碳排放大概率将持续下降,“这就是中国碳排放量的峰值”。
观点二:全球峰值需等到2030年左右:另一些科学家则更为谨慎。气候分析公司负责人比尔·黑尔(Bill Hare)认为,全球排放拐点要到2030年才会出现,当前仅能观察到“排放趋平”的迹象。参与全球碳计划的格伦·彼得斯(Glen Peters)进一步解释,峰值可能不是“尖锐的山顶”,而是“起伏的山丘”——受年度能源消耗波动(如美国2025年因寒冬导致供暖需求增加,排放预计上升)影响,单一年份的下降不足以确认峰值,需观察连续多年的下降趋势。
2.中国的关键作用:为何一国之峰关乎全球?
从两张图的趋势和科研数据来看,中国的排放轨迹对全球峰值具有一票否决权,这背后有两个核心原因:
从总量上看,中国占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排放,其排放趋势直接决定全球排放的整体走向——正如比尔·黑尔所预测的,当中国的排放量达到峰值时,全球排放量也将随之达峰。
从转型潜力上看,中国正同时扮演最大排放国和清洁能源领跑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仍有庞大的燃煤电厂;另一方面,风电、太阳能、电动车的推广速度全球领先,并承诺2035年排放量从峰值至少下降7%。这种“转型中的排放国”特质,使得中国的减排行动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变量。
三、核心挑战:达峰之后,气候治理才刚起步
很多人认为排放达峰就是气候问题的终点,但科学数据和图表趋势揭示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达峰只是气候治理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1.达峰≠控温:1.5℃目标仍需净零排放
第一张图的“1.5℃兼容线”早已明确:要实现控温目标,不仅需要排放达峰,还需要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碳排放——即排放的二氧化碳与从大气中清除的二氧化碳相等。当前全球排放轨迹即使达峰,若下降速度不足,仍无法满足控温需求。
更严峻的是,科研数据指出,未来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几乎肯定会超过1.5℃。这意味着,人类不仅需要减排,还需要在本世纪晚些时候大规模开展碳清除——从大气中主动移除多余的二氧化碳,才能将温度拉回安全水平。
2.碳清除:不得不面对的补救方案
面对升温超标的必然趋势,碳清除技术已成为气候科学的研究热点。目前科学界探索的路径主要分为两类,各有优势与挑战: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植树造林、改良农业系统以增加土壤碳储量。这类方案成本较低、生态友好,但受土地资源限制,规模化潜力有限,且面临森林火灾等风险。
工业碳清除技术:如直接空气捕获技术(DAC),可直接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并储存。这类技术不受土地限制,但当前成本高、能耗大,仍需技术突破才能规模化应用。
气候科学家凯瑟琳·海霍(Katharine Hayhoe)的比喻十分形象:治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就像维护游泳池——我们必须先关掉进水的水管(减排达峰),还要把排水口弄大(碳清除),同时学会在水中生存(适应气候变化)。
四、科学探讨:留给我们的关键问题
这篇研究不仅提供了数据与趋势,更抛出了一系列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科学与社会问题,这也是气候治理的核心争议点:
1.排放公平:如何平衡发展与减排?
第二张图揭示的区域排放差异,本质是发展权与减排责任的矛盾。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排放趋降;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排放必然增长。如何设计公平的全球减排机制,既不让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买单,又能共同推进全球减排?这是气候政策的核心难题。
2.峰值判断:科学标准是什么?
当前关于是否达峰的争议,反映了峰值判断的科学性难题:单一年份的排放下降能否算作达峰?考虑到经济波动、气候异常等因素,应该观察连续几年的趋势?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科学界与政策界共同制定统一标准,避免伪达峰误导气候行动。
3.技术与政策:哪一个更关键?
碳清除技术的突破能为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但技术进步需要时间。在技术成熟前,政策干预(如碳定价、清洁能源补贴)能否更快推动排放下降?如何实现技术创新与政策引导的协同?这是决定峰值到来时间与下降速度的关键。
结语:从峰值焦虑到理性行动
这篇关于全球碳排放的研究,以及两张看似简单的趋势图,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气候问题的全新视角:全球碳排放峰值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但可通过科学与政策干预影响的过程;中国的转型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变量,但不是唯一变量;达峰不是终点,而是“减排+清除+适应”三位一体气候行动的起点。
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掌握2025年排放预计增长1.1%、中国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排放等数据,更在于建立一种系统思维——气候问题不是单一国家、单一技术能解决的,它涉及科学、经济、公平等多重维度。未来,无论是作为公民参与环保行动,还是作为决策者制定政策,这种系统思维都将成为理解和应对气候挑战的核心能力。
而科学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回避不确定性,而是通过数据、模型和持续探索,为人类应对挑战提供方向。全球碳排放峰值的到来,或许会迟到,但只要我们基于科学理性行动,就一定能避免气候灾难的发生——这正是这篇研究带给我们的最大信心。
解读文献: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5-03618-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