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南山，如何跃升为“万亿”高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创新区研究组，原文标题：《中国首个“万亿区”诞生！6000家高企，每平方公里54亿：解构中国最“恐怖”的经济密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5年，深圳市南山区GDP首度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总量超过万亿的县（区）级行政区。这不仅意味着南山一举迈入“万亿俱乐部”，也使其经济体量超越了全国约90%的地级市，堪称“一区抵一城”；甚至超过冰岛、爱沙尼亚等欧洲小国的全年经济总量。

最震撼的还不是总量的“大”，而是密度的“高”。

南山以深圳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了全市逾四分之一的经济产出，拥有218家上市公司，并贡献全国约0.7%的GDP，每平方公里产出GDP达54亿元——这一数字是深圳平均水平的3倍，是上海浦东新区的3倍以上，在南山，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超过一家上市公司。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区，南山何以在短短35年间从经济边缘地带跃升为“万亿”高地？

要知道，它的崛起，并非依靠资源的禀赋（它没有矿产），也非单纯依靠国家级新区的行政级别（它长期只是一个正局级行政区）。

南山的万亿之路，本质上是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市场化机制、科技创新与城市治理在“高密度空间”内发生剧烈化学反应的结果。

一、从世界工厂，到热带雨林

南山被称为“中国硅谷”，但它与美国硅谷有着本质的不同。

美国硅谷是“软件+风投”的极致，而南山则是“软硬结合+产业链闭环”的孤本。

南山拥有各类市场主体超60万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达6037家。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热带雨林”生态：

• 乔木（龙头）：腾讯、中兴、大疆等千亿级巨头提供平台和订单；

• 灌木（中坚）：218家上市公司（密度全国第一）在细分领域构建壁垒；

• 苔藓（初创）：数十万家中小微企业在缝隙中快速迭代。

而且，这种生态的恐怖之处在于“极致的产业链垂直整合效率”。

在留仙洞片区的“机器人谷”，聚集了优必选等20多家整机企业和200多家零部件配套商。在这里，一个关于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创意，上午定方案，中午在几公里内的工厂打样，下午就能回实验室测试。在硅谷需要两周完成的硬件迭代，在南山只需要24小时。

别忘了，它还背靠着整个珠三角的供应链网络：南山是这个巨型工业怪兽的“大脑”，而东莞、惠州、佛山则是它的“四肢”——这种背靠珠三角强大制造腹地、由于地理邻近性带来的极速响应，是南山难以被复制的护城河。

值得一提的是，在土地开发殆尽的背景下，南山早已不仅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

数据显示，南山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87%。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它不仅碾压了全国平均水平（约2.5%），甚至超过了全球研发强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约5.6%）。

正是这种“压强式”的投入，让南山在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上达到了860件（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以上）。

当其他地区还在依赖土地财政时，南山已经完成了动能切换。

而且，与许多园区依赖单一产业不同，南山实现了“二三产深度融合”。其第三产业占比近80%，但绝非传统服务业，而是以软件信息、科技研发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使得南山的制造业虽然占比下降，但“含科量”极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近60%——南山的每一分增长，都是由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

二、制度密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

南山的成功，往往被归功于市场，但“懂行”的政府同样关键。

南山政务服务的核心逻辑是“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而且具有极强的“产品经理”思维。

在企业初创期，政府是“天使投资人”：南山设立了大规模的产业引导基金，并对创新失败给予极高的宽容度（最高100%亏损容忍的领投支持）。这种敢于为创新买单的魄力，解决了科技企业“死亡谷”阶段的资金难题。

在企业成长期，政府是“CTO（首席技术官）的助理”：“秒批秒办”、“免申即享”等政策，这些看似微小的行政微创新，叠加在60万市场主体上，就释放了巨大的制度红利。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山建立起了全国最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庭和保护中心。

对于高科技企业，专利就是命门。

南山之所以能成为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1/14的高地，离不开其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让技术窃取者付出代价，让创新者获得超额回报。这是创新火种得以燎原的制度基石。

更具标志性的是前海：这是“特区中的特区”试验田。

前海于2010年设立，承担着深化改革和粤港澳深度合作的使命，近年来更是大幅扩区。在这里，内地与香港的法律、金融、人才规则进行深度对接。这不仅为南山引入了源源不断的国际资本，更倒逼了南山本土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接轨，让南山成为大湾区制度创新和开放合作的桥头堡。

三、空间重构，打破“象牙塔”的围墙

很多城市的大学城是孤立的孤岛，但在南山，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首先是产学研的“无缝链接”：

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清华深研院等高校，并非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而是产业的“后院”。

在南山，实验室与企业的物理距离往往只有一墙之隔。教授创业、学生进厂、企业进校，这种由于物理距离消失而带来的人才高频流动，打破了产学研之间的“生殖隔离”。许多南山上市公司的核心技术，最初就诞生在隔壁大学的实验室里。

其二是产城融合：

南山没有走传统工业区“白天机器响，晚上空荡荡”的老路。深圳湾人才公园、滨海休闲带、高端商圈与总部大楼交错分布。这种“在公园里办公，在CBD里生活”的模式，极大地降低了高压创新人群的心理成本。

对于全球顶尖人才而言，南山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份高薪工作，而是一种国际化、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比如，在南山的一家咖啡馆里，你可能左边坐着搞生物医药的博士，右边坐着搞跨境电商的操盘手。不同行业的认知在这里剧烈碰撞，跨界创新（如AI+制药、无人机+物流）就这样发生了。

这就是城市经济学的魅力：密度即效率，密度即创新。

四、对标海淀与浦东

此前，全国“万亿城区”只有上海浦东新区和北京海淀区两个名字。

但需指出，海淀区作为直辖市北京市的下辖行政区，其行政级别因北京的省级地位而不同于典型的地市辖区；相比之下，上海浦东新区虽属直辖市，但其设立背景更接近开发区模式。

将南山置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坐标系中，通过对比，我们更能看清其独特模式。

南山 VS 海淀：工程化能力的胜利

北京海淀区（2022年GDP破万亿）依托清华、北大、中科院，是当之无愧的“原始创新（0-1）”策源地。相比之下，南山的优势在于“技术产业化（1-100）”。

海淀胜在“知”，科研院所林立；南山胜在“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主导地位极强。

在南山，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这种“企业主导型”创新，使得南山的技术转化率极高，更善于将图纸变为商品，将技术变成现金流。

“搞钱”是这里唯一的通用语言，也是最高的职业道德。

南山 VS 浦东：市场化的极致

上海浦东（GDP近1.7万亿）是国家战略的集大成者，拥有陆家嘴金融城、外高桥保税区等“国家队”平台，国资与外资力量雄厚。

南山则更多带有“草根逆袭”的色彩。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第一炮”开始，南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营经济的奋斗史。这里没有太多“政策等靠要”，更多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闯劲。

这种差异导致了两者气质的不同：浦东擅长“大开大合”的资源配置，南山擅长“千帆竞发”的垂直领域突围。

五、深度思考：超强城区“成长的烦恼”

南山作为“中国第一区”，也有自己所面临的深层矛盾，而这是所有超大城市核心区未来的共同命题。

首先，是“高成本”带来的空心化风险。

当写字楼租金和人力成本向曼哈顿看齐时，制造业的逃离是必然的。华为终端搬迁东莞、部分制造环节外溢，已是信号。南山的挑战在于：

如何在土地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保住“高端制造”的根基？如果产业链的物理距离被拉得太远，南山引以为傲的“24小时硬件迭代”优势是否会被削弱？

对此，南山正在探索“总部+飞地”模式，但这需要极高水平的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

其二，是“小马拉大车”的治理错位。

南山是一个可以敌国的经济体，但它在行政级别上，依然只是一个“区”。这意味着，它在财政支配、重大规划、跨区域协调上，依然戴着镣铐跳舞。

它需要像经营一个国家一样去思考产业布局，但手里的工具箱里却只有区县级的权限。

这种“经济巨人”与“行政矮子”的错位，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亟待突破的体制瓶颈。

其三，是人的幸福感。

在“效率至上”的南山，人很容易变成大厂算法里的一个数据。

高房价像一道厚厚的墙，隔绝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定居梦。如果一个城区只能容纳天才和富豪，而容不下普通的追梦者，它的创新活力还能维持多久？

南山的下一步需要证明：它不仅能产出万亿GDP，还能安放肉身和灵魂。

六、中国式现代化的“南山样本”

深圳南山成为首个GDP万亿城区，其意义超越了数字本身。

它的经验是：密度即效率，创新即动力，市场即方向。在不依赖自然资源、不依赖重化工业的前提下，通过极致的市场化、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中国城区完全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甚至超越。

对于中国更广大的区域而言，南山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进阶版”蓝图——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做大做全转向做精做强。

万亿，只是南山的新起点。

在它面前，是全球科创中心的星辰大海，也是如何在高密度空间内实现高质量增长与高品质生活平衡的终极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