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6 13:16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看理想
我在2020年到2022年密集、热烈地参与公共事件讨论后，发觉自己的思考路径好像枯竭了。
近几年，大家越来越熟练、习惯地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去理解和讨论个人与社会困境的根源，能指认出结构性不平等，区分强势与弱势群体、特权与歧视，也熟悉了心理创伤和诸多心理疾病。
从社会议题的角度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为什么我反而觉得自己的思考没有生机？
因为我渐渐发现，很多时候这些“进步”的讨论不仅没有带来更开放包容的环境，反而加剧了对个人激烈的指责和批判，甚至是成为了对个人的驱逐和消灭的理由。
心理学概念的科普，似乎也没有让社会对心理问题更加包容，而是让更多个人和机构（比如学校和公司）利用心理学工具对他人进行筛选和淘汰。在社会事件的讨论里，心理疾病和创伤也常常被转化为武器，有时被肆意用来攻击那些被认定为“恶人”的人，有时又被当作免罪金牌，阻止人们对更深层问题的追问。
人们一边熟练地运用各种先锋概念和科学知识去追求正义，但一边又以正确和正义之名筑起了新的暴力牢笼。
当年的现象级综艺《再见爱人4》，引发许多围绕婚姻和性别的权力关系结构的严肃讨论，这些讨论包含着保护弱者、促进社会公平的意图。
但是，人们几乎默认指出问题就等于指责甚至羞辱，于是任何对麦琳行为问题的讨论都成为了围剿的一部分；而在意识到对麦琳的围剿太过火的时候，人们又纷纷转向指出她的老公李行亮的错误来对冲。仿佛问题不出在围剿，而在于没有按照错误的多少来分配围剿的力度。
这种“按错分配围剿”的逻辑，让讨论最终变成了比谁更讨厌、谁更该被攻击的竞赛。这种以暴制暴不仅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还让公共空间在脆弱与易爆中进一步坍缩。
《再见爱人4》还体现出了舆论场上心理学科普是如何被“武器化”的。当被人讨厌的嘉宾被网友审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时，这种审判不仅成为解释其行为的唯一框架，还成为对其进行攻击的理由，仿佛贴上这个标签后，这个人就不再值得被理解或共情。
就像麦琳被审判为自恋人格的时候，她的眼泪都成为罪状，而当舆论偏向她时，节目组突然公布她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创伤经历，所有的批评又瞬间变成“不人道”，她的丈夫李行亮则从“完美受害者”沦为“该为妻子抑郁负责的巨婴”。
这些用心理疾病解释个人行为的讨论，看似是在理解人，但实际上仍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加害者”；要么是“有病”，要么是“正常”。
当需要攻击“恶人”时，心理疾病就成了罪行的借口（他施暴是因为反社会）；当需要袒护“自己人”时，心理创伤又成了免责金牌（她撒谎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
看似是心理科普提高了人们的认识，但实际上人们只是在利用心理学的标签获得对个人攻击的许可。
更糟糕的是，当我们抽象地去谈论心理疾病的时候，大家会展现出很多的理解和包容，可是当应用到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时，心理学的解释并不能让大家对错误或伤害有更多的包容，该进行的指责和惩罚不会因为这个人有某种心理疾病而减少。
大家只会奔走相告，要更加警惕远离这样的人，于是心理障碍实际上成为了方便对一些人进行分割、驱逐、施暴的理由。
因此，我曾一度非常困惑，对错误和伤害的指认也好，对心理问题的科普也好，到底是促进了社会的包容和改变，还是增加了攻击和歧视的武器？
那么，是不是更多地把个人的问题放在社会结构当中去理解，就可以尽量降低对个人的攻击和歧视？是不是努力呼吁改变社会环境就可以对个人的困境有所帮助？
可是这又会牵出另一个公共讨论的瓶颈——在以审判和惩罚为核心的讨论路径中，大家无法正视不平等结构中个体的责任。特别是，如果犯错或者施暴的这个人是在大家熟悉的不平等结构中处于弱势、被压迫的地位，那么许多注重社会公平的讨论就会回避指认个体责任，也难以提出如何改变弱者错误或施害行为的具体办法。
如果一个母亲长期对自己的儿子殴打辱骂，按照现在主流的分析框架，大家会先拆解她的困境——也许她是“丧偶式育儿”的主妇，孤立无援，压力爆棚；或者她生在重男轻女的环境里，自己被打到大，她也只会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
这些分析当然重要，照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她造成的伤害。但是，作为被结构压迫的弱者，是否还应该讨论母亲自身的责任？又该如何面对她的错误和伤害？如果承担责任必然意味着受到惩罚，是否就意味着她应与家暴的男人同受谴责、羞辱，甚至被送进监狱、失去工作、遭受“社会性死亡”？
可以设想，如果不讨论这个母亲的错误和责任，这种暴力一定会延续，二十年后这个男孩可能就成为对妻子和孩子继续施暴的可恶男人。可是如果谈论母亲的责任，又会有声音跳出来说“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压力多大你懂吗？”“你为什么不谴责爸爸？男人怎么又美美隐身了？”
同时，对女性错误的指认可能被解读为对女性的围剿，成为厌女的罪证。而如果用创伤和精神疾病来解释她的暴力行为，就可能为暴行开脱，甚至污名化精神疾病，给人一种“只要精神疾病无法治愈，暴力就无法停止”的错误印象。
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严肃社会议题讨论的瓶颈——结构压迫和个人责任难以被同时正视。要不就是抛开社会结构，对个人进行审判和惩罚；要不就是抛开个人责任，用结构的、代际的、历史的原因为个人的错误甚至暴行开脱。
而疗愈和成长是只能运用在受害者身上的说法，面对加害者，大多的讨论只关心如何让TA付出高昂、惨痛的代价，甚至是最好让TA彻底消失，而TA如何去改变和成长是几乎不存在于公共讨论中的。
这样的讨论维护了表面的公平，但却不完整，也不诚实。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审判与惩罚的模式下，我看不到个人成长和社会结构能够发生革命性改变的可能性——如果每个人都会犯错，那么每个人都可能被严厉惩罚甚至驱逐，而为了防止被惩罚和驱逐，那么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地走“正确”的道路，可是如果只能走眼前“正确”的路，那么既有的社会规范和结构怎么会发生革命性的进步呢？暴力不能解决暴力。
如果不知道如何用非暴力的方式面对和处理错误，没有明确的方法和心力把错误转化为成长性的力量，那么大家就只能困在原地，追求“正确”，杀死“错误”。
所以，是什么让我们被禁锢在“审判与惩罚”的框架下？这与大家在生活里，面对“错误”的方式紧密相关。
假设一个场景：你带着初中的孩子、父母、伴侣去国外旅游。家人已经登机，可是工作人员发现孩子到国外要用的证件过期了，今天不能登机。你和孩子只能先回家处理。与此同时，因为托运行李挂在你的名下，你没登机，那几件行李被拉下退回，其中有家人的衣服和生活日用品。飞机马上要起飞，你的家人来不及再办理托运，这些行李也没办法随家人一起到达目的地。
现在，先别急着解决问题。给自己几秒钟时间，注意你脑子里自动蹦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然后，把注意力放到身体上，你的胃、心跳、呼吸有怎样的感受？你觉得在飞机上的家人会对你说什么？你会对孩子说什么？如果代入一下，是证件过期的这个初中生，你觉得你会怎样的感受，你的家人会对你说什么话？
接下来，请留意你下一步最想做的是什么：是冲着工作人员或家人发火，把怒气丢出去？是拼命和家人道歉？然后，在带着孩子回家后，你会怎么对待自己？是会有一连串的自责、检讨、保证“以后一定检查十遍二十遍”？或者觉得自己今天应该不能吃饭，或是应该要吃一些别的“苦”，才算对家人公平？
再把镜头拉到飞机上的家人：在你的想象里，他们会在家庭群里怎么说你？他们会是沉默的怒气、不断的埋怨，还是短暂的慌乱之后，把注意力放到“今天怎么安排”？
这个故事其实来源于一个前几年在网上爆火的帖子。
原贴是一个叫“黑猫白袜子”的博主，作为这趟飞机的同行人，用第三视角去描述这件事，TA说“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会崩掉，然后如果是我父母，肯定会大发脾气。甚至机上那个人打电话给我妈妈的时候，我潜意识觉得一定是特别生气急眼的那种……结果飞机上那家人完全没有生气，就是打了个电话叫人回来拿行李，然后让他们顺便寄个箱子，全程氛围都非常的松弛。”
“那家人里还有一个可能是初中高中的小孩，遇到这种事情也完全没有任何紧张感。反而是作为陌生人的我在听到这件事的时候，瞬间就开始起反应，胃痛、紧张和恶心……我坐在旁边，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点想哭。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松弛的家庭关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现在人们都在讨论的“松弛感”，就是从这个帖子开始。许多网友都与旁观的博主感同身受。如果代入自己，他们也会紧张到想呕吐，觉得有排山倒海的怒气和骂声向自己涌来，会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感觉自己以后都不配出门旅游了。
这个帖子的内容有可能并不是真实发生的，但是无论这个事件是否真实，我们对事件的反应都是真实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自己日常生活里过失的真实脚本。而这个帖子之所以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发现，原来犯下错误或者过失，不一定需要面对剧烈的批评、羞辱啊；原来在解决问题之后，不一定需要承受很痛苦的惩罚也开心地可以继续旅行啊。
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一家没有因为一个过失而发生狂风暴雨，是因为他们“有钱有闲”。这反应了人们对“有钱有闲”阶层的错误想象——如果财富可以让人对过失都宽容以待、轻松面对的话，那《继承之战》就应该拍成《我爱我家》了。
这种想象还体现了人们（特别是没钱没闲的、被压榨剥削的打工人），宁愿相信是钱让人变得宽容，而不是世界上本该有另一种面对错误的方式——带着接纳和宽容的态度，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非惩罚的、非暴力的方式。
也许你会说，这家人这么镇定是因为他们付得起这个错误的代价，可是有些错误或者过失真的后果会很严重，所以严厉的惩罚是必要的。可回想一下你的成长史，有多少次你被严厉地责骂、被羞辱、甚至被暴力惩罚，是因为一个严重到不可挽回的错误呢？
是高考没考好吗？还是每一次所谓“没考好”的考试之后都要挨一轮？为什么分数低必须配套责骂与惩罚？真的是为了让你下次考得更高吗？惩罚并不能直接把知识塞进脑子，它靠的是让你感到羞耻和痛。
为了回避这种痛，你逼迫自己更用力地刷题；可恐惧会让人焦虑、紧绷、注意力涣散，于是你需要用更极端的手段让自己集中精神。对你的身体来说，直接的威胁来源并不是那张试卷和分数，而是责骂与惩罚——只是惩罚你的人把“分数”和“痛”强行捆绑，告诉你：你现在的痛苦，是因为你没考好，而不是因为我在伤害你。
考试只是我们被训练成“犯错—审判—惩罚”脚本的一处缩影。日常生活与文化里还有无数隐形的标尺在划线：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旦越线，握有权力者就会动用权力羞辱和惩罚你，召唤你的痛、利用你的痛，借助人类对痛的本能畏惧与回避，迅速换取服从。
必须要看穿的是，惩罚不产生学习，它只是利用恐惧制造服从；它不能传递任何的知识，只是利用痛苦逼迫我们学习。
很多人在这样的秩序里内化了一种错觉——只有痛，才算认真；只有更痛，才算公平。这正是我们一次次滑回“审判—惩罚”框架的原因——我们熟悉痛、害怕痛、利用痛、也沉迷于痛。
可是，如果总是允许，甚至期待痛成为代价，成为控制的手段，那么大家不仅无法打破“审判与惩罚”的思考框架，更是无法走出痛苦的无间地狱。
无论在社会议题还是个人生活中，要打破无处不在的“审判—惩罚”框架，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痛。
需要叩问：我们如何被痛挟持？是谁用痛要挟我们？在痛的要挟之下，我们让自己付出了什么，又让他人付出了什么？当然，也要进一步追问：这些痛如何得以减轻、停止——是因为被治愈了，还是麻木了，抑或它转化为另一种痛，换了面孔继续存在？
那么，我们是否可能从被痛挟持的生活中解放？我相信众生皆苦，也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智慧的方法减轻这些苦。在现代语境里，“苦”多被理解为我们日常所感知的“痛”或“痛苦”，而“智慧的方法”常被等同于理性、思辨与科学。这些都重要，但在这个节目里，我想向大家介绍的方法是——爱。
很多人一听“用爱减轻痛苦”，第一反应可能是：“啊，又是老套的桥段。”我完全理解。毕竟，在当下严肃的公共讨论中，“爱”早已被边缘化，没有实际的作用。大家更倾向于相信，面对个人的痛苦与社会的悲剧，需要的是公平正义、法律法规与科学理性，而不是那个看起来情绪化、难以界定、无法控制的“爱”。
更何况，现代的共识似乎是，“爱”才是问题的原因——家长会因为爱而对孩子进行控制，男人会因为得不到心爱的女人而去开车撞人，粉丝会因为太爱偶像而进行网暴。
如果爱既可以积极美好，又可以充满谎言伤害；既可以是安全温暖的，又可以令人痛苦不安的；既是开放自由的，又是让人想要自私占有，那么我们怎么确保爱发挥的一定是积极的作用？怎么知道积极的变化发生的时候是因为爱的哪一种因素？
因此，与其继续在“爱到底是不是好东西”的争论里打转，更需要先把问题往前推一步：我们究竟在谈论哪一种“爱”？它的边界、构成与影响机制是什么？
如果爱的定义模糊不清，它既难以进入理性的讨论，更无法转化为能产生具体效用的实践概念。那么无论在日常生活中多么频繁地讲爱，一到严肃理性分析个人和社会问题的时候，爱这个概念就失效了。这个我们认为人类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竟也无法对我们现代人的困境给出实质性的帮助。
但是，爱在严肃讨论里的缺席和失效，不是爱本身的失效，而是因为太多对爱的认识被误用、被偷换。大家宁愿接受将爱与自私、痛苦、堕落、毁灭进行捆绑，也不愿意承认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更没有实践爱的方法。
大家非常愿意谴责爱、警惕爱、拒绝爱，但是不愿意承认需要爱、渴望爱。爱在现代语境里更常出现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谁说还渴望爱、要去爱，那简直比说自己要上街裸奔更羞耻，更难以理解。
我曾经也有这样的困惑，所以即使以往我参与讨论的议题，比如性别问题、亲子关系，全部都与爱有着紧密联系，但我只能批判以爱之名的伤害，却不知道是否应该在痛苦面前召唤爱，更不知道如何用爱去进行弥补和修复。
直到我读到了bell hooks的（关于爱的一切）这本书，它对爱的清晰的定义和深刻的阐释，照亮了我心中那团混沌，让我看清了爱的轮廓与内容。爱，从一个充满歧义与矛盾的词语，逐渐变成一个我可以辨认、真诚渴望，并奔赴实践的理念。
所以，bell hooks所说的爱是什么呢？她认为爱作为动词，而不是名词的时候更有意义。她花了数年时间为“爱”这个词寻找一个有意义的定义，最终在精神病学家M·斯科特·派克的经典自助书《少有人走的路》中找到。
派克引用埃里希·弗洛姆的爱的定义，也就是“爱，是为了滋养自己或他人的心灵成长而扩展自我的意愿”。派克在此基础上认为，“爱是爱的行动，是意愿驱动的行为——它既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也是付诸实践的行动。意志本身就意味着选择。所以，我们不是必须去爱，而是主动选择去爱。”
bell hooks在弗洛姆和派克的基础上，写了好几本关于爱的书，深刻阐明了爱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她强调，爱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非盲目的陷落；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强烈的情感或本能；更重要的是，爱是一股滋养心灵成长的磅礴力量，而非遮蔽或美化伤害的武器或借口。
bell hooks进一步指出：要实践这样的爱，并不是“温柔一点”或者“勇敢一点”就足够。爱需要我们持续练习关心、情感、认可、尊重、承诺与信任；需要我们去建立更公平的关系、进行更诚实的交流。
但这些能力从来都不是凭空长出来的“美德”。要获得它们，依赖一种根本的东西：知识与觉察——我们得学会辨认压迫如何运作、权力的滥用如何渗入亲密关系与社会制度、暴力如何伪装成善意；也得学会区分公平与控制、真相与谎言、关爱与占有。
换句话说，爱不仅是一组温暖的品质，更是一种需要被训练的能力；而知识，正是这种能力的支架：它帮助我们拆穿以爱之名的操控，阻止伤害被合理化，也让我们在现实困境里仍能想象并实践更可行的回应方式。
“超越本能”并不是把情感、本能或欲望都当成敌人；相反，是承认它们真实存在、甚至常常很有力量——但同时也看到：本能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善意的实现，更不足以保证成长的发生。
很多以爱之名发生的控制、占有、羞辱与惩罚，往往正是从未经反思的冲动、恐惧、习得的权力模式里长出来的。
我说的“超越本能”指向的正是这一点：我们需要体察强烈的情绪、面对紧张的关系、承认压迫的结构，并学习把这些条件下的自动的、本能的反应转向有意识的选择，把痛苦转化为成长。
所以，我把这档节目当作一次我们共同学习的练习：用跨学科的证据与思想，给“爱作为行动”提供更具体的语言、方法与路径。
我们策划了30集，希望借助不同领域科学家与学者的发现，补足、丰富我们理解世界与理解人际关系所需要的工具——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伤害如何被生产、被包装、被传递，我们才更可能真正地选择爱、并且有能力去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