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朋克运动”三十三年

这场运动，是互联网史中一场隐秘而反叛的叙事。当时，一群计算机极客与密码学家坚信，技术比政治制度更能赋予个人自由，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隐私的加密技术与互联网产品。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隗延章

这两年，一连串看似彼此无关的案件，却隐约勾勒出同一条暗线：2024年5月，阿列克谢·佩尔采夫在荷兰被判处5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同年6月，朱利安·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从英国近5年的羁押中获释；同年8月，帕维尔·杜罗夫在巴黎被捕，虽数日后获释，却被置于司法监管并禁止离境；而今年1月，罗斯·乌布利希特获得美国总统赦免，结束了已服刑近12年的无期徒刑。

他们被指控的理由各不相同，所处的政治与司法环境也各异，但本质却惊人一致：他们都开发了难以追踪使用者身份的互联网工具。阿桑奇创立的“维基解密”是匿名爆料平台；乌布利希特运营的“丝绸之路”是暗网自由市场；杜罗夫打造的通讯软件Telegram支持端到端加密；佩尔采夫则开发了混币器Tornado Cash，使资金流向的追踪变得极其困难。

在著作《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中，阿桑奇追溯了这些“犯罪行为”的思想源头——二十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密码朋克运动”。这场运动，是互联网史中一场隐秘而反叛的叙事。当时，一群计算机极客与密码学家坚信，技术比政治制度更能赋予个人自由，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隐私的加密技术与互联网产品。

《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澳]朱利安·阿桑奇|著，Gavroche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一、加密军管

要准确理解1990年代的密码朋克运动，必须先将时间拉长，从密码学及其早期民用化谈起。

密码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长期用于政治与军事机密的传递。早期典型案例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她在囚禁期间策划刺杀伊丽莎白一世，却因密信被破译，最终以叛国罪被处死。二战期间，密码学最知名的一次应用，是前些年大热的电影《模仿游戏》中讲述的故事：艾伦·图灵领导的布莱切利园团队破解纳粹的“恩尼格玛”系统，其贡献甚至被认为缩短了战争数年。

正因密码学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从冷战时期起，美国政府将部分强加密技术视为类似“军火”，对其出口实行严格管制。根据《武器出口管制法》，被认定为“强加密”的软件和技术，在出口前必须申请许可证，否则可能触犯联邦法规。

尽管如此，1970年代的学术界仍在突破军事管制的壁垒，为民用密码学奠定基础：1976年，惠特菲尔德·迪菲和马丁·赫尔曼发表《密码学的新方向》，首次提出公钥密码学的概念。1977年，IBM发布DES算法，成为首个标准化的高强度加密算法。1978年，MIT（麻省理工学院）的罗恩·里维斯特、阿迪·沙密尔与莱昂纳德·阿德尔曼发明的RSA算法，为安全电子通信和数字签名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些研究，均受到美国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迪菲-赫尔曼的论文曾遭国防部顾问质疑，NSA（美国国家安全局）曾试图阻止该研究进一步公开。IBM的DES密钥被NSA将原始长度缩减为56位，以降低加密强度。MIT的RSA算法在出口时密钥长度同样被限制，以符合美国政府的军事出口管制。

与此同时，学界与民间的反抗意识日渐增长。嬉皮士运动后的美国青年将反权威视为一种精神底色。五角大楼文件案与水门事件，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冷战结束后东德史塔西档案的公开，更提供了一个国家利用电话窃听、信件检查、线人网络，将公民变成“透明人”的极端样本。

在密码学者与极客圈子里，大卫·乔姆被视为灵魂人物。他在1985年的论文中预言，随着计算机网络渗透日常生活，个人支付、身份与通信信息将被系统性记录，形成奥威尔式的监控社会。他提出的盲签名、数字假名和混合网络等概念，为后来匿名网络与加密货币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创立的DigiCash是加密货币最早的商业化尝试，但由于依赖中心化服务器、用户和商家接受度低等原因，最终未能成功推广。

1991年，程序员菲尔·齐默曼发布加密软件PGP（Pretty Good Privacy），让普通用户也能以军用级强度加密电子邮件。这一举动直接触及美国对强加密技术的出口红线，引发齐默曼被刑事调查。

围绕PGP案，媒体、NGO、学术界与技术社群纷纷下场声援。先锋科技杂志《连线》将其纳入公民自由的议题进行报道，还刊登过整页印有PGP源代码的海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在讨论加密出口管制时，也开始质疑政府的监管边界。电子前哨基金会为齐默曼提供法律援助。密码学者在论文、教材与行业会议上公开反对出口限制。一些极客更是将声援变成行为艺术——他们穿着印有加密源代码的T恤过海关，让美国海关不得不面对一个荒诞的问题：穿着这件T恤的人，算不算在走私军火？

二、密码朋克

密码朋克运动正是在此时走上历史舞台。其发起人有三位：蒂莫西·梅、约翰·吉莫尔和埃里克·休斯。

蒂莫西·梅曾是英特尔的高级科学家，34岁便靠股票实现财务自由，与一只名叫“尼采”的猫隐居在加州圣克鲁斯的海滩。他在海边的住所里把大量时间投入阅读技术期刊、哲学与科幻小说。当他读到大卫·乔姆关于数字货币的论文时，感叹道：“这就是未来，我正在读到它。”约翰·吉莫尔是电子前哨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也曾是太阳微系统公司（Java语言诞生地）的第五号员工。埃里克·休斯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家，曾在大卫·乔姆创立的DigiCash工作。

1992年秋天，三人邀请了二十多位密码学家、程序员等志同道合的人，在休斯位于奥克兰的家中聚会。聚会期间，蒂莫西·梅面对围坐在地板上的朋友们，朗诵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这篇宣言宛如他心中的未来蓝图：正如印刷术曾永久改变中世纪教会的权力结构，密码学也将重塑政府对经济、税收与信息的控制方式。

聚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会滑向大规模监控社会，还是个人能够凭借密码学夺回自由？答案无人知晓，但密码朋克们显然选择了后者。这一立场决定了他们此后的事业方向：构建匿名网络、设计去中心化货币，以捍卫隐私，对抗可能到来的监控社会。

这天之后，他们将聚会变成每月的例行活动。一次聚会上，大家讨论这场运动的命名，有人担心，“加密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称呼过于激进，可能会吓退公众，不利于传播。就在这时，黑客兼作家裘德·米尔洪提出“密码朋克”这个名字——既是对科幻文学赛博朋克的戏仿，也向反主流的朋克精神致敬。这个名字当场获得认同，运动由此正式被命名。

为了让不在加州的人也能参与，休斯建立了“密码朋克邮件列表”，全球的技术爱好者可以通过邮件远程讨论。邮件列表巅峰时期有两千名订阅者，其中包括后来颇具声望的人物，例如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比特币创造者中本聪、BitTorrent发明者布拉姆·科恩等。

整个1990年代，密码朋克邮件列表催生了多项与隐私相关的技术创新：匿名邮件系统Mixmaster、匿名通信的早期技术Onion Routing、去中心化存储平台Freenet等。尽管这些技术彼时尚未演化为广泛应用的产品，却对日后的互联网隐私领域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密码朋克们也参与了一系列抗争活动，其中最核心的是三个案件。一是前述的PGP案。1996年，美国政府撤销对齐默曼的刑事调查。另一个是Clipper Chip案。Clipper是NSA于1993年开发并试图强行推行的一款加密芯片，内部预置后门，政府只需获得法律授权即可解密通信。在其设计漏洞被揭露、舆论反对愈演愈烈的情况下，NSA最终于1996年放弃该项目。

决定性的案件是丹尼尔·伯恩斯坦诉美国政府案。伯恩斯坦是加州大学的研究生，他准备在学术会议上公开自己设计的Snuffle加密算法源代码，却被政府要求申请“出口许可证”。1995年，他起诉美国政府，核心论点是：发表学术论文和源代码属于言论表达，政府的限制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1999年，伯恩斯坦胜诉，法院确认“源代码即言论”。

该判决被广泛认为直接动摇了美国政府对加密技术出口管制的法律根基。千禧年，美国商务部与白宫相继宣布大幅放宽对加密技术的出口管制，至此，持续20余年的加密军管时代，已经近乎名存实亡。它跟二十世纪一起结束了。

三、今日的世界

如今，主流互联网产品已经广泛融入加密技术。几乎所有网站都采用HTTPS协议，以防止窃听和篡改。WhatsApp、iMessage等社交软件也使用端到端加密，使服务器无法读取用户内容。然而，对于大多数互联网公司而言，用户隐私并非核心追求，它们更关注吸引更多用户，实现商业成功。或许正因如此，这些平台屡次爆出信息泄露事件。例如，2018年剑桥分析公司通过心理测试应用获取约5000万个Facebook用户的数据，并将其用于政治广告的精准定位，试图间接影响选举。

政府机构的相关丑闻则更为严重。2013年，前NSA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事件”，显示NSA通过与谷歌、苹果、微软、Facebook等科技公司合作，获取用户的邮件、聊天记录、视频通话和云端数据。监控对象不仅包括涉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也涉及部分普通民众和外国政府。尽管这些监控行为在形式上具有法律基础，但公众长期对其规模、手段和用途毫不知情。事件曝光后，立即引发全球范围对政府大规模监控的恐惧与激烈声讨。

与此同时，带有密码朋克原教旨主义精神、极致保护隐私的产品逐渐走出极客圈。其中一些由密码朋克邮件列表的成员创立，如维基解密和比特币。而匿名网络Tor则最初是美国海军实验室开发，后由民间接手，能让用户在浏览网页时隐藏身份和使用痕迹。

随着比特币的出现而诞生的加密货币行业，则形成了全面去中心化的金融网络，包括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去中心化银行（Aave）、稳定币（MakerDao）、衍生品（DYDX）以及混币器（Tornado Cash）等。资金的跨境流动与隐藏，从未如此便捷。

信息、通讯与资金的隐私技术的全面成熟，为赛博空间制造出一个难以监管的“黑暗森林”。

一方面，这片森林为吹哨人、记者、政治活动人士提供了保护。例如，斯诺登在联系《卫报》记者时使用PGP加密邮件。2010年，维基解密被200多家美国金融机构切断募捐渠道，阿桑奇转而接受比特币募捐。被迫7年使用比特币募捐后，随着比特币价格飙升，维基解密的资金暴涨超500倍。

此外，伊朗绿色革命、缅甸反军政府抗议、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运动中，Telegram、Signal等软件，成为部分抗议者使用的加密通讯工具。

另一方面，它也庇护了庞大的黑、灰色产业。在依靠Tor和比特币建立的暗网市场丝绸之路，人们能购买毒品、假证与枪支。尽管该网站已被取缔，但新的暗网市场层出不穷。FBI仅破获丝绸之路一个案件，就耗费巨大的执法成本，暗网市场几乎难以根绝。随着能够隐匿链上资金来源的Tornado Cash出现，每年上亿美元的黑客盗窃的加密资产通过该协议洗白、转移，绝大多数案件未被追查。

至于黑暗森林的制造者们，佩尔采夫、乌布利希特、杜罗夫等人，则几乎不可避免地遭遇被通缉，被抓捕，被指控的处境。这或许是他们为其信念，所必须认领的命运。

距离密码朋克的第一次聚会，已过去33年。还记得聚会上关于自由与监控的争论吗？现在来看，世界似乎既没彻底变成奥威尔式的监控社会，也并非完全成为蒂莫西·梅描绘的加密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技术、权力、自由、监控、圣徒、罪犯，依然在彼此对抗、妥协、重塑。那场聚会上的争论并未结束，只是换了一代人继续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