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在美国“走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

昨天快下课时，老师突然打了个广告，她说，本校一位同学创办了一个club叫做“心灵港湾”（The Mindful Haven），每周三下午4点在线上进行正念活动，欢迎学习上感觉有压力的同学们加入，全程甚至不用说一句话。

学校1号楼的休息室里，也专门辟出了一个小小角落，用厚幔子遮起来，供师生们安静冥想之用。这样的冥想角，在美国的学校和企业里非常之常见。

最近读到《纽约客》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辛辣的观察：本意是让人看破执念、感受众生联结的正念，在美国当下的文化土壤里，它却被精准地修剪成了一件个人资产。在硅谷大企业的语境下，更是简化成了一种心理补剂。

近几十年里，正念冥想（mindfulness）受到美国社会广泛接受。越南僧侣兼活动家一行禅师曾大力推崇正念，认为它是理解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相互依存”（interbeing）的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念理念的传播是宗教概念在21世纪美国生活中扎根的一个显著例证。

罗恩·珀瑟是一位佛教老师，也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著有《“麦正念”：正念如何成为新的资本主义灵性》（McMindfulness:How Mindfulness Became the New Capitalist Spirituality）一书。“麦正念”大概是作者用麦当劳+正念两个单词造的新词，用以讽刺正念在进入西方主流视野后，像快餐一样被标准化和去语境化了。

他在书里对当代的美国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学校和军队中盛行的正念练习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批判。“正念不过是基础的专注力训练，”珀瑟写道，“虽然源于佛教，但它已被剥离了佛教伦理教义，以及消除对虚假自我执着、同时对一切众生怀有慈悲之心的解放目标。如今剩下的只是一种伪装成自助的自律工具。”

美国人确实很吃“个人奋斗”和“个人觉悟”这一套，所以正念一传入，就迅速和个人主义合流了。

然而，这种偏执且完全个人化的关注，将正念变成了又一种个性化的优化仪式。你可以通过冥想让自己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从而达到一种极度冷漠的状态；你也可以通过冥想让自己变得冷酷无情，并将“个人成长”误认为是顿悟。

珀瑟的批判体现在两个层面：他认为“麦正念”是一种有目的的企业干预，旨在控制员工的压力水平，并教会他们对办公室外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这种收编得益于一些伪社会科学——例如“幸福研究”——这些研究赋予所谓的正念专家权威，这些专家围绕着指导管理人员如何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忽视他人，建立起庞大的媒体帝国。

珀瑟倡导“社会觉察”，让人们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变得多么原子化和疏离。他回顾说，冥想传入西方后，逐渐被心理学化、科学化、工具化，最终商品化。起初，冥想仅限于医院诊所，由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加以推广。正念的出现，标志着科学界的兴起，这是真正的分水岭。2014年《时代》杂志的一期特刊，刊登了一位金发美女冥想的画面，标志着正念革命自此走向主流。

最早，是医院诊所使用正念减压疗法，用于治疗慢性疼痛、焦虑和压力。后来，心理治疗师也用了起来。2014年之后，企业，尤其是硅谷的企业，开始对它产生兴趣，谷歌最为积极。企业正念培训迅速发展起来。现在，人工智能公司也加入了，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本人就在练习正念。人力资源部门或咨询顾问提供服务，向企业出售。亚马逊在仓库里设置了“亚马逊棺材”，就是一些小隔间，员工们可以进去看一段关于正念的短片，进行两分钟练习，然后回到仓库继续工作。

疫情期间，亚马逊在其推特账号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表示，“AmaZen”精神健康中心将帮助员工关注心理健康。新闻将这个房间描述为“亚马逊仓库中央一个棺材大小的隔间”。在遭到其他社交媒体用户的嘲笑后，该帖子被删除了。

人们工作过度、压力巨大，与其真正解决造成压力的企业根源，例如结构性问题、缺乏工作保障、工时过长，不如将负担转嫁给员工个人来得容易。将压力病理化，企业可以通过减轻员工的压力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从而减少缺勤、倦怠和抱怨，忽略了团结、集体力量或与他人合作的意识。然后兜售给员工各种解决方案，比如，手机上的冥想应用Headspace、Calm，这些都是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并不是说正念没有疗愈价值。人们确实需要应对眼前的痛苦。问题在于，当正念成为唯一解决方案，当它被用来代替真正去探究痛苦的根源时，就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骨折了，就得吃止痛药。但如果不把骨头接好，止痛药虽然会让你感觉好些，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更糟糕的是，止痛药可能会让你麻木，你还用骨折的腿走路，加重了伤情。

这就是企业里的所谓正念项目的现状。一切都围绕着“我”如何控制自己的反应，如何让自己感觉更好，如何让自己更有韧性，却不会去思考环境是不是需要改变？或者我是否对那些在同样环境下遭受痛苦的人们负有责任。

迈克·辛格（Michael Singer）或乔·卡巴金这些畅销书作者，主观上并没有教唆大家去做冷血的自私鬼，但人性往往是趋利避害的。当一个人处于高压工作或焦虑中时，读了《臣服实验》，捕捉到的信号只是“如何消解我的痛苦”，至于社会参与，直接被忽略了。

冥想传统的核心，是对智慧的非二元性领悟，是对合一的体验。这才是参与冥想实践的真正意义所在。然而，它却被扭曲成了一种工具化的技巧，而非通往与他人、与自然、与宇宙合一的灵性道路。

个人觉醒之后，人会融入世界，因为不再感到与世界分离。这正是现代正念所缺失的。可是，现代正念反而强化了这种分离感。它告诉你，你是一个独立个体，需要更好地管理你自身的体验。

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禅宗运动也存在类似情况，人们只顾着完善自己，仿佛其他人都不存在。冥想通常与静坐和控制呼吸联系在一起。但这只是初步的修行，但正念则将这种初步修行升华为一切的终极目标。

六七十年代的“禅宗运动”（Zen movements）备受嬉皮士推崇

右边的铃木俊隆是《禅者的初心》作者，他建立了San Francisco Zen Center，让禅宗从书本上的玄学变成了真实的社群修行。

现在这种被扭曲的所谓正念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的脑子，所以解决方法是管理你的胡思乱想。其实它忽略了质疑自我和世界是否真的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我们始终停留在“如何减轻压力，提高效率？”这个问题本身就充满了自恋。

平静，只是灵性发展的初期阶段，因为如果你总是对事物做出反应，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知。但这只不过是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

如今，我们身处精神真空，人类被视为一个碎片，一座孤岛，每一个脆弱的、原子化的个体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被迫捍卫自己的领地。这就是现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的悲哀之处。正念恰恰强化了这一点。

我们在网上关注有几百万粉丝的牧师发表两分钟的布道，或者AI虚拟形象的灵修导师，这不过是个人的消费行为，不是真正的社群连接。这样的练习加固了“自我”的围墙，即使可能在冥想中获得平静，这种平静却让人对外界的混乱和不公变得更加迟钝，这实是一种“灵性逃避”。

按一行禅师的教诲，真正的正念应该让人意识到“互即互入”（Interbeing）——即我的幸福取决于你的幸福。如果正念不能转化为对他人的慈悲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它就成了一种高级的自私。

如果你认为正念的目的是让人更自洽地适应这个病态的世界，那就走偏了。这就是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当下面临的困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