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11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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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作者：问题青年
从2020年5月开始，伊险峰和杨樱采访了约三十位1995—2005年间出生的年轻人，最终选取其中十几位，写入近期出版的《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中。
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大多属于中产或以上，成长经历与中国经济、基建、互联网与消费扩张的年代同步。正是在这些“默认向上”的经验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父辈逐渐分化——例如，更认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也更倾向用举报来处理不喜欢的人或事。
这种问题意识并非凭空出现。早在2017年，两位作者创立的《好奇心日报》便做过专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试图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落差出发，追问上一辈留下的究竟是什么。
我是在2022年听说“富足一代”这个写作计划的。最初流传的说法是：《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两位作者，正在写一本关于部分年轻人如何主动表达身份与价值立场的书，书中将他们称为“愿意表达自己是爱国青年的年轻人”。
回看2022年，这是一个高度紧绷的时间节点：疫情当前，公共政策、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在社交媒体上反复被讨论；俄乌战争爆发，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不断进入日常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这本书产生了期待。
当然，撕裂并不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从更早的“帝吧出征”到说唱歌曲《内圆外方》，年轻人的反叛对象与表达方式已然错位。与此同时，上一辈也未必能成为更有说服力的参照：比如《富足一代》里写到的那个细节——强调开明的知识分子父亲，会在家庭辩论里逼儿子跪下。
于是问题并不只是“年轻人怎么了”，“父辈怎么了”，而是某种权力、情感与语言的结构，并不会随着物质层面的发展同步更新。
《富足一代》吸引我的，正是它试图把“为什么”从立场争辩里拎出来，去看观念如何被内化，冲突又如何形成。但读完之后，我并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更多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氛围：人们试图对话，却又很难形成理解。
这种氛围也出现在这次访谈现场。起初我设想的是四代人的对话：伊险峰与杨樱分别是70后、80后，我和陈陈（AKA酒喝了一点点）是90后、00后。但采访很快出现了过多的预设与对抗，不少问题难以深入。作为编辑，我整理出其中相对连贯的一部分，让它尽可能“可读”——但你即将读到的，确实是编辑后的版本。
争执最明显的一段发生在“性别”，最终被我放在附录里作为一种参照：当同一个议题在不同代际、不同经验里被启动时，争论会如何迅速升温？又是否可能在各自坚持的语境之外，搭建出一个“第三语境”？
写到这里，我反而更怀疑用“一代人”去指认某种时代精神（Zeitgeist）是否可靠。“富足一代”“弱势一代”或任何“XX一代”，似乎默认总有一个可供参照的年代存在过，不管是经济上行期，还是启蒙与共识的年代。但也许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一直都在某种受限的状态里，输入与表达，生活或生存。
阿甘本说，真正的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也许这场访谈能提供的，是一场关于凝视和觉察的练习：我们如何在看不清的地方继续看下去；如何在无法对话的时候，仍然保留对话的欲望。
先后创办《第一财经周刊》和“好奇心日报”。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合著有《张医生与王医生》《九路口》《富足一代》。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与好奇心”创始人和主编。合著有《张医生与王医生》《九路口》《富足一代》。
陈陈
aka酒喝了一点点，「Z世代捏」专栏作者
阳少
何谓“富足”？
陈陈：在书里，你们将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出生的人定义为“富足一代”。想问问“富足”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有人用类似的方式来书写70后和80后这两代人，你们会如何自我定义呢？
伊险峰：某种意义上说，“富足”其实是在定义整个时代，这样理解可能更接近我们写这两代人的本意。
一方面是书里写的年轻一代，大致集中在1995年到2005年出生。他们面对的世界、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多元，也基本没有经历过那种极端贫瘠的成长记忆。至于他们是否感到“富足”，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但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时代差异。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父辈，大致是60后和70后。如果从经济层面来说，这一代确实享受到了不少红利，是从相对贫瘠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一点点走到今天相对富足的一代。
这种“富足”更多来自一种体感——对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会有一种比较满意的感受。这一点，和95到05这一代的自我认知不太一样。像我是70后，我们这一代往往会觉得，自己现在拥有的财富、资源，甚至某种掌控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红利并不只是某一代人的成果，而是几代人共同推动社会变化的结果，只是恰好我们在那个时间点，感受到的机会更多，也更容易拿到资源，所以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相对积极的判断。
杨樱：关于“富足”这个词，我们在内部讨论过很多次，也常常被外界质疑。有一种说法是，是不是只要把对比的时间拉得足够远、生活足够穷，就能显得今天“富足”？
但我并不认同这种理解。真正有意义的比较不只是把时间拉远，而是要知道提问的人，究竟基于怎样的经验、假设和生活背景。
当我去采访这些更年轻的人，很自然就会想起自己当年的状态。也是在这种不断对照中，我们最后才把时间锚定在“富足一代”这个节点上。“富足”这个词是在出书前最终确定的，但它本身始终是一个可以被继续讨论、被反复校准的概念。
陈陈：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似乎不会用“富足”来定义自己。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时代黑利”，不再像父辈一样拥有那么多的机会，对“竞争”也感到普遍地反感与抗拒。
杨樱：现在年轻人反感的可能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的方式太“低级”。为了安身立命，不得不去做很多荒谬、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而且有两个变化是肉眼可见的：竞争更激烈，机会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真正拒绝竞争，但抗拒这种规则本身是非常正常的。
至于“时代黑利”与机会不足，并不是专门针对年轻人发明的一种时代处境，而是我们所有人正在一起面对的现实。相对于80后和85后来说，00后还没真正走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底下。我的很多同龄人是前半段人生还过得挺顺，突然发现这三座大山提前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伊险峰：“竞争”是优绩主义最集中的体现。优绩主义可以说是过去四十年里塑造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结构：一切都要有衡量标准，最硬的标准就是买房。很多年轻人对竞争的反感，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套标准越来越难实现，比如“再努力也买不起上海的一套房”，于是选择不再按这套规则卷下去。
当然，竞争不会消失。一个社会完全没有竞争不现实，商业和资本也决定了竞争一定存在。但竞争会以什么强度出现、会不会继续这么白热化，以及“成功”的衡量标准会怎么变，这些都未可知。就像八十年代的人很难想象，后来一个人在中国社会里“成功”的标志，会变成“在徐汇滨江买一套房”。
两代人，一个时代
阳少：你们采访了很多立场与观念并不相同的人，其中既有60后、70后，也有00后。读下来我有个很强烈的感受：面对60后、70后，哪怕观点相左，你们仍然共享同一个经验世界；但当你们面对00后时，书里出现了更多错愕、停顿、接不住话的瞬间，呈现出了一种努力对话但又无法对话的氛围。
比如赵捷。他从2017年起就不再和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讨论公共议题了。导火索是他支持当年的“清退”；以及他在街头制止外来务工者随地吐痰、甚至说出“你应该离开北京”这样的话，和父亲产生了明显分歧。在赵捷看来，这种冲突背后，是父亲对北京“没有归属感”；而父亲平日对体制的批评，也被他视为“一味挑刺”，只是在放大缺点。
我想问的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有没有某些时刻让你们意识到：它既颠覆了你们对这个人的预设，也可能反过来验证了某种预期？
杨樱：我们不会带着明确的预设去采访一个人，也不会提前给他贴标签。更多就是去聊，看看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意外的瞬间当然有。跟杜斌那次见面，对我来说就非常意外：我们在一个咖啡馆聊天，聊着聊着，他突然抓起伊险峰的手，放在自己头上，问：“你能感受到我的反骨吗？”
这种强烈的肢体接触，在以往采访里几乎不会发生。我们当时都很紧张，也很错愕。这个场面本身很戏剧化，但我并不觉得他是在“表演”。相反，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只是表达方式里确实带着戏剧性的成分。
除此之外，更多意外其实来自日常沟通里的停顿和困惑。比如赵捷提到，他会在虚拟世界里“观摩”兴趣小组——这个说法完全超出了我的个人经验，我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他到底在说什么。
也正因为这种经验差异，我们后来会很明确地主张：一定要跟受访者见面聊。网上当然也能遇到大量立场不同的人，但我们反而刻意把“只在网上对话”的可能性排除掉——通过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真实的介绍，把采访约在一个具体的地方，面对面聊，至少两到三次。
对我们来说，一个人怎么也要有差不多十个小时的交流。你需要看到他的表情、穿着，录音之前的暖场，听他说话时的语调和节奏——这些东西在书里是听不到的，但它们决定了你能不能真的理解这个人。
所以我其实挺喜欢你刚刚用的那个词，“氛围”。我们在书里没有刻意修饰这些氛围，包括尴尬的部分：你会明显感觉到，有时候我们接不上话，或者对方不想接我们的话——这些我们都是留在书里的。
阳少：《富足一代》记录的年轻人——不管是所谓“工业党”，还是《三体》狂热粉丝——其实都还是对公共议题有看法的人，哪怕这些看法我们未必认同。
而我还有另一个观察：2023年至今，很多年轻人更关心工作、亲密关系和自我状态，不太关心公共议题了——或者即使关心，也换成了一种更“内在化”的方式。你们有没有也观察到这种变化？
陈陈：我想顺着阳少这个问题再补充一下。书里有个很典型的例子：曾紫薇对战争、政治、历史都“不感兴趣”。她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你们看书都是知识，我是兴趣。”你们也写到，在她那里，很多本可以变成意义、变成价值观的东西都变得很“扁平”，聊天常常戛然而止，像快问快答。
我读到这里的感觉是：这种“不感兴趣”可能不是拒绝意义，而是一种抗拒——抗拒被要求去理解某种宏大的意义，抗拒被卷进“你必须关心”的叙事里。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姿态甚至是天然正当的：我无法被打动，所以我就轻轻跳过。
而且这种“不感兴趣”还体现在另一件事上：他们也不太喜欢争吵，或者说，对“说服别人”这件事并不热衷。我也在年纪更小的朋友身上看到类似的特征。我有时把它理解成一种“更包容”，有时也会觉得很沮丧，因为他们并不把你说的话放在心上。
所以我也挺想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意义生产方式的改变？还是背后还有别的原因？
杨樱：我都不太记得是否写了“扁平”这个词（笑）。但我明白你说的那种感受：一个人觉得什么重要、什么有意义，它的生成方式确实变了。
我觉得“富足一代”的一个不同在于：意义感几乎是自动来到他们身边的。以前你要找到一群对某个话题同样在意的人，需要花很多心力，从论坛、小组、拉群，再慢慢辨认谁和你相似。
而现在你一进入舆论场，不管是算法还是你的兴趣选择，技术会把同样的人带到你身边，也会把重要性带到你身边。于是意义就这样被生产出来了——效率、影响力、对个体的作用方式，都和以前很不一样。
我们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讨论：有个年轻记者会跟她的主编说，“新闻”或“真实性”本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那问题就变成：如果一切都是被建构、都可以被推翻，我们到底还凭什么去说“这件事重要”“那件事不重要”？这种解构走到哪里算到头？最后会不会走向虚无主义？我觉得这是值得继续追问的。
伊险峰：我补充一下刚才杨樱提到的那个例子。某个媒体写了一篇稿子，被采访对象质疑稿子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要求撤稿。主编站出来支持记者，说“稿子没问题”。结果记者自己反而说：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本身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她也支持撤稿。
至于对意义的解构与质疑，并不是00后独有的特征。年轻人普遍都会对意义产生质疑和焦虑，但他们质疑的往往不是意义本身，而是上一代人给出的那套意义。所以每次谈到“两代人的战争”，我都会说得很直白：从生老病死这个意义上讲，年轻一代一定赢——因为时间站在他们那边。至于赢了之后世界会更好还是更坏，这不是我们能先验决定的，它就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
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像茨威格那一代，天真、热爱世界，这些都挺好，但面对纳粹，他们也没法把那种美好延续下去；而纳粹恰恰是比他更年轻一代人发动的——他们把世界毁掉了。你很难把“年轻=更好”当成一个必然结论。
我们这一代也一样。70后小时候面对的是共产主义跟集体主义叙事，我们年轻时对它的反感和反叛也非常强烈。王朔为什么重要？因为他解构的主要就是上一代的东西，但他并不是无差别地解构一切。人能一直保持那种反叛很不容易。很多70后后来也被“消耗”掉了，他们本身的青春气也没了。
阳少：伊老师提到王朔的反叛。那一代人的反叛当然是成立的，但也建立在他们自身的出身和位置之上，比如他和姜文都是大院子弟。而有些问题并没有被真正解决。
我读《富足一代》时，会频繁想到阎云翔老师讲的“新家庭主义”。我把它当作一个参照：在个体化和社会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家庭重新变成资源、情感和安全感的核心。它和传统宗族式的家庭主义不一样，更集中在父母—子女这条轴线上，彼此更紧密、也更相互依赖。在这个背景下，年轻人的“反叛”其实拧巴和有限的。
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抛回到你们书里最在意的那个点：为什么经济发展、物质更富足了，但社会里还有一些面向、一些“观念的水位”始终没能发展起来？是不是因为某些旧问题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包括上一代的反叛没有完成，才让两代人的冲突，以更拧巴的方式延续下来？
杨樱：我同意你这句话：有些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这本书隐含的台词就是这个，表面上写两代人，但我们还是一代人。
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辈其实在物质层面几乎没什么冲突，大家都在一个基准线上追求“该有的生活”。在物质层面，我们其实始终没有离开那套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不管是过去70后觉得“舒服”，有成就感；还是今天00后觉得“不舒服”，想躺平，反竞争。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
同一套作用力在不同代际身上产生了不同的体感。这个差异恰恰说明，我们长期以来在物质层面的叙事倾斜得太多，根基打得太牢了。
但物质以外，我们说精神生活也好、价值观也好，长期是缺位的、稀薄的。我们缺少公共空间去讨论这些东西，当它们偶尔被带到舆论场上，讨论才变得这么激烈。我觉得这本书想做的，就是把这种差异，以及它背后那笔“隐形的债务”给呈现出来。
共识的形成，为什么越来越难？
阳少：你们2017年在《好奇心日报》做过一个专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后来这也成了《富足一代》的问题意识之一。当时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伊险峰：选题是2017年左右成形的，背景也很明确：在那之前三到五年，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消费主义很蓬勃，创新也多——不管是渠道还是服务方式。很多人在国外待两三年回来，都会觉得不太适应，所谓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各种东西又便宜又好。
当时蒋方舟在一次采访里提到“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引起了很多关注。提供服务的人当然也会觉得很得意：你看，我把握住了年轻人的需求，抓住了他们的欲望。
但我们真正想问的是：物质层面确实不错，那精神层面呢？那时候还没有“躺平”这种说法，大家都活得挺有劲头，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现象已经出现了，比如动不动就举报。
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其实是：前一代人到底给年轻人提供了什么？我们能看到的往往是资源和供养——钱我给你，你想读国际学校、想出国、想读到什么程度我都供你。但精神层面到底留下了什么？
我们做的是一个系列报道，让记者去采访大约二十位公共知识分子，基本都是长辈。当时的直觉其实很简单：当你有问题，就去问这个社会里被认为“有智慧的人”。他们的回答七七八八，也和我们预期差不多——这回答了问题的前一半。
《富足一代》想补的是后一半：即便长辈已经指出精神层面可能有欠缺，那年轻人作为主体，他们自己怎么看？他们怎么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这本书试图回答的。
杨樱：当时我们一共整理了86个问题，采访了20个人。严格说来也不全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周云蓬就不太符合这个分类。但你能明显感觉到，《好奇心日报》是带着一种很强烈的热情在做这件事，希望这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处境，能变得更好。
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比如：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公开聊天记录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有立场、甚至有偏见，并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更难接受同性恋？
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人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给出解答。就像伊老师刚才说的，那其实主要是上一辈人在说话。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过时，但答案是否真的形成了共识，很难说。
阳少：在2015—2019这段时间，年轻人在消费层面被极度肯定，甚至出现了某种“媚青”；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主体性在别的层面反而被削弱。所以2020年B站的《后浪》才会引起那么大争议——它没法充分表征当代年轻人的处境和复杂性。
再看去年的一些热词，比如“三大理论”“悼明”“芳华热”，你会发现年轻人有非常真实的挫败和愤怒，只是表达方式、归因方式完全超出预料。说实话，我是有点悲观的：你们当年做专题，是想通过提出问题建立某种共识；但今天，共识几乎失去了被建立的语境。
陈陈：我反而觉得我没有经历过“共识”形成的年代。我一直有种感觉：上一代媒体人在谈论的那种公共议题，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然，一些会上热搜的公共事件我们会参与讨论，但当讨论转向更宏大的命题时，我常常会对此产生距离感。
杨樱：你说“遥远”和“距离感”，能不能具体讲讲？它大概表现在哪些地方？
陈陈：我可以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我写过关于给保洁员设立保洁室的议题，那时很多年轻的女孩会和商场、大学沟通，后来很多地方真的发生了改变。对我来说，这就是公共参与。而当讨论转向更宏大的政治、经济议题时，我的体感是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关于“公共性”的教育与氛围，也没什么机会。
此外，我之所以能有所参与感，也是因为有写稿这样的机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公共性、共识这些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
伊险峰：你刚才说的那种参与，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上一代人在微博最火的时候，也没真干成什么事。
杨樱：我2023年在《小鸟与好奇心》做过一个关于“公共生活”的系列报道，叫“接力访问”，采访了一百多个人，找的都是那些在很丧的氛围里，依然在做事的人。
有人给山区女孩捐卫生巾；也有人只是想在日常生活里重建公共话题的讨论——哪怕一次次受挫，被人嘲笑“你觉得你很懂吗？”他还是想试试。
我后来意识到，这背后是话语和媒介的变化。上一代媒体人没有消失，但场域从传统媒体转到互联网，生产话语的方式却没怎么变，议题依然很“大”。后来，自媒体覆盖了这种叙事，议题变得更贴身、更自我，你会觉得更接近生活，也更像“我能参与的东西”。
甚至再年轻的一代，可能连“遥远”或“困惑”这种感受都未必会有——因为他们不知道那种公共生活曾经存在过。
陈陈：在世代研究里，“媒介”这个变量非常关键，几乎和“经济条件”一样重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I世代报告》，讲的是第一代“拿着手机进入青春期”的人，里面很多讨论都在讲媒介如何改变经验结构。再往后，Z世代之后还有Alpha世代，他们是出生就会用iPad的一代人。之前Papi酱就说她三岁的孩子，都已经会用手势去划屏了。
我们刚才谈到的共识与公共性，确实和媒介变化密切相关，也解释了我为什么对共识和公共讨论的参与会有一种距离感：我开始用微博的时候是在2015，当时就已经把它和“删帖”“撤稿”联系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参与、在围观，但它还是很遥远，不像你身边具体发生的一件事那样靠近你。
在这个意义上，《富足一代》有很强的文献价值，它就像一个锚点，记录这些人的观念如何被各种媒介所影响，而这些媒介以后可能就在生活里逐渐淡出了。再过十年，也许会有另一本书去写更年轻的一代，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高度游戏化、数据库化的世界里，理解世界和人的方式，都会完全不同。
被“跳过”的一代
阳少：从《张医生与王医生》到《富足一代》，你们一直在写代际、个体和时代的关系。这会是你们之后长期关注的话题吗？比如做成某种“三部曲”，或是持续回访？
伊险峰：有人确实问过我们：会不会持续关注95到05这批人，看他们后来会变成什么样。我的看法比较悲观。我反而觉得，未来更值得盯的可能是1963到1975这一段时间出生的人，也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他们人口基数大，又赶上改革开放的红利，是最占便宜、也最“长期恋战”的一群人。话语权、资源和影响力都会在他们手里停留更久。
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也是这样。除了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从克林顿到布什再到特朗普，都是40后，他们的政治活跃周期也最长。70后、80后在舆论场上的声音并不强，反倒是更老的一代占着位置。
我之前说竞争会一直存在，但成功的标准会变。我还有一个更悲观的下半句，这个规矩可能不是由80后、90后或00后来定的，而是更年轻的一代。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有一到两代人被“跳”过去了。这当然跟技术、经济与人口结构都有关系。
杨樱：我完全不觉得现在就到了下结论的时候。95后到05后这一代还在成长，冲突只会更剧烈，不会很快解决。而且这一代人会变成什么样，还取决于更大的语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是2020年开始采访，2023年进行写作的。隔了中间三年，书里就已经缺了一些新的语境。谁能预测2022年会发生什么？但它确实切开了很多人的经验：不管是意识形态光谱，还是具体生活感受，都变得不一样了。再过三年会发生什么，也很难说。
至于未来的写作计划，我们还是更像在做媒体：议题之间不一定非要有连续性，也不需要像作家那样做出“三部曲”之类的。我会持续关注一些人群，但中间也可能插进别的项目，比如像《九路口》那样。
附录：性别，重要吗？
陈陈：我在翻《富足一代》目录的时候，有一个很直接的感受：“性别”好像没有被作为一条单独的维度来展开。
无论从个人经验还是历史脉络看，我都能意识到这一点：95—05这一代是性别意识觉醒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使许多家庭的资源首次集中于一个女性身上，并推动了诸多结构性变化。
而书中聚焦的工业党、帝吧出征或观察者网等现象，其话语体系带有极强的“父子”传承色彩，这些内容的受众也多为年轻男性。
但在现实的另一侧，“女儿”与父辈之间围绕性别表达、婚恋、教育、家庭角色的代际冲突也非常普遍，我身边也有非常多类似的案例。从断亲、拒绝婚育，到近期小红书上关于“入赘”的热议，本质上都是女性主体性和意识变迁的过程中，与传统家庭及社会结构发生的剧烈摩擦。
所以我很好奇：既然性别意识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显性特征，为什么没有被单独讨论？
伊险峰：第一，你看一本书，应该问作者“为什么做了什么”，而不是先问“为什么没做什么”——这其实有点冒犯。第二，你说的小红书、你身边的例子，是你的信息茧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茧房。第三，在我看来性别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杨樱：我没伊老师那么激烈，但我也想提醒一下陈陈，你刚刚更像在讲一个“故事”，而不是在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
至于为什么没把性别单列——我会觉得它其实在书里，只是没有被当作一条独立的议程往前推。这是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但我们当时不会、现在也不会这么做。这本书里所呈现的年轻人都是作为“个人”被托举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家庭都在尽力托举。
比如张心怡。她很早就意识到父母能托举她到什么程度，之后要靠自己去规划、去计算。她作为一个女孩，并没有失去主体性，相反，她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也走到了自己想去的位置。
还有一个考量是：如果把性别单独拎出来，在今天的语境里它很容易盖过其他线索。一个问题里本来有四五个重点，最后只剩一个重点。我们更想让读者看到的是：这些线索如何一起发生、彼此缠绕。
陈陈：其实你们的回答确实也都在我的预期之内。每当我和上一辈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对话，常常会得到这样的回复。这恰恰就说明了代际差异的新旧问题框架。对我和我采访过的很多Z世代来说，我们关于性别的问题意识会明显更强。谈论问题时，“身份”是非常前置的。
伊险峰：这是你的判断，不是我的判断。我也不认同“身份政治一定是前置”的说法。
陈陈：没关系，您可以保持您的观点，我从来没有想要说服您。
杨樱：这段对话本身就挺有意思的（笑）。
阳少：我和你们几位的看法都不太一样，非要说的话，可能相对会认同杨樱老师多一些。
早些年的女性主义更多是以行动的状态发生在公共场域，比如我2012年在广州读大学，那时有很多行动者都在发起像“占领男厕所”、“我可以骚，你不可扰”这样的活动。后来随着环境变化，女性主义更多转向了个人生活和消费语境。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但形态确实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充满着诸多限制的舆论场，作为相对可以被“多一点”讨论的议题，性别确实有可能压过其他议题，但它也在这个限制中。事实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都会觉得自己的议题更重要，这些议题不存在统一的优先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