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12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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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重农评 ，编辑：饶雪平，作者：毛晓雅 杨钰莹，原文标题：《对话 | 新大众文艺何以绽放一路繁花？》
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是数智时代发展的必然，应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加以科学引导，为促进社会文化繁荣、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涵养文明乡风注入新动力，书写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篇章。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不久前，“新大众文艺”一词也入选了“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怎样理解新大众文艺？作为孕育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场域，乡村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提供了哪些土壤？本期对话邀请张慧瑜、陈琰娇两位专家，以及马慧娟、许多两位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进行交流讨论。
白锋哲
郭少雅
胡聪
许多
谷仓乐队主唱
主持人：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毛晓雅杨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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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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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哪些文艺形式，可归至新大众文艺的范畴？
张慧瑜：
新大众文艺是指用户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新平台，创作出的各类文艺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用户从被动的受众转变为有创造力的内容生产者。新大众文艺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个人、群众等新大众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新大众文艺更强调普通人、素人从事文艺创作；二是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体转向数字平台，新大众文艺更多在网文平台、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互联网渠道传播；三是内容表达为群众喜闻乐见，很多新大众文艺作品来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充满了烟火气。
新大众文艺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是传统文艺形式，如素人作家创作的诗歌、非虚构小说等文学作品；二是借助互联网创作和发布的数字文艺作品，如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等；三是群众文艺，在基层由群众创办、丰富多彩的业余文艺活动。
陈琰娇：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艺理论对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将其视作资本与精英主导之下的“文化工业”，认为大众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者，只能单向地消费好莱坞电影或流水线生产的流行金曲。而新大众文艺的革命性，恰恰在于打破了这种“生产者-消费者”的二元对立。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不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文艺体裁，而是一种基于数字媒介的全民审美表达生态。在这种充满活力的生态中，文化表达的话语权不断下沉，无论是外卖员、农民还是卡车司机，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审美诉求都能通过网络直接进入公共视野。这种“全员都能参与、随时都能发声”的表达样态，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最鲜活的人民性底色与数字时代的在场感。
除了网文、短视频等类型明确的文艺形式，新大众文艺还包含了新的文艺评论形态，比如弹幕、播客等提供互动场域的参与式评论。过去，文艺评论多是发表在媒体和期刊上的专业文章，有一定阅读门槛，而现在它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长视频解说，或是播客中的深度对谈。
主持人：
早在延安时期，解放区里就有不少“群众文艺”的生动实践。如今的新大众文艺，和过去我们所说的“工农兵文艺”“大众文化”有何区别或联系？怎样以历史眼光看待新大众文艺现象的产生？
张慧瑜：
新大众文艺是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变革，由人民大众担当主创、主角，运用人工智能、移动终端等新技术，创新文艺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共创共享的一种新型文艺形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互联网时代到来后，网络让每个普通人都能通过电脑、手机成为点赞、评论、创作等更主动的受众。新大众文艺以互联网为载体、以大众参与为特征、以文化创新为内核，主要依靠互联网平台的技术赋权，用户帮助平台完成内容生产，更强调用户的参与性，创作出的文艺作品还具有展示性、社交性的功能。
陈琰娇：
从延安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新大众文艺，二者都坚持了深厚的人民性，但动力机制又并不相同。前者更多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本质是为工农兵服务。而新大众文艺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技术赋权，创作者多为普通老百姓，“素人写作”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对今天的农民来说，智能手机也可以是“新农具”，无需别人代言，就可以通过镜头直接展示自己的生活思考和乡村变迁。
主持人：
乡土社会是孕育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场域。近年来，伴随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提升，农民作家、外卖诗人、“三农”短视频博主等一批扎根乡土的文艺创作者蓬勃涌现，其作品深受大众青睐。您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提供了哪些土壤？如何催生乡土社会的新大众文艺现象？
张慧瑜：
乡土社会是新大众文艺创新、创造的新土壤。在大众传播时代，城市文化、现代文化是核心，乡村经常被表现为“他者”。
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让很多乡村博主出圈，也展现出更广袤的乡村生产生活场景。在短视频发展早期，乡村生活经常被猎奇化、奇观化，被打上“土味视频”的标签。随着更多乡村文化类博主的出现，与之前不一样的乡村图景逐渐呈现。李子柒就是典型，她的作品呈现了农业生产、非遗等内容，打破了乡土文化的猎奇化标签，让乡村田园生活之美、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传播海内外。而县域本土博主，更聚焦乡村振兴中的真实变迁，也展现出不一样的乡村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价值被重新认知，驻村书记、返乡青年等主动整合资源，将文艺创作与乡村发展结合，让新大众文艺不仅是个体表达，更成为服务乡村治理、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艺生态。
陈琰娇：
探讨这个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乡土”与“屏幕乡土”之间的辩证张力。现实中，部分乡村面临着空心化和老龄化的挑战，这种原子化的孤独感使农民积攒了强烈的表达意愿。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拍短视频还是做直播，其本质上都是在寻求社会连接。而乡村依然保留的熟人社会结构与口头文学传统，天然契合了短视频更青睐的口语化与表演性，为新大众文艺注入了粗粝但鲜活的生命质感。与此同时，我们在屏幕上又能看到一种被滤镜化的田园牧歌，这种远距离的审美凝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的“数字乡愁”。因此，在乡土社会语境下探讨新大众文艺，需要看到这种双向流动的价值。屏幕让乡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见性，这种“被看见”又转化为现实的吸引力，进而推动乡村发展。
马慧娟：
农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的多样性一直都是文艺作品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思想源泉。以前大家忙于温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土地耕作上，精神生活也极其匮乏。这几年，借助网络平台，越来越多的个体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开始凸显。有人喜欢文字表达就在手机上写作，有人喜欢唱歌会去短视频平台上展现，还有的人通过网络销售自家农产品，这些都是新大众文艺繁荣的原因。
许多：
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打工人进行文艺创作，很多时候是由于在异乡的孤独、生活的压力而自发地表达。
我们谷仓乐队-村歌共创团队，近些年受邀到全国50多个村庄和村民们共创村歌。很多村庄创作村歌后，会将村民唱村歌的视频投放到新媒体平台，传播村庄文化，展现村庄魅力，并借机带货农产品，宣传村庄的文创产品、旅游产品等。还有一些乡村会组织村文艺队参加音乐会（节、季）的演出，比如广西龙胜马海村等，既向观众展示了村庄文化，也提升了村民的自信，还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
主持人：
网络媒介和数字技术的普及，在创作主体、内容形态、传播路径等层面，都给新大众文艺带来哪些颠覆性改变？
张慧瑜：
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生产和传播的格局，带有互联网文化的特点，强调互动性、社交性和圈层化，改变了专业主义和机构化的文化工业模式，强调以普通人为核心的“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文艺理念。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有三个特点。一是数字化，文字、图片、音视频等都是数字信号，借助数字设备降低了文化生产的成本；二是交互性，用户不仅参与数字内容生产，也对作品进行点评、转发，形成传播效应；三是平台化，从Web1.0时代的门户网站到Web2.0时代的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也导致算法成为平台传播的底层逻辑。可以说，数字网络为新大众文艺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参与互联网内容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陈琰娇：
互联网带来的最大颠覆，在于推动文化生态从注重“文本深度”转向强调“屏幕体验”。过去，我们认为创作者是文字背后的“人”，但在短视频时代，创作者已经来到台前成为了表演者。同时，视听媒介的技术发展也进一步降低了认知门槛。以AI播客为例，它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复杂的文本转化为生动的对谈，让不习惯阅读的人也可以便捷获取有效信息。
网络媒介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共时性”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文艺作品的感性体验。比如，弹幕的出现就消解了独自面对屏幕的孤独感，流动的弹幕可以把独自观看转化为一种可以获得即时评论的群体观看。同时，弹幕自身也成为了作品的延展，很多时候，延展文本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原文本。
马慧娟：
我在农村接触互联网算是比较早的，在移动互联网刚在乡村开始流行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机创作，也是乡村最早一批通过手机创作走进读者视野的乡土作家。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无意识的举动，我只是觉得我需要表达、需要被人看见，正好手机和网络是一种媒介，为我的表达插上“隐形的翅膀”。
对于普通人来说，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很多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让很多普通人因为爱好而通过互联网被大家看到，也因此获得肯定和尊重，甚至改变了自身现状。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也是很多人的机遇和突破。当然，至于新大众文艺作品究竟能吸引多少受众，更多取决于所呈现的内容质量。
许多：
前些年我们举办了打工春晚。一群来自各地的打工者，齐聚新工人剧场，自编、自导、自演完成整台晚会的录制。晚会结束后，我们将晚会视频发布在自媒体账号上，很快收获了大量流量，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后，我们又在短视频平台挖掘了一批有文艺特长的一线劳动者参与演出，他们以多样的形式展现着自身才华。比如，分享工地健身日常的建筑工人“搬砖小伟”、擅长魔术的厨师等草根表演者，登上打工春晚的舞台。
我们还发起成立了新工人文学小组，汇聚了许多位热爱写作的工友。大家每周六参与线下文学讲座，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持续点燃了工友们的文字创作热情。家政工范雨素的非虚构作品《我是范雨素》在公众号发表后一夜爆红，以至于多家出版社都带着合约主动找上门洽谈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还走进各地乡村，和村民一同共创村歌。由此诞生的村歌，渐渐成为一个个村庄独有的文化名片。大家以村歌为背景音乐剪辑短视频，用这种方式记录、宣传自己的家乡。
主持人：
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短视频平台、智能创作工具等数字产品，在降低文艺创作门槛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容同质化、流量至上等问题，您如何看待这种技术赋权的双面性？
张慧瑜：
以民营资本为主导的网络平台追求商业价值，而文艺作品又带有社会文化属性，需要平衡彼此矛盾，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结合。
新技术赋权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业逻辑下的流量经济，民营平台以市场占有率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使文艺创作容易跟风，催生内容同质化、类型单一的现象。二是流量变现的诉求驱动创作者有意迎合低级趣味，导致文艺作品的质量下滑，甚至出现违背公序良俗的表达。三是过度依靠智能化工具，会取代、麻痹创作者的创新意识，导致文艺创造力下降。
因此，需要从法律、技术、伦理等角度形成更加良性的文艺生产环境，让新大众文艺推动和激发文化的原创力和创新力。
陈琰娇：
首先要承认，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主导下，越火的越容易被复制，被复制得越多也就越容易被看见。算法提取内容，创作者揣摩算法，人机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协作又互相模仿的关系。面对这种双面性，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协商语境”。新大众文艺要在这种新的流量生态中，寻找那些既能适应算法规则，又能保留人文美感的作品，力求实现文化形态的转码而不是降维。
主持人：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在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能否发挥积极作用？未来，该如何引导新大众文艺发挥正向价值，促进其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张慧瑜：
新大众文艺以文艺为媒介，一方面借助线下的公共文化空间和线上的社交平台让普通群众参与文艺创作；另一方面通过群众参与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新大众文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方面，评价标准不宜简单用专业或商业的效果来衡量，应该突出其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多从活跃度、参与面和社会带动效应等方面评价。另一方面，建立新大众文艺的培育机制，推动公共文化硬件基础设施覆盖到基层，基层文化工作者也要主动、耐心地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文艺活动。
陈琰娇：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实质在于推动了乡村价值的重估。互联网技术打破了表达的鸿沟，大力提升了乡村高质量文艺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种可视化表达也重塑了价值认同，唤醒了农民自身的文化自信，也能成为文明乡风建设的内在动力。
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从单纯的流量变现走向多元的意义共生。一方面，我们要引导创作者意识到，不是只有博眼球才能被看见，要让他们看见丰富多样的创作前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平台算法提出新的伦理要求。由点击率和完播率主导的算法，将会极大压缩文艺创作的人文精神。我们期待更多带有体温、包含独特生命体验的原创内容，让新大众文艺真正成为连接人与人、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社会黏合剂。
马慧娟：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农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接下来，要加大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和互联网法治的完善，让“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观念深入人心。从内容上看，其实人民群众自身现在也在做一些甄别，倒逼新大众文艺从业者做出改变，逐步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主持人：
从“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重要表述，到“年度十大新词语”，从火爆全网的快递小哥、农民诗人，到乡村文化振兴的崭新图景，新大众文艺已从文艺领域的新兴现象，成长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并以其深刻的人民性、参与性，重塑着当下的文化生态，滋养着人民精神生活，是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与文化活力释放的重要体现。总体而言，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是数智时代发展的必然，应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加以科学引导，为促进社会文化繁荣、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涵养文明乡风注入新动力，书写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分享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