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圈为何成了爱泼斯坦最深的“掩护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体坛经济观察 ，作者：三水，原文标题：《体育圈为何成了爱泼斯坦最深的“掩护色”？ | 行业观察》

体育圈没有“萝莉岛”，但有人为它让出了餐桌席位。

2026年初，当美国司法部依据《爱泼斯坦文件透明度法案》分批解密近350万页档案时，公众原本期待的是更多关于那座“萝莉岛”的骇人罪证。但当搜索栏里输入“NFL”“NBA”“F1”“Olympics”等关键词，浮出水面的却是一张远比想象中更庞大、更绵密的体育权力网络。

从F1掌舵人到英超俱乐部老板，从洛杉矶奥运会主席到NFL球队所有者，从已故开拓者创始人到现役NBA全明星——爱泼斯坦的通讯录里，几乎集齐了现代体育商业帝国的全部角色编码。

这不是一份简单的“社交名单”。这是一场针对体育圈顶层长达二十年的渗透实验，也是一次对精英圈层“选择性失明”的集体解剖。当350万页白纸黑字将那些曾经隐秘的握手、私宴、包机与“叙旧”摊在阳光下，一个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面对一个2008年就已定罪、2019年以“自杀”终结所有审讯的性犯罪者，体育世界的国王们，究竟是不知情，还是不愿知？

已经95岁的前F1掌门人伯尼·埃克莱斯顿。

“老钱”的社交货币

在所有被卷入风波的体育人物中，球队老板构成了最密集、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群体。

杰弗里·爱泼斯坦不是赛车手，不是赞助商，更不是任何一支车队的工程师。但2001年7月，一份价值约50美元的联邦快递包裹寄到了F1掌门人伯尼·埃克莱斯顿手中。七个月后，阿斯顿·马丁车队老板劳伦斯·斯托尔收到了同款“礼物”。

这份跨越七个月的“对称投递”绝非偶然。爱泼斯坦对猎物有着精准的识别系统。他不需要与伯尼谈赛车，也不需要与斯托尔谈时装投资——他只需要进入他们的通讯录，成为那个“可以寄包裹的人”。十年后的2011年，当爱泼斯坦试图组建财团收购银石赛道时，伯尼·埃克莱斯顿的名字出现在了英国政客彼得·曼德尔森的会面清单中。那一年，距离爱泼斯坦对教唆未成年人卖淫罪名认罪，已过去两年零七个月。

斯托尔与爱泼斯坦的关联则更为绵长。2002年2月，斯托尔的时任妻子克莱尔-安用法语致信爱波斯前妻麦克斯韦，为未能拜访“小圣杰夫”致歉——那是爱泼斯坦位于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私人岛屿小圣詹姆斯的圈内昵称。2003年，斯托尔受邀出席爱泼斯坦在纽约举办的“大型晚宴”，宾客名单中包括“5位担任侍酒女的模特”。2014年，爱泼斯坦致信飞行员询问斯托尔是否是一架飞机的卖家。2018年，爱泼斯坦在邮件中写道，自己“很久很久”没有见过斯托尔了。

阿斯顿·马丁车队老板劳伦斯·斯托尔.

十余年。包裹、登岛致歉、模特晚宴、飞机交易。这不是偶遇，是圈层身份的持续认证。

如果说斯托尔的案例呈现了爱泼斯坦对体育资本的“长期主义”渗透，那么约什·哈里斯的故事则暴露了这套社交货币的另一面：拒绝与接受，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这位NFL华盛顿指挥官队、NBA费城76人队、NHL新泽西魔鬼队等多支球队的老板，2013至2016年间与爱泼斯坦保持频繁邮件与电话往来。发言人坚称哈里斯“从未与爱泼斯坦建立独立关系”，甚至“试图避免会面”。但文件显示：2014年11月的一场早餐会后，爱泼斯坦发去问候——“早餐愉快吗？”哈里斯回复：“是的，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更致命的是资金链。哈里斯旗下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创始人利昂·布莱克2021年发现，公司曾向爱泼斯坦支付1.58亿美元，并出借3000万美元。不久后，布莱克被哈里斯要求辞职。当“试图避免关系”的人出现在早餐桌边，当“切断联系”的代价是创始人的职位——这已不是社交，是阶层绑定的入场券。

纽约巨人队老板史蒂夫·蒂施的档案更令人震惊。文件显示，蒂施的名字出现在至少440次通信中，多数集中在2013年左右。蒂施声明称“就成年女性交换过电子邮件”，也聊过电影、慈善与投资，“我没有接受任何邀请，从未去过他的岛”。NFL已宣布将“调查此事”——这是职业体育联盟首次对爱泼斯坦关联人物启动正式审查。

还有已故开拓者老板保罗·艾伦：2014年与爱泼斯坦“偶遇”后，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热情邀请对方参观自己的“小鼠/大脑研究项目”。切尔西老板托德·伯利：2011年与爱泼斯坦安排两次商业会面，彼时伯利是古根海姆合伙公司管理合伙人。

这份名单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是体育圈“老钱”的代表人物——手中不只有球队，更有扎根美国社会数十年的复合型资本网络。爱泼斯坦从不在意你是否真的参与犯罪。他只需要你出现在他的餐桌边，通讯录里，飞机的乘客名单上。因为在精英圈层的游戏规则中，“在场”本身就是权力凭证。

受害者与加害者

球队老板是主动赴宴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的日程表上，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力节点。但另一类名字的出现方式，则将这场风波的荒诞与残酷暴露得更为彻底。

佩顿·曼宁——NFL史上最受尊敬的四分卫之一，丹佛野马的传奇，也出现在爱泼斯坦文件中。

恐慌迅速蔓延。社交媒体上冲上热搜，阴谋论者连夜撰写“岛主与四分卫”的猎奇剧本。但事实核查的结果却像一记黑色幽默：曼宁和另一位四分卫吉诺·史密斯被卷入，仅仅是因为爱泼斯坦的同伙购买了印有他们名字的儿童版球衣，作为礼物。

受害者在此刻呈现了双重的失语。那些真正被性贩运、被虐待、被当作“侍酒女郎”推上晚宴的少女，从未收到过道歉信。而曼宁这样“被姓名盗用”的名人，却要反复自证清白。

另一重荒诞来自凯西·沃瑟曼。这位洛杉矶2028奥委会主席、北美顶级体育经纪人，旗下代理近百名NBA球员、WNBA球星及多名中国运动员。2003年，他与麦克斯韦的邮件调情被完整曝光：“我到底要怎样才能看到你穿紧身皮衣？”“有几个据说能让男人疯狂的部位，愿意在你身上练习。”

2028洛杉矶奥委会主席凯西·沃瑟曼（左）。

二十三年后，当这些邮件在2026年2月被翻出，沃瑟曼没有否认，只是道歉。他承认2002年作为克林顿基金会代表团成员乘坐过爱泼斯坦的飞机，但坚称“从未与爱泼斯坦建立私人或业务关系”。

他的切割无法阻止切割他的人。美国女足传奇阿比·瓦姆巴赫宣布解约，声明只有一句话：“我读了他在爱泼斯坦文件里的通信。我知道自己了解的那些。我是跟随我的直觉和价值观。凯西应该辞职。”歌手查普尔·罗安紧随其后。瓦姆巴赫说：“他应该离开，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就不用离开。”

然而，2026年2月11日，LA28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宣布：沃瑟曼留任。理由是外部律所调查发现，他与爱泼斯坦、麦克斯韦的关系“未超出已公开记录的范围”。换言之：只要没有新的罪证，旧的调情就不构成免职理由。

那么，波尔津吉斯呢？2019年，这位拉脱维亚现役内线被控强奸，女方称事后被以6.8万美元封口。文件显示，爱泼斯坦曾发邮件询问他：“你有信得过的调查人员吗？”没有记录显示波尔津吉斯接受过这份“帮助”，也没有证据指向他参与过爱泼斯坦的任何派对。但这封邮件的存在本身，已将职业体育最隐秘的暗面缝合进爱泼斯坦的人脉网络——当一个被控性侵的球员，出现在一个已定性犯罪者的咨询列表中，我们该如何定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边界？

萨米·索萨，前MLB传奇重炮手，20年前出现在爱泼斯坦派对的宾客名单上。那场派对特朗普也在场。汤姆·麦克米伦，曾与比尔·沃顿齐名的NBA天才，退役后步入政坛成为众议员，爱泼斯坦通讯录中记录着他“至少六种联系方式”。

这些名字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人罪咎。它们共同勾勒出一个运行了数十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性犯罪者是社交网络的枢纽，运动员是资本桌上的筹码，而真正的受害者——那些被称作“模特”“侍酒女郎”“按摩师”的少女——甚至没有资格出现在本文的任何一个段落标题中。

“不存在的责任”

2026年2月6日，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幕。国际奥委会主席柯丝蒂·考文垂在新闻发布会上被反复追问两个问题：ICE特工出现在米兰是否合适？凯西·沃瑟曼是否应辞去LA28主席？

她的回答是：“我认为任何分散冬奥会注意力的事情都是令人遗憾的。”“沃瑟曼已经发表了声明，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这不是个别人的回避，是整个体制的共谋。

NFL启动了对史蒂夫·蒂施的“审查”，但总裁罗杰·古德尔说“先了解事实，再确定是否调查”。国际汽联对让·托德2017年致信爱泼斯坦“很高兴通过共同朋友认识你”一事保持沉默。Alpine车队对领队布里亚托雷被爱泼斯坦称为“意大利朋友”的回应是：“这不属于车队事务。”阿斯顿·马丁未回应斯托尔的任何置评请求。

唯一发出不同声音的，是洛杉矶市的地方官员。市议员雨果·索托-马丁内斯要求沃瑟曼“立即下台”，市审计长肯尼斯·梅希亚称“洛杉矶不能把财政未来托付给与爱泼斯坦、麦克斯韦有关联的人”。县监事珍妮丝·哈恩的发言最为锋利：“这不是要羞辱他过去的失当行为。这关乎我们向爱泼斯坦的幸存者、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在我们努力打击与奥运会相关的性贩运之际。”

幸存者。这个词在整场风波中出现的频率，远低于“商业关系”“个人交往”“二十年前的旧事”。

爱泼斯坦2008年认罪后，服刑13个月——不是在州立监狱，而是在棕榈滩一处带围栏的私人机构，每周六天、每天12小时以“工作假释”名义前往市中心办公室。2019年8月10日，他在曼哈顿大都会惩教中心牢房内“自杀”，颈部有伤，监控全坏，狱警昏睡。

一个被判定为自杀的罪犯，带走了他全部的秘密。活着的人只需要说一句“不知情”。

但“不知情”不足以解释：为什么2008年之后，爱泼斯坦仍能与约什·哈里斯共进早餐？为什么2017年，让·托德仍主动致信表达“很高兴认识你”？为什么2018年，距离爱泼斯坦再次被捕仅剩一年，他的邮箱里仍在讨论劳伦斯·斯托尔是否出售飞机？

这不是不知情，这是不愿知情。

在精英圈层的生存法则中，“拒绝”需要消耗极高的社交成本。拒绝一顿早餐，可能错失一桩交易。拒绝一次“小圣杰夫”的邀约，可能得罪一个掌握无数名人通讯录的中介。拒绝一句“可爱女孩在哪儿”的调侃，可能显得不合群、过于清高。

于是所有人都选择“在场”，然后在文件解密后选择“道歉”。

但道歉弥补不了体制性的沉默。

美国女足传奇阿比·瓦姆巴赫离开沃瑟曼时说：“他应该离开，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就不用离开。”这句话背后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体育商业的金字塔里，运动员是可以选择离场的，但资本不会，权力不会，体制更不会。

2026年2月11日，沃瑟曼留任的消息传出时，米兰冬奥会的圣火仍在燃烧。国际奥委会没有进一步评论。NFL对蒂施的调查没有时间表。F1本周末将在巴林开启季前测试，斯托尔将照常站在指挥台上，看着儿子驶过维修区。

伯尼·埃克莱斯顿95岁了，2022年他承认税务欺诈，支付8.03亿美元罚金，依然免于入狱。弗拉维奥·布里亚托雷的“终身禁赛”早已被推翻，如今他仍是阿尔派车队的顾问。让·托德2021年卸任国际汽联主席，现任联合国道路安全特使。

没有一个人因为出现在爱泼斯坦文件中，失去他最重要的职位。

唯一的例外是爱波斯坦前妻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她在2022年被判20年监禁，至今仍在狱中。

而在那350万页文件里被称作“5位担任侍酒女郎的模特”的少女们，依然没有姓名，没有采访，没有声明。

她们是这个故事里唯一无法“道歉”的人。

因为她们从未收到过邀请。

沉默就是判决

爱泼斯坦档案仍在分批解密，公众尚未读到的那些页面里，还会有多少体育圈的名字浮出水面？还会有多少“早餐会”“包裹”“飞机偶遇”被证实？还会有多少幸存者的证词被折叠进“未公开”的分类栏？

没有人知道。

但有一件事已经清晰：体育世界从来不是爱泼斯坦的犯罪现场，却是他最重要的社交橱窗。那些镀金的奖杯、轰鸣的引擎、铺满屏幕的商业合同，构成了他最好的掩护色。

当整个体制选择对“一张早餐桌”保持沉默，沉默本身就是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