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那些仓促的告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活月刊 ，作者：生活月刊

2010年的中秋节，《生活》编辑部在敦煌的黄昏里，看到太阳与月亮同时出现在地平线两端。我们知道，那些在这片荒芜里守望了数十年的“敦煌人”，也曾无数次见过同样的夕阳。

后来一次又一次，《生活》编辑部不断来到敦煌，有了一次对“敦煌人”心路历程比较全面、丰富和深入的记录，最终汇集成《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一书，以文字形式保留了这些敦煌人的生活篇章。

2025年7月，前《生活》主编张泉为《生活》二十周年特刊执笔，再度回忆他与敦煌的渊源：“在过去的21年间第11次来到敦煌，并偶然发现了一本当地印制的薄薄的旅行宣传册，它大概恰好诞生于20多年前。诸般回忆，随之浮动；而敦煌的变迁，或许也能从这16页稀疏的文字与模糊的配图中，发现端倪，正如地层累积而来，北朝、唐、宋、元如此，如今也无二致。”本期《生活》二十周年回顾，谈谈《生活》与敦煌。

一

从215国道尽头驶入柳敦高速，直到开出西湖收费区，其间仅有55公里，过路费却高达52元。为了避开探头和收费口，当地的老司机有时会中途驶离高速，在布满弹药坑般的戈壁滩上疾驰，犹如破浪行舟。一排排风车远远近近伫立于浓云下，仿佛边城戍卒排布阵仗，却对一辆偏离航线的大众朗逸熟视无睹。

我就在这辆车上。

2025年6月中旬，我从新疆库车出发，打算用一两个月，从汉唐时代的西域，穿越河西走廊，回到中原，重访一些遗址、洞窟和博物馆。7月2日中午，我在柳园南站下了火车，拼车去敦煌。

柳园，67年前因火车而诞生。新疆、青海、甘肃的火车客运与公路货运曾在这里交会，一座小镇便从戈壁滩上凭空而起。我拜访过的许多老师，早年来敦煌，大都取道柳园站，再换乘次日的汽车，颠簸两个多小时到敦煌县城，再在那里等候敦煌研究院（1984年以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卡车，载着他们“上洞子”。他们对敦煌的种种想象，最先遭遇的冲击，往往都来自柳园站外汹涌呼啸的苍蝇群。

绿白相间的大众朗逸仍在戈壁滩上飞驰。司机在柳园南站把我劝上车之后，沿路打了两个电话，接上了三个人。一个中年女子托着行李箱，等在大片拆迁的铁路局家属院外面，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则只带着小挎包和一个白色塑料袋，从一家按摩店走出来。姑娘不时念叨着她的开店计划，男人则几乎沉默不语。忽有一阵疾雨砸在车窗上，雨刮器刚刷了十几下，雨就停了。纵然如此，已经足够令我惊讶。敦煌年降水量只有37毫米到42毫米，年蒸发量却高达2 486毫米。来敦煌这么多次，我从未遇到过下雨天。

司机开始放一些网络口水歌，转音像车窗上残留的泥水印记一般蜿蜒曲折。前方偶尔才会隐约显出车辙，绝大多数时候只有茫茫荒漠，不知路由何处起，又向何处终，但他信手打着方向盘，每次转弯、直行都毫不犹豫。

21年前，我曾逆着戈壁滩上这条看不见的路，离开敦煌，去赶凌晨十二点半经停柳园站的那班火车。但那晚暮色四合，很快就将我一并卷入沉梦。我只记得车灯照亮了戈壁上零星的芨芨草，再醒来时，柳园站正雾气升腾。

21年过去了，我第11次来到敦煌，这次待了10天。

二

在一家书店的角落，层叠错落的旧书刊底下，压着本薄薄的册子。铜版大16开，除去封面封底，共16页。不知哪一任敦煌旅游局出的宣传册，繁体中文加英文，估计仅供外宾使用。

看封二地图上的地名标识，以及柳园站的列车时刻表，南来北往的七趟车，与记忆中依稀相仿。大概是我第一次到敦煌前后印制的。宣传册上写着，当时敦煌“仅有6万城市人口”，但配备了“涉外饭店12家，国内旅游定点饭店12家，经济等宾馆上百家，总床位8 000余张”。这意味着什么？假如当时全城酒店宾馆爆满，游客规模相当于敦煌人口的八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

印着列车时刻表的那一页，写得颇有趣，“敦煌可办理预订火车票务，被誉为柳园火车站敦煌无轨站”。看起来，当时柳园的地位仿佛凌驾于敦煌之上。不过，一些老师确实曾告诉我，当年买票得托托关系。

我找不到确切的印制时间。书店老板翻看半晌，也无头绪，但他忽然抬起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有意义”。是我熟悉的甘肃口音，“意义”二字，听来介于“yi—yi”和“ri—ri”之间。他的下一句却让我愣住了，“柳园站7月1日停运了”。

“可我7月2日才从柳园来的。”我看了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间，确信记忆无误。

“你是柳园南站吧。”

是的，确实不是柳园站。

与柳园站的告别，其实早已开始。2008年，敦煌市区以东，敦煌站投入使用，敦煌机场也完成二次大规模扩建，人们渐渐不再取道柳园。过去这个曾载着几代人抵达敦煌的柳园站，如今终于彻底退场。

三

中国一些洞窟中，会有一两尊塑像被誉为“东方的微笑”或“东方的蒙娜丽莎”，259窟禅定佛是莫高窟的代表。她正端坐在旅游宣传册封面上，颔首微笑，背后夕阳无边，驼队奋力涉过沙海。

翌日，我在莫高里工匠村见到了禅定佛的复原像。五尊塑像，确切地说，是“成佛”五步的还原模型，一字排开：从用芨芨草和芦苇捆扎的骨架，到收集沉淀于敦煌河床表层的“澄板土”塑出的形体，从加麻筋、棉花塑制出五官、衣褶、配饰，再到上色，最终成型。

莫高里由杜永卫创建，他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二代专家。从1979年到1983年，他曾被派往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和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学习，回国后做的第一尊复制像，就是禅定佛。

过去这些年，我幸运地见过敦煌研究院几代的老师，却与杜永卫失之交臂。

1977年，他被选拔加入敦煌研究院时，只有17岁。为了帮他办理调动档案和入职手续，樊锦诗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颠簸了几十里路，到了他下放的村子。尽管村干部百般刁难，未来的樊院长还是力挽狂澜，帮杜永卫改变了命运。

22年后，世纪之交，这个被段文杰和樊锦诗都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却递交了辞呈。当时，他已担任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副所长，尤以彩塑著称。辞职是个艰难的决定，甚至让他满怀歉疚，但他相信自己别无选择。他为台湾慈济静思堂策划的艺术项目意外中标，希望跨越种族与文化，创作46组、362身超过真人大小的现代飞天浮雕，总长度约1360米。要完成这个近乎异想天开的方案，需要集中精力创作至少三年。身为艺术家，平生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但研究院不可能批准如此漫长的假期。他的出走，让樊院长大失所望。

又过了16年，他突然接到樊院长的电话。敦煌研究院与盖蒂保护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合作，首次在北美展出敦煌石窟艺术与保护成果，包括整窟复制北凉275窟、西魏285窟和盛唐320窟。敦煌研究院临摹壁画的高手如云，但缺少能担当重任的彩塑家。樊院长想到了杜永卫，邀请他复制275窟交脚弥勒菩萨。

时隔多年，杜永卫从未奢望，自己还有机会重返莫高窟，像年轻时那样心无旁骛地待在洞窟里，看菩萨像璎珞微垂，衣褶隆起，看佛陀的面容伴随日光西移而明暗浮动，直到彻底忘记时空的存在，与1 600年前画匠落刀、敷彩时心意相通。

四

杜永卫重述这段往事时，我忽然想起20 08年史敏的一段相仿的回忆。史敏是传奇舞剧《丝路花雨》的第三代主演，那部剧因敦煌而生。1987年，史敏离开剧团，到北京舞蹈学院读书。1995年，《丝路花雨》剧组要去台湾演出，新人难以胜任，便请她回团助阵。史敏告诉我，直到走进排练厅，在舞台中央站定，她还有些精神恍惚，心中惴惴。她已经8年没跳过《丝路花雨》。然而，乐声响起的那一刻，“浑身就像通了电一样”，全都回来了，一招一式，原来从未忘怀。是啊，怎么可能忘得了？

如今我离开《生活月刊》也已八年，其间那漫长的2 000多天更把我们对时间的认知与感受放大了无数倍。我很少再像从前那样密集地采访，但敦煌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前两年流行“报复性”出游，于我而言，每次重返敦煌则无异于“报复性”采访。有时漫无边际，有时从清晨直到深夜，有时则从夜里开始再到翌日清晨。这让我越发感激老师们的信任与坦诚。我当然仍会努力搜集资料，整理信息，寻求旁证，但谈话往往近乎信马由缰。这次也是如此。我准备的问题还没问几个，杜永卫的回忆却往往由此发散出去，我仿佛把从前走过或听闻的敦煌之路重走了一遍，有些回忆被唤醒，许多认知则被颠覆重组。

五

杜永卫初到莫高窟时，许多老先生经历了漫长的蛰伏，他们都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青睐有加。有人热情地指导他线描、上色技巧，有人想教他如何查资料、做研究，也有人只是单纯想聊聊往事，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但那时他一门心思追随师父孙纪元学雕塑，有些老先生的话，虽听着，却未及深究。

“过了四十岁，我才开始后悔。”杜永卫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抑或茶梗。等到他有意识地再想去找老先生们，有的人已经不在了，或者失去了从前想要倾诉的那种狂热与迫切。

我手中的笔顿住了。十多年前，我采访老先生们，常常先与他们的子女联系，确认好老人的作息时间、精神与健康状态，才敢登门。他们那时大多年近九十，身体都不太好。2010年到兰州见欧阳琳老师，老人家突然生病，见面由此延宕了三年。2013年见到万庚育老师，她中风了，说不出话，小儿子和儿媳妇坐在茶几对面的马扎上，回答我的问题。我一直记得，老人家从里屋蹒跚着走出来，也许特意穿了一身深绿色的唐装。当时是12月，天很冷，但她满布皱纹的双手是温热的。她拉着我，执意让我和她一起坐在长沙发上。有时，儿子和媳妇正讲着，老人忽然抬起双手挥舞起来，“啊啊”地想要纠正，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挣扎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放弃了，露出尴尬的微笑。后来，老人想出了办法，起身到书架旁，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摞稿纸，那是她身体还好的时候断断续续写的回忆录，当时尚未完成，誊抄在小学生写作文的方格纸上。她颤抖着双手，翻到某一页，指向某几行，朝着我再次微笑。

那时，我总是担心着她们的身体状况，把该问的问题问完，就不敢再打扰。可是，世间哪里存在什么该问或不该问的问题？有时我会请求再次登门，或打几次电话补充采访。自负如我，有时也会自我怀疑：为了几篇菲薄的文稿，这样一再叨扰老人们，究竟是否合适。

如今，欧阳老师和万老师都不在了。如今，我年过四十，我也开始后悔，从前不该那么仓促地起身告辞。

“杜老师，我明天再来吧？”晚上道别前，我对杜永卫说。

六

回到酒店，我又仔细翻看那本旅游宣传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它的印制时间如此执迷。

第4页“汉代长城玉门关游”的左上角，配了张照片：羊群正从玉门关小方盘城遗址旁呼啸而过，前景身形模糊，似乎移动得很快，后景公羊们长长的犄角倒还清晰甚至触目。一个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人，在远处飞扬的尘土中若隐若现。我无法辨认，他是不是2006年我在玉门关前遇到的桑老伯。

那是我加入《生活月刊》杂志的第3个月，和摄影师阿东一起，随中日徒步协会走了一段“丝绸之路”。那也是我平生第二次到敦煌。

众人离开后，我俩留下，寻找路上偶然听说的玉门关守关人，据说姓曹或姓秦。守关人没找到，只看见几张充满警惕乃至敌意的脸。我们便向着玉门关外一座小房子走去。两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黑狗，忽然冲出来，从两翼包抄，狂吠声惊动了院子里的老太太，她喝止了它们。猛回头才发现，竟还有一只黑狗，不知何时已绕到我们背后，形成围猎之势。

院里堆满生活用具和瓜果，泥土夯成的房子则被硬纸板包裹着。我们闲聊起来，有的事她不太清楚，但相信她的丈夫也许知道，因为他每天到各处放羊，见多识广。“我们姓桑”，她说，随即指向玉门关的方向。密布的浓云下，桑老伯披着大衣，斜挎军用水壶回来了，身边跟着一条黑狗。但羊群仍自顾向玉门关东北方移动，刚才看门的两只黑狗则心领神会，追上去换班。太阳落山前，它们会赶着羊群回家。四百只羊，八头驴，四只狗，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两个老人说，他们成婚以来，就一直四处游弋，直到在玉门关旁的戈壁上见到这片绿洲，才定居下来。这座在唐诗中早已不朽的关城废墟，便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时常视若无睹的背景装饰。

女儿长大后，到敦煌市区工作，老两口却决定继续留在戈壁上。暮年抗拒改变，但命运不由他们掌控。他们生活了半辈子的家，以及面前的湿地，当时已被列入国家自然保护区，不再允许放牧。也许用不了多久，房子也要拆掉。不知他们赶着他们的四百头羊，又将去向何方。

七

细看宣传册封二的地图，记忆回到21年前。如今或许难以想象，我曾对敦煌满怀“偏见”。这“偏见”并非来自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是各种偶发与必然事件聚变的结果。

长途汽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我曾在那里借宿，带着嘉峪关山雨欲来前的满楼疾风，跌进这闷热干燥的小城。在小南街，我曾向一个出租车司机询价。西线包车，先去阳关，再折返一小段，去玉门关、雅丹，单程大约200公里。司机却在开出天价后，掰着手指解释：从市区到阳关70公里，从市区到玉门关100公里，从市区到雅丹160公里，单程就得330公里，报价已经很有良心了。在沙洲市场，商贩把一本常见书的价格贴掉，手写上的价码翻了一番。周围卖果干、夜光杯、骆驼玩偶的商贩们，则配合默契，发现任何风吹草动，就会把游客团团围住。或许是在鸣山路上，我曾向几个市民问路，他们异口同声：敦煌没有公共汽车，你还是打车吧。可是不久，我就看到了车站……那场旅行，仿佛跌入“楚门的世界”。

北魏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萨埵太子舍身饲虎本生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舍身品)绘制。故事按①三太子出游，②刺颈，③投崖，④饲虎，⑤双亲痛哭的时间顺序发展。画面表现却错综复杂，以“异时同图”的手法绘制。摄影：孙志军。

莫高窟也没能平复我的失望。盛夏的洞窟里“人味”弥漫，讲解员概括一下开凿时代与形制，手电光扫向几个角落，迅速讲两个故事，便把位置让给等在外面的下一拨游客。当时玻璃屏风似还没安装完，纵然讲解员三令五申，仍有男女老少忍不住摸一摸壁画。

两年后重访，印象并未改观。我和阿东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有天傍晚，我俩实在不知该做些什么，遂爬上酒店顶楼，望着远方密布的乌云间忽然投射出的一线霞光，仿佛外星飞碟临照。霞光消散前，有一只不知道名字的大鸟，在我们面前不远处向着天顶猛力扑扇着翅膀，垂直上升，仿佛下定决心要挣脱地心引力，但它似乎脱力了，或转念失去了耐心，在天空很高处收拢翅膀，向着地面疾坠，头朝下，翅膀一直没有打开。就在即将撞击地面的瞬间，它忽又呼啸而起，再次向着天顶直线飞升，随即又收起双翼，一头栽向地面，并在千钧一发之际迅猛再起。它这样周而复始地飞升，疾坠，飞升，仿佛不断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让我莫名地想起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上的石刻铭文——“我将再起”（Resurgam）。但我更愿意相信，也许它也曾是一个旅人，被敦煌磨损得百无聊赖，却又不舍得离去，最终化作一只钟摆般的飞鸟。大概，用不了不久，这寂寥的天地间，会再出现两只同样无聊的飞鸟。

直到2010年，我才知道，这些“偏见”险些让我错失了敦煌。除了幸运地得以拜访敦煌研究院各领域的几代专家，我们还有机会在许多洞窟待上一两个小时。

我永远无法忘记254窟《舍身饲虎图》带来的震撼，震撼我的不只是萨埵太子的牺牲精神，更是资深讲解员陈瑾的讲述：一个漫长复杂的佛教故事，如何被浓缩进一幅画中。莫高窟其他洞窟怎样表现这个主题，从印度到中国西藏同一主题又经历了怎样的演绎和嬗变……信仰的进展，美学的流变，思想的内涵，在这幅宽168厘米、高150厘米的壁画中逐一展现。从那团模糊、褪色、剥落的影像中，我看到了色块，在色块中逐渐辨识出线条，而线条蜿蜒重组，构建成起伏的山势与芸芸众生。在山谷中举手仰望的萨埵，与纵身跳下悬崖的萨埵相互凝视，或者其实是自我凝视，那两只眼睛之间不存在的视线，或许就像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下的《创世纪》，定格于将触未触之际。

我从小高度近视，即便戴上眼镜也无法矫正到最佳视力，或许从未真正看清过世界。但在那一天，在那2.5平方米的壁画上，我相信自己看见了宇宙，看清了万物。

我曾和许多试图到敦煌朝圣的人一样，在憧憬与失望间不知该如何踏足。还好，我是幸运的。

三年后再见陈瑾，她突然问了一个问题。那时我和几个同事都在嘻嘻哈哈，她的问题却让我们瞬间集体沉默。她说，你们这么喜欢敦煌，来了这么多次，如果认真做一个决定，来敦煌工作，待一辈子，你们愿意吗？在我们结集出版的《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一书的前言里，我写过这段往事以及我彼时的感想。

今年夏天，我又见到陈瑾，她不再问我12年前那个难以作答的问题。何况如今，我已经明确地知道答案。

八

敦煌这些年的变迁，或许也能从这本古早的旅游宣传册中发现端倪，正如地层累积而来，北朝、唐、宋、元如此，如今也无二致。

第7页显示了当时的机场，一座小小的土城式建筑，立面刻意抠出许多方洞，模拟莫高窟，可看起来更像明长城的垛口。似有一群异国僧人，皆着灰袍，戴白色礼帽或斗笠，或背着双肩包，或两人合力抬着提包，穿过戴红领巾、大檐帽的鼓乐队，走向用斗拱与瓦片搭建的檐式门厅。宣传册上说，当时敦煌机场“主要起降宇航B146以下类型飞机”。那是敦煌第一座航站楼，1987年投入使用，如今已变成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C919在敦煌的试飞基地。

从2002年8月18日起，敦煌机场就启用了T2航站楼，多年后还有T3。宣传册对此只字未提，它的印制时间，显然在2002年以前。

当时敦煌最高级的几家宾馆也只有三星级。逐一排查，地址多已改变，大概曾搬迁或易手，当然也不排除市政重编门牌号。不过，有一家敦煌阳光大酒店，地址至今未变，在宣传册上排在倒数第四位，为“三星标准”。当然，如今的官网显示，它在1996年开业，2000年成为敦煌首家四星级酒店。因此，宣传册的出版时间下限，提前到2000年。

再细看柳园站车次时刻表，小字标注“1997年4月1日起实行”。此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敦煌市总人口数已达187 578，户口在本地的有158 216，远远高于宣传册上所说的“仅有6万城市人口”。显然，宣传册沿用的还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那么，它大约印制于1997年到2000年之间。我暂时无法锁定更具体的时间，只能姑且止步于此。

这本宣传册面世时，人们正满怀向往，迎向世纪之交，仿佛一切都将被21世纪的黎明镀上一层金色光晕。那甚至并非单纯的希望，而是对某种改变的渴念，对于国家，对于自己。那时，杜永卫正决定辞职，开始构想一生中不容错过的创作计划，他也即将在2000年，他的四十岁到来之时，开始后悔，从前没和老先生们多聊一聊。那时，敦煌的第一代老先生正陆续退休，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莫高窟，搬去兰州或其他城市，随即渐次凋零。十几年后，我将有幸见到他们中的几位，可

惜我后知后觉，满怀崇敬与歉疚，却那么仓促地起身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