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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建日筑闻 ,作者:ADCNews
长期以来,参观博物馆与美术馆一直是一种高度精心策划的体验。参观者在精心设计的路线引导下,依次走过各个展厅,展品均经精挑细选,并按特定叙事逻辑进行陈列,同时辅以标识、图示、场景设计以及精心调控的照明。即便是常设展览通常也依赖强有力的策展理念,由知名艺术家或策展人主导,来确立机构的立场并塑造对展品的阐释。
在常规的建筑设计中,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藏品储存区一般单独设置,且访问权限受到严格管控,甚至不乏将储存区设在外部专用设施中的情形,如卢浮宫藏品安保中心。除了访问权限受到管控,在气候、湿度、档案秩序、操作规范、维护及修复等方面也都有着严格标准。出于对盗窃的担忧,以及担心档案的空间布局、环境条件和陈列顺序要求可能被扰乱,藏品储存区传统上一直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且主要按需为学术研究人员和艺术从业者提供服务。普通公众很少能全面了解任何一家机构所保管的藏品。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近年来,一些小型画廊和艺术机构尝试将藏品储存与展示融为一体,以节省空间并展示更多藏品,一些艺术与模型收藏库也定期向公众开放库房,让参观者体验“档案背后的世界”。最近,随着两个重要的“将储存空间作为博物馆”项目——V&A博物馆东区库房和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储藏库(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的开放,一种新型的博物馆类型正在兴起:它在保留传统策展模式的同时,为参观者提供了一场更加开放、可自由策划的藏品探索之旅。
紧凑型画廊:可展开的档案空间
在小规模场景中,不少艺术空间已将“以藏品储存空间作展示之用”作为参观体验的一部分进行试验。这些场合对叙事性布展的要求较低,运作方式更接近于与艺术市场相关的交流活动——尤其是在画廊中。在香港,由于可用空间有限且地价极高,将藏品储存与展示功能融为一体的方式显得顺理成章。能否在紧凑的空间内实现两种功能的融合,既保留画廊的独特氛围,又能在必要时为未展出的作品提供适当的安全保护和保存条件呢?
由penda设计的香港艺术储藏空间证明,这样的融合不仅可行,还能实现更多功能。该空间位于一座商业大厦内,面积不足200平方米,penda通过一套可展开的系统,巧妙地将藏品储存、后勤区域、画廊、观展空间、休息区及辅助功能融为一体。闭合状态下,这个覆有铜质饰面的矩形空间在画廊中宛如一件艺术装置;展开时,则呈现出一系列功能区域:可抽拉的艺术品储藏架供观展使用,一个设施完备的休息区,配有皮革软垫家具和与铜质外饰形成鲜明对比的墙面装饰。额外的艺术品储藏/展示区隐藏在第二道墙后,还设有一块投影屏幕。该系统经过精心设计,使得档案库在完全“展开”用于展示时,本身就成为了画廊空间的一部分。在平面布局上,储藏元素分列空间两侧,让访客沉浸在一个装饰考究、可完全重新配置的环境中,以适应不同场景需求。

位于广州“设计之都”中心建筑“设计殿堂”的建筑模型博物馆,由源计划建筑师事务所负责空间及展陈设计。建筑师通过对岭南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的类型学研究,选择了土楼、长屋、方院和园林这四种最具代表性的空间,经过抽象化的转译而获得四个形态各异并且与现场四个展厅分别相适应的空间原型分列在四向的展厅中,作为博物馆内部空间体验的原型。每个“原型”框架之中被植入一组带有现象学意义的“事件性(event)”木构空间,在形式和材质上均对理性、冷峻的刚性构架产生干预并生产对话,为整体水平漫游的空间体系提供不同高程上的观看视角与偶发(sporadic)相遇。参观者置身其中,沉浸于设计事务所的工作记忆之中——包括研究模型、模型局部以及最终方案,这里的创意呈现更为开放;参观者会接触到海量信息与设计探索成果;对展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由参观者自行完成。这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博物馆体验,为大型机构考虑在同一建筑内平衡藏品储藏、档案保管与公众可访问的“博物馆”功能铺平了道路。
大型博物馆:从密藏库房到展示场馆
大型博物馆现在也已开始对“开放库房”的理念进行实践。一方面,让更多藏品亮相能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同时还能引发新的讨论、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并让那些原本可能被忽视的作品获得关注。另一方面,展览策划一直是一门经过专业训练、由专业人士主导的领域,其中作品的陈列顺序与观展体验的设计都是精心构思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向观众开放档案库以供更自由地观展,是一种民主化的举措:参观者可以自行构建叙事。这种做法还能在各平台和社交媒体上形成反馈循环,帮助机构了解公众兴趣所在,并优化未来的展览,以更好地服务社区。
2018年由Tzannes设计的Dangrove艺术空间是早期的一次实践尝试。客户要求建造一座艺术储藏设施,以支持附近的画廊;建筑师的回应方案则提出了一个混合功能空间,将藏品储藏与策展、保护、研究、图书馆、工作坊及展览功能融为一体——这些功能通常与公共博物馆相关联。在这里,动线设计经过精心编排,使参观者既能邂逅展示的作品,又能瞥见后勤工作区域。尽管专门的展览区域依然保持独立,储藏序列也划分清晰,但该项目展示了一种模式:储藏空间并非单纯的物流需求,而是参观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2019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的首个馆藏作品展——“客人的到来”(The Return of Guests:Selections from the PSA Collection)展出PSA七年来140余件馆藏作品中的60余件,以位于PSA二楼平台的一间“开放库房”作为起点,模拟了馆藏在库房中储存与展示的状态。作品与用于存放和运输的木箱并列展出,作品的基本信息、收藏编号以及在PSA展出时的现场照片以一页A4信息表张贴在木箱表面,呈现作品运输的痕迹与收藏工作的痕迹。彼时PSA正在进行库房扩建与改造工程,这一布展尝试强调了“收藏”这一持续进行的工作,并试图打破艺术家(创造者)、美术馆(照料者)、作品(从属者)三者之间稳定传统的关系,也借此传递“馆藏不能待在库房中”的信息。

客人的到来“开放库房”©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客人的到来“开放库房”©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客人的到来“开放库房”©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2021年,由MVRDV设计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储藏库(Depot Boijmans Van Beuningen)则以更为宏大、全面的方式诠释了“将储藏作为展览”的理念。该储藏库占地约15000平方米,收藏超过15万件藏品。其设计初衷是让每一件藏品原则上都能向公众开放。建筑师将其描述为“一个坚固的动力核心”,带来一种全新的博物馆体验。玻璃镜面外墙构成了一个贴切的隐喻:建筑的存在由周边环境共同影响,而储藏库的独特性则由丰富的藏品以及与之相遇的人们共同塑造——这是一种藏品与参观者之间不加掩饰的直接关联。
近期,由Diller Scofidio+Renfro设计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东区库房(V&A East Storehouse)作为又一重要案例正式开放。其规模相近(约16000平方米),但藏品数量更为庞大,拥有超过25万件藏品、35万册书籍以及1000份档案,该项目通过适应性再利用,将2012年伦敦奥运会媒体与广播中心改建为新馆。馆内设有相互连通的中庭,从高处可俯瞰精心陈列的藏品,营造出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壮观景象。库房与主博物馆相辅相成,但它打破了传统密闭式藏品储存模式,邀请公众走进一个条理清晰的档案世界。
如果以当下流行的餐饮体验比喻,传统博物馆或画廊的展览经过精心筹备、严格策展,尽显精致,犹如“Omakase”,由主厨精心编排菜品种类和顺序。而“将储藏作为展示”的模式则更接近于自助餐“放题”:所有内容尽收眼底,体验如何则取决于每位参观者如何在这琳琅满目的藏品中自由探索。这并非要取代策展人作为“主厨”的角色,而是增添了另一种互动与思考的模式。借助导览标识、元数据、检索系统、讲座以及文物修复观察窗等周到的工具,开放的档案库或许能将“信息过载”转化为一种文化素养与探索乐趣,在扩大公众与艺术文化对话范围的同时,也为机构提供了倾听与回应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