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19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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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态学时空 ，作者：复旦赵斌，原文标题：《别再骂公众“反科学”了！Nature今日评论：我们根本不懂大众怎么看科学 | 一起读顶刊-2026》
今天出版的《自然》（Nature）上的一篇评论，直接推翻了这个流传了几十年的固有认知。文章用犀利的论证指出了一个扎心的真相：科学界一边指责公众不懂科学，一边其实根本不知道，公众到底是怎么看待科学的。
我们用了几十年的评估方法，从根上就错了。而这场关于“科学与公众”的认知错位，恰恰是当下科学公信力遭遇挑战的核心原因。
一、我们测了几十年的科学素养，其实根本没用
我们先说说一个所有人都听过，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的词：科学素养。
过去几十年，全球学界衡量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核心就靠两个工具：一个是科学素养测试，说白了就是考知识点：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吗？抗生素能杀死病毒吗？遗传概率怎么计算？另一个是信任度问卷调查，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你对科学家和专家，抱有多大程度的信任？
这两套工具，真的能帮我们搞懂公众对科学的看法吗？文章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案：不能。
先说科学素养测试的致命缺陷。文章举了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在全球多项调查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会答错“地球是否围绕太阳公转”这个问题；关于遗传概率的计算题，也有极高的答错率。
但这些低分数，根本无法反映一个人在现实中如何评估科学信息、判断专家权威、看待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一个能精准答对所有科学知识点的人，完全可能因为药企的利益关联，拒绝相信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一个答不出地球公转问题的普通人，也完全可能谨遵医嘱、信任科学的诊疗方案，理性判断网上的养生谣言。
我们一直以为，记住科学事实就等于理解科学，但实际上，我们早已模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知道科学知识点，和理解科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一套制度体系的运行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我们常用的信任度调查，同样片面到离谱。
很多人会在问卷里说我相信科学方法和专业知识，但同时会质疑：这项研究的经费是谁出的？有没有利益相关？科学结论为什么会被用在这样的公共政策里？监管的透明度够不够？
这些质疑，从来不是反科学，而是对科学的治理、应用与制度运行的追问。但传统的信任度测量，直接把这些差异全部抹掉了——只要你对科学的应用有质疑，就会被归为“不信任科学、对专家持怀疑态度”。
也正因如此，我们永远搞不懂：公众到底是不相信科学本身，还是不相信科学落地过程中的不透明、不独立、不负责？
二、我们把科学当成了知识点，而非一套社会制度
文章最颠覆认知的核心判断，是这句话：我们把当下的局面，错误地诊断为公众的科学素养危机、信任危机，但它的本质，是科学界对公共议题的深层忽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所有的评估、所有的指责，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把科学当成了一堆抽象、孤立的知识点和权威结论，完全把科学从公众接触它、评估它、判断它的现实场景里剥离了出来。
公众在现实里，从来不会因为一道题的对错，就决定自己信不信科学。他们对科学的所有判断，都来自具体的场景和具体的问题：
疫苗有没有用，我不只会看它的科学原理，更会看临床试验数据有没有公开、生产企业有没有黑历史、监管部门有没有尽到责任；
一项环保政策该不该推行，我不只会看气候科学的结论，更会看政策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制定过程有没有公众参与、收益和成本分配是否公平；
一个养生说法靠不靠谱，我不只会看里面的化学名词，更会看发布的人有没有利益相关、研究有没有被同行验证、结论会不会被推翻。
这些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科学的透明度、独立性、问责制，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方式——恰恰是科学作为一项制度、一个行业的核心运行规则。但几十年来，这些内容，从来都不是公众科学理解相关研究的核心对象。
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关键的社会学常识：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K.Merton，早在上世纪就提出了科学的四大精神内核，也就是科学界公认的、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四项基本准则：
普遍主义：科学结论的评判，只看内容本身，不看研究者的身份、出身、地位；
公有主义：科学成果属于全人类，而不是个人或机构的私有财产；
无私利性：科学研究的核心目的是追求真理，而非谋取个人私利；
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科学不盲从任何权威，永远保持理性质疑，通过验证和纠错接近真理。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准则，恰恰是公众判断科学公信力的核心标准。但我们的大规模调查里，几乎从来不会问公众：你觉得当下的科学界，有没有遵守这些准则？你在哪些场景里，看到了这些准则的兑现，又在哪些场景里，看到了它们被违背？
我们只会拿着知识点试卷，居高临下地指责公众：你连地球绕着太阳转都不知道，难怪不信科学。
这才是科学界与公众之间，最核心的文化脱节。
三、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公众对科学的看法？
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是推翻了旧的认知，更给出了一套全新的研究框架，告诉我们：想要真正搞懂公众对科学的看法，我们必须彻底拓宽“科学理解”的定义，把科学当成一套有文化意义、有制度规则、有社会承诺的信念体系来看待。
具体来说，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从来都藏在三个核心维度里，而这三个维度，恰恰是我们过去完全忽略的。
第一个维度：公众是否理解，科学工作的基本规范与运行逻辑
真正的科学理解，从来不是记住“地球绕太阳公转”，而是理解科学结论是怎么来的：
一项科学研究，要经过怎样的同行评审，才能被学界认可？
为什么“单一研究几乎无法定论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为什么可复现性，是判断一项研究是否靠谱的核心标准？
为什么研究者要公开自己的利益相关、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这些问题，才决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能不能分辨伪科学、能不能理性看待一项新的研究结论，而不是会不会做一道科学常识题。
第二个维度：公众对科学与科学家，有着怎样的社会期待
公众眼里，科学和科学家到底应该为社会做什么？是只需要埋头做研究、输出专业结论，还是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当科学结论和公众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冲突时，科学家应该怎么做？当科学证据和公众意见相悖时，它该不该成为公共政策的唯一指导？
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公众如何划定科学的边界、如何看待科学的权威、如何判断科学家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些深层的文化分歧，我们过去的调查，几乎从未触及。
第三个维度：公众如何评判，科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维度：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从来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判断上——科学界口口声声说的规范、承诺的责任，在现实里到底做到了多少？
文章举了一个所有人都有共鸣的例子：关于饮酒对健康的影响，官方指南一直在变，今天说适度饮酒有益，明天说滴酒不沾才健康，后天又说要结合具体场景判断。
公众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是把它当成“科学自我修正的正常过程”，还是觉得“科学前后矛盾、根本不可信”？
这个区别，直接决定了公众对科学的核心认知，也完全超出了我们现有研究工具的测量范围。但它的影响，远比一道常识题的对错深远得多。
在这个基础上，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公众真正需要的科学素养，是理解科学推理的四大核心特质，这也是科学作为一套信念体系的根基：
一致性：新的研究发现，在修正旧知识的同时，必须保持证据、理论与方法的连贯自洽，不能今天推翻所有，明天另起炉灶；
适配性：科学的论证，要能在不同领域被理解、被验证，有通用的对话标准和评估规则，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理论化：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要能完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而不是产出碎片化、无意义的零散结论；
可错性：没有任何科学论断是永远正确、不可修正的，科学的公信力，恰恰来自它制度化的纠错、质疑与问责机制。
这四点，才是科学的灵魂。一个人哪怕记不住任何科学知识点，只要理解了这四个特质，就拥有了最核心的科学素养。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研究，恰恰把这些最核心的东西，完全丢掉了。
四、重建科学公信力，我们该做什么？
文章的结尾，没有停留在理论批判，而是给出了清晰的行动方向。它告诉我们，想要真正弥合科学界与公众的鸿沟，重建科学的公信力，我们必须做出三个核心改变。
第一，彻底改变僵化的研究与评估方式。那些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不能再死死盯着狭义的科学知识点和信任度测量，必须把科学的制度规范、公众的社会期待、科学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纳入核心研究范围。我们首先要搞懂公众在想什么、在意什么，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指责他们不懂科学。
第二，正视现实，停止把所有问题都甩给公众。我们必须承认，公众对科学的负面认知，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素养低、被谣言误导，而是科学界本身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没有遵守自己定下的规范。同时，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如今很多围绕科学的争议，都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刻意制造的——比如化石燃料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在系统性地制造气候怀疑论，动摇公众对气候科学的信任。这些问题，绝不是靠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就能解决的。
第三，放弃要求公众无条件信任科学的执念。文章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民主社会更需要做的，从来不是让公众无条件地信任科学，而是让公众拥有把科学作为一项制度进行评估的能力。
科学的公信力，从来不是靠公众的盲从建立的。它只能来自科学界对自身规范的坚守，来自对公众期待的回应，来自一套透明、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运行体系。
总结
我们总以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是公众的无知造成的。但实际上，鸿沟的起点，是科学界从未真正放下身段，去理解公众的担忧、回应公众的追问、看见公众真正在意的东西。
我们总在教公众“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知识”，却从来没告诉他们“科学到底是什么、它该怎么运行、它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
而当公众基于现实的体验，对科学的制度运行提出质疑时，我们只会用一句“你不懂科学”，把所有的追问都挡回去。
这，才是当下科学公信力遭遇挑战的核心根源。
科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点合集，更不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它是一套探索世界的方法，一套坚守底线的规范，一份对社会的责任与承诺。
唯有让公众真正理解科学的制度内核，拥有评判科学运行的能力，科学才能真正获得长久、坚实的公信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是科学界先放下傲慢，真正去理解：公众到底怎么看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