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为什么是中国出海的最后窗口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分析师Boden ，作者：分析师Boden，题图来自：AI生成

2024年被许多人称为中国全民出海的元年，这一年开始，中国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涌向全球，其中制造业是这轮出海的主导力量。

那么这轮制造业出海的机遇期能够维持多久？

纵观东亚国家的出海历史，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点，那就是制造业出海的黄金期只有十年。

而接下来的10年，其实也是中国出海的最后窗口期。

一、新一轮投资周期的抢位

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出海的黄金期只有10年，得先理解一个经济学概念，即朱格拉周期，也被称为投资周期。

这是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于1862年提出的经济理论：大约每十年左右，全球会经历一轮由设备更替和资本投资引起的周期。即工厂需要更换设备，而企业则要新增投资，这种大规模资本的潮起潮落，构成了十年一轮的产业脉搏。

这个周期为何对出海如此重要？

因为每一次朱格拉周期的启动，也是全球产业格局的一次洗牌。当旧设备淘汰与新产能开始布局时，全球供应链版图就会松动。在此期间，哪些国家能抓住全球设备更新窗口，率先完成产能扩张和技术卡位，谁就能在下一轮周期中占据主导。反之滞后于周期的国家，将被排除在新一轮产业周期的高端玩家之列。

21世纪以来，全球经历了两轮朱格拉周期。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是这两轮投资周期的最大赢家。

第一轮朱格拉周期大致是从2001年至2011年，这一轮周期的起点很特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当年全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现负增长。但紧接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那一轮周期的主线是互联网与工业全球化，其中美国专注信息化，中国则专注工业化。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世界工厂，最高峰时外贸能占到GDP的7成，可谓全民皆出口。

因此，21世纪第一轮周期结束时，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第二轮大致是2012年至2022年，这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黄金十年，由于新一代智慧体手机重新定义互联网生态，创造庞大的电子硬件需求。中国在此期间依靠制造能力和工程师储备，吃下了这轮周期的最大红利。从出口代工产业中孵化出华为、小米、OV等一系列品牌，到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占全球30%。

而现在全球正处于第三轮朱格拉周期的起点，这一轮的驱动力是AI，从2023年开始关于AI的资本性投入就呈现指数级增长。

但我要强调，这轮十年投资周期将与前两轮周期有本质的区别。

此前投资周期本质上还是在原有工业底座上进行优化，但这轮AI投资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它将重构制造业的基础逻辑，也就是大家最近常说的对整个世界基础底座的重建。

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看，当前AI对宏观数据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呈现出典型的J曲线效应。技术普及初期，投入巨大但产出滞后，生产力数据反而可能走低。但这并不代表AI不会改变现有的一切。逐渐成为共识的观点是，在AI的生产力爆炸式提升下，未来20年人类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上取得的成就，很有可能超过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总和。

这种改变意味着，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会被重新定义。过去看似强大的优势，可能在短时间内被颠覆。

这是本轮投资周期最残酷，但也最充满机遇的地方。

回顾前两轮周期，中国企业其实是在一套既有的规则里成长起来的。第一轮周期里，WTO框架已经存在，全球供应链的分工逻辑已经清晰，我们要做的是挤进去，即用成本和效率证明自己是最可靠的伙伴。第二轮周期里，移动互联网的底层架构（iOS/Android、4G/5G）已经由欧美国家定义，我们要做的是在别人搭好的平台上，做出最好的硬件和应用。

由于中国是在别人的游戏规则里，因此更多是参与者角色而非制定者。中国做得再好也只能在既有产业链中攀爬，无法改变这套体系本身。

但这一轮周期则完全不同。随着AI正在重构制造业的底层逻辑，在此期间旧的规则可能会被推翻，而新的标准（游戏规则）还未形成。

它既是最大的机会，假如中国能跑通“AI+制造”的闭环，成为下一代制造业标准的制定者，那么我国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制定者。

但它也是最大的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完成这套标准的制定，等到2035年全球AI制造业格局尘埃落定，后来者将面临极高的技术锁定成本。

也许您会觉得危言耸听，但AI时代的最大特点不就是，过去看似强大的优势却往往在短时间内被颠覆。因此如果中国企业继续像前两轮那样，先在国内深耕、等时机成熟再出海，很可能错过标准制定的窗口期。就像当年日本在2G时代搞出独家的PHS标准，技术很先进，但最终因为太晚进入全球市场，反而被主流市场抛弃。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必须在这轮周期出海的原因，说得更直白一点，如果说前两轮周期出海是为了活得更好，这一轮周期出海是为了能继续玩下去。

那么具体到出海这件事上，未来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二、又短又急的窗口期

那么留给中国企业这轮出海布局的时间大概有什么？

如果从2023年AI资本投入指数级增长算起，到2035年全球AI制造业格局初步成型，满打满算也就是十年左右。而2023年到2025年已经过去，真正留给中国企业布局的时间，可能只剩八年。

为什么这么短？因为这一轮出海窗口期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1. 新兴市场的工业化机遇稍纵即逝

很多人以为，东南亚、南亚、拉美这些市场会一直等在那里，等我们准备好了再进去。但事实是，这些新兴市场也在经历自己的工业化启动。

目前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产能和技术持欢迎态度，是因为它们正处于工业化起跑阶段，需要借助外力完成产业升级。但这个窗口不会永远敞开，十年后，这些国家的本土产业会逐渐成熟，本土企业会逐渐崛起，本土政策会逐渐转向保护。

于此同时，欧美国家正在加速构建友岸外包体系，用关税优惠、贸易协定、技术援助等手段，把新兴市场拉入自己的供应链版图。

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在未来几年里迅速扎根这些市场，等到美国主导的供应链联盟成型，我们再想进去，面对的就是更高的关税、更严的标准、更强的本土竞争者。

2. 标准制定的窗口非常短

每一次产业革命，标准的形成都有清晰时间线。2G时代的标准博弈用了将近十年，3G时代缩短到六七年，4G和5G时代，关键标准在三到五年内就基本锁定。

为什么会越来越短？因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增加，参与博弈的玩家越多，利益绑定就越复杂。一旦某个技术路线获得足够的市场生态支持，就会迅速形成事实标准，后来者再无翻盘可能。

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轮周期的核心资源是场景和数据，这些资源必须全球化布局才能形成闭环。制造业AI的竞争，核心是比的是谁拥有更多的真实场景、更多的工业数据。

如果中国企业只在国内布局，我们拥有的只是中国场景和中国数据。但AI时代的制造业一定是全球协作，由于产品要卖给全球消费者，那么产线就要适配全球供应链。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场景和数据，那么AI就永远只是本土智能，无法成长为真正的全球智能。

如果参考5G的标准博弈时间，这一轮AI制造业的标准制定窗口大概率在2032年前后就会基本关闭（5-6年内）。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企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不能大规模出海，不能在全球主要市场跑通自己的技术路线，不能把中国方案变成全球选项。届时，我们很可能被迫接受别人定好的规则。

事实上，当下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从“老三样”向“新三样”乃至“智能三样”的惊险一跃中。

所谓老三样是服装、家电与家具，它是上一代中国制造的标签，靠的是规模成本和勤劳双手。

新三样是电动车、锂电与光伏，这是当下中国制造的硬实力，靠的是产业链完整和技术积累。

而智能三样，是智能驾驶、AI与具身智能，它是未来十年的想象空间，靠的是AI与制造的深度融合。

目前，中国在新能源和AI领域的先发优势是明显的，但优势不等于胜势。关键不在于我们有什么，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把中国标准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底层架构。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另起炉灶，搞一套完全独立的中国标准体系。但制造业的本质依然是全球协作，脱离全球主流标准的自主体系，最终只会把自己锁在小院子里。

这也是接下来几年对于制造业出海如此关键的原因，实际上不止是外部因素在倒逼我们走出去，我国的内部因素也在划定最后的期限。

我们最核心的优势，正在进入不可逆转的倒计时。

三、工程师红利的倒计时

工程师红利在过去20年一直是支撑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基石力量，得益于从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张，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群体。

从数据上看，自1998年大扩张以来，狭义上的中国工程师数量从520万激增至近2000万人。广义上则更为庞大，至2024年我国劳动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已经达到25%，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理工科背景。可以说，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一直是中国制造最大的底气。

但问题是，这一红利的释放是有时间限制的。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老龄化加速与出生率下降，这种低成本高密度的“工程师红利”最多还能维持10-15年。

首先在年龄结构上，虽然现阶段大量工程师年龄在25至40岁之间，处于职业生涯的早中期，精力相对充沛也有较高创新能力，是当前一线研发和工程实施的黄金力量。

可这一年龄结构优势是现阶段的红利，但也是未来的负担。10-15年后，当前这一代工程师将步入40-50岁，他们的精力必然无法适应长期高强度的研发工作，而新一代工程师的补充规模又将因出生人口下降而收缩。可以预见的是十年之后，随着这一代工程师年龄增长脱离一线，同时国内用人成本攀升至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制造出海的“智力成本”优势将大幅消退。

如果我们观测日本工程师红利的演变情况，就会发现相同的红利消退。其在80年代通过工程师红利建立的强大优势，同样面临过类似的倒计时。日本在60年代发布《新长期五年计划》，通过扩建理工科大学、扩招理工科学生来培育工程师红利。到7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理工科新生人数达到30万以上。

依靠这批工程师，日本享受了超过20年的工程师红利，即支撑了80年代日本汽车和电子产业的全球扩张，也帮助日本在90年代顺利实施全民出海战略，让本国大量技术产业顺利出海。

但在2000年后，随着这批工程师的老去，日本新一代工程师团队陷入了严重的断层，制造业创新力明显减弱，传统优势产业如消费电子在全球竞争中节节败退。

并且由于出生人口下降，人才补充机制也出现断裂，根据日本电子信息产业协会估计，到2030年，日本仅IT一个行业，就面临高达79万的工程师缺口，而日本每年大学生实际能补充的不到5万人，人才的极度严重短缺也是日本互联网无法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合来看，中国工程师红利的释放窗口将在2026年至2034年达到峰值，这一时期我国工程师人数将达到最高2500万人。然而峰值之后便是拐点，根据人口预测2035年后，由于出生率下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口规模将较当前减少15%至20%。

尾记

Boden认为，未来的8-10年是中国制造业利用现有人才数量与质量红利，去海外市场建立技术护城河的最后窗口期。一旦错过，当现阶段这一代工程师老去，新一代年轻人又不愿从事制造业，人才断层一旦发生，逆转就极其困难。到那时，即便我们想要出海，也拿不出足够的人才去支撑海外的研发中心和本地化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