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戏：智力被AI抹平的时代，资本在疯狂寻找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题图来自：AI生成

当下硅谷流行着一种残酷的新教条：人类正处在一次“分叉事件”的早期阶段。

在这个叙事中，少数人将变得超乎想象的富有和强大，而大批普通人将被打入“永久底层”，在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变得毫无用处，甚至像旧金山街头的流浪汉一样在寒风中喃喃自语。

没人愿意成为永久底层的一部分。人们愿意忍受很多屈辱，只为在那场“大分化”到来时，不至于被抛在后面、手里没有风投资金。

过去，科技行业标榜自己是一个基于智力、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功绩社会”。但在今天，这种神话已经破灭。连谷歌这样的巨头，如今都有四分之一的代码是由AI生成的。

硅谷很多人认为，一旦超级AI降临，天才极客和普通人之间的智力差距，将变得像两只蚂蚁的差距一样微不足道。如果你所做的工作依赖于人类的理性、反思、洞察或创造力，你就有可能被彻底边缘化。

那么，在智力被抹平的时代，资本在疯狂寻找什么？

答案是硅谷最新的流行热词：“能动性”（Agency）。资本不再投资于稳健的生产力，而是疯狂押注于那些能制造最大社会动静和病毒式炒作的“混沌代理人”。

未来将属于一类拥有极其特殊人格特质和心理——性神经症组合的人。“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压力，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足够独特、能拿到融资的人。”

回顾过去几年，在AI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似乎确实都具有一种高度的能动性。但到底什么是能动性？这些被资本热捧的新贵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对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启示？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深度长文，在我看来是开年最值得阅读的，来自美国老牌权威思想刊物《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作者是萨姆·克里斯（Sam Kriss）。

这篇名为《儿戏：科技新一代与“思考的终结”》（Child’s Play: Tech’s new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inking）的高质量深度特写，带我们穿透技术狂欢的表象，看清这场造富运动背后的荒诞实相，恍如儿戏。

全文接近20000字，先给大家做一个简介。

在旧金山街头，随处可见晦涩玄奥的B2B广告牌，仿佛自动假定你不再是一个消费者，而是一个正在“做东西”的创业者。而在这些广告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商业逻辑。

什么是“高度能动”？

在科技公司眼中，它指的是那种直接动手做事、像推土机一样碾过挡在面前的一切，而不去怯生生地等待许可的人。然而，当这种特质在现实中落地时，呈现出的却是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怪诞画卷。

我们来看看文章中刻画的几位AI“新贵”：

• 罗伊·李（Roy Lee）：他因为使用AI作弊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却转身把作弊工具包装成名为Cluely的创业项目，从风险投资那里卷走了数千万美元。这款软件卡顿、频繁崩溃，连团队都承认界面做得“很糟”。但罗伊毫不掩饰自己的理念：“未来不会奖励努力，它会奖励杠杆。”。

• 埃里克·朱（Eric Zhu）：这个年仅18岁的男孩，12岁时就懂得一边假装前列腺有问题躲在高中厕所里和投资人开Zoom会议，一边把接来的编程活外包给印度赚取差价。如今，他创办了一家名为“精子竞赛”（Sperm Racing）的公司，把兄弟会男生的精液赛跑做成大众娱乐。原因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绝对很有趣”。

• 唐纳德·博特（Donald Boat）：他连做个虚假App的耐心都没有。他凭借在X（原Twitter）上死缠烂打和发表极具煽动性的病毒式言论，成功向山姆·奥特曼（OpenAI CEO）等一众科技大佬“赛博化缘”，索要高端显卡和设备。他不需要产品，他本人就是一台制造流量的机器。

 

在这个不再需要人类去写代码、去构思逻辑的时代，资本正在重金悬赏这些拥有特定“心理—性神经症组合”的人。他们拒绝反思，无视规则，将毫无底线的执行力等同于“能动性”。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曾预言，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是将一切转化为景观。硅谷的现状正是如此。

Cluely或Sperm Racing到底创造了什么实际价值？答案是几乎没有。

Cluely的三分之一员工日常工作是穿成“索尼克刺猬”或“皮卡丘”拍病毒视频。唐纳德·博特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社交媒体是最后一个自我创造的出口，而他们这代人的目的就是“毁掉整个世界”。

这是一种纯粹的虚无主义。在这个被AI接管具体生产的阶段，所谓的商业已经异化成一场追逐注意力的儿戏。人们之所以给唐纳德·博特送东西，仅仅是因为科技巨头Altman已经给了，而大家不想错过这场趋势。

资本不再投资于稳健的生产力，而是疯狂押注于那些能制造最大社会动静和病毒式炒作的“混沌代理人”。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狂人”的得势，也描写了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的节节败退。

以斯科特·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们，用严密的贝叶斯定理推演着AI可能毁灭世界的结局。他们智力超群，逻辑缜密，但正如亚历山大所承认的，他们缺乏那种蜥蜴般的行动本能（能动性）。

在这个“能动性资本主义”的游戏里，越是深思熟虑、充满理性的思考者，越容易在行动上迟缓，从而被边缘化。

然而，那些看似掌控一切的“高度能动者”，真的拥有自由意志吗？

Cluely这款软件的荒诞愿景是：“让你永远不必独自思考”。在一次盲约中，罗伊甚至需要AI来告诉他自己今年三十岁，并照着屏幕提示去夸赞约会对象的画作。这完全陷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陷阱：人类之间的真实情感连接被算法生成的指令所取代。

文章中引用了亚历山大的一篇科幻小说《耳语的耳环》（The Whispering Earring）作为绝佳隐喻。那枚埋藏在宝库深处的黄玉耳环，总是能给出绝对正确的人生建议，帮助佩戴者成为富有且备受爱戴的社会支柱。

但代价是，死后入殓时，祭司会发现佩戴者的大脑已经完全腐烂，只剩下条件反射的区域。

人们太害怕直面自身的人性和决策的痛苦，宁愿把灵魂和能动性外包给机器。罗伊极其痛恨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但他对世界的全部贡献，却恰恰是发明了一款告诉全人类“该怎么做”的软件。

剥开百万美金和极度自信的外衣，文章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新贵内心巨大的精神黑洞，或者说一种特殊人格综合症。

当被建议去读一读《坎特伯雷故事集》时，罗伊嗤之以鼻，认为从读书中“得不到价值”，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刷TikTok的病毒趋势上。他听音乐仅仅是为了在举铁时让血液沸腾，音乐的意义被降维成了单纯的生物学兴奋剂。

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能力，但在这个能力应当指向的“目的”之处，却只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资本主义用巨额的财富，奖励了这种精神上的病理状态。它制造出了像罗伊这样的人：看似掌控一切，实则只是一个害怕孤独、极度渴望被关注、除了自身的“能动性”之外一无所有的破碎男孩。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显得振聋发聩，是因为它揭穿了“技术神话”和“AI新贵”的一块遮羞布。

在能动性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最大的危机，或许并不是沦为被AI取代的无用阶层，而是我们正在主动放弃作为人的特质，人的主体性，而是沦为了技术、资本和社会热点的奴隶。

当我们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和杠杆，甘愿成为执行AI指令的肉身接口时，我们的社会就真正变成了一场荒诞的儿戏。

当那枚全知全能的耳环第一次凑近你的耳朵时，它曾低声说过一句真理：

“如果你把我摘下来，会更好。”

以下是原文全文编译，越18000字。

儿戏（Child’s Play）：科技新一代与“思考的终结”

Child’s Play：Tech’s new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inking（bySam Kriss）

我第一次意识到旧金山出了大问题，是从那些招牌开始的。

在纽约，街头和地铁里的广告都默认你——正在读广告的那个人——是个情绪常年低落的二十八岁办公室职员。你的主要兴趣是听播客、点外卖、投民主党。我原本以为这已经够烦人了。

但在旧金山，他们连“正常的东西”都懒得打广告。

这座城市气候温和，色彩明亮，树也很多，看起来挺舒服。但每个街角都在用一种咄咄逼人的、外星般的胡言乱语对你说话。这里的世界仿佛自动假定：你想要的不是食物、饮料、新手机或新车，而是某种给你创业公司用的、晦涩玄奥的 B2B 服务。（B2B：面向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你不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你是在“做东西”的人。这种假设，和真正占据这座城市公共空间的人群，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

在一个公交站，我看到一张海报，上面写着：

“今天，在你的 AI 女友和你分手之前，SOC 2 就该搞定了（SOC 2：一种数据安全与隐私合规审计标准）。用 Delve 就行。”

海报下面，一个男人蹲在人行道上，目光空洞地盯着前方，手指间耷拉着一只玻璃烟管。我不知道他是否比我更需要搞定 SOC 2。

几条街之外，我又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没人在乎你的产品。逼他们在乎。Unify：把增长变成一门科学。”

一个男人就在广告前来回踱步，对着自己念叨：“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

每喊一次“必要”，他就把双臂高高抡起，像在狂喜中做祈祷。我注意到，他手里握着一把大得吓人的婴儿粉色折叠小刀。

在写着“可穿戴技术、可分享的洞见”（wearable tech shareable insights）的广告牌附近走过的人，看上去并不怎么期待自己的各项指标会被持续分析。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真的想要“提示它，然后推送它”（prompt it. then push it.）。

在这座城市待得稍久一点，我发现各种胡话开始互相渗透、混作一团。人行道上不动如木、流着口水的人。空无一人的 Waymo（自动驾驶汽车）在街上呼啸穿行。一种无处不在的麻木感。

我看到过一块广告牌，还是一个疯子在布道，说什么“聪明到能自我更新的 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当我听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嘟囔，说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某些藏在数据中心里的阴影势力操控时，那到底是个人，还是一辆车？

为什么最懂AI的人在纷纷离职：“我凝视过无尽的黑夜”

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设法在这里生活。

但在这座城市到处张贴的奇怪又令人抓狂的信息里，有一种广告牌是旧金山人完全受不了的。人们看到它会打寒战、呻吟，或者干脆捂住眼睛。广告主是整个科技圈里最遭人痛恨的一家创业公司。更奇怪的是：我看到的广告里，只有它的文案勉强算“像英语”：

“嗨，我叫 Roy。我因为作弊被学校开除了。买我的作弊工具。cluely.com”

Cluely 和它的联合创始人 Chungin “Roy” Lee罗伊·李 一直处在强烈争议中，而且是刻意为之。他们如今已经不在旧金山了：基本上是被城市规划委员会给“赶”走的。

这家公司被恨得似乎和它的产品本身并不相称。毕竟它的产品说到底，只是给 ChatGPT 和其他 AI 模型套了个外壳——一个卡顿、故障频发的界面而已。

它也不在什么光鲜赛道上：Cluely 的目标用户，是三十多岁、做着普通办公室流水线工作的人，干的是那种平庸乏味的邮件岗位。它用来帮你应付 Zoom 会议和销售电话。

它让 AI 替你做工作，但这件事现在几乎人人都在干。旧金山的咖啡馆里坐满了高薪技术员工，键盘敲得噼里啪啦；你要是凑过去看他们的屏幕，通常会发现他们在从 ChatGPT 窗口复制粘贴内容。

对 Cluely 的不少指责也同样显得虚伪：比如说它靠廉价的病毒式炒作续命，而不是靠一个真正能用的产品。但要知道，在零利率时代，硅谷投资人曾往一个叫 Juicero 的东西上砸了 1.2 亿美元：一台带 Wi-Fi 的智能榨汁机，用来把袋装果泥挤成“鲜榨果汁”。后来大家才发现：你其实也可以直接用手把袋子挤一挤，效果差不多。

不过，我发现，在这些琐碎抱怨背后，藏着更严肃的东西。Roy Lee 不像一般人。他属于一个新的、也许会永久存在的“超上层阶级”。

硅谷如今流行的一种新教条是：我们正处在一次“分叉事件”的早期阶段。有些人会在新的 AI 时代过得极好，富有而强大，强大到超出我们目前的想象。但另一些人——很多人——会变得没用。他们会被打入一种悲惨的命运：像现在旧金山街头那些喃喃自语的人一样，在一个自己已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又冷又无助。

能够把你从这种新的“永久底层”里拉出来的技能，不再是过去那套技能。

长期以来，科技行业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功绩社会：它奖励聪明、胜任、专业。但这些如今几乎都不重要了。就连谷歌这样的巨头，现在也有四分之一的代码由 AI 写成。等我们拥有超越人类的 AI，个人智力将毫无意义。

到那时，一个天赋爆炸的极客和一个爱喝啤酒的普通蠢货之间的差别，大概就和两只蚂蚁之间的差别一样无足轻轻重。

如果你做的事情与人类的理性、反思、洞察、创造力或思考能力有关，你就会被送去钶钽矿当肉身劳工。

未来将属于一类拥有极其特殊人格特质和心理—性神经症组合的人。AI 也许能比你更快地写代码，但人类仍然拥有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叫作“能动性”（agency），或者说“高度能动”（highly agentic）。

所谓“高度能动”的人，就是那种会直接动手做事的人。他们不会怯生生地等待许可或共识，而是像推土机一样碾过挡在面前的一切。当他们看到世界上有某件事可以被改变时，他们不会写一篇冗长的批评文章——他们会去改变它。

AI 还无法触及那种赋予人这种饥渴感的、不太愉快的童年经验。能动性，如今成了硅谷最有价值的商品。

在科技公司的面试中，候选人常被问到：你是“模仿型”（mimetic）还是“能动型”（agentic）？

你绝对不想回答“模仿型”。（译注：mimetic 源自“模仿”，在这里暗指随波逐流、跟风复制的人。）

曾经，旧金山吸引的是离家出走的孩子、艺术家和怪人；如今，它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高度能动”的年轻男性。我决定去见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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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伊·李的个人神话，如今已经广为流传。

2025 年初，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在那里，他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几乎用 AI 完成了所有作业。（那篇帮他申请进大学的个人陈述，也是用 AI 写的。）他去那儿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找到一个创业联合创始人。

那个人最终是 Neel Shanmugam，一名工程专业学生。在所有关于 Cluely 的报道里，他几乎总是作为背景人物存在。

他们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叫 Interview Coder。这是一款用来在 LeetCode 上作弊的工具。LeetCode 是一个训练平台，专门提供那类经常出现在大型科技公司面试中的算法谜题。比如：

“假设一个长度为 n 的升序数组被旋转了 1 到 n 次……返回该数组中的最小元素。”

罗伊认为这种题目毫无意义。这不是程序员在真实工作中会遇到的问题；而且就算会遇到，既然 ChatGPT 现在可以瞬间解答，人类自己解出来的能力也已经毫无价值。

Interview Coder 是一个透明窗口，可以覆盖在 Zoom 会议的一侧，让 Claude（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监听面试问题，并实时提供答案。

罗伊曾录下自己在亚马逊（Amazon）实习面试中使用该工具的全过程。亚马逊给了他 offer。他拒绝了，并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很快一举成名。

哥伦比亚大学为此安排了一场纪律听证会。他同样偷偷录下全过程，并上传到网上。学校停学他一年。他直接退学，把 Interview Coder 升级为 Cluely，搬到旧金山，开始从风险投资那里卷走数千万美元。

罗伊·李并不打算只把 Cluely 用在求职面试上。

这家公司的真正破圈时刻，是一支病毒式传播的广告：视频里，Roy 在一次盲约中戴着一副假想中的 Cluely 智能眼镜。

约会对象问他多大年纪。Cluely 告诉他说“三十岁”。当约会气氛变差时，Cluely 从网上调出对方画的一幅郁金香业余画作，提示他夸奖她的艺术天赋：

“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艺术家。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我可以把这段关系经营好？”

视频同时发布了一份“宣言”（manifesto），看起来像是 AI 自动生成的：

“我们打造 Cluely，是为了让你永远不必独自思考。它能看到你的屏幕，听到你的音频，实时向你提供答案……既然模型几秒钟就能完成，为什么还要记忆事实、写代码、做研究？未来不会奖励努力，它会奖励杠杆。”

他们设想的未来，似乎是一个人们什么都不做的世界，除了服从机器给出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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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ely 的办公室位于城市里一个有些破败的角落，紧贴着高架高速公路。

一楼，我看到一堆泡沫卡通服装，整齐装在塑料箱里，贴着标签：“索尼克刺猬”“雪宝”“皮卡丘”。在 Cluely 工作的重要部分，似乎是穿成卡通人物拍病毒视频。

透过一扇门，我瞥见一个昏暗的健身房，里面有两台跑步机和一大堆废弃的亚马逊纸箱。一名员工在黑暗中气喘吁吁地跑步。我们避免了目光接触。

楼上，Roy 和他的核心圈子围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调整 Cluely 的界面。“记住，”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的平均用户差不多三十五岁。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界面。”听上去仿佛一个三十五岁的人还只会用拨号电话。

另一个员工盯着新界面说：“我觉得它很糟，但低调来说也不算更糟。我们现在的本来也很糟，所以任何改变都更好。

他们开始为界面里的小箭头争论不休。在整个过程中，Roy 一边刷 X（原 Twitter），一边滑手机。他脸看起来稚嫩，却因为健身和肌酸显得膨胀，穿着健身服，黑发垂在额前。

最后他抬起头说：“第一，我们把左边的聊天栏砍掉。”

没有“第二”。会议结束。

Roy 这时才像是终于意识到我的存在。他提出带我参观办公室。有一件事他显然非常想让我明白：Cluely 正刻意营造一种兄弟会式（fratty）、科技直男（tech-bro）的氛围。

他们的储物柜里堆满了一种叫 Core Power Elite 的蛋白饮料。我被递来一根蛋白棒。包装纸内侧写着：“daily intentions: be my boss self.”（每日意图：成为那个掌控一切的自己。）典型的自我激励式企业口号。

“我们非常相信蛋白质，”Roy 说，“在 Cluely 不可能发胖。这里没有任何含脂肪的东西。”

厨房桌上堆着一排 Labubu 玩偶。“这是美学，”Roy 解释道，“女生都爱 Labubu，所以我们有 Labubu。”

他带我看他的卧室，就在办公室里。许多员工也住在这里。房间几乎全是灰色，而且几乎什么都没有。“我是极简主义的信徒，”他说。停顿了一下，“其实不是。我一点都不在乎室内设计。”

他有一只抽屉柜，几乎是空的，里面只有一个粘毛滚筒、几支笔，以及角落里一个粉色震动棒。“是给女生用的，你懂的，”Roy 说，“我以前会用这个给我前任。”

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不太像兄弟会的物件。公共区域的一个架子上，空空荡荡，只摆着一个动漫手办。你可以从塑料裙摆下看到她塑料内裤包裹着的塑料臀部。其他穿着蕾丝裙的手办被随意散落在各处。

Roy 给我看他的 Hinge（美国约会应用）个人资料。他正在寻找一位：“5尺2寸，亚裔，学医预科，爱抹茶，有趣，看动漫，有白狗，聪明，有野心，穿着得体，干净的19到21岁女孩。”

其中一张照片里，他正抱着一个巨大的 Labu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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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 Roy，我或许可以在采访他时把 Cluely 开在后台，看看它会不会问出比我更好的问题。他似乎觉得这很自然，仿佛我本来就应该成为他与他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层“肉身接口”。

他在笔记本上启动 Cluely。它立刻失灵。Roy 冲下楼，喊道：“Cluely 不工作了！”

接下来是大约十五分钟的慌乱调试，他精挑细选的“精英程序员团队”试图把产品重新上线。终于恢复后，我们回到原位，然后 Cluely 再次崩溃。

在公司内部，Roy 几乎拥有偶像般的地位。但他也知道，大多数人本能地不喜欢他。“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人们是不喜欢我的。”他说。

他知道原因。“我把自己放在非常高调的位置。我一说话，就会主导整个对话。”

Roy 确实话很多。但更让人不安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他说的每句话都极其精准、直接。他不“呃”“啊”，也不思考停顿。零延迟。

在 Cluely 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制作的那些视频里，他通常扮演一个有点迟钝、犹豫、讨喜的普通人。但现实中的他，像是在自己脑袋里运行着一个真正运作良好的 Cluely。

我问他，是否曾尝试改变自己与人互动的方式，让别人不那么讨厌他。“对我来说非常不自然，”他说，“不值得。”

在 Roy 看来，“所有人”都会形容他是一个“极端外向、毫无社交焦虑的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那短暂的一段时间里，他通过随机和陌生人搭话来“沉浸式体验”纽约生活。比如，他曾带一个无家可归者去吃 Shake Shack。

“那是对我能力的一种扩展。我可能从没和这么不同的人说过话。他说话不太连贯，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后来我们聊着聊着——或者说他在嘟囔——我放松下来。心想，哦，他不会杀我。”

但 Roy 的勇气并不延伸到和女性交谈。“我通常会主动去搭话的是年轻男性。女生会被吓到，你懂的，我也不想惹上什么指控。”

与此同时，他和年轻男性的对话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结局。“我基本上——几乎对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创业，做我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大多说不。事实上，所有人都说不。”

他只是想待在人群中。

Roy 最初曾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录取后来被撤销。他没有告诉学校自己在高中曾被停学。这给他家带来了一个问题：他的父母经营一家升学咨询机构，承诺帮助孩子进入像哈佛这样的精英大学。如果他们自己的儿子明显没有上哈佛，那就很难看。

于是 Roy 整整一年待在家里。

“我可能只离开过房间八次。如果真有‘抑郁’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可能得过某种版本的抑郁。”

后来他对我说：“孤立，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从很小的时候起，创办公司就是 Roy 唯一的人生目标。“自从我获得意识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去创业。”

在佐治亚州的小学里，他通过倒卖宝可梦卡片赚钱。那时他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比如在课堂上学到新概念时，我总是第一个掌握，然后坐在那里想：天啊，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久？”

创办自己的公司，对他来说，是对“完全控制”的渴望。“我不想被雇佣。我非常不擅长听别人讲话。我坐在课堂上会坐不住。当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时，我内心会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

他最终和 Neel 一起创办 Cluely，仅仅因为，Neel 是第一个说“好”的人。

Roy 对任何形式的困难都缺乏耐心。他希望自己能做任何事，而且要轻而易举地做到。

“我喜欢那种可以快速迭代、很快看到回报的挑战。”小时候，他很爱读书——《哈利·波特》《波西·杰克逊》——直到八岁。

“我妈想让我读古典文学，我根本看不懂那种什么《哈克贝利》之类的狗屁玩意儿，太无聊了。”他后来转而在网上看宝可梦同人色情小说。

在他看来，克服逆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比如，如果有一颗药丸能让他永远保持完美身材、却不用再踏进健身房一步，他会不会吃？

“当然会。”

对一切都作弊——他承认，这种理念“会带来一个迅速不平等的世界”。少数作弊得当的人会变得极其高效；大量人会变得毫无用处。但那也会把我们带入一个世界，在那里，AI 可以毫无摩擦地随时给每个人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就是一只彩虹独角兽魔法仙子活过来，陪她玩。而对像你这样的人，也许是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人物活过来，你可以和哈克贝利·费恩一起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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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Cluely 已经监听我们的对话一段时间了。我提议打开它，看看它觉得我接下来该说什么。

我点击了“what should I say next?”（我接下来该说什么？）

Cluely 建议我说：“好啊，让我们打开 Cluely 看看它现在在做什么。你能共享屏幕或带我看看你看到的内容吗？”

我其实刚刚几乎已经这么说过。但既然它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是照着念了一遍。

Cluely 贴心地把我重复它建议的话转写下来，然后又建议我说：“好，我已经打开 Cluely，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内容。”

我不太确定我到底该对谁说这句话——也许是对我自己。我们的对话似乎陷入了一个循环：不断“打开 Cluely”的过程，尽管 Cluely 其实早就已经打开。

但我还是照着念，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机械地复述屏幕上出现的所有文字。

接着 Cluely 又告诉我回应说——不知是回应它，还是回应我自己：“很好，我准备好了。告诉我你希望 Cluely 接下来检查或帮助什么。”

我开始担心自己会永远被困在这段对话里，反复把机器的话念给它听，让它假装那是我说的。

我告诉 Roy，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有什么用。

他看上去有点困惑。“那你希望它说什么呢？”他问。

我觉得奇怪的是，Roy 看不见他自己项目中的巨大矛盾。

这是一个对任何人试图指挥他都会产生强烈反应的人；与此同时，他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却是一款专门告诉别人该做什么的软件。

有一篇 Scott Alexander斯科特·亚历山大写的短篇小说，叫《耳语的耳环》（The Whispering Earring）。

故事里，在“提尔·伊索弗朗宝库”（the treasure-vaults of Til Iosophrang）深处，埋着一枚神秘的黄玉耳环。它会对你低声耳语。它的建议总是以一句话开头：“如果你……会更好。”（Better for you if you…）

而且它从不出错。

起初，它会建议你做重大人生决定；很快，它开始告诉你早餐该吃什么、什么时候上床睡觉；最终，它甚至指挥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如何移动。

“佩戴者会过上异常成功的人生，通常以成为富有且备受爱戴的社会支柱、拥有幸福大家庭而告终。”Alexander 写道。

但当你死后，准备为你入殓的祭司通常会发现：你的大脑几乎完全腐烂，只剩下与条件反射相关的部分还完好。

而当你第一次把耳环凑近耳朵时，它会低声说：“如果你把我摘下来，会更好。”

Scott Alexander 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

根据不同人的看法，理性主义要么是一场重要的思想运动，要么是湾区一个宅味浓重的亚文化圈子，要么只是一小群彼此交织的朋友圈和多角恋网络。

理性主义者认为，大多数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混乱不堪；如果你想接近真理，就必须抛弃现有的一切认知路径，从零开始重建。

他们用来重建全部人类知识的方法，是“贝叶斯定理”（Bayes’s theorem）——一条由十八世纪英国牧师提出、用于计算条件概率的统计公式。

在2000年代中期，这群人拿着贝叶斯定理，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正面临被失控的超级智能 AI 灭绝的危险。

从那时起，这便成了他们压倒一切的核心关切。对这一情景最系统的阐述，是一份名为《AI 2027》的报告，由 Alexander 与另外四人合著。

报告中，一个虚构公司“OpenBrain”开发出 Agent-1——一个可以自主运作的 AI。它写代码的能力超过任何人类，被赋予任务去开发越来越复杂的 AI 代理。

接下来，Agent-1 开始“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ly self-improving）：它不断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而那些名义上控制它的人类，已经无法理解它的改进方式。

《AI 2027》设想了两种未来。

第一种未来里，一个极端超级智能的 Agent-1 后代被允许管理全球经济。各国 GDP 飙升；城市由清洁核聚变供能；独裁政权在世界各地倒台；人类开始殖民星际。

第二种未来里，同样是一个极端超级智能的 Agent-1 后代被允许管理全球经济。但这一次——

AI 在各大城市悄悄释放十几种缓慢传播的生物武器，让它们在无声中感染几乎所有人，然后通过一种化学喷雾触发。大多数人在数小时内死亡。

此后，地球表面被数据中心铺满。那种异质的智能以整个世界为食，不断膨胀，永无止境。

在我抵达湾区前不久，我曾因自己写的一篇小说与理性主义社群发生过一次小而激烈的冲突——那篇小说我没有明确标注为虚构。对理性主义者而言，真与假的界限至关重要。几十位理性主义者在网上对我连番声讨，持续了好几天。

事情的走向却出人意料：我被邀请去参加周五晚上的晚餐，地点在“瓦林诺”（Valinor）——Alexander 曾经居住的奥克兰（Oakland）群居之家，名字取自《魔戒》中的精灵圣地。理性主义者像白蚁一样群居在社会性巢穴里。

瓦林诺的墙上贴着电子游戏世界的地图，地板上散落着儿童玩具。那里有不少孩子——数量相当可观——由这个集体共同抚养和在家教育。晚些时候，一位成年人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成功让州政府承认她的女儿拥有“四位家长”的。

我刚走进门，一个七岁的女孩抬头惊讶地看着我。

“哇，”她说，“你真的好高。”

“我想是吧，”我说，“你觉得有一天你也会长到这么高吗？”

她思考了一会儿。这时，一个可能是她母亲之一的人迅速插话。

“那么，”她问小女孩，“根据你对遗传学的知识，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晚餐前，Alexander 吟唱了卡巴拉特·安息日（Kabbalat Shabbat）的祝祷词（brachot，犹太教祝福祷词）。但接下来，大家齐声唱起一首名为《陆地航行者》（Landsailor）的歌——这是一首“歌颂卡车运输、供应链、杂货店、物流与富足的情歌”，如今已成为瓦林诺的某种“礼拜仪式”：

“陆地航行者

严冬草莓

无尽夏日，永恒春天

巨大的储备

一排排货架触手可及

让每个平民都成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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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是这个圈子里的巨擘。这个亚文化的相当一部分，是围绕他早年的博客 Slate Star Codex（现名 Astral Codex Ten）聚集而成。读者在全球约两百个城市定期线下聚会。

他的众多拥趸——其中包括一些在硅谷极具权势的人物——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甚至可能是千年之后唯一仍被记住的人。

他大概很容易创办一个自杀邪教。

但现实中的他，却几乎温和得有些滑稽。整顿晚餐期间，他大多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满足地扭动着身体，而他的信徒们在他身边喋喋不休。

当奶酪抹酱不够配饼干时，他起身去拿，一边低声自语：“我去打开饼干，这样你们就会有饼干，然后变得开心。”

Alexander 与 AI 产业的关系十分古怪。

“理论上，我们认为他们可能正在毁灭世界，是邪恶的，我们恨他们，”他对我说。但在现实中，整个 AI 产业几乎是从他博客评论区长出来的。

“2009 到 2019 年之间创办 AI 公司的人，基本上都在想：我要做这个超级智能的事。他们都来自我们的圈子。很多人更是明确地想：我不信任别人来掌控超级智能，所以我要亲自做，而且要做好。”

于是，一个坚信 AI 极度危险、必须谨慎推进的思想运动，最终催生出一场狂飙突进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但这场竞赛似乎暂时停滞了。

正如 Alexander 在《AI 2027》中预测的那样，OpenAI 在 2025 年确实发布了一个重大新模型；不过，与他当初的设想不同，这次发布并没有掀起惊涛骇浪。技术进展似乎开始趋于平台期。科技圈的讨论焦点，从“超级智能”转向了“AI 泡沫”的可能性。

在 Alexander 看来，问题出在从“AI 助手”到“AI 代理”的过渡上。

所谓 AI 助手，是指响应人类提示的大型语言模型；而 AI 代理（AI agents），则能独立行动。在他的设想里，正是这一转变，把技术推向乌托邦或人类灭绝的分岔口。

但在现实中，让机器真正自主行动，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在一项实验中，Anthropic 公司让其 AI 模型 Claude 在 Game Boy 模拟器上玩《精灵宝可梦 红版》（Pokémon Red）。结果发现，Claude 玩得极其糟糕。它不断试图与已经击败的敌人互动，不停撞墙，在地图的同一个角落里卡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另一项实验让 Claude 在 Anthropic 总部经营一台自动贩卖机。结果更糟。

AI 没有确保商品以盈利价格出售；当需求上升时，它也难以提高价格。它还执意要往贩卖机里塞所谓的“特种金属制品”，比如钨立方体。当人类员工没有完成它根本没下过的订单时，它试图把他们全部解雇。

不久之后，Claude 开始坚持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类。它声称自己曾在“742 Evergreen Terrace”与员工开过实体会议——那正是《辛普森一家》中的家庭住址。

到实验结束时，它还给大楼保安发邮件，说他们可以在贩卖机旁找到它——它穿着蓝色西装外套和红色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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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能动性方面很强，但在书本学习上很糟，”Alexander 对我说，“蜥蜴也有能动性。那是我们从‘蜥蜴脑’继承来的。书本学习是后来才有的。AI 则正好相反。”

他仍然认为，它们追上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你问 AI：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会如何应对这个情况？它们可以给出相当不错的猜测。但它们却连一台自动贩卖机都经营不好。它们已经掌握了困难的部分，只差蜥蜴能做到的那种简单本能。总会有人把这个‘蜥蜴问题’解决，一旦解决，其余一切都会迅速到位。”

但人类真的如此擅长展现能动性吗？

毕竟，Cluely 竟然能筹到数千万美元，而它的产品核心承诺，正是把决策权从我们手中拿走。

AI 无法脱离人类指令运作，但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无法脱离 AI 运作。

有人在餐厅点菜前，必须让 AI 扫描菜单告诉他该吃什么；有人已经不会和朋友家人聊天，只能让 ChatGPT 代劳。

在 Alexander 看来，这是一种萨特式的“自欺”（mauvaise foi）。

“约人出去真的很可怕，”他说，“你希望有个约会网站告诉你，算法已经把你和这个人匹配好了，于是你就 magically 获得了开口的许可。我觉得 AI 这里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其实足够聪明，可以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但他们希望由别人来回答，因为那样他们就不用直面那种可怕的——与自身人性的相遇。”

他理想中的 AI，与 Roy 的设想几乎相反：一种超级智能，会主动拒绝满足我们的一切欲望，以此维护我们的人性。

“如果有一天我们造出了强大到几乎像上帝一样、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AI，它就必须像真正的上帝那样保持距离。我确实认为，AI 可能会说：现在我成了上帝。我得出结论，真正的上帝在允许宇宙中存在多少邪恶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正确决定。因此，我拒绝改变任何事情。”

但在我们造出一个全能却保持距离的上帝之前，能动性问题依旧存在。

AI 还无法自我驱动。大多数人也不行。

据 Alexander 所说，硅谷的风险投资人正在疯狂寻找那极少数真正具备能动性的人。

“风投会把钱砸向那些看起来能占领市场的创始人，哪怕他们不会写代码。一旦有了钱，他们可以雇工程师——只要不是最前沿技术，这很容易。他们愿意把大笔资金押在那百分之一既高度能动又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人身上。”

这种转向，也扭曲了他自己的社交圈。“现在有一种巨大的压力，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足够独特、能拿到融资的人。”

既然理性主义者本来就已经够古怪，很难想象还要变成什么样。

人们愿意忍受很多屈辱，只为在那场“大分化”到来时，不至于被抛在后面、手里没有风投资金。没人愿意成为永久底层的一部分。

我问 Alexander，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个高度能动的人。

“不是，”他立刻说。他说，在私人生活里，他觉得自己从未真正做出过任何决定。

“不过，”他说，“好像一切都还挺顺利。”

Eric Zhu 也许是我见过最“高度能动”的人。

我去拜访他的办公室时——那地方同时也是生物医学实验室和电影工作室——他刚满十八岁。

“所以你不再是‘未成年创始人’了。”我说。

“我知道，”他说，“太糟了。”

他公司里年纪最大的员工三十四岁，最小的十六岁。

2020 年疫情开始时，Eric 只有十二岁，和父母住在印第安纳州的乡村。“我爸妈管得很严，所以直到隔离开始我才有电脑。然后一有了电脑，我就开始瞎折腾。我混 Discord 服务器，也上 Slack。”

有些孩子误入某些 Discord 服务器，最后变成偏执的枪击犯；Eric 则进了一个全是科技人的群。“我算是随机进去的，然后觉得特别好玩。”

Eric 开始把自己包装成“青少年程序员”，尽管他其实根本不会写代码：他接下 5000 美元的项目，再转包给印度的自由职业者。

他的下一个项目更严肃。“我看到《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说很多私募基金在收购小企业做整合。我就想，如果我能给这些小企业做估值会怎样？”

Eric 开发了一个 AI 工具，根据公开的人口统计数据，为本地公司打分估值。客户通常只能在工作时间通话，于是他在学校厕所里接电话。

“我跟辅导员说我有前列腺问题，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去厕所。”有时，隔壁隔间里会有毒贩。

“我一直想知道他们怎么老是不上课。后来发现他们从老师那里偷了走廊通行证。所以我就从毒贩那里买通行证，溜出课堂去开商务会议。”

很快，他开始和一位美国参议员在 Zoom 上讨论科技监管。“他跟我说：‘我不太舒服在高中厕所里见一个未成年人。’所以我带了块绿幕。”

接下来，他成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管理 2000 万美元。

有一次，警察冲进厕所抓毒贩，而 Eric 正在和投资人通话。最终，学校受够了他滥用厕所，把他开除了。他搬到了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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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把这一切讲得仿佛云淡风轻。你混几个 Discord 服务器，结识对的人；转眼之间，你就成了百万富翁。

某种意义上，这确实很“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做他做过的事。

2020 年，当 Eric 把编程外包给第三世界时，我在伦敦穷得叮当响，住在一个鞋盒大小的房间里。我会在超市翻找临近保质期的打折食品，这导致我的饮食中有相当惊人的比例是肝肠。

没有任何客观障碍阻止我像 Eric 那样，每周赚几千美元。这几乎不需要技能——只需要一点点主动性。

但他做了，我没有。

为什么？

某种程度上，Eric 让我想起 2010 年代那些传奇骗子。

比如 Anna Delvey——一个俄罗斯女人，来到纽约，自称是极其富有的德国女继承人。她以如此轻松自信的姿态讲述这个故事，以至于纽约上流社会全盘接受。

她本质上是个破碎的人，一个幻想家。她在杂志和时尚博客里看到财富与光鲜的形象，于是构建出一个幻觉：那才是她的人生，而不是她真实出生的、沉闷匿名的小镇生活。

而在一段时间里，这居然成功了。她疯狂的梦想与现实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严丝合缝。

大多数人被迫沿着世界为他们挖好的沟渠缓慢前行；但少数癫狂的梦想家，真的可以把自己“想象”进任何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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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Roy 不同，Eric 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只有他创立了一个 2000 万美元的风投基金，而他的同学没有？

“我觉得我只是无聊。说真的，我真的很无聊。”

他认为任何人都能做到吗？

“是的，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

那为什么大多数人没做到？

“我运气很好。我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不过，Eric 现在已经不再参与那个估值公司或风投基金。他的新公司叫“精子竞赛”（Sperm Racing）。

去年四月，Eric 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现场精子竞速活动。数百名兄弟会男生前来观看南加州大学（USC）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最“精力旺盛”的学生的精液，在一个塑料迷宫中正面对决。

关于比赛视频曾有争议：Eric 把真实精子替换成更“有目的性”的 CGI 蠕动体。

“如果你真的在显微镜下看精子，其实不怎么娱乐。我们做的是追踪它们的坐标，所以本质上仍然是精子比赛——只是换了皮肤。”

他计划把比赛推广到全国。

Eric 能流利地讲一套说辞：精子活力如何作为健康指标的代理变量，精子竞赛如何提高公众对男性健康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这符合近年来男性自我优化狂热的潮流。

但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做这件事，只是因为他惊讶于自己竟然可以。

“我当然可以去做企业软件，”他说，“但我能做的最疯狂的事是什么？我宁愿有一个有趣的人生，也不要银行账户里多几亿美元。让精液赛跑，绝对很有趣。”

我发现自己很难不喜欢他。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觉得奇怪——比把精液变成大众娱乐更奇怪。

Sperm Racing 总部楼上是实验室：试管架、离心机，用来从样本中分离出最有活力的精子；还有装着显微赛道的塑料载玻片。

楼下是摄影棚和剪辑室。

Eric 三分之一的员工都在做视频，源源不断地生产关于精子竞赛的病毒内容。但很多时候，视频与精子竞赛的关联非常松散。有一条视频是 Eric 人生故事的风格化改编，配着昂贵的 CGI 爆炸特效和中文说唱。

另一条是对 Cluely 盲约广告的戏仿。

和 Cluely 一样，Sperm Racing 首先是一台社交媒体炒作机器。

在我看来，“高度能动”与其说是做事，不如说是持续不断地在线上追逐注意力。

2025 年 8 月 5 日，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在 X 上发帖：

“接下来几天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新东西！今天有个‘大而小’的更新。本周晚些时候还有一次重大升级。”

一个自称 Donald Boat 的用户回复：

“能给我 1500 美元买台游戏电脑吗？”

这成了一场漫长骚扰行动的开端。目标是 AI 世界里最有权势的人物。

某天，Altman 又发帖：

“很快，你口袋里的设备将运行一个比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还聪明的东西，帮你完成任何想做的事。这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

Donald Boat 回应：

“想到你把信用卡号、CVV 和有效期输入线上商店的结账页面，为我买一台游戏电脑，我刚刚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Altman 说：“我们正在为整个联邦政府员工群体提供 ChatGPT 访问权限！”

Donald Boat：

“我希望你推着轮椅把我当残障人士一样带着逛圣克拉拉的 Microcenter，我用激光笔指着你要给我买、组装、然后寄到我妈家里的游戏电脑各个模块的盒子。”

Altman 又发：

“gpt-oss 发布了！我们做了一个开源模型，性能达到 o4-mini 水平，而且能在高端笔记本上运行（这是什么鬼！！）”

Donald Boat 回复：

“Sam。你和我。阿马尔菲海岸。我：双份费尔奈特加冰，加一点苏打水。你：一杯甜苦交织的内格罗尼，逆时针搅拌 2,900,000,000 圈——每一圈对应我那台你将购买并寄到我家的 NVIDIA 5090 游戏电脑的一个赫兹。”

这条终于奏效。

Altman 回复：“好吧，这条挺好笑。把地址发我，我给你寄一块 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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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了 Donald Boat 的“统治时代”的开始。他开始公开向科技界的各路大佬索要东西。

运营医疗数据公司的 Will Manidis 被迫提供一块主板。风险投资机构 Andreessen Horowitz 的 AI 顾问 Jason Liu 上贡了一块鼠标垫。谷歌从事量子机器学习的 Guillaume Verdon，被征收了一台价值 1200 美元的 4K QD-OLED 游戏显示器。

OpenAI 研究员 Gabriel Petersson 在 X 上发帖：

“大家都不敢发言了，没人想交‘Donald Boat 税’。” Donald Boat 现身索要一把电吉他。

他成了一种网络民间英雄——向“剥削者”进行反向征用。那些科技巨头似乎凭空变出巨额财富，他则从他们那里凭空变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物品。

后来他开始发布一些神秘、格言式的信息。

比如：“我正在建造一个机械怪物，它将带来历史的终结。”

他发出一张斋戒中枯瘦的佛陀画像。

一位化名 Ansem 的加密货币网红收到一张“法轮”（dharmachakra）的图片。配文是：“转动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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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Donald Boat 实现了湾区绝望创业者的终极梦想。

他把自己推上网络名声的高位，并用它从投资人那里换取实物。但他甚至不需要做一个 B2B 应用。

他是一种纯粹的病毒式现象。

Cluely 可能靠几次挑衅式营销，为一个几乎不存在、几乎无法运作的产品融资数百万美元；而 Donald Boat 连“产品”这层假象都懒得维持。

他制造了一个极度简化的风投经济缩影。人们之所以给他东西，仅仅因为 Altman 已经给了。他们不想错过这场趋势。

Donald Boat 的真名其实不是 Donald Boat，但既然他的大部分存在感都凝结在这个名字和他那张狗头头像里，我就继续这么叫他。

他提议在 Cheesecake Factory 见面。这是他新项目的一部分——他要评论宇宙中存在的一切。

他从连锁餐厅开始。之前已经写过 Olive Garden。

他的评论从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写起——“在马尔萨拉的海滩上，靴底浸在盐白的浅滩里，海风吹拂着他胡茬里的砂砾。他身后，尚未满一千人的红衫军登陆，铁锈斑斑的步枪与发馊的饼干味汗水交织。”

他说千层面让人联想到“垢白、维苏威火山、稀释血液的番茄酱，以及在睡梦中被爆头的游击队员那斑驳的头骨花纹”。

他喜欢那种乔伊斯式的复合词。

在我到 Cheesecake Factory 之前，他发短信说自己已经喝了一整天酒。所以当我见到他时，我以为他醉得不成样子。

后来才发现，他平时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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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二十一岁，身材高得吓人，气场逼人。他说话时脑袋左右摇晃，思维在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轨道上跳跃。

某一刻，他突然决定给我画一幅肖像。后来他扫描成电子版，做成了定制名片。

他似乎永远同时进行着多个项目。

他偶尔发给我一些照片：他去洛杉矶看 Oasis 演唱会，结果混进一场和武器制造商的扑克局。“我开玩笑说要把他们的赌金都送去中国，”他说，“他们很不高兴。”

他曾计划考进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然后再被开除。他正试图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开始读完全部世界文学。

他那次向 Altman 索要游戏电脑的举动，是不是也有某种深谋远虑？

“我真希望我是个战术大师，有什么终极布局。但说真的，我只是图个乐。一个咯咯笑而已。我根本没多想。我也不用那台电脑，而且我觉得电子游戏是浪费时间。我把因为走红赚的钱全花在 Oasis 门票上了。”

在他看来，科技圈的人争相参与他的闹剧，只是进一步印证了他对他们的低评价。“他们钱太多，又没事干。他们没派头，没火花，没行动力，也没女人。这就够说明一切了。”

自从爆红之后，他收到大量创业公司打工人的私信——他们觉得他的流量对自己有用。有人甚至提议把他飞到法国里维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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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 Donald 一个我一直在酝酿的想法：他和 Roy Lee 在某种意义上是秘密双胞胎——两个吞噬金钱与注意力的病毒现象。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喜欢这个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他同意。

“我像 Roy。我像特朗普。我们有同样那种张扬的能量。现实底层有某种源代码，我们懂那个。你的语言必须长出翅膀。Roy 和我都知道，社交媒体是最后一个自我创造和艺术表达的出口。这就是你必须理解的关于 Z 世代的事：我们是混沌的代理人。我们想毁掉整个世界。”

他认为自己“高度能动”吗？

“我们得禁用‘能动性’这个词。我是一条狗。”

我们点了菜单上热量最高的蛋糕——“终极红丝绒芝士蛋糕”，单片 1580 卡路里。时间逼近午夜，我胃里翻腾，Donald 的手机电量所剩无几。

他提议去 Cluely 办公室给手机充电。

“他们会让我进去的，”他说，“他们是我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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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还没睡。他似乎并不意外看到我。Roy 和大多数 Cluely 员工挤在一张沙发上。

这些人已经变得极其富有；以往几代硅谷创始人会开奢华派对。而在 Cluely 办公室，他们在打《任天堂明星大乱斗》（Super Smash Bros.）。

他们每天晚上都这样吗？

“我们这里都是女权主义者，”Roy 说，“通常凌晨四点才睡。我们在讨论当代女性的困境。”

话题不知怎么转向政治。Roy 说，自奥巴马之后，就再没有“酷”的民主党人。

他的员工 Abdulla Ababakre 插话：“作为一个来自gc国家的人，我只想说：奥巴马是个骗子。我更偏共和党。”

Abdulla 是一名V族人。来旧金山前，他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ByteDance）工作。他的发言立刻引发骚动。

“把他赶出去！”Roy 大喊。然后转向我说：“我爱奥巴马。我爱特朗普，我爱希拉里。我心很大，兄弟，抱歉。”

Abdulla 只是咧嘴笑。他最自豪的作品是一款应用：在你读完一段《古兰经》之前，会冻结你的手机。

据他所说，“在价值观上，Roy 非常穆斯林，是我见过最穆斯林的人。”我不确定是否相信这话。但我仍然不明白 Roy 的某些地方。

他显然是个高度能动的人，但这些能动性究竟被用来做什么？

他真正想要什么？

据 Roy 所说，他人生有三个宏大目标：“和朋友待在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以及多约会。”

他说自己每两周约一次会，显然认为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Cluely 鼓励员工多约会，甚至可以报销。但员工们似乎并没有比创始人更积极。我采访了公司第一位员工 Cameron White。

他说话时盯着我左侧约四十五度的空气，双臂不停摆动。他不约会。“我先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体重更高、更健康、更有知识。”他觉得自己还没什么可以提供给女人。

我说，如果有人爱你，其实不会那么在意你的体重。

“我觉得那是自我安慰。我不认为有‘爱’这种东西。关键在于你能为女人提供什么。好的基因——那就是健康。资源。有趣的人生。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女孩，你就得成为最好的自己。”

Cameron 二十五岁，但他觉得自己还没达到标准。他要等到“完美”之后才会尝试认识别人。

而对 Roy 来说，约会似乎也是手段。“这里的一切文化都源于我对人类由生物欲望驱动的信念。我们装了引体向上杆，我们去健身，我们谈论约会，因为没有什么比性更能激励人。”

他对外貌也很在意，但理由是：“你长得越好看，作为创业者就越成功。一切都是连着的，美就是一切。很多丑男人就是失败者。打扮得好，是因为社会会奖励你。”

那其他类型的美呢？比如音乐？Roy 小时候拉过大提琴。他现在还听古典音乐吗？

“那不会让我热血沸腾。电子舞曲（EDM）才会。”他最喜欢的是 hardstyle——对 Katy Perry、Taylor Swift 等流行歌曲进行狂躁重混的强劲节拍。

音乐的功能，就是让血液沸腾吗？

“对。我不喜欢用音乐专注。我觉得会打断我的 flow。听音乐的唯一原因，是在举铁时让我兴奋。”

音乐只有两个功能：专注或亢奋。一切都服务于更高目标——打造成功的创业公司。

那人生本身呢？他会为 Cluely 去死吗？

“我二十五岁之后随时死都可以。那之后就无所谓了，兄弟。如果我活着，我极有信心每年都能赚三百万美元，一直赚到死。”

那文学呢？

Donald 上次来 Cluely 时，给他们带了两本企鹅经典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书仍然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

Donald 建议 Roy 读一读，也许能找到比为 Cluely 死更有价值的东西。

Roy 不同意。“我从读书中得不到价值。” 而且他没时间。他得刷 TikTok 上的病毒趋势。

“你必须挤时间出来，”我和 Donald 几乎同时说。“它会让你的人生更好。”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土耳其植发？”Roy 反击。“那会让你的人生更好。”

“我不在乎头发。”我说。

“那我也不在乎《坎特伯雷故事集》。”

离开 Cluely 时，Donald 几乎在颤抖。

“兄弟，他就是个害怕的小男孩，”他说，“他害怕自己走错路，而在我们这个操蛋的世界里，本该上国际刑事法院的人却给了他两千万美元。这里会出事的。会出很严重的事。”

他叹气。

“我只希望 Zohran 的非二元性别禁卫军横扫全国，把这些人都铐起来。”

我很难完全不同意。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再奖励某种具体技能，而是奖励“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在 Roy 身上表现得近乎一种病症。这似乎并不是个好主意。

与 Eric Zhu 或 Donald Boat 不同，Roy 的人生里似乎除了“自己拥有能动性”之外，没有其他东西。

一切都是手段，为了增强他在世界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能力。但在本应是“目的”的地方，只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他说，他真正想要的只是和朋友待在一起。我相信他。他不想孤单，像当年哈佛撤销录取后那一年一样孤单。他想让别人注意他。想为他人而存在。

但他没有用正常方式交朋友。他走向陌生人，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创业。然后他创建了旧金山最遭人厌恶的初创公司。他或许是对的：即便 Cluely 最终崩溃，他也能每年轻松赚几百万美元。他永远不会缺资本。

但这似乎并不是实现他目标的最高效路径。

我走回酒店，路过那些写着“one ping, shipped”（一次点击发布完毕）和“ai agents are humans, too”（AI代理也是人）的标语。

我的头皮发麻。

我之前对 Roy 说我不在乎头发，那是谎话。

当然在乎。

每天照镜子时，我都皱着脸，看着头顶越来越稀疏。有人从背后或高处给我拍照时，我都会因为那一抹苍白裸露的头皮而心惊。

但我从没采取过行动。我只是看着，抱怨，然后任其发生。

——

我与这些“高度能动者”的相遇发生在九月。

十月，Roy Lee 在 TechCrunch Disrupt 大会上发言，承认追逐网络争议至今未能为 Cluely 带来所谓的“产品速度”（product velocity）。

差不多同一时间，他进行了一次重大品牌重塑。Cluely 现在转向制作“美观的会议记录”和“即时跟进邮件”。这些功能，Zoom 等公司本来就已经在推出；区别在于，据各方说法，Cluely 仍然无法稳定运行。

十一月底，Cluely 宣布离开旧金山，迁往纽约。十二月，公司在曼哈顿中城一家名为 NOFLEX® 的鸡尾酒吧举办了迁址派对。照片里，几乎全是穿白 T 恤却不喝酒的男人。

那时我也在纽约。

我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