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25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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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活月刊 ，作者：生活月刊
时间是人类文明的独创，从此，人类向前走的每一步，都在瞻望未来的形状，那是不可见的幻象，也是即将踏入的当下。为什么文学可以照见未来？为什么影像能返照时代的变化？为什么艺术可以昭示前沿科技？为什么建筑可以折射个体到宏观的心曲？为什么社会创新能鼓励创造力？为什么声音能让人更加紧密.....
介于真实和虚构的模棱两可之间，横跨过去到未来的追忆和想象，提纯这个时代的社会议题，乃至于思索其可能去往的方向，是创作者可以做的，并非只关乎美学和风格。在《生活月刊》20周年特刊里，我们推出十几位创作者，他们来自建筑、摄影、文学、艺术、媒体、社会创新与教育等领域，共同组成Aura of Next合辑。马年伊始，我们截取部分与他们的对话，观看投向未来的一束光，坚定生活行进的步伐。
戚山山建筑师
如果说，自然启迪了她的建筑理念，那么，直到现在，身体力行的生活仍然是设计思考生生不息的源泉。“我的生活状态是由项目、教学、社会、个人四个方面组成的。建筑是一切的引子，思考是一切。我喜欢教学，特别是与美院的同学们交流，这也是我最放松思考的时候，有很多头脑风暴的产生，总带来很多快乐。社会，比较多的是演讲，从害怕演讲，到能够从演讲获得对话的惊喜，产生新的想法，是一种喜悦。我也越来越重视个人时间，我爱运动，爱在户外晒太阳，也喜欢遛狗狗，我喜欢在西湖边无忧无虑的走着，直到遇见鸳鸯一家子上岸过马路，我停下脚步。”长于自然，即是灵光乍现与思考酝酿的漫漫过程。
《生活》：从现在到未来，你的创作源动力来自于什么？
戚山山：我的创作和教学源动力来源于生活与记忆。生活是细腻的，也是浪漫的。在创作和教学中关注的点点滴滴会越来越真实，是一种感知上的真实，虽然身边的一切都越来越快。有时，项目会快到不能喘息；但至少教学仍然是一种“假设”，可以慢一点，思考深一点。
2023年，收到徕卡奥斯卡·巴纳克奖（LOBA）获奖通知的时候，乐子毅正在菲律宾学习英语。当时，也是《此时，彼时》（New Comer）系列拍摄的第三个年头。创立于1979年的LOBA，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主旨，乐子毅是获此殊荣的第二个中国人。当他将《此时，彼时》系列放到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看的时候，他意识到：“这种流动感，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在这片国土，甚至整个世界的版图之上，流动的步伐从未停息；背后可能是信仰的召唤战争的震荡、欲望的牵引或探索世界的本能。几年前，乐子毅在大理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山村徒步，偶遇当地的村长。他们在小屋里烧豆腐吃，村长告诉他，他也曾经是个北漂。在乐子毅看来：“他是接受了自己的根。过去大家不接受自己的根，所以要梦想要出去闯嘛？”
《生活》：你觉得年青一代的创作者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和能力？你最珍视的一种品质和能力又是什么？
乐子毅：第一点是真诚，另一点是韧性（resilient）。真诚是第一步，韧性的话，是人会去探索，可能会失败，但还会继续做。我很喜欢李小龙的名言：“be water my friend”。当水流进水杯，它就成了水杯的样子，当它流进了碗里，它就成了碗的样子。它还是可以流动，你去打它打不到。我觉得这是很东方哲学的部分。
《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的主播们并不避讳这种“女性播客”的评价，反而更加强调女性榜样的力量，甚至还制作了女性文学的专题节目。“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所在，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内容”。这其实也是她们做播客的起因：传统媒体总是要求客观、公正，避免情绪与偏好。但出身即立场，客观有时是不公。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恰恰需要个体的观点与意见，因为个体的也是群体的，女性的也是集体的。
《随机波动StochasticVolatility》并没有推翻什么，她们只是换了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节目中，她们会讨论如何教育男孩，也会讨论创业、做公务员、离婚、工作的意义……也会有世界的地震、局部的战争这样宏大的话题，但她们总能从宏大中发现日常，连接自身。用哭泣与笑声，面对世界的宏大与个体的脆弱。
《生活》：你如何思考未来的自己与世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张之琪：想到伟大的戴安女士在《傲骨之战》中的名言，“至少我可以让我自己的小世界保持理智”。世界和时代的变化难以撼动，但每个人还是有机会去创造、呵护自己的小世界，可以是一种精神世界，也可以是一个由亲人、朋友构成的支持网络。它不是封闭、自怜的，而是开放社会的一个个小型单元。
《生活》：你注意到现在有什么时代趋势？你在创作中如何回应？
冷建国：对AI的拥抱与担忧、热情与疑虑并存。善用AI，保有人味儿。
《生活》：未来二十年，科技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如何警惕又如何拥抱这种生活？
傅适野：好难回答的问题。我无法预测，但它确实改变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理解，比如何为真实，何为虚构，何为情感，何为陪伴。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技术，或是在人与技术设备之间构筑坚实的屏障，因为技术已经构成全新现实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这是拥抱的部分，或主动或被动。警惕或逃离的部分或许在于，永远为自己保留远离技术的自由：比如翻开一本纸质书，或者参与一项运动。
光解释山外是什么，就有很多种说法，并且一个比一个复杂——一关注个体成长的艺术空间、一次当代养育实践，一种由不同的人类构成的生态，一个家庭生活空间。我们习惯了用功能来解释空间：“办公”楼，“健身”房，“休息”室。陆佳说，她有时也会用“丰容”（enrichment）这一动物园术语来半开玩笑地解释山外。
人们具体做什么？最近举办的一场活动，或是工作坊，叫《什么是吃饭》。刚报到的孩子，没有立刻被告知要做什么。反正是先不吃饭。他们慢慢开始觉得饿了，大人们（也叫“大山人”）才告诉孩子（也叫“小山人”）厨房里有白米、白面、油盐。如果饿了，可以自己想办法。小山人和大山人因此合作了，把饭煮上了，同时跑到院子里找点野菜来做调料。
在社会创新中，商业如同骨架般存在着，而慈善则是它的血肉。从2015年的《创变者》，到2016年开始的“瓶行宇宙社会创新大会”，再到三年前BottleDream basecamp实体空间，阿菜一步步学习着，创新着，开创着他的社会创新事业。这么多年过去，他也仍是那个勇敢的创变者与坚定的行动者。他构建的社会创新网络如同藤蔓般自在生长，互相交叠。在每一处缝隙中，人们自由讨论，散发出饱满的活力与能量。这里成为年轻人想法的孵化器，能容纳开放的探讨，共创未来的想象。
《生活》：你注意到现在有什么时代趋势？你在创作中如何回应？
阿菜：我看到的趋势是，过去的主流成功学正在瓦解。大家不再被单一的名利、升学、进大城市的价值观绑住，而是开始去寻找自己的“小答案”。这其中很明显的现象是，很多人从大城市迁移到小地方，生活节奏更慢、更轻盈，也更贴近内心。这让乡村重新被想象，年轻人正在回流乡村。我和团队创作的一个小平台“平行光”，就是希望助力这股趋势，让更多人看见乡村的价值，同时为乡村输送城市的资源和能量。
作为一名彝族女孩儿，龙红紫娓的血脉中同样流淌着彝族人民之于自然的虔诚。这份来自大地的支撑赋予龙红紫娓坚实的创作脉搏，与儿时萦绕在祖母与母亲指尖的旺盛创造力一起，推动着她在创作中“连接传统与当代，连接手与心，连接被忽视的日常与更广阔的世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龙红紫娓逐渐破土而出，步步成花，让每一次细腻的打磨都能照见附近的风景，承载起沉甸甸的远方。
《生活》：你注意到现在有什么时代趋势？你在创作中如何回应？
龙红紫娓：我看到两个趋势：“全球化的审美同质化”与“文化身份的再觉醒”。世界越来越快，审美越发同质化，但人们对“根（归属）”的渴望更强。在soft mountains，我试图用首饰这种审美化的媒介，让“文化身份”被重新看见。我的回应不是宏大口号，而是通过更日常，更艺术的叙事。
陈楸帆作家
在这个现实比虚构更离奇的时代，创作者的责任不再是想象遥远的未来，而是诊断这个“现在进行时”的未来。这或许也是气候叙事最根本的意义——不是在数据中寻找答案，而是在故事中重建连接，不是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唤醒我们作为同一物种的情感共鸣。
《生活》：你注意到现在有什么时代趋势？你在创作中如何回应？
陈楸帆：我感受到最明显的就是：一切都越来越复杂。气候、科技、经济、情绪、身份关系，都纠缠在一起，很难用一句“好”或“坏”说清楚。信息爆炸，但真正能理解的反而变少，大家一边焦虑，一边又习惯性地简化世界。
在《刹海》里，我尝试把这种复杂性写出来：海洋、气候变化、科技、资本、地方社会、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只有被卷入漩涡的人。对我来说，回应时代，不是用一个口号解决问题，而是尽量还原复杂度，让读者看到：事情本来就没那么简单，我们得学会在复杂中活下去。
《生活》：未来二十年，科技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如何警惕又如何拥抱这种生活？
陈楸帆：我觉得未来二十年，大方向不会跟过去二十年完全不一样，只是速度会更快、范围更广、渗透更深。AI、机器人、合成生物、量子技术，会进一步进入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包括工作、亲密关系、教育、养老、政治判断等等。
“警惕”和“拥抱”不是完全对立，可能要同时进行：一方面，要保持基本的质疑精神，不要把任何技术当成救世主，随时提醒自己：它背后是谁设计的？谁在获利？谁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也要有勇气去用、去试、去练习跟技术共处，而不是躲在恐惧里骂两句就完事。我比较认同一种“对抗性生成”的态度：在使用技术的同时，保留自己的判断和创造力，跟它较劲，而不是被它牵着走。
张怡微作家
她关注城市地理空间所容纳的世情冷暖、家庭伦理、代际关系、两性沟通等话题，有牵扯在盘根错节关系中的周全与力竭，有走笔于异地恋、忘年交、亲子关系之间的疏离和冷漠，有涉及护理、养老、医疗、人工智能、科技改变生活方式的见微知著。时常，细节与对话代替思考的直接表达，每每被铺陈到一个节点，戛然而止，直接的辨析或陈说被含蓄的“不响”所收束，余味悠长，引人想象和遐思，此时无声胜有声。文笔温煦同时清冷，日常却又隽永，具有热闹中见悲凉，烟火中透犀利诙谐的力量。
《生活》：你如何思考未来的自己与世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张怡微：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说，我如果不持续学习，很快应该就会被时代淘汰。但是文学创作，并不那么在意这种淘汰。我在我的时代里，看到我同情的人，看到他们认认真真生活，比较重要。未来也是由无数个当下累积而成的。我觉得我和世界的关系，就是我和无数个此刻的关系。
《生活》：你觉得年青一代的创作者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和能力？你最珍视的一种品质和能力又是什么？
张怡微：首先肯定是发明的能力，其次还有命名尚未被命名的事物的能力。
慕明作家
这些绮丽精巧的故事结构底下埋着坚硬密实的理性，思考科学与感性，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能工巧匠，巧夺天工的手艺与出离真实的山水造景，人的纯真、莫测与柔软如何与工具的利落与刚硬对峙。理工科背景的慕明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才思，用故事的灵巧和张力，让知识与义理变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这是回归古典，对未来的瞻望。在此过程中，神话与古诗铺开迷离蕴藉的画卷，历史与哲学为故事奠定丰厚的基石。这也是中国淋漓湿润的诗情画意与西方精致冷硬的逻辑推理之间的相遇。慕明让我们看到看似处于两极的人类文明相互渗透弥补的可能，也让素来充满了冷兵器之美的科幻文学被平添了诗意、丰沛而淳美的质感。
《生活》：从现在到未来，你的创作源动力来自于什么？
慕明：简单来说，是对自我的觉察、对美与永恒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的关切、思考和映照。我试图在创作中将三者融为一体。而这三者都在不同层面上指向对意义的探寻。意义焦虑是现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写作，尤其是我现在进行的这种以十年为期的长期项目，让我必须构建一个自洽的意义系统。不只是以往那种在外部刺激下进行的思考，而是设计机制、定义价值、预测反应、安排节奏——这要求高度集成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也会逐步把写作者转化为一个建构型认知主体。换句话说，我必须以自己搭建的结构定义和求取。我必须徒手搭建一座世间未有过的大教堂。而我最终的期待，是它能抚慰更多朝圣者的心灵，也能激发他们建造自己的教堂。我也是这样的朝圣者，在路上，我曾走入过一扇又一扇这样的门。
童末作家
正如诸多牵涉到少数民族叙事的创作者所反复陈说过的，他们关注的不是强调民族文化差异性、引起猎奇欲的符号和生活方式，而是在此包裹下的普世的情感和价值。正如上文所说，对毕摩的信靠，即便在现代科学流行的今天，仍在提示我们在不可测的广袤天地间，寻求确凿的支点的内心希求，也告诉我们，在被消费管道团团围住的城市社会中，一切解释和技术尚未抵达完美的闭环，那一隙之间的夹缝，既是文明进步的方向与距离，也是留给不可知、模糊、复杂的空间。再者，小说中人物的流徙、叛逃、相互之间的情谊，也并未被特定的时代属性所封印，他们呼唤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许不自知却也不可撼动的忠义与勇气。而小说中悠长而耐人寻味的语言风格弥漫着森森巫气，也与那个莽莽山野的风土环境相适配，它参与再造了那个他者的世界——因其差异性而显得神秘和迷人，也因为其相似性而让我们与之共情。
《生活》：你如何思考未来的自己与世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童末：最近读了大江健三郎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里面引用了一段《神曲·地狱篇》的诗句，是幽灵卡瓦尔坎特从地狱中对但丁说的话。我试着将这段英文直译如下：
在当下的境况中，我们既无实证
亦无知识，除非他人捎来言语：
你由此可知，从未来之门
关闭的那刻起，我们的感官失灵，
所有知识都将死灭。
相比于您的提问，我更常想到也更常回忆起的，正是这样的“未来之门关闭”的时刻。这种时刻并不是未曾到来，而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许多集体性的记忆、曾被共享的信念、经验，过去许多心智曾做出过的理解和展望，都随着时间磨损了、湮没了，或变得习焉不察。“将死灭”的知识，也包含了经由我而被领会、传递的知识，包含我写下的和将写下的作品。这便是我所处的“当下的境况”，也是它在不断校准我与世界、时代的关系。
张秋子作家
这些年来，她的文学教学不仅事关人与文本之间的博弈，更是老师与学生心灵的碰撞。因为害怕成为一位照本宣科、居高临下的讲师，她在讨论文本中理解学生——他们所来自的参差背景和内心真正的需求，由此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让文学给予学生日后长达多年的滋养，更重要的是，她保持自新，始终开放和敏感。
调动个人的感觉来阅读，是张秋子主张的方法。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她会邀请他们来谈这个文本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讲的也许很简单肤浅，但是能够提供一个基础的认知，可以在上面附着更形而上的概念”。学生提供感觉，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供概念，增进对文本的解读，这就是文学生命化的过程，如《万千微尘纷坠心田》书中所说“它意味着一种将抽象文字转向内在经验的朴素的努力”。
《生活》：你如何思考未来的自己与世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张秋子：如果说我对这个时代和世界有什么理解，那大概是一种带着距离的理解。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我们已经不再像传统时代的人那样，能够以整体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现代性的经验是碎片化的、流动的，所以我也只能用我自己熟悉的一条小径——文学——去尝试理解它。对我来说，“世界”其实就是“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希望这种关系始终在更新，在生成中。也许我通过阅读几千年前的文本，去照见当下的处境，也许是借由写作，让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复杂声音中找到一个清晰的坐标。同时，我也希望自己和时代之间能保持一点距离。文学一直在教我这一点，它往往站在时代之外去凝视时代。因为我们其实永远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当下，就像昆德拉说的那样，“蒙着眼睛穿过时间”，所以，与其假装自己能看见全貌，不如承认自己的局限，在有限的视野里保持诚实与敏感。
如何让绞胎这个符号回归中国本土？这是洪张良当下思考的核心问题。伴随着河南省修武县大南坡千万间艺术中心的开幕，这门古老的记忆也跟着洪张良，在中国重新发声。洪张良说：“我希望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自身文化之中，回到本土的精神与生活的时刻。”
《生活》：你注意到现在有什么时代趋势？你在创作中如何回应？
洪张良：当代手工艺与当代艺术始终是我自身艺术实践中的两项课题。而如今手工艺与艺术的关联似乎要比以往要紧密。例如在2025年首届景德镇大奖之中，我也在思考手工艺也可以串联和谱写历史文化、城市发展等综合领域的时代叙事。在去年回国创作之后，我也更多的开始关注周遭的生活，希望以艺术的方式去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时代的切片与时刻。
在为《咏春》采风时，她们收获了咏春的门派祖训：“勤练习技不离身，养正气戒滥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以武辅仁”。这四句话，是为了告诫年轻人习武是从做人开始。韩真和周莉亚意识到，这四句话恰恰也代表了她们心目中，中国人立足于世的形象：勤奋，低调，谦逊，这些都是延续至今的处世哲学——问题的答案原来就在身边。韩真说，寻找答案的过程，不是市场调研，而是“眼前的风景和内心风景的一次契合。”
《生活》：在自己所在领域，期望自己能实现的是什么？
韩真：变化，和突破。这并不是说有一个特别高的目标，而是希望自己，在每一次的创作中都能再往前走一步，往自己已知的世界之外，再踏一小步。
周莉亚：最近想实现的是安静，放慢。先把自己放空，再来装新的东西。
也可能从光怪陆离的科学理论或故事得自灵感。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故事中写到用大肠杆菌的排列方式来拼写字母的科学家，万杨则在画布上留下了波兰语“你好”的字母印痕；从弗洛伊德所关注的对微小差异的自恋出发，他想到相邻国家对各自特殊性的沾沾自喜，乃至于色彩斑斓的政治光谱，不同的人们因为差异而离散，相似的人们却因为微小差异而互相嫉妒、龃龉，万杨就用色彩的参差变化来表达这种状态；人类繁衍生息，正如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小人，一代代进化之后，只是学会了不寻死，看不到世界的真相，正如科普作家所说的“眼见非实”，而人类的裸眼只看得到红色到紫色的电磁波，相当于宇宙中88个琴键之一那么小的幅员，他也用色彩来表达人视觉的局限，即人感知的唯心倾向那般主观片面……
《生活》：未来二十年，科技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该如何警惕又如何拥抱？
万杨：未来二十年，AI与机器人将以惊人的速度超越我们。它们不仅更聪明、高效、更具创造性，还剔除了人类情感中懒惰、嫉妒、仇恨等非理性因素。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几乎“更完美”的存在。
当智力和创造力不再是人类独有的标志时，我们还能以什么来定义自己？若自己的职业被AI取代了，是否还有新的位置可以安身立命？同时AI所带来的系统性误差、伦理困境与权力结构的集中的风险，也将深刻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这场变革可能迫使每个人、每个行业都经历一场“卢德主义”（在哲学领域被阐释为一种通过拆解技术系统以反思其社会影响的技术批判方法论）式的阵痛，带来生存资源分配的进一步失衡。这在国家制度层面需要进行艰难的探索，而从个人角度看，我认为首先要提出对的问题：
虽然AI比人智能高、反应快、耐力久，但又如何？
我们也不如锤子坚硬、不如刀子锋利、不如高铁迅捷，为何没人感到气恼？
人不会嫉妒工具，人只会使用工具。
未来二十年，我们的生存方式将围绕“如何学习和使用AI”而展开，这很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富足，也可能走向无法预见的风险。
工具本身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我希望未来的答案不是恐惧、排斥或消灭，而是保持稳定的内核，保持清醒与理解。
最终，当技术发展到足以完整复现“人”的全部时，我们还会面临一个终极伦理问题：
当我们能成为造物主时，是否有某种道德义务，选择不去创造一把能感受痛苦的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