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27 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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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萨仁山
中印关系正常化正在缓慢推进，印度希望这一进程能持续下去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中印关系正在回暖，天津上合组织中印领导人会晤握手，定位“中印是伙伴而非对手“，意义重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印关系一直令人担忧，边界冲突，民间敌意，中国软件应用大量被禁等等，这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您亲历了中印关系数十年变迁，也曾代表印度与中国举行战略对话。回顾往昔，您认为哪些时刻或事件对塑造当今中印关系具有转折性意义？
萨仁山：这段历史非常悠久，因此很难完整讲述印中关系的全部故事。但我想说，在印度为摆脱殖民统治进行艰苦卓绝的自由斗争时，中国也正在进行解放战争。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1949年，解放后的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解放斗争和印度自由斗争期间，两国人民实际上相互抱有深厚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在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也成为共和国之后，两国关系实际上有了一个非常良好、积极的开始——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
此后，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发挥了作用；在解决越南冲突时，印度也扮演了角色。那段时期印中两国实际上合作非常紧密。那时人们都说“印中人民是兄弟“。
这个积极的双边关系一直持续到1959年。1959年，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幸的事件：西藏出现了动荡，这在中国引起了非常负面的情绪，尽管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些边境摩擦。但1959年事件之后，边界问题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它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局部的冲突，而是被解读为印度试图颠覆中国在西藏的统治，因此两国关系从1959年开始走下坡路。
如您所知，我们在1962年发生了一场非常不幸的边境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印关系在当时完全冻结了。直到1973年，那是在时隔14年后，我们两国才重新恢复了大使级关系。我国大使首次重返北京时，我就在北京。那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从那时起，中印关系开始逐步改善。我认为在这段特定时期，并不存在非常强烈的相互猜疑或不信任。双方同意必须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于是我们在1980年启动了两国的边界谈判。
总的来说，印中关系的轨迹大体上是向上的。在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了北京，会见了你们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非常有趣的是，邓小平对印度总理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之前（1982年），他还说过，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印度和中国需要再次携手，才有希望和未来；中印两国应当共同为亚洲复兴做出贡献。
那个阶段是中印关系的积极改善时期：经济关系在改善，政治关系也在改善。双方有很多代表团互访。当时双方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维持边境和平与安宁的措施。在解决印中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和规范达成一致时，我本人正担任印度外交秘书。
中印关系又一个高潮出现在2005年4月左右，双方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认为，印中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了全球意义。为什么？作为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大国，如果印度和中国携手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在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构和塑造未来规则（例如气候变化或多边贸易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如果印度和中国想在世界上扮演这样的角色，不仅为了自身利益，也为了更广泛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利益，两国就必须尽快解决边界问题。这是2005年两国的共同愿望。但遗憾的是，2005年之后，我们在解决边界问题上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进展，尽管我们也维持了一段时间边境的和平与安宁。
过去十多年，中印两国在两位新领导人的领导下，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正如您所知，尽管两国关系取得了一些非常积极的进展，2020年边界问题再次成为主要的刺激因素。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努力克服当时两国军队不幸冲突遗留的问题。
如今已过去近五年了。开头您提到了两国领导人在天津的会晤，但实际上中印两国关系改善始于前一年，即2024年的喀山会晤。那是五年来他们首次举行双边会晤，天津是他们的第二次会晤。自那时起，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缓慢推进，我们希望这一进程能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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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回暖是两国努力的结果，与第三国无关
观察者网：我们也有同样的期待。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两国过去十多年来的关系恶化除了边境冲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美国制衡中国的因素？您知道的，印度、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常被解读为“制衡中国”，或者是受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影响？
萨仁山：要知道，印度和中国都是大国。养一头大象当宠物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本质上看，我们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附庸。
印度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如您所知，它曾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在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的时期，印度表示，我们不会与某一国结盟。后来我们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这就是不结盟政策。
那时的印度比现在要弱小得多。今天的印度拥有了更强的经济能力和军事实力。为什么它现在反而要成为另一个国家的附属盟友或附庸呢？印度一贯遵循我们称之为“战略自主”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确实与美国等许多国家保持着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些关系有助于印度的发展、有助于印度的转型，那就是一件好事。
毕竟，在某个时期，中美关系也非常紧密。这在吸引投资、引进技术方面促进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印度今天与美国所做的一切并无不同。我认为，中国不应透过与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关系的棱镜来看待中印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中印关系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有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因此，评判中印关系应当基于这种内在逻辑，而非考虑其是否与美国、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合作意愿相关。当然，我们与各国都保持着密切合作。但如果认为这些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第三国的，那恐怕是误解。
观察者网：在与巴基斯坦的专家交流时，谈及巴基斯坦境内“一带一路”项目遇袭或印巴紧张局势等问题时，话题时常会谈到印度对美国的倾斜。甚至有人认为，去年中印关系缓和是印度对特朗普政府大幅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能否请您坦诚谈谈：长期而言，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对印度自身的对华策略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
萨仁山：正如我此前提到的，在印度与美国的利益重合或一致的领域，我们自然会开展合作；而当我们的利益不一致、不相符时，我们就无法携手合作。即便是现在，各位也看到印度是特朗普关税战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印度真是如此亲密的盟友，我不认为美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印度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独立的立场，这一点我已经强调过。
与美国合作的某些领域确实对我们有益，特别是在发展目标方面，因为我们仍处于需要资金和先进技术来推动自身发展的阶段。而美国及西方国家总体上仍是资本和技术知识的重要来源。因此，基于印度当前的发展阶段，与这些伙伴合作是合乎情理的。这不应被过度解读。
至于巴基斯坦，情况则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巴基斯坦跨境恐怖主义的受害方。中国也清楚，我们之间的一些分歧正是源于某些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这些组织曾被提上联合国恐怖主义名单，但有时中国因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而有所保留，未予支持。对我们而言，来自巴基斯坦的挑战确实主要源于恐怖活动。尽管印度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试图改善关系、建立更积极的建设性互动，但迄今为止恐怕尚未成功。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认为我们对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说法不应过于认真，比如他如何介入并试图结束印巴两国的冲突。这实际上是通过双方自身的对话达成的。我们不需要第三方来帮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你提到中国正与巴基斯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如果巴中双方认为这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那是你们的事。但我们的反对立场始终明确：该项目穿越了印巴存在争议的地区。印度主张对整个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拥有主权，而中巴经济走廊正经过该区域。因此我们曾提醒中国，在印度视为本国领土的区域推进项目存在敏感性。若能相互顾及这种敏感性，或许对各方都有助益，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观察者网：我知道印度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萨仁山：主要有两点。首先，尽管印中关系存在一些紧张，但两国毕竟曾紧密合作，共同建立了另一个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
其次，印度和中国还合作设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该行总部实际设在上海。我们既是亚投行的第二大股东，也是新开发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如果我们与中国在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机构方面存在合作问题，就不会有这些成果。
那为什么印度对“一带一路”持保留态度呢？第一点，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是巴基斯坦因素。第二点，与亚投行或金砖新开发银行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印度和中国从未就此进行过事先磋商或讨论——例如它将如何架构、如何融资、项目如何评估等。
这与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过程截然不同，因为后两者都经过印中之间非常密集的磋商与讨论，以确保银行架构能惠及两国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希望印度成为合作伙伴，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像成立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时那样，先与印度共同协商。
印中是全球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两国关系具有战略维度
观察者网：如果您认为印中关系缓和是印度战略自主决策，那么您认为，双方关系突破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这是一次短期的战术性举动，还是具备持久的基础？原因何在？
萨仁山：首先，我真心希望这不是短期的战术性举动，我期待这预示着两国关系能实现更持久的改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你所说的突破其实并非发生在天津，而是一年前已在喀山实现。这是如何达成的？经过双方军事和外交人员的多轮谈判，我们得以在某些发生武装冲突和对峙的区域达成脱离接触协议。也就是说，双方决定在这些点位撤军。这一积极进展使得喀山峰会得以举行，且这一进程正在缓慢推进中。
但我不能说我们已经恢复到先前状态。不，因为目前双方仍有五万军队部署在边境、相互对峙。所以说，我们实现了争议地区军事脱离接触，但局势降级尚未完成。此前的状况是，边境从未部署大规模部队，军队都驻守在基地，只有五人、十人规模的巡逻队会抵达这些区域。四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和平安宁，从未兵戎相向。考虑到这段历史，2020年发生的事件极不寻常。
因此我认为，关键是我们不能止步于现状。下一阶段必须推动局势降级，让两国军队撤回基地，从而消除对峙空间——这是必要的步骤。谈到如何重建已受损的互信，我认为这些措施至关重要，毕竟我们曾花费多年时间才建立起相互信任。
我记得在中国，甚至曾有领导人说过：中印关系堪称典范——即使存在分歧乃至争端，两国仍能以成熟方式管控分歧、保持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一直视印度为这样的存在：虽有分歧，但未激化为争端，这至关重要。我认为这也应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所以当你问这是否只是短期缓和？从印度方面而言，我们当然不希望是短期的，因为印中关系具有战略维度，不能以交易性方式处理。我衷心期望，在这个日益动荡、规则秩序崩塌的世界里，双方能严肃对待彼此的关系——如今连西方成熟民主国家内部都出现不稳，而中印是当前全球政治稳定的两大支柱。在周遭一片动荡中，唯有这两国堪称世界的稳定之锚。或许两国正有责任携手合作，以更妥善的方式引领这个动荡的世界。
观察者网：这样看来，您对两国的关系改善很有信心，这令人鼓舞，您知道中印两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
萨仁山：是的，印中有着悠久的文明交往史。你看佛教文化传入中国，我们在诸多领域都如此亲近。印度电影在中国也很受欢迎，我相信这一点。
中印边界问题为何很难解决？
观察者网：回顾建国初期，从1954年到1960年的短短6年间，周恩来总理四度出访印度商讨边界问题。他的话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说，“我们绝不会侵略任何国家的一寸土地，当然我们也不容忍人家侵略我们。中印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一时的乌云是会消除的，两国边界的一时纠纷是能够解决的。”
您曾称未解决的边界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大的障碍”，但也指出中印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已奠定基础，需要双方“互谅互让、相互调整”。在您看来，当前实现边界谈判真正突破的关键是什么？双方又应如何防止边界摩擦干扰更广泛的合作议程？
萨仁山：如我先前所述，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印度和中国共同建立了一系列维护边境和平安宁的重要措施。尽管双方对边界线走向存在分歧，但这些具体务实的安排确保了两国间不会产生不稳定的敌对态势，且这一局面曾长期得以维持。
诚然，边境摩擦偶尔仍可能发生——毕竟两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但我们也曾建立起处理此类事件的完善机制：若常保持联络的边境人员无法解决，可逐级上报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印度军队更高层级；若仍无法化解，最终可提交至例如新德里等最高决策层面。因此，即便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偶有分歧争端，我们实际上已具备管控局势的有效机制。
而这一机制在2020年似乎失灵了。那些本应运行的机制不知为何未能起作用——我们至今不完全清楚具体原因，但事实就是它们失效了。于是出现了中方质问“我们不理解你们为何这样做”，而印方回应“是你们先挑衅”的局面。显然，这类互相指责的对话无助于解决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正如我提到的，我们已开始重建部分建立信任的措施。这使得即使在边界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我们仍能实施有效管控。
但必须承认，若要充分发挥印中关系的全部潜力，最终仍需解决边界问题。这正是我强调2005年两国领导人共识重要性的原因——双方当时一致认为，印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同样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机遇；印中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战略意义，因此必须为更重要的合作尽快解决边界争端。这一共识在2010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位中方领导人说，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需要很长时间。2005年提出的紧迫性，在五年后似乎未能延续。
我们必须确立双方认可的统一路径，这正是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重要意义——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解决框架。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最近双方再次提及将这些原则作为继续边界谈判的基础，这确实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
观察者网：您是否认为中俄边界解决方案的模式，可以作为印中边界问题的参考范例？您知道历史上中俄之间曾经也经历过很多波折，但两国最终朝前看，解决了边界问题，如今两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合作关系。
萨仁山：诚如您所言，中印双方都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互谅互让来解决问题，这毋庸置疑。但印中边界的情况与中俄、中越边界有所不同：一是争议区域更为广阔；二是例如在东段地区涉及定居人口，使得问题解决更为复杂困难。
不过，中俄、中越解决边界问题时体现的精神——即双方都必须敏感对待彼此的核心利益——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原则。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中俄边境问题的解决，这确实是中俄两国关系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通过解决这一长期问题，中俄得以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这充分证明：若能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将为双方开启更紧密的合作空间提供巨大潜力。
中印边境的军事脱离接触已经完成凤凰网
问题不在于谁是领导者，而是全球南方国家今天是否存在团结精神？
观察者网：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印度和中国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改革多边机构等全球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过去的分歧有时会成为全球南方合作机制的阻碍。当前双方应如何协调，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公平代表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全球治理体系？
萨仁山：我以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冷战时期的表现为例。当时他们确实能够团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如，他们率先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为多个非洲国家完成去殖民化进程密切协作，并努力建立一种更公正、更公平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还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
他们是如何凝聚起这种影响力的？正是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协作，尤其是那份至关重要的团结精神——我们都曾有过应对殖民主义、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在这些斗争中，我们相互扶持，彼此同情。这在南方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与团结意识，从而使得合作成为可能。
我可以这样说，因为那个时期我曾参与过裁军、发展等相关议题的工作，这些国家间确实存在着强烈的共同使命感。当时并不存在谁一定是领袖、别人必须跟随的情况，而是涌现了好几位极具威望的政治家。想想看，我们有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等等。这些人都享有很高的信誉和威望。当他们汇聚在一起时，并非争夺领导权，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同样，对于全球南方，有时人们会纠结：中国是领导者，还是印度是领导者？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谁是领导者。关键在于，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今天是否还存在那种团结精神？尤其是我们看到全球仍存在地区冲突甚至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平正在受到威胁。要知道，冷战时期，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结盟运动，堪称历史上最大的和平运动。这些国家致力于防止战争、维护和平，致力于确保核裁军，避免世界陷入核战争的危险境地。所以，今天缺失的，正是全球南方内部的这种团结精神，那种我们过去曾拥有的、具有政治家远见的领导力。
因此，我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集团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和平事业，甚至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要、更为紧迫。因为如果没有和平，他们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和平与繁荣前景将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实际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再次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和平运动。
现在，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显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砖国家是否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群体的平台？也许吧。正如你知道的，印度一直是金砖国家非常活跃的成员，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积极成员。印度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因此，印度和中国完全有机会真正携手引领全球南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坚信，全球南方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已经变得比过去重要得多，也紧迫得多。
观察者网：还记得去年五月那场非常危险的冲突吗？我们的邻居，两个拥核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都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半个月内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有人设想，如果美国介入帮助印度，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帮助巴基斯坦？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涉及核战争。
萨仁山：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一些危险的推演。
我认为，外界或许对冲突的性质，以及印巴双方无意将任何冲突升级至核层面的事实缺乏了解。两国及其领导人都非常清楚潜在的危险，所以那是一次非常有限的行动，其初衷仅仅是针对那些长期从事反印活动的恐怖分子营地，甚至并非针对巴基斯坦军方，只是针对恐怖分子的那些据点。
然而，一旦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军事反应，我们显然必须自卫。但正如你所见，大约三天内局势就得到了控制，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有人认为停火是因为美国干预，但事实并非如此，连巴基斯坦方面也已证实这一点。这是印巴双方通过双边渠道达成的协议。因此，尽管存在紧张关系，印巴双方在管理此类冲突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责任感。
当然，我们更希望根本没有任何冲突。看看我们总理莫迪的角色，他在2014年就任总理时，曾邀请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出席就职典礼。这是他做出的重要姿态，旨在向巴基斯坦伸出橄榄枝，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此后，他多次在重大会议（如上合组织会议、金砖会议）的间隙会见巴基斯坦领导人，也在多边场合与巴基斯坦协作，利用这些机会继续对话。但问题是，每当印度做出此类姿态，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一些进展时，总会再次发生某种恐怖袭击事件。仿佛巴基斯坦国内有人不希望看到印巴关系改善。改善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单靠印度一方是无法建立积极关系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纵观整个南亚地区，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河流管理、过度捕捞、污染等问题，如果没有区域内国家的紧密合作，都无法得到解决。在我看来，这其中也必须包括与巴基斯坦的合作。
因此，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当面临气候紧急状态时，目前国家间的许多双边紧张关系都将显得无关紧要。未来若因冰川融化引发危机，即便只是为了避免那种黯淡的前景，各国做出具有政治家风范的决策，携手合作，也至关重要。这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你也看到，当前国家间的种种问题总是阻碍我们协作的能力。
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全球性挑战，这些跨国界挑战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增加，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单独行动也无法解决。以新冠疫情为例，你无法派遣陆军和海军去对抗病毒，唯一的方法就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如此。人们常说印度必须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贡献。目前印度对全球排放的贡献约为7%。假设奇迹发生，明天我能将这7%降为零，气候变化会停止吗？不会。因为除非其他国家也加入减排行列，仅靠印度行动是无法改变局面的。
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协作行动有其内在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多边主义如此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多边途径，才能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我们时代的悖论在于，恰恰在我们更需要多边主义、更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机构之时（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全球治理倡议），协作却面临挑战。除非各国协作应对这类全球性挑战，否则任何国家单打独斗，或试图通过拖延行动为自己谋利，都无助于任何人。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一大困境。我们如何才能催生那种普遍的协作精神？因为没有这种精神，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如果政治关系改善，经济合作自然会获得更多信心
观察者网：有报道称印度财政部正考虑取消对中国企业参与政府投标为期五年的限制。这表明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缓和，印度希望重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您对两国贸易关系改善有多大信心？从我们的角度看，双方公众互信已严重受损。在这种回暖趋势和经济重启面临重大障碍的情况下，您认为印度政府在欢迎中国及其他外资参与“印度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方面会展现多少诚意？
萨仁山：诚如我先前所言，随着两国关系改善进程的推进，更大程度的互信正在重建，双方经济合作自然会迎来更多开放机会。我向您提过2005年两国总理达成的共识：印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中国同样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机遇。这一认知早已确立。
记得中国国家领导人2014年9月访印时曾宣布，中国企业未来5年将在印度各领域投资约200亿美元。当时印中两国对于拓展经济关系都抱有浓厚兴趣。
审视当前形势，印度或许是最后一个仍保持扩张态势的大型市场。由于其经济体量庞大，大多数国家不具备印度的市场规模。目前印度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7%至8%左右，市场持续稳步扩大，中产阶级人数增加、收入提升，需求不断增长。以智能手机为例，目前唯一仍保持市场扩张的只有印度——中国市场已趋饱和，其他多数国家亦然。如果中国企业希望继续扩大智能手机生产和出口，当今唯一可开拓的大型市场只有印度。类似地，在其他多个领域，印度都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机遇。
但我想中国也需要考虑到：当谈及信任时，印度国内存在一种忧虑——倘若我们扩大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中国是否会将资源当做政治武器（例如在稀土问题上对日本的做法，或应对美国贸易战时候的反制措施），我们不希望陷入此类困境。这里同样涉及信任问题。如果要拓展对双方都有利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否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万一未来印中关系趋紧，中国会否将此作为政治武器损害印度经济利益？这只能通过建立互信来解决，让双方都能怀着“经贸合作不会沦为政治武器”的信心来拓展关系。
当今经贸关系武器化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出现在许多其他国家，但这终将损害各方利益。如果将经贸与政治过度捆绑，国际市场的拓展将变得极为困难——若各国都只强调构建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拒绝相互依存，贸易机会从何而来？最终将无贸易可言。
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度已拥有巨大市场，中国对印出口货物贸易额逾千亿美元（2025年为1248.34亿美元，编者注），而印度对华出口规模相对很小（2025年为142.54亿美元，编者注）。我们许多出口商抱怨，即使在印度具备竞争力的领域（如医药服务），中国仍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印度在这些领域相比其他国家极具竞争力，却很难进入中国市场。（编者注：中国对印度药品的准入正在放宽。2025年9月，中国宣布将印度药品进口关税从30%降至0%。而且，在2025年第十一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有4家印度药企成功中标。这表明印度药品正在通过正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另外贸易壁垒是双向的，印度也对中国产品设置了非关税壁垒，比如有报道指出，印度通过质量认证（BIS认证）来限制中国产品出口印度市场。）
印度2023-2025年每月持续的贸易逆差，似乎中国又成了“罪魁祸首”？
因此，双方必须具备互利共赢的意识。只有秉持这种精神，才能真正拓展合作。关系不应是“你依赖我，而我无需依赖你”的单向模式——这不是构建持久经贸关系的正确之道。
当然，我们都明白，政治关系会影响经贸合作的实际拓展能力。如果政治关系改善，经济合作自然会获得更多信心。因此我们希望两者能相辅相成、同步推进。
观察者网：印度是中国的邻国。我常听到有洞察力的中国观察家强调，中国必须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我们两国仍是亚洲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保持着令人瞩目的增速。您曾表示“毫不怀疑中国将继续进步”并期待双边关系改善。展望未来十年，您对印中关系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您说过“亚洲世纪”应是一种开放、自信的“心态”，而非排他性身份认同。印中两国如何通过具体合作——例如在供应链韧性、基础设施或数字经济领域——将“亚洲世纪”的愿景转化为现实，真正引领区域一体化？
萨仁山：当我们讨论印中在亚洲的角色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是否将亚洲视为其拥有某种排他性影响力和权力的区域？中国常提“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固然没错。但我们是否必须接受一种中国高居顶端、其他国家处于次级序列的等级制权力结构？对于印度这样自豪且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可以看到两国对“多极化”理解的差异。印中都表示乐见多极化世界，认同多极化趋势。但印度还强调：世界多极化必须建立在亚洲多极化的基础上。即亚洲本身应是一个多极格局——不仅中国是主要力量，印度也是重要一极，此外还有印尼、日本、韩国等。亚洲是多方力量共存的区域，所以我们不能以等级制的思维看待亚洲格局，不能像美国联盟体系那样存在一个绝对领导者与众多追随者。
对我们而言，多极化无疑是构建稳定、更公平国际秩序的唯一基础。旧秩序已瓦解，某种意义上已支离破碎。如果印中要携手共建新世界秩序，该如何推进？应以什么为目标？我们认为，目标应是建立更公平、更民主、更公正的国际秩序，而非权力等级体系。当然，世界上会有实力强大的国家，也会有实力稍弱的国家，但我们绝不能重蹈旧秩序的所有覆辙。新秩序若要稳定持久，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原则之上。
因此首要问题是：印中能否坐下来商讨——若需建立新世界秩序，各自期待何种蓝图？印度如何设想？其他国家又如何期待？各国对建立普遍和平安全的秩序有何诉求？唯有厘清目标，并在全球秩序应具备的性质上达成广泛共识（无需事事一致），我们才能取得更大进展。此类对话变得至关重要——除非我们相互沟通，坦诚交流彼此期待，否则如何共同塑造新全球秩序？
这不仅是印中之间的事。正如我们讨论全球南方时提到的：如果现有秩序令所有人不满，全球南方的期待是什么？若要使我们的贡献不仅对印中有意义，也对其他国家有意义，就必须开展这类对话与互动。正因如此，观察者网组织这类国际交流、汇聚全球各地人士探讨国际局势才显得重要——不同的人持有不同视角。有人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而美国也在委内瑞拉采取了军事行动。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不断，无论是非洲苏丹还是中东加沙，这些冲突都造成大量生命损失和人类苦难。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此类冲突的影响会延续数代，受害者不会轻易遗忘，从而形成可能随时复发的长期创伤。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构建能预防或最小化此类冲突的秩序。
当今由于科技进步，战争破坏性更强，带来的苦难也更深重。这些都是更宏大的课题，但也亟需答案。
各国沉迷于让自己“再次伟大”，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
观察者网：对中国而言，我们确实希望与各国共享繁荣，而非追求霸权。但如您所说，两国间仍存在许多认知差异，您认为印度希望在多极化世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萨仁山：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必须得到他人认可才能成为领导者，否则何谈领导力？我们不能自封为领袖。
我认为在领导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容易陷入误区——总在争论中国是领导者，还是印度是领导者，抑或是其他国家？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不结盟运动时期，没有人会说谁是唯一的领袖。当时有多位领导人，都是极具威望的政治家，比如铁托、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苏加诺等，他们共同引领运动。没有人会说“你地位低，我才是最高领袖”。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精神，而不是纠结于谁将成为领导者。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希望构建怎样的全球秩序？正如我所说，当前我们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大多数挑战都具有跨国性质，属于全球性议题。单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必须合作——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与他人协作。同样，新冠疫情期间也表明，“疫苗民族主义”无法战胜疫情，仍需各国携手，因为病毒不认国界或区域界限。
应对全球挑战，全球南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紧密合作。图为新冠疫情期间，缅方接收中国疫苗。人民网记者李秉新
我们现在讨论的挑战，无论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还是太空资产，其影响都是全球性的。网络安全领域目前几乎处于无治理状态，但我们的利益都牵涉其中；再看太空资产，我们的经济生活、通信等方方面面都依赖在轨卫星的安全。要确保这些领域遵循既定原则，既要看到潜力也要防范风险——尤其是人工智能，它既能带来巨大福祉，也可能成为重大威胁。
应对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全球性方案，且必须是协作性的而非竞争性的。贸易领域可以竞争，比如在贸易谈判中争取更多利益；但网络安全等问题不能采取“我多你少”的竞争性谈判方式。因此我说的新秩序必须能应对这类挑战：既要建立促进全球协作的平台，也要形成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
多边主义至关重要，而它正是当前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如果每个国家都只从交易角度看待自身狭隘利益，沉迷于狭隘民族主义，如何应对此类全球性挑战？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远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何构建一个以多边合作为常态的秩序？这才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正道。这就是我对全球秩序的期待。然而现实正朝着相反方向前进——交易主义或许适用于争取微小利益，但无法解决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
印度过去发挥影响力并非依靠实力，而是凭借思想的力量。像尼赫鲁先生这样的人提出：发展中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在维护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若发生战争它们将受害最深。基于这一理念，众多新兴国家汇聚于不结盟运动中。因此直到今天，思想力量仍比枪炮或经济实力更为重要。
当前真正缺失的正是这种政治家式的远见。所有人都在谈论“让我的国家再次伟大”。如果每个国家都想独自“再次伟大”，世界其他地区将如何？因此，态度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这需要知识分子、有远见者去推动——不限于某一国家，而是如何形成一种能引导正确方向的舆论力量。我认为这仍是当前所欠缺的。
观察者网：思想力量仍比枪炮或经济实力更为重要。谢谢您跟我们分享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