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1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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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刘博 项飙，原文标题：《刘博 项飙 | 把自己作为方法 把世界作为对象——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田野观察｜访谈》
刘博：2020年，您和吴琦老师共同出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在海内外引起热烈的讨论，从书中内容来看，既包括您个人学术成长历程的总结，也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和建构知识的新路径与新方式。北大王铭铭教授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最成功之处，是将众多“无我”的“客观表述”转化为样样都“与我相关”，以含蓄的方式触及一个尚待明晰揭示的“方法层次”。就您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提法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关注？
项飙：我很感念王老师的鼓励！把自己作为方法引起一些关注，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它比较容易操作，又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你自己的经验的内在结构，有且只有你自己能反复进入，而别人经验的内在结构，个体是很难作为旁观者去观察的，哪怕是亲人你都搞不清楚他在那一刻的行为、情绪、推理、记忆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对于你自己的经验，你是唯一一个能从内里去理解和反思的人。这种反思常常会带来独特、不可替代的洞见。
第二，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真实而强烈的割裂感。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我们可能在学术写作中很擅长讲“个体和集体”“个人和社会”是辩证统一、彼此嵌套的，会引用很多理论，列出大量例证。但一旦回到生活中，比如你在准备考试、撰写论文、处理家庭关系时，这种统一感往往变成对立的关系。你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和世界是两个不同的极。你想要改变周遭的环境，常常有“撞南墙”的挫败感。同时你也意识到，自己其实很难真正与社会达成和解。你一方面劝自己“就先这样吧”，但第二天醒来又会觉得“不甘心”。这种反复，就是我们作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体验到的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激发出一种“自我对象化”的冲动，才开始反过来审视自己。这其实也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一部分。但我更想说的是，当人和世界走到两个极端之后，往往会出现两种反应：一种是英雄主义式的奋进，甚至一根筋地要“改变一切”；另一种则是退缩和无力感，会觉得“我只是时代的一粒尘埃”。时代哪里只有一粒尘？它充满了尘！你觉得无力，不是因为看见太多尘，而是看见得太少！你看不清这些尘是如何彼此作用，就成了雾霾。所以重点不是说“生活难”，而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难”看清楚、看准确。如果你看不清，就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奋进、要么完全退缩。而“把自己作为方法”正是要提供一种中间状态的可能性——不是理论化的协调，而是一种生命感知式的判断力，一种日常知觉上的平衡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重新连接起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把自己作为方法”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人怎么生存的问题。
第三，“把自己作为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是在回答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这个方法不是认识论的方法，而是生活的方法，主要目的不是形成结构化的知识，而是形成一种态度和视角。先有生活态度，然后把它用到学术研究里面，这才是重要的。研究自己，是以自己为对象而不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在自己家乡做研究，也不是以自己作为方法。以自己作为方法可以研究跟你完全无关的东西，譬如我看见那个东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为什么觉得那个反应奇怪？你所处的社会位置、你身上所携带的情绪预设和历史经验，共同构成了你对某些事物的判断方式。当你看到某个现象，产生出“奇怪”的感觉，这正是认识世界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你可以进一步探究，这种“奇怪感”背后到底隐藏着你与这个世界、与你身边人之间怎样的关系，比如看到一场陌生的葬礼仪式，你可能觉得它令人不适甚至反感；但也可能会产生崇高感、敬畏感。这些复杂的情绪背后，是你与这个仪式之间的社会关联。当你一方面了解了仪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反观自己如何感知它，这种双重理解便构成了通向社会知识的过程。
刘博：“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们想借此解决什么问题？
项飙：虽然书名叫《把自己作为方法》，但其实我们真正讨论的，并不是“自我”，而是“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个做菜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你炒菜的时候需要各种厨具，但关键还是菜好不好。厨具是手段，不是内容，也不是目的。同样，“把自己作为方法”并不是把“自我反思”作为终点，而是借助自我这个通道，去看更大的社会结构。
书里谈的内容是我对中国社会以及全球变化的一些观察。重点不是个体的生活细节，而是如何形成一种“在地化”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研究要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出发，但最终要超越日常常识的视角，建立起一种既扎根又抽离的思考路径。所以，“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个表述，强调的是把“自己”作为观察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主题。它的落脚点其实还是“世界”本身，是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联系的强调，形成结构性的理解。
结构有很多层含义。第一，它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面的；第二，这些面向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不是各自独立的；第三，这种联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这些相对稳定的关系背后，都有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背景的支撑。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验也可以有“内在结构”和“外部结构”之分。所谓内在结构，是指你经验中的不同侧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你的记忆、你的情感、你对某些事情的认知，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方式就是结构。而外部结构，就是你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之间也存在关联，它也和你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紧密关联。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述自己“是怎么做的”或“是如何成长的”，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讲“我”的故事，但如果你能把这个经验真正打开就会发现——其实，世界就在里面。你不是在讲“自己”，你是在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历，把世界的一部分显现出来。
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单纯讲故事、讲经历。“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在说，我们能不能把自身的经验当作可以分析的材料，把它当成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看。如果方法是工具性的，那它只能服务于特定问题，而把自己作为方法并非应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操作性技术，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世界的稳定姿态与思考方式，它意味着在任何问题面前，都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套稳定的思维与行动逻辑。把自己作为方法绝不是“讲自己”，它是通过讲述“我”，去打开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构。你要讲清楚的是，个体是如何与某个现象、某种结构建立起联系。只有这个过程被揭示了，叙述才具有分析意义，而不是私人抒情。这才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要义。
刘博：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您更倾向于将它视为一种理论框架，还是一种开放性议题？
项飙：我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最初的提出，其实和是否做学术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遭遇一些难以厘清的困境，有时即使你已经想明白了，也未必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与世界继续打交道。“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从这种持续的困境中生发出的一种回应方式。它的出发点很简单：你开始追问，“我为什么会觉得纠结？”你也许会意识到，别人并不会这样想，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开始从自身出发，去拆解这种感受背后的结构和背景。这个过程并不是为了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认知，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与这个世界之间应当如何相处。所以从哲学角度讲，它其实更接近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路。实用主义并不执着于寻找绝对真理，而更关心某种认识是否“有用”、是否“有效”，也即，是否有助于改善我们与世界的互动状态。
刘博：很多人在做研究时，特别是在文献综述或理论框架的搭建过程中，会将“把自己作为方法”与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反思性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甚至位置性研究（positionality research）放在一起讨论，您认为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
项飙：如果要将“把自己作为方法”引入学术研究，那它与“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位置”（position）在英语中包含社会角色与立场观点的含义，比如，你是谁，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之中，你对某个议题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而“位置性”是说我为什么这么看一个事情，为什么从这里出发，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的侧面是有趣的，而另外一个侧面可以忽略？比方说，我是一个男性，或者我是一个学生，这些是“位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是男性，同时是一个学生，现在已经获得中产的位置，又是个小镇做题家，很多种背景交织在一起，它便不是一个特定的位置。它意味着我有这么一系列的生活经历，让我对某些问题会更加敏感，然后对某些问题有独特的理解，这些是“位置性”。以自己为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讲“我今天怎么想”或“我是如何看世界的”，更不是一种平铺直叙的个人观点表达。它所强调的是将自己多年的人生经验，尤其是自己与社会各个部分之间所建立的复杂且丰富的关系，作为一种分析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位置性”确实非常接近，但仍有细微差别。“位置性”源于后现代思想中对知识单一性与稳定性的挑战，强调知识的多元与建构性。“把自己作为方法”更贴近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实用主义虽然同样否定知识的绝对性，但它的重点并不是知识的多元与无法判断，而是强调在具体情境中作出有效判断的能力。
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与“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二者虽然在表面上都涉及“自我反思”，但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前者的落脚点在于世界本身，研究的主体是某一客观的社会现象，而“自我”则是进入这个现象的一个中介、一种入口。我们之所以关注某个现象，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经历与这个现象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上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换句话说，当下的现实情境通过“我”这个主体唤起了“我”的一系列历史记忆，而这些记忆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是外在观察难以捕捉的。这种方法不是为了“讲述自己”，而是借由对自身经验的调动，深入理解和分析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世界。后者的研究对象是“自我”，方法可能是通过记忆分析、叙述策略等手段来呈现自身生活史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前者的价值在于通过调动自我经验，使研究者得以更深入地看见现实与历史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某些现象在直观层面上与研究者自身无关，通过“自我”这一中介，也可以激发出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洞察。这种方法的最终目标，是进入并揭示现实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后者的方法路径可能不同，它往往聚焦于个人经验与身份建构的自我叙述，其效力在于讲述自我、记录自我，但这也可能产生某种负面效应。也即，当研究停留在对“自我”的描述时，反而可能削弱了透过自我深入世界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民族志可能会稀释甚至取代本应指向社会结构与历史关系的分析张力。
关于反思性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在说反思，“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反思性的表现方式。但是这种反思不是向内的反思；而是说如何在反思自己的同时，也反思你与世界之间持续互动的关系。“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不是设定一个稳定、客观、封闭的世界，然后来审视和世界相对的自己。它的逻辑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在参与式的互动中被建构出来的。你怎么看待世界，世界就可能怎么回应你。比如，你如果一开始就把世界当成开放的、愿意回应你的，那么你可能会更加投入，也能获得更加正向的反馈；反之，如果你把世界看作一个冷漠僵化、必须去赢得认可的东西，那你与世界的互动也会变得焦虑、防御、工具化。“把自己作为方法”强调的是一种横向的反思——不是一种线性、内疚式的“我当时错了”“我不够勇敢”的道德自省；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性的反思：我所感受到的，是如何在我与世界的关系中被塑造出来。
刘博：可以作为方法的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自己？
项飙：自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直白地说就是你自己。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把自己作为方法”并不意味着研究对象必须是自己本身。你研究动物、研究古代绘画、研究遥远的社会现象，都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这里的“自己”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理解世界的起点和通道。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只要把自己的经历、感受讲出来，就是用了“把自己作为方法”。但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用他人的标准、社会的框架来把自己对象化了。比如一些退休的人喜欢写自传，有的自传很有趣，但有的没法看。为什么会没法看？因为他们的自传是把自己作为对象，以别人作为方法，以别人的视角，以别人的框架，以别人的标准来把自己对象化。他们考虑的是，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认为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去追问我真正的经验感受、我的结构性位置是什么。
有人说：“我自己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啊，怎么从自己身上看世界呢？”“以自己为方法”就会问：为什么你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什么叫正常？正常本身是一个社会构造的方式。正常不是一潭死水一样，在正常的塑造中肯定存在很多波澜，也许是你的记忆将其遏制了。当时你可能是很不爽的，但是后来想想这样也正常，“我原来年纪小”“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你自己把当时“变成正常”的感受压抑了。当时不快的情绪再到后来对这种情绪的合理化，都是构造正常状态的具体环节。正常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不合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因自己和正常之间的摩擦而痛苦，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正视。你把这种摩擦抓住，通过理论思维去挖掘，那些仿佛无法说、不值得说的东西就在你眼前显得很具体。
人人都是金矿，每个人都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构造出来的，个人的情绪、思维、记忆、经验都是相互作用的，只要你去深挖，里面都是有道理可寻的。把这个道理挖出来，你就可能对今天的生活与存在方式形成更好的理解，也可以对下一步行动形成一个清晰的背景。哪怕你觉得日常生活无聊，怎么将无聊讲清楚也是重要的。比如，社交媒体上的某些评论让你很愤怒，气头一过你也可能觉得自己很幼稚。但是这种愤怒可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会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首先，你当然要把那条评论或事件本身理清楚：它到底在说什么，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再去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因为这个特别生气？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我却没那么大反应，那这次的“气”是从哪儿来的？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愤怒其实不是单纯情绪反应，它往往指向那个言论中隐藏的某种结构性的东西。到最后，你研究的其实已经不是“我为什么生气”这个情绪本身，而是把“气”当作一个方法，一个入口。你的气是一种直觉，但同时又是对观察对象一种精准的把握，通过它去洞察一个问题的深层结构。这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特别重要的一点——它不是一套固定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生活感知的方式，是你如何从自己的日常经验出发去认识这个世界。
刘博：当个体尝试“把自己作为方法”来开展思考和研究时，我们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经验中，究竟该如何提取、凝练有价值的内容？
项飙：个体经验一定要“有价值”吗？我倒觉得，这个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更重要的是：你的经验是不是有趣？如果一个人不能以“思考的主体”或“叙述的主体”去表达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你没有用一种自信、流畅、有意识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么哪怕是最特别的事情，听起来也只会像“这不就是谁都经历过的日常吗？”所以，关键不在于事情本身多么重大，而在于你赋予它什么意义，你能否从中分析出点什么东西来？这就要求你先建立一个清晰而强有力的叙述主体。让别人觉得某个经验有趣，其实就是让别人感受到这个讲经验的人的真实的主体性。一年发表10篇文章的经验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写一段话时的具体纠结才是有趣的。也就是说，在讲述经验时，这个“我”必须以一种明确、自觉的姿态存在于话语之中。只有这个位置确立了，那些来自过去的细节、记忆和感受才会被激活，变成可以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材料。
这里其实涉及两个“我”在同时运作：一个是“经验性的我”，一个是“分析性的我”。你生活中的经历是“经验性的我”的一部分，但要把它转化为研究和写作的材料，就要启动那个“分析性的我”。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一段特别生动的经历——你小时候在农村小学读书时，爸妈给你零花钱买零食，你总是去买辣条。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你会把辣条藏在有蜘蛛网的角落，辣条会粘上灰尘和蛛丝，你就吹一吹，然后撕一半分给伙伴，叫他们“别出声，多蹲一会儿”。这种画面你其实并没有刻意记住，但当你讲述的时候，就自然浮现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经验具有非常强烈的“场景性”。它们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片段，而是具体的、有画面感的感知经验——你能想起那个粮仓一样的地方，辣条的味道，黏腻的触感，小孩蹲在角落的样子。这种具体感，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关键的素材来源。而要利用这些素材，第一步不是上来就套概念，而是要先复原这些细节、感受、动作和关系，然后才能进入分析。很多时候我们记住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它“重要”，而是因为它在我们与他人、与这个世界之间，构成了一种有密度的关系。那种密度，就是经验背后的结构性。而当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讲的”的时候，这本身也值得分析。为什么你感觉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这可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注意力的流失与感知力的弱化。如果我们对日常失去注意力，那么生活很可能也会随之变得无意义。
刘博：可能有人觉得，因为您已经变得比较知名了，所以您的经历听起来才显得“有意思”。在您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否意味着一种学术门槛的“降低”？这种研究路径真的适用于所有人吗？普通人如何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通过反思与表达进入具有方法意义的思考层次？
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确实是一种研究门槛的降低。学术研究的一个困境就是门槛降不下来。你想降，但是很多人会说这是“名人效应”，一般人学不了，所以又重新把门槛抬上去了。
这至少导致两个问题：第一，硬是把门槛抬上去，好像只有那些已经成名的人——明星、教授、政治人物——他们的生活、言行才值得被倾听，才“有意义”。这种对于“成功者”经验的过度聚焦，推动了一种“鸡毛也能飞上天”的追星文化，把琐碎经验变成舆论热点，把个别现象误当作普遍真理，从而导致了一种知识生产上的无序化、浅表化。第二，它让普通人不敢讲自己系统的经验，即便要讲，也要模仿名人的样子，把自己的经历碎片化，以便和名人的碎片衔接上。名人去哪里打个卡，你也去哪里打个卡。这样的实践里能有什么深度？
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往往以高门槛自居。你要懂理论、会模型、用大数据、能做统计分析。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写作、表达和分析的方式很疏远——看不懂，也不敢靠近。“把自己作为方法”是说，尽管你不懂这些技术，也可以作系统的甚至是很深刻的思考。就像健身，在西方要去健身房、用器械，但在中国、印度等地，很多锻炼是靠身体自身完成的，如瑜伽、打坐、太极、武术，不需要额外设备。这种方式不等于“降低质量”，但确实降低了门槛，使得更多人可以参与。这种锻炼，不在于工具，而在于意识与方法。学术研究也是一样。关键不只是素材收集能力，而是思维方式。你要能跳脱出那种“遇事就要找解决方案”的工具性思维，而要用更系统的视角去理解你的生活经验。这时，“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就变成了一种思想训练法：只要你能够看清楚、掰开、讲明白你经验中的那些“刺”，你就已经站在了理论的门口。
具体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打开，然后在经验内部作更深入的观察和反思，从中看出一些“道理”来。比如你之前提到的童年记忆：为什么小时候吃的某种零食，会让你至今都记得？也许是因为那时候你生活中没那么多干扰，你会特别珍惜那一点点的东西。你的注意力是高度聚焦的，那种持续的关注感，反过来就变成了一种力量，让你和这个世界建立起真实的连接。你带着这个思路来看现在的生活，会发现我们每天都太忙、信息太多、注意力被不断分散，很难专注做一件事，也很难真正珍惜一些微小但重要的东西。于是，你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而抽象。你忙于完成任务、获得认可、递交表格、请求推荐信，这些看起来都很重要，但生活内在的联系感、实感却慢慢消失了。这时你就需要追问更深层次的东西。而确实也有人会说，“你能说出这些，是因为你背后有一套理论支撑”。这当然没错——完全依赖个人经验的确很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所以就需要学术工作者介入进来，把这些经验中的“感觉”梳理出来，转化成可以分享、可以传播的思考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今天决定“我要把自己作为方法”，明天就能立刻做到。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学习与训练的过程，但我希望这种学习是有效的、生活化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背后，确实是一种有门槛、但更贴近日常的知识路径。
刘博：对于有倾向采用“把自己作为方法”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人，我们该如何防止走向自恋性写作和经验主义堆砌的路径？如何把“讲自己”和“观世界”结合起来？
项飙：我自己在线上经常和很多青年朋友聊天，他们有非常多的反思。问题是，他们的反思中通常只有自己而没有别人，你看了之后就不太明白他们的经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这样就自然导致了经验主义堆砌，就是说把什么都像流水账一样堆砌写一遍，讲不出前因后果和中间的道理来。如何避免呢？思考生活里的其他人，自己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与社会和世界互动，你需要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当前的一个挑战在于：“把自己作为方法”如何实现从个体经验向结构性理解的推进。许多年轻人在20岁出头开始尝试书写，他们能够细腻地描摹自身经历，但是难以将这种自我叙述进一步转化为对外部社会的分析与理解。理论上，这种“外推”的能力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理论学习与持续阅读加以培育。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感知”与“理论”的分离。在许多高校课程中，学生在课堂上接触的理论是抽象的、宏观的叙事框架，日常生活中自发生成的感知与思考被视为“私人”的、无关紧要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当学生进行写作时，往往将写作割裂为两种路径——私密的自我表达与公式化的“理论套用”。他们在学术写作中将理论当作“从天而降”的套话生硬嵌入，而不是作为工具来提出问题和理解经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理论与感知结合起来。
我觉得可以在两方面努力。其一，在集体讨论与同行反思中，努力把自己的经验和别人进行分享、比较、碰撞，发现经验之间的共鸣与重叠，从而识别出潜在的结构性问题，实现从感知到分析的转化。其二，重新激活社会科学理论的生命力，使理论阅读不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