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才振兴，如何跳出“精英循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刘浩（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原文标题：《县域青年、精英再生产与乡村人才振兴》，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主要症结。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着重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其实，乡村人才短缺并非当下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结构性问题。

近百年前，教育家陶行知就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指出在现代城乡关系与教育模式下，乡村人才外流的趋势将导致乡村社会的发展困境^[1]。然而，直到20世纪后期，乡村教育仍然扮演着向城市输送人才的单向度角色^[2]。可以说，在乡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才困境如影随形。

为破解乡村人才困境，部分学者对乡村人才问题展开多维度研究，重点探讨了中坚青年与城乡流动精英、县域青年的择业偏好与人才的流入机制，以及县域高学历青年流出的原因等现实问题^{[3][4][5][6][7]}。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教育与流动的阶层结构视角出发，在县域乡村空间中探讨当代县域青年的分化与乡村精英的生成与流动。透过乡村精英的生成机制，本文发现，乡村精英的双重再生产逻辑是影响乡村人才发展的重要障碍。乡村人才群体的涌现与回归，离不开一整套教育系统的文化赋权，也离不开城乡结构给予的开放性支持，更离不开县域社会结构对于乡村精英的公平接纳。

一、中国乡村精英研究

百年来，中国乡村精英研究可以粗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集中在传统乡村士绅研究，核心是乡绅地位和功能的变化^[8]；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侧重于社会转型期乡村多元化精英群体的结构与流动^[9]。

1. 从乡村士绅到地方精英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时提出，皇权与绅权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权力基础，即传统社会呈现出典型的双轨政治：皇权不下县，而县域之下的乡村由乡村士绅扮演主导角色^[10]。士绅理论的核心在于士绅的中介性角色，即传统士绅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政府与村庄之间扮演着上下沟通的中介性角色，将国家权威与乡村社会勾连起来。这既构成了乡绅声望与权力的重要来源，又成为乡绅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

之后，国内学者对传统乡村士绅的地位和功能开展了大量研究。众多相关研究发现，乡绅作为精英群体具有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即作为一个文化同质性群体，扮演着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社会整合的中介性角色，然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支配从而成为现代化的重要障碍^[11]。

鉴于乡绅在传统乡村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思考中国乡土社会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时，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对乡绅在其中的积极性作用仍抱有很大希望。在费孝通看来，要想推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一方面，乡绅要保存在共同体内部仍旧发挥积极作用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向共同体引入新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新乡绅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政治、经济以及精神变革的核心^[12]。

然而，乡绅并没有机会完成这种新旧身份的转变，而是在20世纪漫长的革命中逐渐消亡了。20世纪初，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教育革命，不仅骤然改变了中国千年来的教育生态，西学成为教学内容的主体，教育中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而且一举丢弃了以科举为核心的社会动力系统，阻断了整个社会中人才的流动渠道，知识阶层越来越多集中于中心城市，呈现出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乡村士绅阶层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3][14]。当然，乡绅在乡村生活中的彻底退出，要一直到土地革命与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与群英为主体的新式乡村权威主导了乡村生活^[15]。

与士绅理论不同，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国外学界主张，地方精英是研究中国乡村更为有益的概念。在中国乡村中，地方精英群体拥有更丰富的角色与内涵，他们既更具组成成分上的异质性（包括士绅、长老与各种职业性精英等），也兼有地域空间上的异质性（各地区间具有显著差异），还有着行动的复杂性（精英可能借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符号等各类资本维持和改善其地位）^[16]。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概念变化，成为理论范式转变的重要表现，多元化的乡村精英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7]。

2. 多元化的乡村精英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化的乡村精英被放置在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纵向来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乡村精英至少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传统社会中拥有文化、土地和声望的乡绅，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基于政治身份的村庄干部，改革开放后的多元乡村精英^[18]。30余年来，国内外学者聚焦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乡村精英的类型、结构与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乡村社会日益分化，乡村精英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政治精英分化为多元化的精英群体。现代乡村精英的类型，学界有着不同的划分方式，例如：传统型精英与现代型精英^[19]，体制内精英与非体制精英^[20]，以及韦伯影响下的多元划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社会精英等^[21]。

由于乡村精英群体一元结构被打破，国外学者特别关注于乡村精英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倪志伟提出的市场转型论为核心^[22]，美国社会学界热烈探讨了中国乡村精英的产生与流动机制，爆发了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的理论交锋^[23]。该争论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中体制内精英与市场化精英之间的关系问题。

然而，不管是精英循环还是精英再生产，对于解释复杂的中国乡村精英的结构变迁，呈现的都是过于简化的理论图景。30余年的争论辩驳之后，可以发现，中国乡村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相互转化，已成为乡村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向度。

相比国外学者的宏观分析，国内学者更倾向于基于村庄的案例研究，主要探讨了村庄内的各类精英在乡村治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方面的角色与功能。

首先，村庄治理（政治）精英的构成与功能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村庄治理过程中，村干部发挥着国家代理人与社区当家人的双重角色^[24]，新时期的驻村干部在动员各种资源推动乡村振兴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5]。而村庄治理精英又可以分为内生型（长老型、任命型与能人型）与嵌入型（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等）两种类型，能人型精英与嵌入型精英的合作有助于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26]。

其次，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乡村经济精英也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有学者强调以乡村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能人在乡村治理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现了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的有机结合”^[27][28]。

然而，富人治村同样存在不可忽略的问题，往往会带来严重的政治排斥，对村庄民主、经济发展与平等收益均带来负面影响^[29]，因此乡村的治理与发展，并不能求助于富人治村，而应该发展基层民主^[30]。也有学者主张，体制外的经济精英与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达成合作，将更有利于推动农村建设^[31]。

最后，更为多元化的乡村精英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重点问题。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多元化的乡村精英或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32]。除了在乡精英群体，城乡之间流动的精英群体对村庄公共生活与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33]。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农村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规划管理人才、农业技术人才与综合服务人才，亟待各类精英的回归^[34]。大学生的返乡意愿相对较强，有研究发现，超过36%的大学生有返乡的意愿，远高于不愿返乡的大学生（16%）^[35]，但大学生的返乡情况受到家庭背景的深刻影响^[36]。因此，要推动精英返乡，需要政府、社会、文化、乡村等多个维度形成合力^[37]。

综合来看，众多学者对乡村精英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然而，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拥有经济资本的乡村精英，相对忽略了拥有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乡村精英。其实，不论是传统乡绅，还是现代乡村精英，都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概念，所以在分析乡村精英时，除了关注占据经济资本的乡村群体，还应该关注拥有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乡村群体。

其次，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乡村精英的功能与作用，而对乡村精英的生成与流动问题则缺乏系统探讨。目前，制约乡村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缺乏乡村人才，因此，如何促进乡村精英的生成并推动乡村精英的回流就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同时，由于乡村青年精英是乡村人才中的骨干力量，乡村青年精英的生成与流动问题便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最后，以上研究或者从宏观层面进行理论或政策分析，或者基于少数村庄探讨某类乡村精英对于村庄内部的作用，缺少中观视角的研究。由于现代乡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远远超出了某个村庄的范围，因此，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亟须引入县域乡村空间。鉴于此，下面将扩大分析范围，从县域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多元化的现代乡村青年精英的形成与流动。

二、县域社会中的乡村青年

县域不仅是传统双轨政治的分水岭，而且是当代乡村社会的基本空间范畴。随着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乡村社会空间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一种社会空间上移的趋势^[38]，县域日渐成为乡村居民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的主要单位。同时，以县城为中心，日渐形成了覆盖县域乡村社会、支撑商品和劳务上下流动的基础市场^[39]。

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随着小城镇的衰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商业交易空间逐渐上移到县城^[40]。总体而言，县域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已发展成为社会协调一体、经济相辅相成、文化相对同质、勾连村庄与国家的乡村基本空间单元。

县域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主要由工业化与城镇化推动，重点表现在职业结构与地理空间的变化。具体而言，乡村工业化极大改变了乡村人的职业结构，数量庞大的乡村人从农民转变为工人；户籍制度改革为乡村人向城市迁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大批乡村人在地理空间上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可以说，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两种流动的复杂叠加：社会结构上的垂直流动与地理位置上的空间流动共同塑造了当代县域乡村独特的社会结构。

多位学者曾尝试对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展开分析。例如，魏昂德提出乡村社会可分为七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非农雇工、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主、集体企业管理者、村队干部、县级干部^[41]。与此不同，陆学艺主张乡村社会的八阶层划分：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42]。而林坚与马彦丽则坚持四阶层划分：私营企业主和农村管理者、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农业劳动者^[43]。

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研究大都集中于留在乡村的农民以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反复流动的农民工，几乎完全忽略了通过高等教育流向城市的青年大学生以及返乡的大学生群体。实际上，这四类青年群体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行动者，他们的个体化努力与选择，最终促成了并仍在改变着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

鉴于此，笔者着眼县域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尝试从人口流出地的视角出发，基于县域青年在教育上的垂直流动与地理上的空间流动来探讨乡村精英的生成。具体来说，在教育上，县域青年分为两类：获得大学学历者（大学生）与未获得大学学历者（务工者）；而在空间上，也分为两类：生活在县域之中（留乡或返乡）与生活在县域之外（在外）。由此，县域青年分为四类群体，分别是：留乡务工者、在外务工者、返乡大学生与在外大学生。四类县域青年的划分，是分析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新的尝试。

为获得县域青年的相关材料，笔者于2016~2017年在华北某县围绕80后同期群进行了长期田野调查。该县位于华北平原腹地，工农并重，乡村工业较为发达，多种产业散落在县域的不同村庄。该县自然无法轻易被认为能够代表全国的一般情况，但该县所反映的深层机制对理解中国乡村应该有所裨益。另外，之所以选择80后同期群，是因为该群体已经完成了由教育到就业的整个历程，适合分析他们的教育获得与职业获得过程，同时该群体也构成了参与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800份，获得有效问卷1694份，下文中的数据均来自该项调查;另外，在四类青年群体中选择5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

下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县域这一独特的社会空间中，县域青年的社会流动过程与机制，以及其对乡村人才振兴的可能影响。一般而言，社会流动主要包括三个过程：教育获得、职业获得与空间流动。县域青年经过教育获得与职业获得从而分化为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同时，该过程还伴随着空间流动，形成县域内外的不同群体。

因此，本文的焦点就集中于县域四类青年群体的分化过程与形成机制上。针对该问题，下文中，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探讨县域青年的分化与乡村精英的生成问题，然后结合访谈资料对县域青年群体中的不平等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予以分析。

三、县域青年的分化与精英再生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县域青年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从人口流出地的视角出发，县域青年中的在外大学生、返乡大学生、在外务工者与留乡务工者四类群体，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共同生活在相同的宏观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共同经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彼此构成对方的社会生活环境与参照群体，只是教育与流动将他们送往了不同的生活轨道。

1. 县域青年的分化

总体来看，县域青年的分化体现在多个方面，最重要的维度是空间流动与地位获得。

县域青年在空间流动上呈现出典型分化，以县域空间为界，可以分为县域内与县域外两种情况。居住在县域之内的是留乡务工者和返乡大学生两个子群体。然而，即便同样是县域之中，两者的定居空间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留乡务工者以乡村为主要居住地，而返乡大学生以县城为主要居住地。具体来说，留乡务工者群体超过60%的人居住在乡村，只有大约1/4居住在县城；而返乡大学生则有3/4居住在县城，不到20%居住在乡村。选择集镇作为居住地的县域青年很少，两个子群体均不到10%。

在县域之外的青年，则主要包括在外务工者和在外大学生。两者在居住地上也有很大差异：在外务工者有大约90%的人生活在省会及以下城市，其中地级市和省会各大约一半，直辖市只有10%左右；而在外大学生群体则有近30%居住在直辖市，居住在地级市的则只有1/4左右，省会城市则占50%。总体而言，在外大学生更多居住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在外务工者则大多居住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在空间流动之外，县域的四类青年群体在地位获得上同样呈现出显著分化（见表1）。我们分别从教育获得、收入获得与职业获得三个维度对此进行分析。在此，教育用教育年限来测量；收入用年收入来测量;职业地位的测量参考了戈德索普的EPG7分类阶层模型^[44]，将县域青年的职业阶层分为7个类别，依次为农民、体力工人、技术工人、办事员、企业管理人员及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分别赋值1~7。

首先是教育上的分化。按照教育年限从低到高排列，依次是：留乡务工者、在外务工者、返乡大学生、在外大学生。需要注意的是，在教育上，返乡大学生虽然远超过务工者群体，但略低于在外大学生群体。

其次是收入上的分化。收入最低的是留乡务工者，其次是返乡大学生，再次是在外务工者，最高的是在外大学生。值得重视的是，在收入上，返乡大学生虽然比留乡务工者群体要高，但明显低于在外大学生群体，甚至低于在外务工者群体。如此看，返乡大学生在收入上并没有获得太高的回报。

最后是职业阶层地位的分化。按照地位指数从低到高排列，依次是：留乡务工者、在外务工者、在外大学生、返乡大学生。进一步看，留乡务工者大多为体力工人，在外务工者则大多为技术工人;而两类大学生群体则大多是办事员以上职业。值得重视的是，返乡大学生的职业阶层地位高于在外大学生。

总体来看，县域四个青年群体在空间流动、教育获得、收入水平、职业获得等多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明显分化。

2. 县域青年的精英再生产

当然，要想了解县域青年的整体阶层变迁，在社会分化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县域青年的家庭背景。在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做的是家庭背景的操作化。家庭背景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家庭的文化资本，用父亲的教育水平测量；家庭的职业阶层，用父亲的职业测量；家庭政治资本，用父亲的政治身份来测量。

具体来说，父亲的教育水平是一个序次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分别赋值为1~7；父亲职业阶层为二分变量（农业=0，非农职业=1）；家庭政治资本为三分类变量，分别为群众、村干部和公务员，赋值为0~2。

表2显示，县域的四个子群体中，返乡大学生拥有最具优势的家庭背景。不论是职业阶层（父亲职业）、文化资本（父亲受教育水平），还是政治资本，返乡大学生所出身的家庭都占据最大的优势地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在外大学生，第三位的是在外务工者，最后是留乡务工者。

值得重视的是，家庭背景的三个维度上，四个子群体在家庭政治资本上的差异最大。返乡大学生中有32%出自县域中的政治精英以及乡村管理者家庭，而在外大学生的比例只有14%，在外务工者是13%，留乡务工者最低，仅有6%。其次是职业阶层，返乡大学生将近一半来自非农职业家庭，而留乡务工者则仅有1/4。总之，返乡大学生（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在外大学生）所出身的家庭，更可能是公务员家庭和村干部家庭，也更可能是从事非农职业的家庭，其父亲更可能拥有较高的学历。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县域青年的社会阶层状况便有了整体认识：首先，县域四类青年在空间位置与社会地位上均产生了显著分化。特别是在收入与职业等级上，留乡务工者均最低，而在外大学生均较高;在外务工者的收入较高但职业等级较低；返乡大学生的收入中等但职业等级最高。其次，县域四类青年有着不同的阶层背景。

返乡大学生的家庭阶层背景最具优势，相比其他县域青年，他们更可能出身于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更为雄厚的县域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家庭。相比务工者群体，在外大学生有着类似的优势。在外务工者群体的阶层地位排在第三位，而留乡务工者排在在外务工者之后，在出身家庭阶层上最低。

如果将县域青年的社会地位与家庭出身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县域青年群体的地位获得遵循着阶级双重再生产的逻辑：首先，县域优势阶层子弟更多成为教育精英，之后，优势阶层子弟同样更多成为县域中的职业精英。

具体而言，留乡务工者和在外务工者由于从小生活的家庭缺乏文化、经济和政治资本，导致在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上处于劣势，最终处于县域社会的中下层；而大学生群体基于良好的家庭阶层背景，获得了高等教育，借此进入政府机构或企业而获得较为丰富的政治资本或经济资本。由于空间上的流动，县域大学生群体也有所分化：在外大学生大多成功融入大城市，而返乡大学生则发展为县域中的精英群体。

四、县域不平等与乡村人才振兴

以县域为代表的乡村社会中，精英再生产已成为阶层变迁的主要逻辑。县域中的精英再生产，不仅反映出乡村社会中的深刻不平等现状，而且构成了乡村人才振兴过程中的巨大障碍。

1. 县域中的不平等

在精英双重再生产的逻辑下，县域青年日渐形成了县域中的二元阶层结构。县域的四类青年中，返乡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并获得了最高的职业地位，因此成为县域中各类精英的主要来源。具体来看，一部分返乡大学生进入县乡政府机构工作，日渐成为县域乡村中的政治精英群体；另一部分返乡大学生则通过继承或参与乡村工业而成为经济精英群体；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返乡大学生成为社会精英，例如优秀教师、医生、律师等群体。而务工者群体则是县域中的非精英群体。

具体而言，留乡务工者在各项指标上都处于县域的下层；在外务工者大多为技术工人，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但缺乏文化资本与职业地位，也处于县域的中下层。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务工者虽然在县域外工作，但他们的家人大都生活在县域之内，该群体表现为城乡往返流动的状态，积极参与了县域的乡村建设。

总体而言，除在外大学生群体之外，县域青年群体日益分化为二元对立的分层结构：以返乡大学生为代表的上层和各类务工者组成的下层。县域之中，阶层固化的现象日益显现，这深刻反映了乡村社会中的不平等。

一般而言，作为县域精英的返乡大学生有着最为优越的家庭出身。返乡大学生李某就出生在该县的一个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县林业局的一名公务员，在李某教育与职业获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初中毕业时，李某成绩并不是很好，但还是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该县最好的高中就读；高考后填报志愿过程中，父亲坚持让李某报考了省内一所农林大专院校。李某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指导下，成功考取了该县某镇的公务员，并于数年后，通过父亲的关系顺利进入该县林业局工作。

与此类似，邢某是该县建筑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他同样出身于干部家庭。他父亲任职于建设局，强硬要求邢某报考省内高校的建筑类专业，并坚持要求他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引荐下，他顺利入职该县最大的建筑公司，并在数年间成为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者。

顾某的例子有所不同。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一直做服装生意，并拥有一家服装生产公司。高考选报志愿时，父亲并没有明确的建议，他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他并没有在外求职，而是听从父亲的建议回乡工作。数年后，他顺利接手父亲的企业，成为顾家企业的负责人。

众多返乡大学生的经历反映出，县域青年精英地位获得过程中包含有多种不平等机制。首先，教育在县域青年不平等中扮演核心角色。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经济富裕家庭，都竭力将家庭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不断提高子女的文化资本。可以说，高等教育是县域精英形成过程中的必备因素。当然，干部家庭更多是通过政治影响，帮助子代获得教育优势，而经济富裕家庭则主要通过经济资本。

其次，在教育再生产之外，县域中的优势阶层还通过直接利用各种资本为子女谋取优势职业地位。干部家庭不仅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直接帮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而且还能帮助子女获取更好的职业地位。县域中之所以出现政府干部中的很大比例出身于干部家庭，是因为社会关系在干部的入职和晋升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作用^[45]。同样，县域的青年经济精英以乡村工业企业家为主，他们不仅受益于父辈的经济资本而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且很多还以继承的形式直接获得乡村企业的所有权。

正如有关研究所示，乡村社会中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着不同的再生产机制：经济精英利用经济资本实现再生产，其中代际之间资本转化机制发挥重大作用，而政治精英则更多利用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本，通过权力机制实现代际传递^[46]。

2. 乡村振兴中的人才问题

县域中，返乡大学生的大量出现，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县域内外的人才流动，为乡村社会带来了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本，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他们借助大学中所学到的现代知识以及文化观念，将现代的观念与各种思潮引入乡村社会，更新着乡村的社会治理体制与思想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将现代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理念用于乡村资源的整合，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大力发展，以服务与商品的形式输出并作用于城市。

返乡大学生虽不同于传统上的乡绅，但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本而拥有着难以忽视的重要性，扮演着联结城乡、沟通国家与地方的核心角色，推动了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体化，促进了乡村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现代化。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空间上的人才流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再生产。精英再生产不仅导致不平等在县域内的不断积累，而且还阻碍了更多县域精英投身乡村建设。县域青年中，返乡大学生与在外大学生在家庭出身上同样存在差别：相比在外大学生，返乡大学生出身的家庭更可能是公务员家庭和村干部家庭，也更可能从事非农职业并拥有更高学历。

换句话说，家庭资本在县域就业市场，特别是县域精英职业的获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偏少，大学生便很难在县域获得理想的职业，这阻碍了更多青年精英群体返回县域。

沈某是返乡失败的大学生的典型案例。他出生在该县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父母从事农业，家庭并不富裕。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大学学习房地产相关专业。毕业后，他先到省会工作，然而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很想回家乡陪父母生活。数年后，他回到鹿县继续从事房地产工作。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他在鹿县的工作并不顺利，收入等各方面远远不如在省会工作时期。无奈之下，他重新回省会工作。与此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家庭资本构成了在外大学生与返乡大学生的重要区分标志。乡村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对他们能否返回故乡起着关键性作用。如果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偏少，他们也很难在县域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外大学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较高的职业地位，本属于县域出身的精英群体，有机会成为乡村人才中的骨干力量。然而，往往由于他们出身的家庭缺乏相应的政治与经济资本，在县域内求职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导致他们在乡村建设中基本处于缺位的状态。

如果跳出家庭的范围，审视更为宏观的结构与制度，将会发现，县域之所以出现精英再生产的现象，将缺乏各类家庭资本的大学生拒之门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县域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并没有为县域精英群体提供公平、友好的就业环境。

相比大中型城市，在县域层次上，社会网络具有更为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负面效果，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也制约了乡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进一步表明，县域社会中的精英再生产逻辑，不仅反映出县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不平等，而且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振兴。

五、小结与讨论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人才的汇聚。对于当代中国的乡村人才，以往研究大多从单一维度予以探讨，例如对乡村经济精英的研究，忽略了乡村精英是多元化的精英，在经济资本之外，往往占据着丰富的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同时，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于村庄内部空间，没有意识到现代乡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已远远超越了村庄的范围，日益在县域的广阔空间中展开。

鉴于此，本文从县域乡村社会中的四类青年群体出发，探讨了县域乡村社会中青年精英的主要来源，以及乡村人才问题的重要症结。

总体而言，从教育与流动的视角出发，当代县域青年由留乡务工者、在外务工者、返乡大学生与在外大学生构成。县域之内，他们日益分化为二元对立的阶层结构：以返乡大学生为代表的上层和务工者群体组成的下层；县域之外，在外大学生群体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巨大人才储备库。

返乡大学生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本与较高的职业地位成为县域社会中的主要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的生成机制典型表现为县域精英的双重再生产—教育精英与职业精英的双重再生产，这无疑阻碍了更多县域精英的生成与流动。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精英的引领，这已形成共识；然而不同学者对于引领乡村振兴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认识。20世纪末，李书磊提出，乡村地区的中专毕业生具有担负起传统乡绅角色的潜力^[47]；卢福营认为私营企业家日益成为乡村最重要的精英群体^[48]；而贺雪峰等人则坚持，中坚农民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理想主体^[49][50]。然而，以上所谓的潜在乡村精英，其地位均无法与传统社会中的乡绅相比，更难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传统上，乡绅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并通过科举制在国家文化—权力系统中占有特定位置的文化精英。传统乡绅的形成并在乡村社会中居于领导性地位至少需要三个基础：第一，传统乡绅的优势地位建立于通过国家教育体系获得的文化资本之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一定程度上均源于其丰富的文化资本；第二，城乡间开放性的流动机制是乡绅群体得以形成的重要保证，是文化资本作用于乡村空间的前提条件；第三，这批文化精英通过城乡间的流动从而在乡村社会中形成文化—权力—经济三位一体的精英群体，进而在乡村社会中扮演主导性的领导角色^[51]。

当代社会乡村精英的形成以及推动乡村发展，同样需要重点考量以上三个前后相连的逻辑链条：首先是乡村青年获得优质教育、掌握文化资本，其次是乡村出身的文化精英在城乡之间的开放性流动，最后是这批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中获得相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进而推动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简而言之，当代乡村精英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重要阶段：教育获得、空间流动与职业获得。

现代乡村中，国家重新恢复科举废除后的乡村教育生态，学校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广大乡村扎根发芽，扩大了乡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下，乡村学校扮演了输送乡村精英通过高考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角色，乡村学校沦为了“通向城市的阶梯”^[52]。这导致了中国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不仅难以为建设乡村贡献力量，而且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扩大^[53]。

结合以上分析来观照当代乡村，我们会发现，当代乡村精英的形成与流动，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障碍。首先，当代教育以城市为中心，接受良好教育的乡村青年大多流向大中城市，这造成了乡村中的其他群体，不管是中专生，还是私营企业家或中坚农民，尽管占有某一类型的资本，但均缺少足够的文化资本，难以成为乡村社会中占据多元优势地位的精英群体。

其次，城乡之间仍存在制度性障碍，不利于文化精英向乡村流动；同时由于城乡差距，乡村在整个职业结构中仍处于低端位置，难以吸引足够的精英群体。最后，相比于传统乡绅的多元精英身份，现代乡村中的精英则分化为单一化的不同群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54]，分化后的乡村精英群体在领导乡村社会建设上面临更多挑战。

可以说，县域青年的分化与流动是宏观结构、社会制度、家庭资本与教育经历四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振兴所需要破解的乡村人才问题，需要在综合考量以上因素的基础上，打破县域精英再生产的特殊逻辑。

具体而言，一是要在县域中构建更为平等的教育生态，为各个阶层的乡村家庭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实现更多跨阶层的教育流动；二是保证县域就业机会特别是精英职业机会的公平，打破社会关系网络在县域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以及营商与创业中的负面影响，创造更为公平、透明的就业环境，吸引更多县域青年精英返回县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总之，乡村精英群体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一整套教育系统的文化赋权，也离不开城乡结构给予的开放性支持，更离不开县域社会结构对于乡村精英的公平接纳。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招聘视角下大学生就业过程不平等研究”（项目编号：18CSH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M]//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52]张玉林.通向城市的阶梯—20世纪后期一个苏北村庄的教育志[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4):34-41. 

[3]夏柱智.“中坚青年”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兼论青年研究视角的优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9(8):34-41.

[4][33]郑庆杰，刘欢.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流动精英与公共参与—基于H省R县河村的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8(11):73-81. 

[5]刘天元.回得去的故乡:“新县城青年”择业行为与偏好的再认识[J].中国青年研究，2019(2):106-112+119.

[6][37]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2):92-97.

[7]张鹏飞，徐继存.落差与逃离:县域高素质青年人才流动的质性研究—以高学历青年教师离职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1(7):5-14.

[8]衷海燕.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6-130. 

[9]张长立，刘胜国.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0-14.

[10][51]费孝通.中国士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1][17]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J].中国书评，1995(5):93-107. 

[12]黄子逸，张亚辉.绅士、共同体与现代性:中英绅士理论的思想史比较[J].社会，2021(1):207-235. 

[13]史靖.绅权的继替[M]//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4]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6(1):191-204. 

[15]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95-107. 

[16]Esherick Joseph，Mary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18][19]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4-40. 

[20]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105-114. 

[21][54]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秋季卷):1824.

[22]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54(5):663-681.

[23]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4]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8):151-158. 

[25]张国磊，张新文.制度嵌入、精英下沉与基层社会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的个案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17(4):44-53. 

[26]郭苏建，王鹏翔.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2-75.

[27][48]卢福营.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J].社会科学，2008(12):55-63. 

[28]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学术月刊，2011(10):23-29. 

[29]陈柏峰.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16(9):4-12. 

[30]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1(2):111-119. 

[31]乔运鸿.乡村治理中的村庄精英角色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10):38-41. 

[32]刘晓峰.乡村人才:从概念建构到建设路径[J].人口与社会，2019(3):76-85. 

[34]李秀美.基于产业化发展的农业人才“回流”问题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6):89-95.

[35]张蕾，刘晓旋.返乡的理性与非理性—城市外来毕业大学生的返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2(2):56-61. 

[36]苏海泉，武书宁，乔松.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状分析及社会支持构建—以辽宁省101个县区862名创业者调研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7(6):12-23. 

[38]应星.农户、集体与国家—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六十年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9]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0]乔家君.中国乡村社区空间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1]Walder Andrew.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1978-1996[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0(2):354-375.

[4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3]林坚，马彦丽.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18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2006(1):15-21. 

[44]Goldthorpe John, Gordon Marshall. The Promising Future of Class Analysis: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ques[J]. Sociolog y，1993(20):531-555.

[45]冯军旗.中县干部[D]，北京:北京大学，2010. 

[46]韩福国，宋道雷.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15-130. 

[47][53]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49]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6+131.

[50]杨磊，徐双敏.中坚农民支撑的乡村振兴:缘起、功能与路径选择[J].改革，2018(10):60-7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刘浩（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