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头成为“老登”的时代，拍一部老头电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 中文版 ，作者：T China，原文标题：《灯火通明｜在老头成为「老登」的时代，拍一部老头电影》

2026年1月9日，电影《翠湖》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了一次特别放映，映后对谈嘉宾是主持人敬一丹、导演卞灼和电影学者戴锦华。

想找戴锦华做映后的导演很多，而戴锦华只愿意为她认同的作品站台，尤其支持新导演的作品，这之前，她参加了《最后的告别》《盛极一时的爱情》《百川东到海》等电影的映后谈。卞灼先把电影发给戴锦华试看，戴锦华第一遍看的时候，就猜想影片里的一个小男孩角色投射了导演自己。

《翠湖》的主角是一个家住昆明翠湖湖畔的丧偶老头，讲述了这个老头和三个女儿、以及他的孙辈们，三代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与和解故事。《翠湖》获得了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奖，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奖，第22届香港亚洲电影节亚洲新导演奖。

这次又在北大看一遍，戴锦华更加确认，那个叫胖胖的小男孩就是导演本人，她觉得，「正因为这种指认，才特别表现出导演在叙述生命当中一个最痛最重的东西。」难得的是，「它没有自恋，没有自我沉溺，没有自我感伤，它有强烈地朝向祖父，朝向20世纪历史的姿态。」

《翠湖》的导演卞灼，昆明人，出生于1988年，这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作品。《翠湖》完全复制了他的家族结构，每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有原型，是基于自身经验的虚构创作。

电影中的老头叫谢树文，有三个女儿。女儿们长大后各自成立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树文的妻子去世后，树文非常思念她，沉浸在梦境中。女儿们的烦恼不断。大女儿的女儿不顾家里的反对，和一个穷小子结了婚；二女儿（也就是现实中卞灼的妈妈）的儿子想出国，家里拿不出钱；三女儿呢，最有钱，儿子很早送出国，但也最叛逆。面对女儿和孙辈的烦恼，树文尽力抚慰他们，维持住这个家。

你很自然地会想到李安的父亲三部曲，尤其是《饮食男女》，和《翠湖》的人物设置相同，老父丧偶，有三个女儿。但《翠湖》是一个和《饮食男女》完全相反的故事。《饮食男女》里的父亲是掌权者，女儿们备受压抑，最后，老宅被卖掉，所有人都走了。《翠湖》里的女儿则个性强悍，父亲弱势，他被历史伤害，被时代抛弃，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很卑微。

如今，讲述老年男性是困难的。老年男性的形象如何摆脱父权的传统叙事？在老头成为「老登」的时代，该用什么样的视角去讲述「他」？在《翠湖》上映后，很多人问卞灼：「你是不是故意把它弄成一个女性作品？」卞灼很诚实地回答，拍摄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考虑性别问题，他也不知道观众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部「有女性意识的作品」。

他说自己只是忠于现实：「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女强男弱。」

饰演树文的演员是曾在云南省话剧院工作近30年的李振平。李振平不是卞灼的第一人选，他本来是想找李振平的老师来演他的外公，老师年龄和外公相仿，也是85岁，开拍前，老人的身体突然恶化，只好介绍李振平救急。

李振平身高1.78米，年龄75岁，看起来还要更年轻，他常年健身，身材挺拔，和电影里病怏怏、瘦弱的外公差异很大。看完卞灼的剧本后，他对这个角色充满了创作冲动，对卞灼说：「如果你只是觉得我的形体气质跟角色的差距比较大的话，这一点对我来讲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会给你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形象。」

为了显老，他让化妆师把他的头发全部染白，形体上来讲，85岁的老人脊椎一般不好，走路的步伐拖沓，「树文早年被打成右派，使得他一直抬不起头来，他的背被生活所压迫，不敢昂首挺胸，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他在电影里永远不敢直起自己的腰。

剧本里写，「树文是肺癌晚期」，他想起以前在病房见过这类病人，决定以气声为主，「他已经塌中了，没有底气了，咳嗽起来都很费劲，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在习惯动作上，他随身带一条手帕，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老了10岁。

电影其中一个主场景在卞灼的家里拍，李振平敲门进来以后，卞灼妈妈觉得，真的是爸爸回来的感觉，特别是走路，怎么跟爸爸一模一样。

通过剧本里的人物对话，李振平拼凑了一个树文的画像：「树文寄居在女儿家，战战兢兢，在女儿家我的心是虚的，连抽烟都不敢抽。这个人曾经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大理，他的女儿都很强势，那个时候被打成右派的家庭往往会遭到社会的鄙视，所以他对女儿有亏欠。但他和元勤（妻子）的关系不是一般得好，台词里有这样的对话，胖胖问他，你是不是不爱外婆了？那时候外婆已经去世了，我哽咽地告诉自己的孙子，你外婆一走就像带走了我的半个身子。听到这句话，你不可能不动容的。」

「树文有三个寄托，其一是打麻将，其二是抽烟，其三找老吴（女朋友），因为这三个事情都可以不依靠女儿们完成。」李振平心有戚戚地总结。

「你看他（树文）在家的话并不多，因为在家里，这个老头已经被边缘化了，他在这个家里没有话语权，当然也不强势了。不单是电影里的家，也是很多代际家庭里的现实，占主导地位的一定不是老人，而是儿女，甚至孙辈。老人的地位是很卑微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瞎唠叨了。其实这是很伤老人心的。」李振平有一个女儿，他想到，「每次我的话被我女儿噎回去之后，我心里边是十分凄凉的，我有说不出的滋味，我的内心难以平静，很久缓不过过来。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拍完《翠湖》之后，李振平又演了一部有关临终关怀的电影《不能等的声音》，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探访了很多养老院的老人，老人们有一点特别一致，「他们都希望儿女以及孙辈们能够倾听他们的话，哪怕他们说的是闲话废话，但是我们就想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听一听，这真的是他们最大也是最简单的诉求。」

这也是卞灼拍摄《翠湖》的最初的动因。他反复多次地说明，《翠湖》的灵感来源于外公的一本日记。

卞灼的外公叫谢树凯，出生于1930年，年轻时曾被打成右派，他一直没有办法从这段历史中解脱出来，有很多怨气，「他看不上这世界上80%的东西，他看不上他周遭生活的世界，但是他又不得不跟它们共存。」外婆是回族人，叫纳元勤，两人是在云南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那时，外公在学生会，会吹口琴，也会跳交谊舞。他第一次看见元勤，就被她的眼睛迷住了，那双眼睛像一汪湖水。

外婆是圆圆的，外公是瘦瘦的，在卞灼的记忆里，晚年的外婆是个和蔼的老太太，总是蹦蹦跳跳的。外公则是个沉闷的喜欢看书的知识分子。外婆去世后，外公开始偷偷地写日记，把死去的元勤作为倾诉对象，抒发心中块垒。直到外公去世后，卞灼才看到这本日记。

「外婆的离开，好像也带走了外公与家庭和世界的通道，我原以为他的孤僻与他的经历有关，我原以为他的不开心是性格所致，我原以为他的沉默是因为无话可说，但原来，他是无人可诉，无人可听。」卞灼后来写道，这成了他不吐不快的遗憾，他想要帮外公说一些东西。

翻开日记的第一页，外公写着：「我好想你，元勤。」

与衰弱的父亲不同，相比之下，三个女儿虽已人到中年，但性格强悍，显得生气蓬勃，家里大小麻烦都是女儿出面摆平，女人构成了《翠湖》里最鲜明的存在。

在构思三个女儿的家庭时，卞灼着重刻画了三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大姨、二姨、三姨的丈夫分别代表了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精英阶层。仔细看，家庭成员的关系有点像上下级，成功的那个是领导。卞灼根据这种阶级差异，直接决定男性角色戏份的多少——角色戏份与其社会地位成反比，地位越高，戏份反而越少。大姨夫的人物最饱满，二姨夫有一些刻画，但戏份有限，三姨夫最少，只在电影里出现了一双手，观众连他真人长什么样都见不到。

总之，越成功的男人导演越不喜欢，在电影里就越不待见他。

大姨夫是三个丈夫里最没出息的，是个广泛意义上的「失败者」。剧本设定他是工厂工人，喜欢古典乐，是那种随身带mp3、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戴耳机听音乐的、看起来寡淡内心世界丰富的人。大姨夫也有过风光的时候，他是八级钳工，以前工厂效益好，他是人上人，随着改革开放，工厂效益不好，他又成了人下人。以前他看不上的三姨夫，是个生意人，乘着市场经济的春风，一跃成为社会上占有资源最多的精英，对大姨夫的打击很大，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摆脱这种状态，只能闷声不响地继续当工人。

二姨夫，介于大姨夫和三姨夫之间，是个中产。二姨夫本职工作是工程经理，但是没有经商的头脑，把赚的钱又赔了进去，因此被二姨嫌弃。他的自我认知也很混乱，他喜欢画画，觉得自己是个画家，既想要赶上经济发展的快车，又想保持独立的艺术状态，于是两头都不讨好。卞灼觉得，很多中产男人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外表光鲜，其实已经千疮百孔。」

卞灼说，他从第一稿剧本起就没给三姨夫设计太多戏。他是家族里最有钱的人，话语权也最大，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物是刻板的、模糊的。「很坦白地说，我不懂他。我不知道他柔软的地方在哪，我觉得当我在呈现这个人的时候，他必然会变成刻板印象，所以我就不呈现。」而且实事求是，在生活中，有钱的爸爸在家庭中经常是隐身的，「他只会出现在家庭聚餐的主位上。」

在电影里，卞灼拍大姨夫的沉默，他的窝囊，拍他在车里指挥交响乐。大姨夫和外公关系也最好，最谈得来，演外公的李振平觉得，「因为两个人都混得不好，有共同语言。」

本来剧本有一场戏，是大姨夫的女儿带偷偷结婚的老公回家见父母，大姨夫从一个木讷传统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支持女儿自由婚姻的人，滔滔不绝，越说越感动，然后开始哭，「人物弧光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在剧本阶段，卞灼写完这段戏之后激动得痛哭，「我特别迷恋中年人的眼泪，我特别迷恋这件事。似乎中年男人不应该有眼泪，当他有眼泪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真实，所以我特别想宋良（大姨夫）哭。」不过实拍的时候，卞灼觉得这个转变实在太戏剧化，很不真实，决定放弃这场哭戏。

后来观影，大姨夫是家人里反应最大的，他真的哭了。「最后结束开始出字幕的时候，我大姨跟我说，我大姨父突然开始嚎啕大哭。」出了电影院之后，他又一下子恢复正常。

某种意义上，《翠湖》是一部非常当下的电影，它同情老人的失语，直指男性的软弱，赞颂女性的强悍。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好奇导演是个什么样的人。卞灼的自我评价是，「我觉得我是个有艺术理想的人，比较不喜欢被规训。」

卞灼从小在昆明长大，小时候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但家里父母吵架其实他都知道，不开心的时候他就看书。这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外公的影响。外公特别喜欢看书，并且只看两种书，武侠小说和中国政治解密。

初中的时候，卞灼开始写网文，学校要求写周记，他就在周记上写连载小说，写武侠烂尾了，然后写骑士斗恶龙。那会儿他寄住在大姨家，他大姨吃饭的时候会拿卞灼的小说下饭。

高中，卞灼沉溺在小说世界，他不社交也没有朋友，大部分时间用来看小说，全家人以为他考不上大学，没想到高考成绩出人意料，他考上了浙江传媒学院，读的是文化产业管理。

上大学之后，卞灼的性情大变，「我以前是特别内向，但是上大学以后，我变得外放，我大学的时候玩Cosplay，现在没有人相信，我玩得还挺好。」他还参加过校内网在横店组织的学生奥斯卡比赛，那是他第一次拍短片，拿了奖，后来《翠湖》出名了，有个大学同学晒了一张他们当年在横店的照片，附文：「没想到这个同学还在坚持他的梦想。」

那时对卞灼影响最大的是美国诗人凯鲁亚克，「大学我就过得比较嬉皮，向往自由，《在路上》是我那时候看得非常入迷的一本书。」入迷到什么程度呢？他把头发剃光了，决定从杭州骑自行车回云南。

骑了两天，骑到绍兴的时候，卞灼妈妈突然给他电话，「你是不是在骑自行车？」「你怎么知道？」「你们教导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要关注一下你儿子的心理健康问题。」

之后那一周，全家人疯狂给他打电话，狂轰滥炸，苦口婆心地劝他：雨季了，一个人骑车很危险，赶紧回来！「架不住这个骚扰我就回去了。」

骑行之旅在大学毕业那年才得以完成。他约上同学，三人从成都骑自行车去拉萨，骑了两个月，看见雪山的时候，卞灼哗哗地流眼泪。他在拉萨玩了一周，又从拉萨去了尼泊尔，在尼泊尔待了一个月。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过着流浪汉般的生活。有一天，他在湖上坐船，船在水面晃动，他突然醒悟了，想不能这样，要不然真变成流浪汉了。

他又想，不然去美国读电影，他爸妈一直想送他出国，高中的时候家里曾经开过会，很严肃地讨论过要不要把他送去法国，但是妈妈舍不得，坐在马桶上大哭，「在我妈的阻止下，我没有去成。」

这次，他长大了，可以自己做主了。他跑去北京学了半年语言，考了雅思，申请了一个「基本没有门槛的学校」，旧金山艺术大学，不过这个学校的毕业很严格，「属于那种骗你去读书，先收你学费，你毕不了业也不怪我。」

在旧金山，他最开始学的是导演，很快发现导演没什么好学的，他想我要去学技术，就转到了摄影系，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胶片，「那时才真的觉得电影很有意思，想要做电影。」

2015年，卞灼毕业了，他在美国给人拍婚礼，一天赚一到两千美金，「在那边混吃，跟朋友玩，有学生作业去拍一拍，挺开心的。」教他的老师是个很老的灯光师，80多岁，从洛杉矶坐飞机到旧金山教完书，又坐飞机回去，他对卞灼说，「你赶紧回去，不要在好莱坞呆着了，在好莱坞你的前面有一千个、两千个人在排队，每个人跟你学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中国不一样。」他的意思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那时，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蓬勃发展，「感觉什么小虾米都能拍电影，」卞灼觉得既然老师都这么认为，那就听他的，「回来之后，就发现不容易，那个时候看起来很好，确实很好，但是海归派挺不受人待见，国内的人会觉得我们要抢他们的饭碗。」

但他很快就有了工作机会，2016年底，他在上海接了一个网剧，做摄影指导，在上海拍网剧的时候，他认识了《路边野餐》的副导演杨潇，并给他的毕业短片《榴莲榴莲》做摄影师，通过这个短片，他认识了杨潇的老师王晶，一个女导演，一直拍独立电影，她邀请卞灼给她的电影《长风镇》做摄影，又通过这部电影，他认识了张献民，张献民也会介绍他去拍一些片子，就这样，他进入了独立电影的领域。

《长风镇》是卞灼第一次做摄影指导的电影长片，他的感受是「非常爽，非常自由」。在现场，大家会讨论「人类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这类问题，这个角色到底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件事？这个摄影机位是不是真的能传递出他的心理状态？这是他在商业项目中没有感受到的创作状态。

他也想自己当导演，写了三四个剧本，但都不太满意，就这样混沌地过了几年，给一些独立电影当摄影师，又或者突然被拉进一个商业项目。他还记得参加过一个电视剧项目，他在海口待了三个月，制片方一直在改他的剧本，改得面目全非，「好吃好喝，但是我心里特别痛苦。」他每天喝酒，整个剧组爱喝酒的人晚上都跑到他房间喝得烂醉。导演是中国香港人，对他说，「告诉你六字真言，拍戏拿钱走人。」

然后疫情来了，影视行业几乎瘫痪，剧组停工，卞灼的工作量骤减，到2023年，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拍短剧或者做自媒体博主了，他非常疲惫，决定回昆明休息一段时间。后来好几次聊到《翠湖》的缘起，他都会说，「感觉冥冥中被命运推了一下子。」

有一天，卞灼约朋友一起玩陆冲，刚踩上滑板，重心向后，摔骨折了，送到医院，医生说，这叫股骨颈骨折，建议他尽快手术，「你这个地方有40%的可能性坏死。」这块骨头衔接着人的上下半身，是一个非常凶险的地方，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一般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他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在做梦，「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到现在，他的骨头上还留着三颗钉子。

一切工作都要暂停，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没事干，他就阅读外公的日记，越看越有创作冲动。在病床上，他开始写《翠湖》。

「其实要拍自己的电影的想法一直在脑子里转，但是你就总想先去赚钱，先在这个行业有一席之地，对我来说决心拍电影是个意外。」有半年，卞灼感觉什么都没有做，拿出账单很惊讶，「我怎么前半年花了二十几万，钱花哪儿去了？」他就想，这钱花出去了，不如拿出来拍电影。他的消费观念也产生了很大变化，「我一看银行账户，这些存款放这干嘛，我又不买房，我存在这干嘛，想了半天，我要想办法把我自己的片子拍掉。」

以前他老在等一个机会，总觉得没到那个时机，这次骨折，好像外公也在催他，不要再等了，就是现在。

2023年12月1日，《翠湖》在昆明开机，那天是卞灼扔掉拐杖的日子。他拿出全部积蓄，在影视行业风光的那几年，他赚了一百万，还不够，三姨不求回报地又投了一百万，捉襟见肘地开始拍。团队里的人都是卞灼的熟人、朋友和同学，进组前卞灼给他们打预防针，「我会给你们很少的钱。」拍完之后，他把钱转去，对方惊了，「就给这么点？」

《翠湖》的总制片人是张洁，这多少令人意外。张洁是云南人，原先在云南省电视台工作，他和卞灼的爸爸是世交。《翠湖》里，张洁饰演了三姨夫的那双手。

张洁最知名的身份是《新闻调查》的制片人。他在《新闻调查》的10年，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新闻的黄金时代，产出过很多推进中国社会进程的节目。2016年1月1日，张洁离开央视，创办了自己的影视公司。

2019年，卞灼回国以后，没有正式的工作，他爸让他去张洁的公司上班。当时，张洁招了几个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十五六人的小团队，每个月，大家聚在一起开选题会，跟做《新闻调查》一样，讨论这个月发生的重大新闻，看哪些新闻具有改编价值。如果谁感兴趣就让他写大纲，谁要出去采访，张洁就垫付一点采访经费，给他做成剧本，拿着剧本再找投资。

「在我们的选题讨论上，你发现这是一群有梦想的人，跟任何一个公司都不一样，他们在试图打造他们心目当中的好电影。」2020年初，每天的信息多到手机都要爆炸了，他和团队每周开一次会，处于又愤怒又恐惧又兴奋的状态，会上激烈讨论要怎么借这次机会，好好写一个剧本，「我说考验我们队伍的时候到了！」可以想见，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2021年，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境，靠接纪录片、专题片维持运转。

卞灼在张洁的公司待了不到两年，原因是受不了坐班（哪怕一天）。张洁欣然接受：「我们这个地方尽管不要求你天天来，但每周你得来一两次，他跟我说还是愿意做一个自由摄影师。我说那没问题，因为我太知道坐班对于生命的伤害。」

如今，张洁也搬到了昆明，因为剪纪录片特别伤眼睛，他在昆明的野鸭湖畔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做剪辑，「这里空气好，有花草树木，对眼睛有保护作用。」

张洁经常和卞灼一起聊电影，他对中国电影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论述，并将之命名为「新现实电影」。什么意思呢？「第一，它是当下的题材，第二，这个故事显示了当下中国人精神、情感的嬗变，具有时代的大爱感。我觉得中国的编剧导演如果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话，你就搭到了社会的脉搏。」

他观察到东南亚的电影，比如泰国、越南，投资都在两三百万，又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每部电影的投资不超过500万。总结起来6个字，「当下性，低成本」，「如果有投资商欣赏我的新现实，我们能做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有温度的新鲜事。这条路我不知道在中国能不能走得通。」《翠湖》正是这个脉络里的电影，即便不关于社会议题，仍属于「温馨现实主义」。

「张洁老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卞灼笑呵呵地评价这位长辈。写完剧本，卞灼第一个就发给了张洁，张洁看完当即说：「我们开几次讨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再打磨一稿以后，马上备案。」

在打磨过程中，两人有过一次分歧，张洁觉得这个剧本缺乏核心事件，戏剧性不够强，「它跟我们看的好莱坞式的三段论完全不一样，缺乏一个爆点，所以我说，外公再婚这个线能不能再往前走走，作为吸引观众的看点。」卞灼管张洁叫叔，他对张叔说，他不想用戏剧性来代替生活中的真实。「我脑子咯噔一下。我怎么想的？我觉得这小子有追求！」

2023年6月，张洁开始找投资，他找了所有认识的投资人，都被拒绝了，理由很简单，这东西不赚钱。

期间，张洁和卞灼跑了两次创投会。在某知名影展的创投会上，卞灼做了一个5分钟的概念短片，台下坐了十来个评委，有两三个评委特别喜欢，建议卞灼不要找云南本土演员，要找大咖，比如李雪健。有一个评委说，《翠湖》这名字一听就是个赔钱的电影，你应该改名，叫《好色的外公》。张洁笑了，心想，如果叫这个片名，《翠湖》还是《翠湖》吗？

还有一次是2024年，电影拍完，《翠湖》参加上海电影节创投的制作中项目单元，希望能找一些钱做后期，那次的评委是姚晨和陆川。姚晨说，这个片子一下就把我抓住了，让我想到自己的家人，陆川说，这是一部很有调性的电影。两位评委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在座的投资商，依然没有人投。之后，他们又去了北京，听说北京有一个有情怀的投资人，个性跟张洁很像，他们给他放了一场，看完，投资人没有表态。

「我们在市场上败得一塌糊涂。」张洁说，这让他感觉自己糟透了，「到后来我也很无奈，本来我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使命是找钱，找钱这个过程中，没有想到自己那么无能，你会觉得自己很糟糕，有时候我的标准都降到50万了，结果到后来连这50万都没给，所以很悲催。」

他对卞灼说：「任何事情有坏也有好的一面，好处是没有任何人干预你的创作，你可以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来完成这部电影。」

经过一整年的拍摄剪辑，2025年6月17日，《翠湖》终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在首映现场，主持人问张洁，这是一个新人导演的片子，也是一个家庭题材的文艺片，不是常见的商业题材，在制作上会遇到各种困难，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参与这个项目？这个问题狠狠戳中了张洁的心。

他少见地、坦诚地告诉观众，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完成花了200多万，整个过程没有找到一分钱的投资，他很无奈，还很不服气，「但是这个片子值不值得拍？我觉得值不值这个答案在现场观众心里，如果你们觉得这部片子可看、有感动，那么这部片子就是值的。中国的电影不应该只属于商业，还应该属于文化。」

结果当天，《翠湖》、200万、低成本，在上海传遍了。《新民晚报》写了一篇报道：「没有明星，没有资源，没有投资，『三无』《翠湖》却是有情。」张洁看完说：「『三无电影』这个概念挺好的。」

我是在卞灼的工作室看的《翠湖》，看完有点感伤，又觉得生活本是如此，更珍贵的是电影展露出来罕见的善意，爱意始终流动在每个镜头之中。

《翠湖》在国内外放映后，观众的反馈有褒扬，也有批评，批评声音说这个电影过于温情，掩盖了现实的矛盾。卞灼并不认同，他觉得电影藏起来的部分其实很残忍，「看完影片之后，大家都觉得很温馨很明朗。但转念一想，你会发现家族里面没有一个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胖胖还是出不了国，父母还是没钱，老爷子的疾病家人依然不知道,你看似是找回了家族里的话语权，但真的有人还在听你的吗？它就是我们生活本身的样子。」

我看到一个叫Maggie Gogler的美国记者写的影评，他写道：「在这部温情脉脉、构架精妙的家庭影片中，卞灼讲述了一个关于和解、衰老如何改变人们视角的故事，关于时间如何重塑我们对爱与遗憾的理解。」

如何书写家族故事，曾经非常困扰卞灼。剧本的前两版都是照着外公的日记写的，写了两版以后，他非常痛苦，老是过不了自己那关，「因为我外公日记最重要的东西，是他年轻时受过的伤害。」但是字里行间，卞灼并不认为那是外公想要的状态，除了抱怨，他其实很孤独，希望有人能和他说说话，希望和孩子们的关系更亲密一些，「我说那换一个方式，因为大家去直面痛苦的题材也不少，我想外公内心不想要这个东西，那他想要什么？」

他把之前的剧本全部推翻，重新写了一个剧本，又改了7版，定稿为现在的《翠湖》。

「当我重新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抱着一个目的，我想把我外公真正想说的话传递出来，我希望能够把我看到的家人真正内心的那一部分表达出来，我希望这个东西也能够传递给我的家人，其实他们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无能为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也治愈了我的家人。」卞灼说，最后构筑影片的是「大家不可割舍的爱」。

有一天晚上，我和卞灼聊天，我很好奇，《翠湖》是一回事，那真实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从原型到电影，哪些东西改变了，哪些东西留下了？

电影中的男孩「胖胖」是卞灼。故事里，胖胖正在读高中，一心希望和哥哥（三姨的儿子）一样，能够出国留学，后来胖胖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决定放弃出国，他知道自己不能和哥哥在一起了，于是说了一句和年龄不相符的话：「我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前途。」你会感觉到，小男孩在这一刻突然长大了。

卞灼对我说，当他开始回溯高中时期的自己，最朴素的回忆就是失落，但不是对于父母的失落，而是对于哥哥离开昆明的失落，突然有一天他去了澳洲。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他，每个周末我只想跟他待在一起，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彼此分享，跟亲兄弟一样，但是他突然出国之后，我就变成一个人在这边，我就没朋友了，这跟我高中变得内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走了，这是我心里的心结。所以影片里面专门有一段，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老宅打地铺，其实他出国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了。」卞灼说。

等他哥哥再次回来，卞灼觉得他变得非常陌生，「我还活在我们小的时候两个人亲密无间的语境下面，我想去亲近他，我想用幼稚的把戏跟他一起玩，但他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青少年，跟我变成了两个世界的人，这是让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长大后，卞灼在国内读书，去美国学电影，混迹于各地的剧组，哥哥则在墨尔本大学学政治和经济，回国后继承家族产业，做起了真正的富二代。兄弟俩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成为了两种人。

有一次过年，晚上大家一起放烟花，卞灼回忆，「他突然让我去楼上叫他爸（下来），语气让我很不舒服，感觉我是他员工，那种老板范儿一下子出来了，让我很不爽，我就没理他。经常会有这种事发生。」他特别烦哥哥装腔作势的样子，很想要逃离，「我都很怕去见他爸，见到他爸我就莫名地烦，感觉到压迫，现在感觉他跟他爸越来越像了，所以我有点不喜欢。」

后来，我给卞灼的哥哥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视频里他带着一副眼镜，头发留得很短，举止沉稳，看不出情绪，我就用电影里的名字叫他「宇硕」吧。

宇硕对我说：「我们的确在外公家一起打地铺，无忧无虑。卞灼比较胖，我是特别不爱吃饭，我们就差一岁多，基本永远都在一起，关系很好。暑假两个月，我们都住在外公家，我们一起打游戏，一起上课，一起打篮球，一起看《小鱼儿与花无缺》，在成长的经历当中，很多事情是共同发生的。以前有个很火的单机游戏叫《仙剑奇侠传》，我打，他看着，两个人经历的事情可太多了。」

就像世纪初大部分中国精英家庭的选择，那年宇硕16岁，一个人前往墨尔本，住在寄宿家庭。第三天，他就开始帮房东干活，锯木头、装玻璃、做墙板，吃的是房东剩下的食物，还得洗碗。他吃不饱，经常会被饿醒，到现在他还记得那种饥饿的感觉。那是2003年，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但居民消费水平和西方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宇硕每次去银行只取20澳币，要计划花很久。宇硕说，他在国外完全不是别人想象的养尊处优，相反，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没有人帮你，什么都靠自己，你不得不思考很多东西，对「什么是重要的」的价值观会产生变化。

「经济、生活、学业让16岁的我第一次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要出国读书，要帮忙家里，要应对这个社会，开始对现实社会有认知，但哥哥和弟弟的认知节奏是不一样的。」长大之后，兄弟俩不再有特别深刻的内心交流，但宇硕依然觉得，「我们都发自内心深处地在意对方，这种在意是无条件的，你会为了他的事担心得睡不着。」

宇硕也去上海电影节参加了首映，电影里的外公说：「小宇这孩子过早地成熟了，没有同龄人的天真烂漫，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帮他。」宇硕对这句话印象深刻，问卞灼，外公的日记里真的有这句话吗？卞灼说，是的。

《翠湖》已于2026年1月24日在全国公映，截至目前，你仍然可以在影院看到这部电影。影片上映后，卞灼和团队开始连轴跑路演，跑了80多场，对没有宣发经费的小成本电影来说，跑路演已经是固定的路数。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很无奈，没有流量没有规模的片子，即便口碑好，观众接受度高，影院未必会排片，因为经理不知道观众会不会买票，于是小成本电影就陷入了没有排片没有观众没有票房的怪圈。

《翠湖》目前的票房是239万人民币，几乎是用脚跑出来的票房，「现在我跑的每一场路演基本都是满场，观众非常多，他们都特别想看，2刷、3刷、4刷的朋友不断出现，所以我觉得一定得跑，当地的影院才知道你，跑完之后影院经理一看你这个片子上座率那么好，就给我排几场。」

即便如此，《翠湖》的排片率仍徘徊在0.1%的极低水平，单日排片场次不足千场，不少二三线城市、县级市影院零排片，电影市场发行的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卞灼的预期。1月30日，卞灼写了一封公开信求排片，言辞恳切：「《翠湖》在豆瓣上已经超1.3万人标记『想看』，一直位于豆瓣电影场次前三，仅在我的小红书个人号与影片官方账号，就接到了1742条求排片的私信与评论……我们不敢期待泼天的富贵，只愿这部电影能如涓涓细流，慢慢流进更多观众的心里……」

在《翠湖》上映之前，张洁给我算了一笔账：「上海和昆明是我们的两个票仓，上海前期基础已经有了，昆明更不用说了，无论是官员、学者、作家、市民，凡是看过的都在夸，经过前几轮新闻轰炸，在昆明基本上家喻户晓，无数的人等着看电影，如果昆明有100万人来看这个电影，咱们的票房那就很乐观了。还有一种，乐观到了极点，这部片子不仅在昆明、上海，在其他城市，也像这两个城市一样，带动了年轻人，也许票房能过亿。」卞灼也曾乐观地预估，《翠湖》的票房是一个亿。

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翠湖》有一半的票房来自昆明。走在昆明的街头，几乎每个影院的门口都贴着《翠湖》的海报，排片也相对充裕。采访期间，我在昆明闲逛的时候，常常能看见电影中的场景，小吃，甚至人物，比如一个常年在翠湖边拉小提琴的男人，卞灼就把他拍进了电影。

《翠湖》在昆明的宣发有一种亲切的邻家感。他们邀请昆明的文化人士来看电影，在昆明的书店，卞灼和熊景明、袁长庚做了一次对谈，昆明的本土乐队麻园诗人把歌曲《昆明》授权为电影推广曲。年底，成都说唱厂牌Bigtown的歌手们和卞灼在市区做了一场跨年演唱会，卞灼上台唱了一段Rap，「那天晚上人特别多，有一种万人演唱会的感觉。」

昆明也是最早开启点映的城市，1月16日，卞灼在昆明最大的南坪广场摆了一条红毯，云南的网红、博主还有政府领导都走了红毯，围观的市民想走也可以走，走完大家一起去旁边的百老汇看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场市民娱乐活动。

卞灼说，对昆明人来说，翠湖不是观光景点，而是他们的日常。昆明人在翠湖边吃饭、喝咖啡、谈恋爱。这也是为什么他把电影取名为《翠湖》。「这是昆明的中心花园，许多昆明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在翠湖留下了重要的回忆。因此，这也是一部我献给家乡的影片。」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意义上，翠湖都是昆明的一个坐标原点。

在云南取景的电影很多，但真正讲述云南的电影却很少，《翠湖》是第二部在云南省立项（第一部是《光荣的愤怒》），并在A类电影节拿奖的电影。在接受Gogler采访时，卞灼说：「我的家乡，中国云南昆明，通常，当人们谈论这个地方时，会涉及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许多描绘也倾向于异域风情。但我觉得昆明远不止于此。当我开始拍摄时，我也想向别人展示，云南不仅仅有美丽的风景和少数民族，它也有城市生活。但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它是一个节奏非常缓慢的地方，只有回到昆明，我才真正放松下来。这个地方给我一种感觉，时间似乎真的静止了，即使今天什么都不做，明天也不会死。但在其他大城市里，我总是陷入焦虑之中。」

那几天，我住在翠湖旁边，它被称为「昆明之眼」，是名副其实的中心，整个昆明围绕着翠湖往外延伸。由于翠湖是人工湖，常年水位保持在1.2米，当地人戏说，没有人会在翠湖自杀。冬天，成群的红嘴鸥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很多人在湖边喂鸟。

除了游客，大部分是昆明本地人在湖边散步、看鸟、聊天、照相、锻炼身体，有很多老年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景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昆明也不例外，一辈子生活在昆明、书写昆明的诗人于坚曾说：「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但翠湖一直都没有改变。我想起《翠湖》里的一个画面，也是冬天的早晨，树文在翠湖边走路，手里拿着烤饵块，风吹过他，仿佛从历史中穿越而来。

电影中，摄影机的机位是一个灵魂视角，那是死去的外婆在注视着他们。树文得了癌症，但卞灼没有明确地告诉观众他的结局。电影的最后一幕，是一家人上坟，一起野餐的场景。那场戏是爬到山上拍的，李振平执意要跟着卞灼一块上山。他其实不知道卞灼在拍什么，就在摄影机后面看着，然后他突然过来，对卞灼说，「我刚在后面看着都想哭了，我已经死掉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