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2 23:44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ista看天下 ，作者：李涛
以爱之名的强迫型消费、付出，正走向失控。(图源：视觉中国）
你逛街时有没有发现，自己经常无意间误入“饭圈”？
最近，古偶剧《逐玉》热度与争议双高，为了新剧宣传，粉丝们自掏腰包策划“痛楼”、大屏幕应援。张凌赫全球粉丝后援会在武汉、成都、无锡、重庆等10座城市，布置了谢征的“痛楼”，并在重庆的新光里商场投放大屏幕。
人气商圈的大屏幕价格不菲，以北京商业中心三里屯太古里为例，其裸眼3D大屏幕，15秒一次的广告费价值98万元/周，这个大屏幕承接过演员迪丽热巴、檀健次，徐明浩、《恋与深空》游戏男主秦彻、夏以昼等人的应援活动。这些高昂的宣传费用一般来自于粉丝后援会的应援商店。
“不花钱就不是真粉丝”“你舍得让对家嘲笑吗”“只是一杯奶茶钱”“不要拿学生没钱当借口”……在“饭圈”，此类“劝氪”话术很常见。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很多未成年人和尚未经济独立的大学生，容易误入消费陷阱。
14岁的小童经常偷用母亲和好友的账号追星。他在一家应援商店一个月内花了6万元，算上在其他应援商店的消费，他共“氪金”15万元。在央视新闻的报道下，此案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巨额消费追星的关注。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卖家返还小童43600元，二审维持原判。
2025年12月26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署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诱导盲目追星、参与非理性极端‘饭圈’”纳入监管范畴。该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施行。
从冲杂志、专辑销量，到在城市地标打广告，布置“痛城”，再到动用无人机甚至商业卫星，“为爱发电”的应援活动不仅需要很多爱，更需要很多钱。当热爱可以被明码标价，忠诚可以量化为数据金额时，“不花钱就不配当粉丝”的畸形潜规则，正给部分年轻人“洗脑”。
变味的“饭圈”规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何很多圈中人明知这套逻辑不合理，还深陷其中？
01
单日集资可达200万元，
大粉能“赚够一套海景房的钱”
你可能在商场偶遇过出售明星周边产品的应援快闪店。
粉丝们排队2小时才能挤进去购物。为了防止“黄牛”倒卖，有的店铺店会要求第一批进场的粉丝出示明星超话等级和“氪金”记录，身份合格者，才有资格入场。
除了快闪店，大部分应援商店是开在微店、小芒电商、拼团呀等线上购物平台。这些应援商店的收入会被用于为偶像宣传。
“饭圈”集资的名目五花八门，几乎涵盖偶像事业的每一环。常见的集资理由有，买应援礼物、支持专辑和杂志、投放大屏幕海报墙、开团购买周边产品等。
最夸张的案例源自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据央视新闻报道，决赛阶段，粉丝集资总额高达1.5亿元。然而，在以爱之名的集资中，有人把它变成了一门生意，还有人把它变成“公款私用”“卷钱跑路”的诈骗陷阱。
19岁的安妮在上初中时，喜欢上某知名青少年偶像团体中的一位成员。为了及时关注爱豆的动态，她充值了其签约公司的高级粉丝会员（下文简称“高会”）。成员可购买官方周边产品，年费为199元至299元。
明星周边产品一般分为官方与粉丝自制，非官方产品在二手市场的价值低，加上开团人身份不明，支付采用群收款或拼团的形式，存在卷钱跑路的风险，因此，大部分粉丝更倾向购买官方、后援会、大粉（有号召力的粉头）、站姐（明星信息站的负责人）出品的周边产品。
然而，大粉出现“爆雷”的几率并不小。在饭圈流行一句话，“小粉打投忙，大粉海景房”。
安妮曾购买了某大粉出品的周边产品被骗，一般大粉会宣称有渠道获得更便宜的官方周边产品，或者为明星集资打投，但最后卷钱跑路，此类事件在“饭圈”屡屡发生。
2022年，某韩国明星团体粉丝通过立大粉人设，诱导粉丝提前付款，一年诈骗超过3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大多数粉丝是未成年人，金额小、人数多，人均被骗几百元，金额共计就有上百万元。而集体诉讼需要未成年人监护人签字，但大部分未成年人不敢让家长知道他们购买明星的周边产品，往往害怕报警和起诉。”安妮说。
四川路标律师事务所星澈娱乐法团队袁炜堯律师指出，目前此类案件的核心监管盲区在于，首先粉头多用网名小号，无实名登记；其次跨平台难以查找完整数据，集资在微信群、消费在微店、打榜在娱乐平台，各平台数据不通；经纪公司多暗中默许，没书面证据，没法定责；最后此类消费常常是小额多笔，一次花几十几百元，看似不多，但积少成多，监管系统难以识别。
针对类似问题，有关部门已采取措施。2021年6月至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开展“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严禁诱导粉丝消费、严控未成年人参与、不得设置诱导打榜、付费功能等。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02
“金钱即爱意、
排名即正义”
清朗行动后，很多饭制周边产品省略了打投环节，这给散粉提供了盈利空间。安妮开始购买专业画师的画稿，通过自选拼团、粉丝宣传送赠品等形式推广。依靠薄利多销，她一个月卖了几万份，超过5000人购买，她给自己赚够了整个高中的生活费。
“追星对于我而言，盈利的目的大于为爱发电。”安妮说。
对粉丝而言，应援周边产品不仅是商品，还是与明星所属公司“抗衡”的资本。
2024年，周伊伊从海外硕士毕业后回国，在重庆工作。艺人培训公司时代峰峻在重庆设有训练运营练习生的基地，它曾培养出TFBOYS等知名少年男团。周伊伊借着地理便利，开始追时代峰峻尚未出道的第四代练习生。
在TF家族三代男团出道前，时代峰峻曾发布声明，表示出道成员的主要衡量标准为官网高会数据，一年后番位确认规则参考高会粉丝订阅数、高会日常粉丝互动平均值、高会周边产品销售等数据。通知发布后，该男团成员的数据组发布联合声明，“拒绝平番，拒绝轮C，拒绝一年后定番位”，并号召“停氪”（抵制充值高会和购买官方周边产品）。
据周伊伊观察，“虽然公司声称四代团不设立番位，但据大部分粉丝的长期观察，组合的资源分配、物料曝光和高会的粉丝量与消费数据挂钩。”于是，周伊伊开始频繁购买应援周边产品。她觉得，买得越多就意味着她喜欢的练习生获得的曝光资源越多，距离出道位越近。
粉丝后援会则通过出售应援周边产品盈利，周伊伊举例，一般20厘米的棉花娃娃的市场价格为30元至40元，但是数据组的标价为70多元，“多出的钱大部分人知情，并愿意为此买单”。周伊伊表示，盈余一般用于线上高会和线下大屏、花墙等花费，在特殊节点，单日集资可达200万元。
复旦大学研究新闻学院副教授崔迪，主要研究数字文化与娱乐社会学，他指出粉丝文化在媒介形态的变迁中逐步转型，早期以“只读消费”为核心，即阅读小说、购买唱片、观看演出，到后来参与同人创作，粉丝围绕文本展开情感投入。
崔迪认为，如今平台化转型让粉丝文化不再只围绕文本展开，在平台的商业逻辑主导下，情感从文本延伸到打榜、控评、集资等操作性行为，数据成为新的情感附着对象。
换句话说，“我在做数据”和“我花了钱”，正在成为衡量粉丝忠诚度的新标准，而对于只看内容，不花钱的粉丝，他们的行为被部分人称为“白嫖”，被视为不够爱。
03
“越深入‘饭圈’，
反而与偶像越来越远”
每一场盛大的应援活动，除了粉丝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外，背后还有着高度有序的分工协作，一个成熟的粉丝后援会堪比一家公司的组织架构。
后援会通常由核心粉丝自发成立，内部分工明确，包括会长、数据组、美工组、宣传组、反黑组、财务组等结构，运营后援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粉丝自愿集资，或者向粉丝售卖应援周边产品盈利。大部分情况下，后援会成员不拿工资，但能享受一些粉丝福利，包括获取演唱会前排门票、明星的航班号、去活动后台送礼物等资格。
蔡真有长达12年的追星史，她追过内娱演员、歌手，也追过日本艺人团体，从“数据女工”晋升成后援会成员。
蔡真在加入某知名歌手的后援会后，通过在组内做后勤志愿工作，获得了提前选购演唱会门票的名额，用原价购买到内场2至4排的稀缺位置，而一般该歌手的内场前排价格能被“黄牛”炒至上万元。
还是初中生的蔡真喜欢上某位当红演员。她花了200元的会费进入后援会。后援会为了方便管理，按照年龄将粉丝分到不同的QQ群，她所在的是未成年粉丝群。每天，后援会在群内派发非强制性任务，包括超话签到、微博转发、点赞、评论。尽管这些任务并非强制性，但身处群里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群里经济条件好的粉丝会晒出偶像代言商品和周边产品，当时我还在读书，无法用金钱支持，于是就用时间交换，花大量时间为他做数据。”蔡真说。
图源：网友自制“数据女工”表情包
蔡真利用中午回家吃饭的间隙，以及晚上完成作业后的时间做数据，一条微博她能转发几十遍，她逐渐成为拥有超过3000个粉丝的大粉。一方面，大粉身份让她感受到自我价值，她享受这种关注和认可，另一方面，她渐渐厌倦了在“饭圈”免费打工，每天她像一个专业的微博运营员，不拿任何工资，却做着工作量巨大的重复劳动。
“现在看这些行为，我觉得是盲目和上头，但在当时，因为父母工作忙，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我需要一个情感寄托，即使不是追星，也可能是早恋或者沉迷于其他爱好，追星只是我填补内心的一种方式。”蔡真说。
后来，蔡真接触到日本艺人，她发现日本“饭圈”会通过黑话、消费额度来划分粉丝群体，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蔡真花费上万元，购买了很多自己并不想要的周边产品，这些周边产品在她脱粉后被挂在二手平台出售。
蔡真等很多“饭圈”人士都认为，“不花钱就可耻”的逻辑，最早可追溯到日本杰尼斯事务所（下文简称“杰尼斯”）。
杰尼斯创立于1965年，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男性偶像经纪公司，它通过封闭的“会员俱乐部”制度，将偶像信息、演唱会抽票权与高额会费深度捆绑。之后，日本女子演唱团体AKB48的创始人秋元康又发明了“总选举”模式，将粉丝投票权与实体CD的销售绑定，粉丝对偶像的支持进一步量化为消费。
崔迪指出，粉丝文化的核心是情感经济模式，它始终与商业文化紧密相连。“近年来，粉丝越来越强调自己是事业粉，偶像的事业成功成为粉丝情感寄托的核心对象。在这种框架下，粉丝不再只是仰慕者，而更像是偶像的经纪人或战略伙伴。”
“对于拥有自主财务能力的成年粉丝来说，他们大部分人对偶像产业保持着高度清醒的态度，所谓‘非理性’的判断，往往是外部观察者的评价。”崔迪说。但他强调，娱乐活动对人产生的负面效应，受到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家庭支持系统较强的未成年人更具抵御能力，而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更易受到负面影响。
安妮曾出于虚荣心理，在高中时期花费几万元购买明星小卡。“被粉圈当成有钱人虚荣地捧着，哪怕我不需要了也可以卖出，对我而言，这相当于不需要钱就可以炫耀的虚荣方式。”
“‘饭圈’治理的核心，从来不是禁止追星，而是不让追星变成‘烧钱比赛’，保护未成年人不被‘饭圈’潜规则裹挟。”律师袁炜堯说。
“追星就像在做一场梦，梦醒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蔡真发现自己越深入‘饭圈’，反而与偶像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相关。“有圈子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就有抱团站队。”蔡真最后选择渐渐淡出粉圈。
（应受访者要求，安妮、周伊伊、蔡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