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的早期发展（1895—194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中国杂志 ，编辑：刘诗怡，作者：UCRC，原文标题：《威尼斯双年展的早期发展（1895—1940）｜海外观察员 61》

威尼斯双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自1895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跨学科文化盛会之一。虽然最初以视觉艺术为核心，但伴随20世纪末文化展览机制的不断演化，建筑逐渐被纳入其制度结构，并最终确立为独立的展览单元。自1980年首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Mostra Internazionale di Architettura）起，建筑展不仅映射出当代建筑思想的演进，也成为观察全球城市转型与社会议题的窗口。

作为世界闻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具有独特的空间特征，并拥有大量历史性遗产场所，都为建筑展提供了独特的、具象化的、沉浸式的叙事场景。从最初的双年展花园（Giardini），到军械库（Arsenale）的空间拓展，再到卡纳雷吉欧区（Cannaregio）、朱代卡岛（Giudecca）等城市区域的策展延伸，威尼斯不仅是展览的承载地，更在实践中逐步演化为“展览的对象”，并成为“文化机制的一部分”。

如今我们普遍认可，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与威尼斯城之间存在一种“双重角色”的制度关系：一方面，威双展览作为全球建筑话语场的策展平台持续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本身也在承接文化负载、旅游流量与空间再组织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塑和再叙述。

2025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城市中国》委托观察员孟锦澜前往展览现场观察、报道。为重新探究双年展在当今语境下对城市的意义，遂成系列历史回顾文章，带领读者回顾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从萌芽期到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路径（1895—2025），重点分析其在制度演变、策展机制与空间布局方面的多重转型。同时关注威尼斯城市自身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探讨展览如何在文化生产与城市治理之间形成张力，并提出其对未来展览机制与城市可持续性的启示。

本系列文章：

本文作者

孟锦澜

罗⻢第⼀⼤学城市更新专业硕士研究生

《城市中国》特约观察员（第8期）

1870年，随着首都罗马的确立，意大利完成了艰难的统一之路。接着，随着文化重塑和民族复兴的诉求，1895年，在威尼斯市政府与文化界人士推动下，首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展览”（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Arte di Venezia）在拿破仑花园（Giardini Napoleonici，本文通称为：双年展花园Giardini或双年展花园）正式开幕。这一事件，标志着威尼斯双年展的诞生。

1.从机构组织的变革看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运作属性

我们可以从《威尼斯双年展百年史》（The History of the Venice Biennale 1895–2005，由意大利艺术史学者恩佐·迪·马尔蒂诺Enzo Di Martino编纂）的记录中理解其运作背景，威尼斯双年展自1985年创立之初，就深深根植于威尼斯政治结构之中，其组织结构与地方和国家政权的变迁密不可分。

1895年，创始初期的威尼斯双年展（后称“威双”），由威尼斯市政府主导，市长担任主席，机构秘书长也由市政府直接任命；1920年起，威双改由国家政府任命，显示其在文化层面受到更多重视；1930年，威双成立自治董事会，但是由于法西斯的干预，实则并不独立，董事成员直接由当时的政府指派。特别强调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是由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在1980年才正式独立出现，而早在50年甚至80年前，建筑与展馆就已经在象征层面承担起了国家形象的传播角色。

威双中央馆（Palazzo Centrale）不同时期的形象变化。

从上至下：

1895年，被称为展览宫（Palazzo Pro Arte），具有鲜明的新艺术风格；

1914和1930年，由建筑师Guido Cirilli对展览宫进行现代风格立面改造©Edison Collection/Center for Corporate Culture,Milan；

1932年，经建筑师Duilio Torres改造，改为意大利馆（Padiglione Italia），成为法西斯宣传平台©Torres Duilio,1932.XVIII Biennale di Venezia–Nuova facciata del padiglione centrale dell’Italia.Fonte:Le Tre Venezie,anno VIII°,n.5,p.247；

1962和1968年，由建筑师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对意大利馆进行立面改造©Luciano Svegliado-CISA A.Palladio；

2009年，在意大利馆搬去军械库后，此处恢复了威双中央馆的用途和名称©Haupt&Binder.

二战后的1973年，威尼斯双年展机构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民主董事会”，包括地方政府、商会、文化工会等多个代表团体成员4；到了1998年，威尼斯双年展机构正式法人化，并更名为“威尼斯双年展文化公司”（La Biennale di Venezia），其主席由文化部提名。

这一系列威尼斯双年展机构对变革，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威双发展历史中，建筑双年展的创设，不仅是文艺界创新的结果，也延续着“文化”“国家”“城市”的三重交叉的属性。

2.国家馆制度为建筑表达提供了早期实验场

1895年4月30日，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与王后玛格丽特出席了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即“威尼斯国际艺术展览”），以主岛东端的双年展花园Giardini作为展览场地，共展出了516件艺术作品，其中188件来自意大利，其余作品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十分成功。首届盛会便吸引了约22.4万参观者，迅速成为了威尼斯重要的旅游和商业来源。

为了进一步以国际艺术盛会的形式振兴威尼斯的文化声誉与经济活力，威双需要大力推进国际参与的程度。1907年起，威尼斯允许各国自行修建国家馆（Padiglioni Nazionali），比利时馆作为第一个国家馆的建成，开启了国家身份通过建筑空间表达的先例。随后，德国（1909）、英国（1909）、法国（1912）等国相继在双年展花园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馆舍。

由此，“国家馆制度”逐渐确立，国家形象开始通过建筑形象的方式进行传播。当威双通过他国的申请后，该国可以立即选择建筑师设计和建造，并自行承担费用，其所有权归属于外国所有，包括所有的维修与改建。正如法国建筑史学者莉亚－凯瑟琳·萨卡（Léa-Catherine Szacka）所言，国家馆作为建筑本身，即构成了一种“建筑公共领域”（Architectural Public Sphere），成为国家身份与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

尽管在早期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建筑”并未作为独立主题呈现，但国家馆本身已经构成了建筑介入威尼斯城市空间的媒介，同时也不断地为建筑师提供了实践不同风格与理念的机会。原本作为临时展览结构搭建的国家馆，逐步过渡为运营时间更长、功能和质量更高，具备长期使用条件的永久性建筑。到了1942年，威双的展馆总数达到了19个。

国家馆向永久性过渡的同时，其中的展览内容也由临时性陈列转向以建筑语言参与的空间表达，进一步催生了建筑空间与展览叙事之间关系的探索，推动了展览内容的多样化。

国家馆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不仅奠定了后续设立建筑展需要的物理与制度基础，也为建筑作为文化表达媒介提供了早期实验场。

3.早期威双展览空间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影响

随着威双展览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家馆的不断增建、观众数量的不断上升，为了适应这一日益国际化盛会带来的功能性需求，威尼斯城市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步优化与提升。

主展场双年展花园Giardini的入口前区域，进行了一系列以接待为目的的改造，除了拆除不必要的宗教附属建筑以拓宽绿地，重新进行道路铺装，加设夜间照明设施；还在公共空间增加纪念性设施，比如朱塞佩·加里波第雕像和文艺复兴纪念碑。双年展花园本身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饱和，功能越来越完善，成为了能够承载国际性节庆活动的场地。

双年展花园的边界变化©️Maria-Cristina Florian."The Unfolding Pavilion Investigates the Public Openness of the Giardini della Biennale in Venice" 30 Jun 2023

从圣马可广场到展场的水上通道——圣马可水道（Bacino di San Marco）被明确规划为主要通行轴线，增设了渡船码头和栈桥，优化人流动线的同时，也加强了展览与城市空间的日常联系。这一优化为后续威尼斯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基础条件。

这些围绕展览所做的配套发展，不仅满足了展览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也助力威尼斯形成“文化之都”的国际形象。在威双发展的早期，展览机制对城市的持续渗透不仅带动了空间更新，更促使威尼斯的城市治理者在未来长久的时间里，不断重新思考建筑遗产的使用逻辑与社会价值。

小结

在1895—1940年代，威尼斯双年展虽以艺术为中心，单独的建筑展还未出现，但通过国家馆建筑和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逐步探索了建筑与展览的关系，为后续独立建筑展的出现提供了支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