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赚1万亿，韩国存储杀疯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和岛 ，作者：微澜

韩国存储芯片，杀疯了！

财报显示，2025年，SK海力士全年营收达97.15万亿韩元，仅第四季度，SK海力士的营收为32.8267万亿韩元，同比增长66%；营业利润为19.1696万亿韩元，同比暴涨137%；营业利润率达58%，三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

三星2025年的营收为333.6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1%；营业利润为43.6万亿韩元，同比增长33%；净利润为45.2万亿韩元，同比增长31%。其中，表现最为惊人的是负责半导体业务的DS部门，三星DS部门全年营收约130.1万亿韩元（PS:与SK海力士营收加起来227.2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4万亿），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6.2%，获利同比暴涨465.5%，达到16.4万亿韩元。

并且，这种狂飙趋势还在延续。

在今年3月初，根据韩国科学和技术信息通信部发布数据：韩国芯片出口额已连续三个月突破200亿美元，2月更是同比暴涨160.8%，创下单月25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此外，半导体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去年同期的16.3%直接跃升到34.7%，成为韩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和引擎。

韩国芯片做对了什么？

回顾韩国存储芯片产业上位史，这是一个显得颇为励志的故事，在巨头环伺中另起炉灶，从零技术基础起步，到技术领先全球，再到用“内卷”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

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崛起之路，也正是韩国的崛起之路。

韩国存储芯片崛起第一步：

“贴牌”三星的豪赌

某种程度上，韩国半导体产业的起点，写满了“屈辱”：

韩国半导体的崛起，依赖于三星的发展。而三星的发展，则又离不开日本的影子。

时间回到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的三星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水果到中国，到了60年代，开始涉足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

直到1969年，三星成立电子公司。

彼时，60、70年代，半导体技术革命正引领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三星创办人李秉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但他起初的想法也仅仅是给日本三洋打工。

三星电子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日本三洋合资，为日企贴牌生产黑白电视。

1969年，日本的GDP达到1722亿美元，但韩国的GDP只有76.76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5%，换句话说日本经济总量是韩国20倍。

不仅仅GDP，在半导体领域，大多数的技术也都在美国和日本手中，在这个需要资本、技术都具备的领域，李秉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但是，三星和日本的合作并不愉快，日本人对技术严防死守：禁止三星员工参与技术讨论，拒绝透露工厂内部架构、尺寸，甚至连电话机房都不让靠近。

而这也让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痛心疾首：“我们拼命生产，可贴的都是日本商标。我们何时才能从日本企业的阴影中摆脱？”

这种“伤自尊”的忍耐，让三星走上了最原始的技术积累之路——拆解。三星买来大量高档电视，从拆机器开始反向研发。

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而在半导体领域真正的野心，从1974年开始埋下。

尽管当时三星大多数人都反对三星投资半导体，包括政府也不看好。但是李秉喆的小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却在长期考察、分析之后，盯上了半导体。

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

在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声中，李健熙对父亲说：“爸，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

1974年，李健熙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剑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内存技术。

为了获得成功，李健熙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资，但事情的难度比他想像的还要高，年复一年，他所得到的都是不断的亏损。

或许是被儿子不破楼兰誓不还的决心打动，几近弹尽粮绝时，李秉喆终于出手支援了，他派出得力干将辅佐李健熙继续苦战。

而在两次石油危机出现后，李秉喆对李健熙的判断更加信念坚定：身处资源匮乏的小国，发展半导体更能让三星赢得未来：

“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内存宣战。

然而，父子两人依然低估了对手的强大和这场战役的惨烈和漫长。

在80年代，日本的电子产业无疑是称霸世界的存在。

在上游的材料与设备领域，有东京应化和JSR的光刻胶，还有尼康光刻机的一枝独秀；在中游，日本的DRAM坐拥全球一半的市场份额，全部自己研发、自己制造、自己封测，做到了真正的“全产业链自主”。

在当时，日本打的美国DRAM企业倒闭了8成。以至于在1986年，DRAM的祖师爷英特尔优化了三分之一的员工，管理层开会很认真地讨论：英特尔如何体面地破产？

而作为毫无市场地位的后来者，几乎所有人都难以想象韩国该如何战胜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三星在起步期的惨烈也同样远超众人的想象：1980年，日本先于美国量产64K DRAM的消息大大刺激了韩国人，李秉喆力排众议，从美光手中买来了64K DRAM的专利技术。直到1983年，三星才将专利消化完，成功量产，起步即落后。

在1984年，三星好不容易推出64K DRAM时，就遭遇行业第一次衰退。

内存价格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30美分，三星成本是1.3美元，相当于每生产一片就亏1美元。

到1986年底，如日中天的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份额已经接近一半，而三星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第二年，李秉喆去世，至死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韩国靠什么打败了日本？

李秉喆的离世，对三星电子而言，无疑少了一大支持，韩国半导体产业想要翻身似乎遥遥无期。

但历史总是充满反转和惊喜，也就在1987年，李健熙接位的第一年，三星半导体等来了机遇。

这一年，日本东芝私下出售设备给苏联的秘密被美国发现，被日本半导体压着打的美国，立刻借着机会挥舞起了制裁大棒，不仅对日本存储芯片征收100%关税，还启动了“301”调查，最终美日双方达成了出口限制协议。

在这一天时之下，三星再次奋起直追，咬紧牙关的李健熙用尽全力往前冲。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一方面，三星在全球半导体业界疯狂抢人抢技术，到日本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前往韩国传授技术……总之是，能“买”的就“买”，能“偷”的就“偷”，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李健熙还为此大打感情牌，呼吁海外韩国工程师回国参战，当时在IBM工作了7年的技术骨干陈大济（Chae Dae Je）听到后马上沸腾了，谢绝了IBM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

后来，他成了三星电子的CEO。

另一方面，韩国通过“内卷”，用时间来换取空间。韩国提出，要用日本所花时间的一半达到日本同样的水平，为此，在工作时长上，韩国一度达到每年工作时长3000小时，巅峰时期地韩国，更是达到了全民996的地步，也正是这种全民式的追赶，韩国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

与此同时，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三星还甘冒风险，采取跳跃式发展战略。一开始就跃过了4K、16K，直接从市场需求大而又有相当水平的64K起步，继而又攻下了256K和1兆位DRAM从而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在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还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只相差2年；1M时，仅落后1年。

此外，只有企业自己的投资是远远不够，哪怕这个企业在其他领域盈利足够支撑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需求，作为企业，盈利是唯一的追求，韩国政府认清这一点，既立足于产业长远竞争，积极引导企业自己投资研发，又利用政府财政支持，直接投资：

为了追赶先进国家，从1975年起到1984年前，韩国平均每年对半导体工业投资1亿多美元。而1985年投资超过11亿美元。此后，每年约有4-5亿左右美元投资。这样，到1984年，韩国半导体生产已成为13亿美元的大产业，与汽车工业一起被政府当局定为新型输出战略产业。

1986年，韩国成了居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256K DRAM的国家。为了改变韩国电子工业过分依赖元器件进口，特别是关键性元器件以来进口的状况，政府当局于1986年提出了“加强元器件自产能力”，并计划于“六五”(1987-1991)期间由政府投资40亿美元从国外引进元器件生产技术。

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期，“雅达利大崩溃”引发游戏机市场崩盘，内存价格断崖式下跌，但三星硬是顶着300%的负债率，在政府支持下搞起了“反周期投资”，而这也就有了上文提到的三星在三年内亏光3个亿，好在有政府撑腰，三星扛过了DRAM的价格低谷。

事实上，DRAM是个周期性很强的品类，由于技术稳定迭代，DRAM每隔几年就会来一次新产线替代旧产线，这个过程中的供需错配，就会形成价格周期。

并且，由于DRAM标准化程度极高，核心的竞争力就是通过扩大产能摊薄成本。这种周期性也塑造了这个行业独特的竞争特点——在DRAM价格下跌、产能过剩的时期大举扩产，顶住亏损挤压竞争对手的份额。

日本的败退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一点——韩国半导体越是亏钱越是大力投入；同一时期的日本则由于经济衰退，日企被迫削减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此消彼长之下，韩国开始追赶上来甚至在技术上领先日本了。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三星更是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DRAM制造商，两年之后，三星又率先开发出256M DRAM，将日企甩在了身后。

并且，三星的崛起，不仅仅只是一家企业的崛起，其还带动了整个韩国形成一个内存产业集群。在三星的带头示范下，现代（2001年后改称SK海力士）也跻身世界三强，与三星一起，跟日本打起了争夺内存霸主的激战。

和三星一样，早期的SK海力士不仅技术落后，还面临美日且的围追堵截，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

当时SK海力士在遭遇连续亏损，资金链濒临断裂，股东们纷纷要求砍掉研发、出售业务，但当时的业务负责人崔泰源力排众议：

“越是寒冬，越要囤粮，现在放弃，未来就彻底没有机会了”。

作为SK海力士的高管，崔泰源甚至抵押了自己的个人资产，为公司注入资金，同时精简非核心业务，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存储芯片研发上。

三星、SK海力士的“自杀式”扩张，让自己苦不堪言的同时，也击垮了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

在韩国厂商的挤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

但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尔必达等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被迫收缩，韩国却利用这个窗口期，咬牙吞并了对方割掉的资产，收编了失业的工程师。

大势已去，日本再也挽不回昔日的地位，10多年后，随着一轮又一轮存储芯片周期的更迭，每一轮，三星与SK海力士都如法炮制，逆周期加码研发，扩大产能，最终以“自杀式”的投资，彻底将日本人赶出了这个行业。

韩国的全面胜利

时间来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这一年DRAM的价格再度迎来了寒冬，从2.25美元狂跌至0.31美元。

但就在众厂商哀鸿遍野之时，三星再次做出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的决定：将上一年的全部利润用于扩大产能，加剧行业亏损。

这是一场“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的清洗战，也是韩国誓要彻底坐稳存储行业霸主地位的一战。

在金融危机期间，德国DRAM厂商奇梦达被打到收摊，2009年初破产，台塑出资109亿新台币，让美光接盘了奇梦达持有的华亚科技股权，给后者续了命。

日本“国家队”尔必达苦苦支撑，社长坂本幸雄四处求援，但最终积累了天量亏损和负债尔必达节节败退，最终2012年宣布破产，被美光以20亿美元的白菜价收入囊中。

破产发布会上的坂本幸雄

而在尔必达破产的2012年，也正是日本的电子产业全线崩溃的年份。在金融危机的余波中，日本各大半导体企业齐刷刷的亏损，电子产业的整体产值不到2000年的一半。

在尔必达的破产发布会上，坂本幸雄心有不甘的留下了一句“尔必达技术水平很高”。日本学界反思自身时，一个常见的观点是“日本没有输在技术上”。

这个观点一定程度上没错，2005年，日本学者汤之上隆做客尔必达，发现当时主流的512M DRAM颗粒，尔必达可以把良率做到惊人的98%，而三星只有83%，这也成为了各路分析师看好尔必达的重要原因。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芯片制造环节，把良率从60%提高到80%相对比较容易，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到90%以上，成本很可能会增加好几倍。比如为了达到98%的良率，尔必达的制造设备吞吐量（晶圆的处理效率）只有三星的1/2，那么如果要生产同样数量的芯片，尔必达的设备成本就比三星多了一倍。

最终，技术水平更高的尔必达利润率只有3%，而三星电子则高达30%。

正如汤之上隆曾总结：真正重要的是降低每个DRAM的成本，增加利润。即使利用世界顶尖的精密加工技术实现了100%的成品率，只要单个DRAM的成本增加，这种努力也毫无意义。

在尔必达破产之前，社长坂本幸雄四处求援，最积极的回应来自中国台湾。

当时，人称“台湾内存教父”的高启全计划整合宝岛六家内存厂商，共同出资换取尔必达核心技术，打造“内存版台积电”。但这个宏伟计划因时任美光CEO史蒂夫·阿普尔顿的戏剧性身亡、失去最重要接盘侠而折戟。

并且台湾地区也同样元气大伤。金融危机期间，德国DRAM厂商奇梦达被按死，台塑出资109亿新台币让美光接盘华亚科技股权。但台湾对内存投资畏畏缩缩——当局计划筹款300亿台币支援内存企业，遭舆论一致反对；南亚科技持续亏损，台塑不愿继续掏钱。2015年，高启全希望华亚科技增资转进20纳米制程，最终因股价大跌作罢。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关闭或改建的100座晶圆厂里，36座来自日本：2001年东芝关闭四日市工厂1号生产线；2011年飞思卡尔关闭日本仙台工厂；2012年安森美半导体关闭会津晶圆厂；2014年松下半导体关闭光电器件75mm晶圆厂；2018年瑞萨关闭高知市工厂……

而韩国的三星和SK海力士最终拿下全球超70%的DRAM市场、超45%的NAND闪存市场。

这场“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的内卷血战，以韩国的全面胜利告终。

韩国存储芯片启示

从白手起家到独占鳌头，韩国存储芯片崛起的故事不可谓不励志，而这其中又有诸多启示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韩国历任企业领导层的坚定信心和多年投资，为产业发展持续“输血”。

韩国汉阳大学融合电子工程专业教授宋容浩曾总结道，韩国半导体产业收获的是“20多年前播种后结出的果实”。

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以战略性眼光决定发展半导体芯片产业开始，再到后任会长李健熙的坚持，在家族式大财团模式下，无论全球市场如何波动，企业政策一直保持了连续性。

比如1986年DRAM市场价格下滑，美日企业相继减少投资，三星半导体却不顾已亏损3亿美元而进行反周期投资，继续扩大产能，次年市场回暖后即开始盈利，而竞争对手却错过了机遇。

三星成功的核心是对研发投入的果断和持续性，即便业绩亏损也能顶住压力坚持。

其次，对人才高度重视，厚植了产业发展的“土壤”。

三星在美国建立研发中心，并配置相同生产设备，高薪雇用当地人才培训本土工程师，经培训的工程师再回本部工作。现在，三星已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派遣优秀人才出国，也引入海外人才。

2005年，三星电子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合作创办半导体工学系，每年为韩国半导体企业培养芯片人才。2017年，三星电子携手8家合作企业，设立半导体设施技术学院（SFTA），培养半导体行业人才。

第三，韩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通过带头抄日本的举国体制作业，整合大学、实验室共同进行技术开发，韩国政府优化了半导体产业持续发展的环境。

正如上文所提，上世纪80年代后，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集成电路制造，将芯片列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从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并提供强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政府的吸引下，曾在欧美国家留学的韩国学子陆续回国，三星借此招聘百余名人才，正式建厂并量产。

1999年，韩国教育部为建设研究型高校发起“BK21”计划，对580所大学或研究所进行专项支持，并将大学能否和企业有机结合纳入核心评价指标。韩国大学由此掀起半导体专业热，为企业输送大批人才。

而这也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即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不能仅看论文多少，还要看是否解决了工业界的实际问题；工业界也不能只埋头苦干，要和高校及时沟通自己的切实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芯”的崛起也得益于美、日、欧芯片企业逐步退出存储芯片市场，三星抓住了机遇“换道超车”。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委员柳世恩说，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比起三星占主导的存储芯片，自动驾驶、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业对系统芯片的需求会大大增加，韩国尚未在该领域占据绝对主导权，这对“中国芯”同样是一个“换道超车”的机遇。

打赢日本、击退中国台湾、按死德国、并购美国部分业务后，韩国存储芯片最终站在世界之巅，但这场胜利远非终局。

韩国人心知肚明：当年他们用反周期投资逼死对手，今天别人也可能用同样的招数对付自己。

比如在2026年美日再度联手，英特尔与日本Sai Memory合作开发下一代AI内存ZAM，试图颠覆韩企主导的HBM市场；美国商务部扬言“未在美生产的存储器可能被征100%关税”。

事实上，韩国存储芯片产业更深刻的启示在于：

韩国模式不可复制，却值得深思。那种“把企业命脉押注单一产业”的赌国运式搏杀，那种“政府与企业背靠背托底”的举国体制，那种“不把鸡蛋放在任何外人篮子”的技术自主执念——这些让韩国从半导体荒漠中杀出血路的东西，也正在成为它应对新一轮围堵的铠甲。

存储芯片的牌桌上，从来没有永恒的赢家，只有永恒的搏命。而这场搏命的终局，或许从来不是谁彻底倒下，而是谁能在这条没有尽头的“内卷”之路上，跑得比对手更久一点，哪怕只多一口气。

参考资料:

[1].卧薪尝胆，以命血拼，韩国死磕半导体的全球争霸之路，华商韬略

[2].内卷与血酬：中日韩电子产业搏命史，远川研究所

[3].日韩对决背后的山姆大叔，远川科技评论

[4].从白手起家到独占鳌头，“韩国芯”何以能迅速崛起，新华视点

[5].韩国芯片，赚麻了，华商韬略

[6].昂贵的复仇：存储的新战争，远川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