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逝世：那个相信“好好说话”的人走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哈贝马斯，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德国，是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担任过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

纵观哈贝马斯的一生，始终在为“交往”与“沟通”中的理性而呼号，始终致力于从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义之间，留出一块所有人都能“好好说话”的公共空间。

可如今，随着他的离去，那种相信这个世界能好好说话的人，真的不多了。

一个矛盾的知识分子

在思想史的教科书里，哈贝马斯常常以一个“妥协者”的形象出现。

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毫不留情的批判，他选择了用“交往”来代替“革命”，甚至因此与马克思的某些传统分道扬镳。他抱怨公共领域已经堕落，却没能为这个堕落的公共领域找到一条新路。

他只是顽固地相信：好好说话，就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听起来像个动画片里的男主角，对吧？所以教科书总是称赞他的博大，也不讳言他的“浪漫”和“不切实际”。

青春期时的哈贝马斯在希特勒青年团，在齐格菲防线挖过壕沟，打过高射炮。那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年轻人。

可长大后，当很多人选择妥协和退缩时，1966年到1968年，他始终挺进在抗议队伍的最前线。他曾经“左”到让他的老师、法兰克福学派大佬阿多诺都感到害怕。但在最狂热的时刻，他又敢于直言不讳地指出学生运动中的盲目。

这就是哈贝马斯：一个在狂热中保持清醒，在妥协中坚守理性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非要“好好说话”？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哈贝马斯如此执着于“好好说话”？为什么他如此关心公共空间中的交流和协商？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性格温和。更深层的原因是，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在20世纪，尼采、弗洛伊德以及后现代主义已经对康德那种抽象的、先验的理性发起了猛烈的挑战。我们不能再指望依靠几个纯粹理性原则，就能推导出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那么，规则从何而来？

哈贝马斯的答案是：从人与人的交往中来，从公共空间里的对话和协商中来。

在199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理念：

“我所说的实践是一种在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实践……但是，这里的理性不是一种神秘抽象的、虚无缥缈的、由精神虚构出来的纯思辨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一方面，他把自己和德国古典观念论的传统区分开——理性不在云端，而在人间；另一方面，他又和那种解构一切、什么都不信的后现代主义保持了距离——理性虽然具体，但它依然是存在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对话去接近的。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哈贝马斯试图用“公共空间的商谈伦理”，来协调西方政治哲学中那个古老的矛盾：个体的自由和公共的善，到底能不能两全？

他的答案是：能。只要我们能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区分开来，在私人领域保障个体的自由，在公共领域通过商谈形成共识，并用这种共识来指导我们的言说和行为。

这就是哈贝马斯为我们构想的生活世界：既不会被抽象的普遍主义压得喘不过气，也不至于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中走向解体。

六十年后，他为什么要重提“公共领域”？

时间快进到2022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年过九旬的哈贝马斯已经很少关注新问题，不再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样笔耕不辍。

但这一年，在两位同事的邀请下，他决定重新审视自己60年前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变了。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新冠肆虐全球、俄乌军事冲突……这一系列事件让他意识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数字媒体来了。

当人们从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媒体进入数字媒体和平台媒体之后，那个他一生所珍视的、让不同主体进行交往和协商的公共空间，是否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转型？

这就是他的新作《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要回答的问题。

写《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哈贝马斯刚刚离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还是一位初露锋芒的年轻学者。

六十年后，当他回望自己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他看到的是：在算法和界面的筛选机制下，我们还能好好说话吗？

当私人空间变成直播间

在哈贝马斯60年前的分析中，公共领域的诞生有一个历史前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格区分。

外面是咖啡馆、沙龙、报纸——那是大家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里面是家庭、私人生活——那是属于个体自由的领地。没有这种区分，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但在数字媒体时代，这种区分正在瓦解。

我们在抖音上刷到的，是无数人把自己的卧室、客厅变成了直播间；我们在小红书上看到的，是个体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晒给陌生人看。私人空间通过镜头和屏幕，与网络上的任何用户共享。我们每个人既是受众，也成了作者。

哈贝马斯对此感到警惕。他在书中写道：“公共传媒的数字化模糊了人们对生活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界限的感知……以前与私人领域明显分离的公共领域的包容性特征正在消失。”

一旦私人领域的界限被腐蚀，公共空间的包容性也会随之受损。那些本该留在私域的情绪化言说、私人恩怨，现在毫无顾忌地涌入公共领域，干扰着理性的协商与讨论。

“后真相”时代的公共领域

更让哈贝马斯担忧的，是“后真相”政治的崛起。

他指出：“假新闻对政治公众的日益渗透，特别是向‘后真相民主’的惊人发展，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在美国已成为一种可怕的常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数字媒体环境下，那个曾经扮演“守门人”角色的调节者——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把关人——变得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那些声音中，有太多是情绪的宣泄，而非理性的讨论。

60年前，哈贝马斯曾引用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公众”和“大众”的区分：真正的“公众”不仅能表达意见，还能在讨论中形成自主的意识，并产生有效的行动；而“大众”只是媒体的市场，被动地接受信息。

今天的我们，究竟是“公众”，还是“大众”？

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还能好好说话吗？

也许，他的同事邀请他写这本新书，真正的用意不只是探讨“数字空间中是否还有协商政治的可能性”。

而是更尖锐的问题：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在数字空间中延续哈贝马斯的商谈理想，还是在一个全新的地基上，重新构想一个适合大众的公共空间？

当我们打开手机，我们不是以现实的身体，而是以注册账号的身份参与到数字世界中的。我们被界面中介，被协议筛选。在这个意义上，最重要的关系已经不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现实主体如何通过界面，进入那个新的数字空间。

或许，哈贝马斯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新问题。他仍然寄希望于某种“数字监管”，希望找到一个负责任的“守门人”来重建公共领域的合法性。

但问题在于：如果“门”本身，就是由资本和算法构建的呢？

时间夺去了哈贝马斯进一步追问的机会。这位96岁的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留给这个世人纷纷选择闭目塞听的时代，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

哈老爷子，谢谢你。

谢谢你曾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里，如此顽固地守护着那个“在一起”的空间。谢谢你用一生告诉我们：即使世界越来越喧嚣，即使理性时常受嘲，我们还是要坐下来，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