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6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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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学报 ，作者：袁永苹
近几年，韩国文学发展日隆。前有2016年出版的引起广泛关注的韩国女作家赵南柱的作品《82年的金智英》，后有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江。在新一代“80后”作家中，金惠珍近年来势头不错，成为韩国社会派小说的后起之秀。
金惠珍，1983年生于韩国大邱。2013年，凭借长篇小说《中央站》获第5届“中央长篇小说文学奖”。2018年，凭借《关于女儿》获第36届“申东晔文学奖”。2020年，以《9号的工作》获得第28届“大山文学奖”。这几部小说都是社会问题小说的典型代表。其中《关于女儿》聚焦边缘性少数群体；《9号的工作》描写了一位工作兢兢业业的老员工却面对公司屡次逼迫性裁员，聚焦韩国工人现状；《猫舔过伤口》则聚焦网络暴力受害者的世界……
本文以金惠珍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这三部小说来透析金惠珍的写作思路，进而观察韩国社会派小说的特征。
社会派小说或许称为社会写实小说更加准确。这类小说的取胜之处主要来自对社会问题的发掘和深入的观察。小说的着力点通常不在于作品单纯的文学性，而是着力于通过个体的遭遇挖掘背后的社会系统性原因。这类小说核心特征在于其强烈的纪实性和批判性，旨在通过虚构的故事，深刻地反映并剖析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阶层冲突以及人性的困境。
《关于女儿》聚焦了一个被普遍排除在主流之外的酷儿群体，这个群体在东亚社会根深蒂固的道德框架之内，像一个被隐藏的伤口，无法公之于众，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虽然这类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但是这部小说的特殊性在于她将写作的视角放在了一个东亚的传统母亲身上，以一个母亲的视角来观察和审视作为“新一代”的女儿的生存模式和人生选择，从而凸显出东亚社会两代女性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代际冲突，暴露出一个实际上仍然由保守观念和偏见所支配的东亚社会。
“我的女儿为何要选择如此艰难的人生？”这是作为母亲的“我”在小说开篇即发出的质疑。与离经叛道的女儿相比，作为母亲的“我”终生都在想办法当个好人——好孩子、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好邻居……“我”退休之后给养老中心做护工，“我”无法理解“女儿”主动游离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之外的人生选择。小说中的“母亲”是一个东亚社会中典型的好人，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善良肯干，虽然在生活中屡遭打击：丧偶，生计困难，却依然没有丧失生活的斗志，顽强地向前走着。而女儿“绿”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主流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面对高速发展的韩国社会，“绿”感觉到自己“怎么赶都赶不上狠狠将她抛在后面的社会”，她是一名大学的兼职讲师（非正式编制），收入极低且极不稳定。由于无法负担首尔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在租约到期后，她陷入了财务危机，决定带着女友小雨搬回母亲那套陈旧的小公寓一起居住，以此来缓解经济压力。这一选择是她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无奈之选，但是这样的生活模式对母亲却产生了极大冲击。母亲一面害怕邻居闲言碎语，一面担心女儿这样摇摇欲坠的生活方式无法长久。母亲曾感叹，如果女儿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结婚买房，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小说的着力点并没有将关系的和解放在首要位置，它没有因为剧情的需要而刻意去加速母女之间的和解，而是通过双方不同的际遇来实现理解和共存。
小说中母亲所工作的养老院作为平行的世界，与女儿一直与之斗争的学校形成了相互对照。母亲的工作是照顾一位叫作“珍”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珍年轻时是成功的职业女性，但老后无子女、无人探望，只能在养老院中被照护。但是，由于身体逐渐衰老，在养老院也无法被公平对待，她一点点被剥夺起码的生存尊严。“珍”的悲凉晚景加剧了母亲对女儿“非传统”生活方式的恐惧与偏见，同时也激发出原本逆来顺受的“母亲”甘愿为“珍”的不公正待遇与院方展开斗争的勇气。在这个逐渐被激发出来的斗争中，母亲体会到了女儿与校方之间，因性少数身份而遭到不公正的开除的斗争与坚持，在这个角度上，母亲慢慢理解了女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母亲理解了女儿并与女儿一起站在了抵抗强权的一面。与此同时，随着母亲与女儿的友人小雨的接触，她也慢慢洗刷了对这个群体的偏见，能够从一个寻常的人的角度来平等地接纳那样的边缘群体。
虽然直到故事的最后，母亲也没有完全表现出对于女儿选择的完全理解，但是，很显然，母亲已经在心理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接受了与女儿一同生活的现实。《关于女儿》将养老困境、性别议题与母女关系进行了多重交叉缝合，探讨了传统家庭观念遭遇现代多元价值冲击时的无力与挣扎。这种“冒犯式”的真实对于处理中国语境下的原生家庭和老龄化题材极具启发。
《9号的工作》的主人公“他”原本是一名在电信公司工作了26年的有线电视维修技工，一直对公司有着很深的感情。可吊诡的是，从某一天开始，他就在反复不停地被公司以各种方式劝退。在遭受公司的变相裁员和不当解雇压力后，他接二连三被调往偏远村庄负责十分艰苦又无法开展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他都不想辞职，不想离开他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公司。他无论如何不愿离开公司的做法令周围人不解，其中有因为压力过大而选择主动离开的前同事，就连妻子惠善也劝他放弃这份工作，另外找一份。可是，他一直坚持不走。他对工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在小说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公司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的亲人，甚至是另一个自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的全部……”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主人公来说，公司与工作已经变为他自身的变体，他无法脱离这一切而存在，他已经慢慢消失了，在工作的人中慢慢融化了自己，他自己慢慢看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愿望，不能离开！“9号”是他的工作代码，也是他的身份。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谈到“废弃的生命”这一命题时谈道：“在现代性秩序中，无法进入生产和消费循环的人被视为‘人类废料’。社会秩序的建立，往往依赖于对这些‘杂质’的排除。”小说中的主人公9号就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在一次次残酷的竞争机制中，他被筛选被编码被量化，直到最终成为“废料”被排除。故事中作为镜像存在的是一名叫作宗圭的员工。宗圭是9号在那个荒凉工地上唯一的同伴。两人都是被公司流放的、拒绝主动辞职的“顽固派”。在一次繁重的搬运劳作中，宗圭在极度疲惫中倒下。他的死更像是一台严重超负荷的机器彻底烧毁了核心，悄无声息地在泥土和钢筋之间停止了运转。这里我们看到金惠珍对于“劳动对于人的异化”这一主题的强烈控诉。9号感受到，“将他（宗圭）逼上绝路的那些东西，如今如此赤裸地展现在他眼前。”
小说的主线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公司对于主人公的逼迫，逼他主动离开，但是他以坚强的意志力一路挺着，直到最后公司把他支配到一个很偏远的小村子去铺设信号塔，在那里，9号的整个身心发生了裂变。从原来那个有自己价值坚持的职员，慢慢地在公司的残酷竞争中变得残暴，变成了“只要能够完成任务什么都可以”的人。他伸手推倒了面前的老人的行为，正是他发生变异的开始，而在故事的结尾，他一颗一颗地松动已经固定好的电视塔螺母的情节，虽然显得荒诞不经，却是他极端变形心理的极佳表现。另外，金惠珍也借着主人公之口发出了控诉，即一个兢兢业业想要好好干的员工，为何会一步步被逼到那样的境地。而他所要求的无非是最基本和应得的价值，即“他希望从公司得到的，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尊重、理解、感恩和道义，听起来好像很宏大，其实都是理所当然。”
小说讲述了有“国民心理咨询师”之称的林海秀，因为在电视节目中不经意的“失言”，继而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舆论风暴和网络暴力的事件。节目播出后，林海秀的个人信息很快被恶意公开，紧接着大规模的网络霸凌开始……这些遭遇，不但让林海秀失去了工作和名誉，也让她逐渐被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她被迫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过上了近乎隐居的生活，每天在愧疚、愤怒和恐惧中煎熬，她反复尝试写信给事件相关的当事人——律师、前同事等，却又反复撕碎这些信件，心理上长期处于痛苦和煎熬之中。一次偶然，她开始照顾小区里的流浪猫。并且在此过程中遇见了因校园霸凌无法融入学校生活的小女孩世伊。从此，两颗受伤的心灵慢慢相互了解，相互温暖……
小说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海秀与世伊之间因为救助流浪小猫而逐渐加深的信任和友谊，描写出了一种“保持距离的温柔”的微妙关系。开始救助流浪猫之时，也是在两人友谊关系的萌芽时刻，由于两人都处于被社会排挤的状态，她们的交流非常小心翼翼。而慢慢地，随着两个人对于小猫的救助的深入，她们都从彼此的身上找到了这个社会残存的善意，可以说，这样两个在现实世界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在救助小猫的过程中悄悄建立起了一个温暖的人世避风港。
在小说后半段，当海秀对自己的人格产生极度怀疑，甚至觉得那些网络谩骂才是“真实的自己”时，世伊并没有因为网络上的流言而审判她，而是依然称呼她为“喂猫的人”。小说试图建立剥离开社会身份之外的，人与人之间朴素纯真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去除遮蔽的纯真眼光，让海秀能够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对人类社会的信心。同时，由于海秀的帮助，世伊也能够从遭受校园霸凌的阴霾中走出来，感受到自己被接纳、被理解和被善待。
与韩江相比，金惠珍的作品也许不是在文学和语言上非常深刻的那一类作品，但是她观察社会的角度十分新颖独到和具有批判性，填补了许多社会题材上的空白。面对多重复杂的社会问题，金惠珍通常选择从个体切入，关注的往往是社会性隐痛。她的小说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维度，迫使我们正视当代社会现实的残酷与复杂。
金惠珍说：“写作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小说的开始。”我想，对于社会派小说家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找到这个社会的顽疾，然后像外科医生一样用手术刀切开顽疾和毒瘤，把它们的内部伤口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疗愈的可能。金惠珍的小说因其对韩国生存现状的敏锐捕捉和介入现实的力量，提醒我们：文学不应是廉价的抚慰，而应是尖锐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