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7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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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青年 ，作者：田卓雅
“在社工领域内部，我们会把彼此都称为是同路人。”复旦大学2020级社会工作科学硕士毕业生安提说，“这个圈子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大家会互相扶持。但同时我们也都很清楚，这股力量现在并不算强，每个人仍要在各自的行动脉络里，独自面对很多现实的困难。”
“许多人是在用个人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去填补整个结构性的缺口——久而久之，热情被消耗殆尽，行业再去吸纳新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而这种循环本身也难以为继。”她说。
”
复旦青年记者田卓雅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杨雨辰赵蕊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胡莺韵徐岑编辑
唐恬匆匆赶到ICU时，只看见一位瘫软在病房门口的母亲。这是2022年10月，病房里的孩子是唐恬的服务对象，两天前，唐恬刚和孩子见过面，“那时候看起来还好好的”。而此刻，孩子静静躺在手术台上，抢救无效，人财两空。孩子的母亲哭得歇斯底里，已经没有力气。
这是唐恬第一次目睹意外发生。当时，她还是复旦大学2021级社会工作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正在儿童血液肿瘤科以医务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下简称为“社工”）的身份实习。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她只能蹲下身去尽力安抚孩子的母亲，却被家属的情绪带动，没忍住也流下泪来。
她事后说：“作为一个助人者，你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为家属做好哀伤辅导，不能到现场和服务对象一起哭。”
一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助人者”，需要克服的远不止病房里的无常与伤痛。如果把每一道通往社工的阻力比作一层筛网，那么据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描述，他们至少会经历三次“过筛”：
第一次，接受自身存在无人知晓；
第二次，认识到未来薪资与工作量不成正比；
第三次，忍耐千百次的情感耗竭、迷茫与自我怀疑。然后选择相信——相信人改变的潜能，“助人自助”。
对一名医务社工来说，患儿家属的眼泪并不算少见。在医院血液肿瘤科实习时，唐恬目睹，当孩子被确诊重症疾病的消息传来，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愤懑：为什么偏偏是我孩子得了这个病？然后是排山倒海的自责：是不是我们家因为装修甲醛太重了，是不是怀孕的时候吃错了东西……孩子才会得白血病？
家属情绪激动，袒露出迫切的疏导需求，这就是社工介入帮助的时机：
首先，社工要回应家属们的需求，邀请医生和护士长来澄清病因，消除顾虑，并为家属们讲解日常饮食和护理的注意事项。除此之外，社工更看重“人在情境中”——看到服务对象在社会关系中的困境。唐恬将几位病情稳定患儿的家属组织到一起，带领他们描画支持网络图谱:从亲人画起，一圈一圈向外延伸，到朋友、邻居、同事……乃至病房里的其他家属，以及医生、护士、社工，这些人都是家属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
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术语来讲，这是“支持性团体工作”流程中的一场活动，也是一场对照护者的“喘息服务”。在每次一小时的活动过程中，患儿家属得以从24小时无间断的照护中短暂地抽离出来，浸泡在相对放松的氛围里，彼此支持，相互信任，进行自我关怀与放松训练。这段时间里，孩子交由安排好的护士或大学生志愿者看护，家属只需专注当下。
有家属向唐恬反馈，画完图谱之后，“有更多信心去走之后的疗程了”。但也有家属情绪低落，一笔都画不出来。原来，孩子生病后，丈夫与她离异。娘家人务农，没钱供给治疗，怕家里老人担心，她也无法向他们倾诉。为照顾孩子，她不得不辞去工作，每天守在病床旁，不断消耗积蓄。支持圈里只有她自己。她忍不住在现场哽咽起来。
当时还是实习生的唐恬有些手足无措，其他家属已经主动围了过去。有人拍她的肩膀，有人说：“你现在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可以和你共度难关。”“还有水滴筹，社工也可以申请基金会的救助基金。”“没有什么是不能度过的。”
几场团体活动下来，唐恬发现，与刚入院的评估数据及第一次谈话的状态相比，家属们逐渐适应病房，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式，最终回归平静。其中许多人成长为“老家长”，在新病人进入病房后，他们还能以老带新地传递经验。还有一位家属对唐恬说，“社工这个职业就是帮助人”，等孩子病好一点，她也想来考社工证，成为一名社工。
▲唐恬与患儿家属的对话截图/图源：唐恬
2017年高考结束的夏天，唐恬翻阅志愿填报手册时，正是被社工专业介绍中的“助人”两个字吸引：“还有一个专门帮助人的专业？”当时的她对社会工作的认知还不是很清晰，但感到这样的理念“很对自己的胃口”，很快将其填入第一志愿。
“社会工作”在我国已有百年历史。这一学科源自西方，脱胎于社会学。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中国专业社会工作教育从这里正式开始。
▲燕京大学旧照/图源：网络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除了直接服务与支持，为服务对象提供个案或小组式的情绪疏导与能力建设，还包括资源链接与整合，以及倡导社会系统改善。这些行动最终都指向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然而直到今天，内地的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工作者，似乎仍在大众视野之外。
2023年，云南大学本科生陈清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此前她并不了解这个专业，对它“很陌生”。接受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后，如何向身边人解释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科学性又成了她新的难题。解释一番后，她往往被认为是未来的居委会大妈——社会工作者几乎总被人们与社区工作者混为一谈，“好一点的”就是志愿者。陈清尝试拿医务社工举例，又不得不反复澄清自己不是护工。最后，她放弃解释：“就当我以后在民政部门工作吧。”
就连与医务社工协同工作的医生，也可能对社工毫无概念。2012年，上海市就已发布《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要求上海所有医院都配备专职医务社工，这也使得医务社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最热门的就业去向之一。然而当2021级社工专业本科生欧壹铭第一天以医务社工的身份去医院实习时，医生还是追问她：“社工是什么？”欧壹铭一下愣住了，“你懂这种感受吗？不管去到哪，大家都不懂”。
社会工作在我国的本土化仍有待推进。主编《社会工作导论》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在《试论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中提到：“国际社会工作界对社会工作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中国内地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对社会工作有与国际社会工作界相联系又有明显不同的认定和解释”，但“毫无疑问，助人是社会工作的最本质的特征”。
▲王思斌著《社会工作导论（第三版）》书籍图片
/图源：网络
2025年，唐恬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从复旦毕业，带着她的理想主义，成为无数社工中的一员。
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陈岩燕介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除了政府部门、央国企、头部民营企业和外企、事业单位等传统社科学生适合的通用岗位，也有医疗机构的医务社工岗或医院管理岗，国际学校的儿童保护岗位、中专学校的心理教师岗、大专院校的教学科研岗；有些创办或运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还有些从事于企业的社会责任（CSR）或可持续发展部门（ESG），等等。复旦社工系的老师们也开发了公益慈善方向的课程，赋能学生进入国内外知名基金会工作。
▲复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与职业道路分享会海报/图源：公众号复旦社工
但唐恬还是觉得这个行业“留不住人”。据她观察，在大学里接受过专业社会工作训练的学生，即便有些“坚持一两年”，发现现实与理想偏差太大，最终大多纷纷转行。
2024年欧壹铭本科毕业时，留在社会工作专业、未转到其他专业的同届本科生大概还有16人。除了选择读研与出国深造的同学，有人选择去做同城旅行的HR，有人拿到证券相关的企业offer，有人在经营自媒体。直接就业从事社会工作的同学，欧壹铭了解到几乎没有。
毕业后，唐恬就职于上海一家做社区精康融合项目（“精康融合”全称为全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的社工机构。入职第一个月，在接手离职同事余留工作的基础上，唐恬完成了30起个案评估，中途还组织了两场社区康复活动。
这样的工作量，对应唐恬7000元的月薪。扣除按照上海最低社保标准缴纳的“五险一金”，再打上试用期的“八折”，加上唐恬在市区合租花费的租金和水电，她坦言：“很难在上海生存下去。”
唐恬的学长，复旦大学2018级社会工作科学硕士研究生张历对社工的薪资早有预期：“做社工是不可能大富大贵的。”据他在广州求职时的观察，广州主流的一线社工岗位招聘要求多为大专起步，每月工资到手普遍只有4000-6000元。
转而到深圳工作后，他发现这里的薪资更加优渥。2020年，深圳作为先行城市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若干措施的通知》，规定政府购买社会福利、精神卫生等专业性强、职业风险高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整体打包标准不低于16.9万元/人/年。按照该标准购买的社工服务岗位，在业界被称为“新政岗位”。张历对此补充道，16.9万乘85%，基本就是深圳新政社工的平均税前年收入。
此外，深圳社工岗位存在一定的晋升空间，张历补充，社工如果考取深圳市的督导资质并受聘督导，或担任有社工机构的行政职务，会得到更丰厚的待遇。
▲2020年，深圳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水平若干措施的通知》
/图源：网络
实际上，上海、广州、深圳已经算是中国内地社工发展较为领先的城市。中国内地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社工薪资待遇区分度很大，总体而言，社工属于基层工作，起薪较低，只是部分城市提高了社工的薪资待遇。
比起薪资，更让张历困扰的是专业所学与工作内容的错位。
虽然受聘于社工机构、驻点在医院一线，但解释起自己的具体工作，张历把自己比作项目经理：相比于与服务对象接触，他要承担更多行政和事务性工作。工作事项往往繁琐重复，紧急情况也层出不穷。无论如何提前规划，人一到医院，被通知有来访接待的任务，或要起草通知文件，计划全被打乱，整个上午就投入到这些临时增加的事务上。
偶尔回顾过去一周里都做了什么，他有些迷茫：“你是想做社工的，但你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一线的社工服务。”
张历的遭遇并非个例。这一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内地社工机构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资金来源的运作模式。政府通过招标选定专业机构提供服务、为其支付费用，并以监管与评估保障公共服务质量——考核的依据是庞大复杂的数据、台账与案头工作，但在一线服务工作中，这些指标往往难以被简单量化。
唐恬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深刻感受到这一点。上班第一天，主管扔给她上百份服务对象的名单，以及一摞评估表，要求她挨个打电话访谈，填完评估表。那是七月底，恰逢项目期中评估，专家考察在即。主管同时管着几个项目的指标，心力交瘁，反复向她施压、催促。
但她要如何更快呢？她的服务对象是处于社区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存在强烈的病耻感，需要她在电话中通过真诚的交流和专业的技巧建立信任，才能正式开始评估。而一套标准化的民政服务评估体系包含精神状况、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等六项内容，每个量表一般有20至30道题。电访后，她还需要为量表数据建档，思考可供链接的资源、为其撰写康复计划。一通电话往往意味着不少于两小时的工作量。
同一时间，唐恬向主管催促的另一件事却从未得到回应：机构培训。精康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垂直细分领域。从业者不仅要掌握精神病理学知识、《精神卫生法》等政策法规，还必须对所在地区、所在机构可对接的各类资源烂熟于心。社工机构有义务为社工提供专业培训，确保其具备服务特定群体的能力。每天，唐恬都在工作日志中写下：希望尽快受到机构培训。但它迟迟未到。
电访的一个月中，除了催进度，主管从来没有关心过唐恬的工作细节，似乎对她“很放心”。唐恬回想起她翻看的往期由其他社工完成的评估记录，常常留有大片空白，填写的部分“几行字就写完了”，还充满套话。在她看来，与专业规范相比，这写得过于敷衍了。
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主管好像并不在乎我是不是真正把这些个案做好了。他只要把那几十个电话都打完。”
一个月后，她从该机构离职，在2025年9月进入区级精神卫生中心，继续从事精康社会工作。与其他区级精神卫生中心交流时，她注意到，医院的社工岗位数量参差不齐，多则7、8个，少则1个，“可能要看医院领导对社工的认同度”。其中不少社工也要承担部分医院本身的行政性事务。
复旦大学2020级社会工作科学硕士毕业生安提如今在公益行业从事社会工作，补充到，现实中的公益行业同样存在着结构性的困境：一线服务机会有限，年轻从业者的大量时间被耗在结构延伸出来的繁琐事务上；支持系统不足，成长路径不清晰，关怀性的工作氛围也并不总是充足。“许多人是在用个人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去填补整个结构性的缺口——久而久之，热情被消耗殆尽，行业再去吸纳新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而这种循环本身也难以为继。”她说。
唐恬也曾摇摆过。支撑她走下去的往往是服务过程中无数细小但直接的正反馈。每年过节，唐恬会收到不同家长发来的语音，点开来，播放出的是孩子稚嫩的声音，祝她节日快乐。发现服务对象在帮助下产生正向改变后，随之而来的成就感也会让唐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但在上海慧灵参与陪伴孤独症儿童的志愿服务时，唐恬发现这个反馈机制完全走不通。上海慧灵是一所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专门服务大龄（16岁以上）心智障碍人士（含智力障碍，孤独症，唐氏综合症，脑性瘫痪等）。由于孤独症儿童存在社交障碍，她在服务时得不到任何语言反馈或眼神互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根本进入不到他们的世界里”。这也让她一度对自己的专业认同产生了怀疑：如果没有回应、没有正反馈，如何判断改变的发生？社工的价值感又从哪里来？
转折出现在机构提供的培训中。由于七岁以后，对这类精神疾病的干预不再起效，针对小龄患者康复的各种补贴与政策断崖式消失，连患儿家属也开始放弃，不愿意在疾病康复上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与金钱。这时候，持续为他们提供服务，还有什么意义？
负责人向社工们展示了视频中康复师服务重度心智障碍患儿的整个过程。这些孩子的身体状况比一般患者更加恶劣，整个身体瘫在轮椅上，手指因重度萎缩而外形扭曲，无力操作精细动作。在做榨汁训练时，哪怕只需要运用一根手指，拨动一个小小的按钮，对他们来说也是莫大的挑战。也因此，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往往都由家属照护者决定。
但康复师没有代劳，而是为患儿在榨汁机机身外接了一个加大的专用按钮。她握着孩子们颤抖的手去触碰它。摁下去，榨汁机便嗡嗡地开始转了。
那个瞬间，唐恬意识到：“这就是她们的生活，你必须让她们参与而不能代替她们做。”生理上的正向改变不总是发生，但支持与陪伴也是专业的体现。
秉持着同样的理念，2025年年底，全国首家复元学院在她后来就职的精神卫生中心被建设起来。“复元”是精神健康领域的重要概念，唐恬这样阐释它：“即使患者在康复的过程中还残留部分疾病症状、最终不能痊愈如初，仍然可以带着这种状态去过自己的人生。”
▲复元学院理念展示/图源：公众号雁声学园
在这里，曾受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被称为“（精神障碍）亲历者”，通过脱口秀、合唱团、小品情景剧等方式，把自己切身遭遇的经历与感受以幽默自嘲或浪漫文艺的形式分享出来。一方面，出院后情况已经稳定的亲历者们登上舞台，病耻感被挥去，精神健康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主题；另一方面，正处于康复期或即将出院、有待恢复社会功能的亲历者被邀请来现场，加入这个社群，从同伴的经历中获取经验和力量。
唐恬负责的一名案主的家属原本对孩子的病讳莫如深，怕被隔壁邻居知道，不允许他在家中大声说话、也从不把他带出门。患者服用的精神药物带有强镇静效果，外化表现就是“人很昏沉”，家属索性让他过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他都那么大了，二十多岁了，我说让他一直在家还是不行。”唐恬推荐患者及其家属一同加入复元学院。听到年龄相仿的其他家属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位家属才恍然意识到之前的照护方式实际上抑制了孩子的社会功能，不利于他的生活重建。
许多亲历者们参与活动过后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的感受，发到学院的公众号上。每每看到他们的投稿，唐恬都觉得很感动，这也是一种发声和倡导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经历，知道社区存在这样的康复资源。
▲复元学院的活动合照/图源：公众号雁声学园
在一线与患者相处的过程中，唐恬也会发现一些实际的难题——比如精神障碍高龄患者被公立养老院拒收、无从养老的问题。医院鼓励社工通过科研手段将其做成调查报告，提出政策建议性内容，上报政府，从而影响政策与因此受困的人们。
刚入职那天，领导就向唐恬强调：我们要重视科研，但不是出于功利性、升职称的目的，而是从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科研也会为后续的工作开展提供帮助。
“这和在学校写毕业论文不一样，”唐恬告诉我们，“你会感觉自己通过科研干预实在地帮助了这么十几个人，最后成果出来，也能给更多人提供参考。”这就是意义所在。
对张历来说，价值感来自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能够被看见、被认可。“凭借社工机构的专业支持和驻岗社工的专业技巧，做好医院安排的工作，不仅自己的工作能力会得到认可，而且社工也能与临床科室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为社工服务落地创造空间。”在张历以及其他驻岗同事的努力下，他所在医院社会工作的业务量逐年增加，临床科室也常常主动转介服务对象给社工，或邀请社工一起策划和举办活动。
医院领导在和人交流时，还会特地介绍张历的专业背景——“他是做社工的”，并且推荐兄弟单位购买社工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张历说，“在医学场域里，社工得到了这个行业的认可。”
“在社工领域内部，我们会把彼此都称为是同路人。”复旦大学2020级社会工作科学硕士毕业生安提说，“这个圈子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大家会互相扶持。但同时我们也都很清楚，这股力量现在并不算强，每个人仍要在各自的行动脉络里，独自面对很多现实的困难。”
毕业后，安提没有直接进入社会工作一线，而是任职于一家新能源大厂。在她看来，现阶段的社工行业，能给从业者的支持仍然十分有限——“那时候我感觉自己还没准备好去应对这些困境。”而新能源公司是她当时能拿到的Offer中，薪资福利最好的一个。
另一层私心则是，她的硕士论文聚焦于高校抑郁学生的康复叙事，她想走到生活里，去理解“个体痛苦的根源是什么”。
但安提没有办法完全抛却之前社科训练带给她的那些“视角”。推进的项目要征地，领导在会议上拍板：明年3月，这里的牧民全部迁走，公司的风机全部建好。
她忍不住想象，这样一种新能源，对于当地的村庄和人，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很多社会矛盾可能就一点一点开始发端了。再过几年，这里一定会有很多改变；但你没办法去做些什么。”那些风机底下，许多复杂的在地故事将被掩埋。
安提也开始想到未来。如果继续在新能源公司做工程管理，世界会变得更好吗？如果没人投身于社工，那么资本增值逻辑之外的另一种做事方式，会不会彻底消亡？她无法回答。
但她可以确信的是，即使在新能源公司任职时，她也并没有脱离社会工作。既然在企业内部难以为零碳或环保做出实际的贡献，她开始在生活的其他面向里去实践。她一面摸索职场，一面主动参与各种与气候公益、环保议题相关的行动。直至今天，她和唐恬仍同在一个公益机构——心声公益。
▲心声公益图标/图源：公众号心声Mind
心声公益机构创办自2017年，截至目前，心声公益课题组已经有近四十名成员，来自医学、护理、人类学、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背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校或企业，所能提供的报酬也只有申请科研课题经费所得的劳务费。人们相聚在这里，只是恰好都关心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的议题。“比起功利性的报酬，更像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共同在做一个事业。”唐恬说。
研二时，在安提的推荐下，唐恬加入心声公益的科研课题组，这里也成为唐恬读研期间的“精神自留地”。她和课题组的伙伴一起做综述研究——从与医学相关的各种数据库与网站上扒下几千篇文献，寻找已有的实证研究里对精神分裂症家属支持效果最好的干预因素，找到心理健康教育与同伴团体支持这两个核心干预措施。基于此，他们共同开发了一套本土化的服务分裂症患者家属团体的指导手册，并招募家属、将其应用到实际的社会工作中去。
▲心声公益2025年精神健康亲历者协力营中，
参与者写下的话/图源：唐恬
“与志同道合的社群伙伴建立联系、彼此支持，建立一个同温层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我们社工人引以为傲的一点。”唐恬提到，社工往往挣扎在温饱线上，工作压力大，又要承接更弱势、更困难的服务对象那些“沉重的部分”，很容易情感耗竭。专业机构普遍为社工配备专业督导，一方面与社工讨论复杂个案，协助他们提升专业能力，另一方面对社工进行心理鼓励和压力疏导，帮助他们应对职业倦怠和负面情绪。而公益组织、论坛剧场等其他活动平台，成了社工们“可逃逸的行动空间”，允许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外，自由灵活地思考一些推动社会改变的事”。
在新能源公司工作一年，安提无法再忍受大厂高度分工的体系，每天在里面耗费八九个小时，处理组织架构延伸出的冗杂问题。业余时间参与的气候公益行动也让她觉得“依然不够”。2025年10月，她离开新能源大厂，来到一家公益基金会，从事青年心理健康相关工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围绕关怀伦理展开的行动之中。
此时，陈清在浙大，欧壹铭在北大，两人仍在攻读社会工作的硕士研究生。
欧壹铭打算毕业后考公，只是，无论是在往年选调生岗位还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中，她都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列出“社会工作”的专业要求——除了民警。在“社会学”“社会学类”的报考范围内，她关注到，自己可以投递税务局和海关的岗位，工作内容包括“可适应经常值班、加班工作”和“从事关区业务政务运行质量和运行时效的运行管控、查验监管”等。
“我也不懂，反正就是完全不搭边。”她自嘲，“现在的情况不是我选岗位，而是我能报的岗位也就那么几个。”
每年三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二是国际社工日。2024年3月19日，还是本科生的欧壹铭向妈妈分享了国际社工日的宣传海报。妈妈问她，学这个专业，你觉得自豪吗？欧壹铭回答，自豪的。隔着电话，她向我们重复：“我一直都觉得自豪。”
（文中唐恬、陈清、张历、安提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