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8 18:33
扫码打开虎嗅APP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ogue Business ，编辑：YilingPan，作者：Amy Francombe，原文标题：《Girlboss 2.0：野心、韧性与可持续创业的新篇章》
近几个月，一批与2010年代“千禧一代创业浪潮”紧密相连的女性创始人，正开启她们的第二次创业阶段。
曾创办网红女性联合办公空间The Wing的Audrey Gelman带着新项目回归；Reformation创始人Yael Aflalo再度投身初创公司世界；而Tyler Haney也重新加入运动品牌Outdoor Voices。
她们的再度出现，发生在那个文化高峰过去近十年之后。彼时，一种全新的女性雄心范式正在形成。以Refinery29为代表的媒体曾大力倡导一种“职业女性主义”（career feminism）：它描绘了一代年轻女性创业者正在重写商业规则的愿景。Glossier、Nasty Gal等初创品牌，则通过将创始人塑造成品牌的线上面孔，把她们推向文化符号的位置。Emily Weiss与Sophia Amoruso在社交媒体上实时记录创业过程：从粉彩色调的办公室，到风险投资融资消息，再到“女性支持女性”的口号，这些内容共同构建出一种极具千禧一代气质的“girlboss”创业叙事。
随后，几乎就在她崛起的同样速度中，“girlboss”神话也迅速被拆解。
“更广泛的商业和金融世界，期待这些年轻女性能像一位在行业里浸淫二十年的45岁男性那样运作公司，”Sharmadean Reid说道。她曾凭借美甲沙龙Wah Nails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girlboss”人物之一，后来又创立了科技平台The Stack World。“但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年轻与野心并不等同于经验。她们得到的不是导师指导或人脉网络的支持，而是被不少人利用。”
Sharmadean Reid曾凭借美甲沙龙Wah Nails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girlboss”人物之一，后来又创立了科技平台The Stack World。
图片来源：@sharmadeanreid
Reid还提到，她所称的疫情衰退时期的“后进先出”现象。当经济收紧、资本环境转冷时，许多年轻创始人——尤其是那些在2010年代创业浪潮中进入商业世界的女性——往往最先失去融资或支持。
与此同时，文化氛围也在发生转变。一些“girlboss”时代的公司因职场文化、种族问题以及有毒管理方式而陷入内部清算，曾经支撑其吸引力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形象开始破裂。但这场反弹并不止于个别丑闻。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件象征着更深层的断裂：过去十年间那种充满乐观情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开始瓦解。
尽管如此，这一时代仍然推动了现实的改变。
“如今，企业C-suite中的女性高管比例大约达到29%，接近三分之一。与我们2014年开始统计时的17%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提升，”麦肯锡合伙人、年度Women in the Workplace报告联合作者Megan McConnell表示。“在提升女性代表性方面，尤其是在公司最高管理层，确实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十年过去，“girlboss”或许已经退场，但她所揭示的张力依然没有消失：女性的雄心、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女性是否真的能够改变她们所进入的制度之间的矛盾，仍未得到解答。当最初一代的标志性人物重新回到舞台，同时新的所有权与创业模式逐渐出现，人们开始追问：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girlboss 2.0”的时代？而这一次，又会有什么不同。
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告知通往赋权的路径是“向前一步”（lean in）——这一口号源自Sheryl Sandberg在201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Lean In。这一理念认为，女性应当以更积极、更坚定的姿态争取领导角色：无论是在会议中更大胆发声、主动谈判晋升机会，还是在职场结构性不平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坚持推进职业发展。其背后的逻辑是，当更多女性进入权力核心，制度本身或许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围绕“野心”的文化讨论出现了明显转向。社交媒体上开始涌现新的女性原型：tradwives（传统妻子）、stay-at-home girlfriends（全职女友）、倡导“soft life”的生活方式支持者，以及强调职业倦怠的“burnout feminists”。这些叙事都在提供一种逃离路径——逃离曾经定义“girlboss十年”的高强度生产主义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些叙事也夹杂着更为保守甚至反动的观念，对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提出新的想象。
这种转变也开始体现在数据之中。
“这是我们连续五年追踪职场野心指标以来，第一次看到明显的差距，”麦肯锡合伙人、年度《Women in the Workplace》报告联合作者Megan McConnell表示。“我们反复核查了好几次分析结果，因为这个发现确实令人意外。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会出现男女之间六个百分点的野心差距，而此前从未出现过？”
年度《Women in the Workplace》报告
图片来源：leanin
结构性不平等依然是关键因素。今年的数据是：每100名男性获得晋升，仅有93名女性获得晋升。而在有色女性群体中，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每100名男性对应74名女性。在北美地区，处境最为落后的则是黑人女性——每100名男性晋升，仅有60名黑人女性获得晋升。
当研究者对这一差距进行更深入分析时，他们发现，这并非动力的崩塌，而是期望值的重新校准。麦肯锡合伙人Megan McConnell表示，许多受访者在审视高层职位时，会质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数据，女性平均每赚一美元，男性则能赚到大约84到85美分，这种收入差距随时间累积，使得更多责任并不总能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从而加剧了女性对晋升价值的怀疑。
“女性抬头看向那些已在高位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质量未必值得羡慕，”McConnell解释道，她提到女性在工作与照顾家庭上的双重压力，而男性并不以同样方式面对这些负担。
关键的是，当麦肯锡在数据中引入职业支持因素（包括赞助、挑战性机会以及积极的管理层倡导）进行调整后，所谓的野心差距几乎消失。McConnell指出：“数据表明，既存在野心差距，也存在支持差距。如果企业能够填补支持差距，野心差距自然也会缩小。”
这种转变也反映出人们对“girlboss”时代所塑造理想的更广泛文化反思。对于许多职场人来说，那些曾被标榜为“野心”的行为，如今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不可持续的劳动。
曾在Refinery29工作、并创办《Embedded》通讯、主持Slate网络文化播客ICYMI的记者Kate Lindsay表示：“很多被贴上‘野心’标签的行为，其实都是你默许的剥削。”长时间工作、界限模糊以及无偿的情绪劳动，都被重新包装为奉献的象征，即便晋升承诺从未兑现。
根据《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的数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实际工资增长显著放缓，从1980–2007年间约2.2%的年增幅下降至2008–2023年间的约0.4%年增幅。
她继续指出：“野心与接受糟糕工作条件的混同，如今已经被理清。你之所以付出那么多，是因为认为这是晋升的方式。但你并未因此获得回报。公司看到的只是，他们可以付给你低工资，却榨取更多劳动。他们没有动力去改变这种状况。”
如果说“girlboss”时代承诺女性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征服体系，那么后girlboss时代的特征，则更多是对路径的重新校准，而非退缩。Lindsay说道：“我更关注一种更独立的道路——我能在体系之外为自己创造什么？”对她而言，这种自主性体现在她的邮件列表上：“我的Substack邮件列表是我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工作可以裁掉我，但没人能夺走它。”
“girlboss”时代的基调是通过不懈努力征服体系，而后girlboss时代则正在被两股力量塑造：更冷峻的投资环境，以及对职场与商业成功标准的重新审视。
在风投资本狂热的高峰期，初创公司被鼓励快速行动、大规模融资、几乎不计代价地扩张。品牌的曝光度和增长势头往往比股权所有权或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然而，这一环境已发生变化，创始人面临的激励机制也随之调整。
The Equity Studio创始人Anna Sweeting表示：“当时，人们对公司治理了解不够。筹集了大量资本，却未必有人帮助管理和引导。”她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包括女性创办的品牌，如111Skin、DeMellier、Trip和Vestiaire Collective。“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的转向迫使创始人更加关注股权结构——稀释、所有权——因为早期的很多案例中，人们过度稀释股权，最终失去了对自己公司的控制权。”
她补充道，投资者现在也意识到，品牌曝光固然重要，但真正创造长期价值和财富的，是股权所有权。她表示：“市场已经不再盲目奖励不计代价的增长。这削弱了某些创业原型的结构性优势。硅谷模式和极速扩张（blitzscale）模式——现在的门槛已经不同了。”
资本市场的变化，也伴随着人们对工作本身的更广泛反思。对于一些经历过初创热潮的创始人而言，那种无休止的高强度奋斗神话，如今看起来更像是倦怠，而非雄心。
Sharmadean Reid谈到她最近创立的美妆品牌39BC时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达成共识：不想再建立会让我们自己耗尽精力的公司。这就是最简单的事实。我们希望做的，是长期、以社区为基础的事业，而不是单纯为了赚大钱、买更多手袋。”
Sharmadean Reid最近创立的美妆品牌39BC
图片来源：@lsharmadeanreid
这种心态的转变，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运营模式。Reid以远程方式管理业务，对工作时间的要求更为宽松。她说：“我们半开玩笑地把周五当作休息日——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可能不会坐在办公桌前。我工作很随性，每天的状态决定我怎么工作。不知怎么的，工作总能完成，但我不会为了坐在办公桌前而坐在那里。”
更根本的是，Reid拒绝了定义“girlboss”十年大部分内容的初创神话。她说：“创业文化美化了‘在飞行中建造飞机’的理念。我喜欢那种能量，但当它占据你生活的80%而不是20%时，会带来慢性压力。你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下一个呢，下下一个呢。”
对她而言，解决方案是拥抱可预测性，而非持续颠覆。Reid说：“针对产品型沐浴与身体护理业务，其实有一套成熟的扩张方案。公司自60、80、90年代就一直在用。我不再让身心承受持续压力，而是写下了10年的扩张计划，并一步步执行。”
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深远。她回忆道：“以前我半夜醒来都会背我的路演资料，第一反应可能是：如果没有意大利语支持，我们怎么招到更多意大利的美容专业人士？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你的大脑永远无法关机。”
Sharmadean Reid路演
对于投资者如Sweeting来说，如今的市场正开始奖励这种自律与可持续性。她表示：“在这个周期里，女性创始人往往在资本使用上极为高效，有时甚至出于必要。这意味着她们打造了经济基础扎实、极具潜力的企业，这对投资者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意味着他们会获得回报。”
Sweeting还指出，创始人评估标准也在发生更广泛的修正：“曾经人们混淆了个人魅力与企业叙事，以及什么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曾几何时，媒体曝光和讲故事的速度会被奖励。现在，文化影响力与资本之间的流通更加顺畅。”
“girlboss”时代模糊了这些界限。创始人被鼓励在打造公司同时，塑造强有力的个人叙事——投资者、媒体和受众都乐于放大这些故事。但当企业遇到困难时，同样的叙事机器反而将压力转向创始人个人。
Sweeting解释道：“没有基础设施的影响力非常脆弱。当创始人的叙事高度个人化，而这又受到当时资本环境的影响，审视和质疑也会变成针对个人。这不仅限于女性，但女性主导的消费品牌往往与创始人身份紧密绑定。这就是事实。当这些企业面临挑战时——如很多在后疫情时代增长不可持续——舆论关注的是个人，而非市场条件。”
她认为，如今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价值标准：“耐久性成为新的身份象征。市场开始奖励资本纪律，而自律再次受到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