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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3 17:38
2021年,中国年轻人的金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Tamen),作者:张晨阳,编辑:王朝靖,设计:张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来到中国,他在作品中描述了中国人对于金钱的执着态度: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人们“频繁而公开地谈论工资,议论商品的价格,讲述自己如何被罚款。”


他认为,对于那时候的中国人来说,金钱的作用不仅在于供养生活,也代表着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多的机会。重点永远在于有限,而不是更多。


比起关心金钱能买来什么,人们更关心从消极方面来讲,金钱可以弥补什么,比如,钱能够抵偿超生、换工作等“自由”选择带来的损失。


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钱看似“贪婪”的态度,与现实中的“匮乏”是一体两面的。


值得琢磨的是,何伟总结的现象,在时隔二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在“历史重演”,还有一部分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为了搞清楚如今的年轻人到底如何看待“钱”,上周,塔门联合 Yiwealth 发起了“ 2021 中国青年金钱观大调查”并收到 1296 份问卷。在参与问卷的用户中,女性接近七成(67.8%),住在一线 / 新一线城市的超过六成(64.6%),90 后(26.1%)、95 后(35.6%)、00 后(25.5%)占了样本数的大部分。



由于样本有限,本文所呈现的结果不具抽样意义,仅反映受调研者观点。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如今,“穷”的概念正在越来越广:从“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到“精英哭穷潮”


在本次调研中,六成人对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不满意,其中 15% 的人非常不满意。


“穷”,几乎成了这代年轻人自我认知的一种共识。


在社交平台上,关于“穷”、“没钱”、“月光”、“没存款”的话题总是能迅速引起共鸣;在互联网上,一个人炫富会被嘲凡尔赛,而与之对应的“哭穷”则是一种人人具备的自由和政治正确。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没钱”、“有钱”的定义各不相同,不少人即便已经年薪远超所在城市、远超同龄人的平均水平,对金钱的情绪依旧充斥着“不满”、“渴望”和“焦虑”。


年薪 30 万,也有接近一半的人为钱焦虑


今年,第一财经对 40 个重点城市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统计,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海(72232元)、北京(69434元)、深圳(64878元)


如果按照收入金字塔“上窄下宽”的逻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会比平均值更小。这意味着,即便身处一线城市,年薪 10 万就已经超过了至少一半人。


但在我们的调研中,年薪处于 10 到 20 万的人中,有 60% 的人都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不满意,这与总体不满意的比例持平;年薪 30 万到 50 万的人中,也有四成对钱不满意。



脉脉的《高值人才职业发展洞察2021》中有相似的结论:高薪并没有缓解人们对钱的焦虑——报告显示,在年薪 30 万+人群的焦虑点中,“收入”排名第一,远远超过“年龄”、“精力”和“健康”。


原因在于,虽然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提高,但社会对人的要求也相应变高了。人们的收入不仅要跑赢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还要跑赢同龄人、跑赢社会的各种标准。


因此,正如《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指出的:“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


比如最近一位腾讯程序员,被曝光每年的税后收入有250万。在知乎的分析帖中,有一篇 3000 多人赞同的帖子在论证:“年收入250万,还是太少了。”



如今,“穷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中收入低、吃不饱、穿不暖的人,而更多指向在消费者社会中,具有消费缺陷的人:


周围的人都背爱马仕,而我背CK,我是穷人;


我买大牌平替,豆瓣上却有人开始“寻找贵替行动”,我是穷人;


我在三线小城市月入过万,但同龄人已经在一线城市买了房,那么我也是穷人……


表面喊躺平,但每 3 个人里,就有 1 个人愿意为财富自由付出巨大努力


“穷人”越来越多,同时催生了人们对钱的两种情绪,一种是渴望乃至焦虑,愿意为搞钱而付出努力,另一种则是不满与丧气。


本次调研显示,人们对于钱的情绪态度是复杂的:在理性看待金钱的同时,无法避免为之苦恼——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为钱焦虑,认为钱太少是万万不行的,并愿意为财富自由付出巨大努力;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对钱不满,认为钱是资本家剥削的证据,钱的分配并不公平。



我们按照人群画像:性别、年龄、城市、收入与对金钱的情绪态度进行交叉分析,发现不同人群对钱的态度并无太大差异。


男性和女性对钱的焦虑程度相当;住在三线城市的人的压力未必比一线城市的小;00后、95 后、90 后和 85 后同样面临着“钱不够花”的苦恼。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尽管 996 、大小周的工作制被主流批判,仍然有大批正身处 996 的员工和还没毕业的大学生甘之如饴,视可以加班赚钱的大厂为圣地。最近发布的《大中学生职业规划调查》显示,分别有 65.8% 和 56.4% 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能够接受“ 996 / 007 ”的工作。除此之外,超过七成的高中生表示自己能够接受每天 10 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长。


而更具体的案例是,在2020 年的“躺平”风潮之后,许多人发现如果家里没有金矿,消极抵抗式的“躺平”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可能让生活更糟糕。


今年 5 月,豆瓣“躺平后起立互助联盟”小组成立,目前已经聚集了七千多人。一位组员这样总结自己的痛苦循环:“树立目标→间歇性努力→拖延→悔过自省发誓重新来过→再次树立目标→再次间歇努力→再次悔过…… ”


我们发现,在各种数据和个体案例中,比起“主动努力,实现人生理想”,“搞钱”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更像是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被动行为。


“搞钱第一”背后,三个更深层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人是没有“不搞钱自由”的


尽管不同的人对“穷”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人们因为“没钱”而产生的焦虑大都相似。


在问题“你对财务状况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下,排名前三的原因分别是:买不起房 / 存款太少没有安全感(60.1%)、同辈压力,担心自己被别人甩开(37.6%)、收入太少,满足不了基本需求(31.7%)


而问题“如果给你足够多的钱,你最想把钱花在哪里?”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给爸妈养老、让家人过上最好的生活(52.2%)、花钱买知识,读书、深造等(47.7%)、旅行、玩乐(37.8%)


我们可以将之总结为“钱”压在年轻人身上的三座大山:消费自由、同辈压力、效率至上。



1. 消费自由成了获得其他自由的前提


在近些年的互联网和大银幕上,穷人正在逐渐被隐形和污名化。


人大新闻学院 2010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口中占比65% 的社会底层,只拥有 12% 的网络话语权。


2006 年马科斯在文集《蒙面骑士》中提出观点:“今天的世界地图是经济版图,不买不卖的人就从地图上掉下去了。”2021 年《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关于这一现象的描述更为恶劣: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毫无用处、令人讨厌的人,社会对穷人采取“零容忍”态度。


在如今,消费自由已经成了获得大多数其他自由的前提。我们通过消费获得食物,也通过消费获得情绪安慰、彰显品味个性:穿什么风格的衣服、用什么牌子的电子产品、看什么类型的展、是什么APP的会员……消费物品的差异几乎成了每个人显示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唯一方式。


而在消费社会中,金钱不但主导分配了物质层面的社会资源,还同时分配了精神层面的资源,知识、感情、安全感乃至尊严。


比如,前段时间《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文走红网络,这背后隐含了一种刻板印象:思考哲学是上流阶层才可以做的事情,底层人没有资格。


在这种情况下,金钱不仅带给人们做某件事的自由,也带给人们拒绝做某件事的自由:足够有钱才敢裸辞、足够有钱才敢和老板顶嘴、足够有钱才敢提分手……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男性更需要用钱开启一段关系:表白、恋爱、结婚;而女性更需要用钱拒绝一段关系:分手、离婚、不婚主义、丁克……



这或许意味着,女性的确可以通过消费在男权社会获得一部分自由;但与此同时,女性因为钱带来的消费力而获得地位提升,本质上还是“谁有钱谁就是大爷”的消费逻辑。


所以,重要的不仅是性别、阶层,而是权力关系的判定,依旧受困于“钱”。


2. 社交网络带来同辈压力


在我们的调研问题“你对财务状况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同辈压力是人们对经济状况不满的第二大原因,37.6% 的人“害怕被别人甩开”。


这指向的是另一个原因:互联网让原本隔离的不同群体有机会窥视到彼此的生活,于是,长得漂亮的发现还有人更漂亮,赚钱多的发现别人赚的更多,买了房子的发现别人的房子更大……不同阶层的人通过社交网络,共享着相似的生活标准,无论现状如何,永远都有别人比你“更快”、“更好”、“赚得更多”,穷人或富人,精英或废物,人人难逃焦虑。


2017 年一篇标题为《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 或者,也不能这么说》的文章爆火网络,作者就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在小镇出生长大的我,自小成绩优异,却在考入大城市的名校后,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貌还是家境、人脉、眼界都落后于同学——“越往上爬越艰难、见得越多越痛苦。”


打开社交网络,你会发现现在连“废物”的标准也变得越来越高:双非废物、末流 211 废物、985 废物、江浙沪海归废物、金融废物……



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上自称“废物”、“普通人”、“穷人”的人,未必真的是低学历、低收入的“下流群体”,更可能是“精英”阶层中的“下流群体”。


而文章《40%,不重要的中职世界》则揭露了另一个世界:2020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共有9865 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字为1628.14 万。他们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就涌入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数接近一半(40%),却在互联网上近乎失语。


精英自称废物,真正的“废物”无处发声。


作家三浦展对日本的飞特族(自由打工族。2012 年度,飞特族多达180万人,占同龄人总数的6.6%)和尼特族(15-34岁的既未就学,亦未就业的青年。2012年度,尼特族达63万人,占同龄人总数的2.3%)进行研究。


他得出了相似的发现:“以上这些追求自我的下流阶层,往往不是真正的底层,而是中流阶层中的下层——这意味着,日本上流阶层所秉持的生活观念,比如自由生活、尊重个性,已经蔓延到整个日本社会。”


3. 效率至上带来“不进步、就被抛弃”的恐慌


社交网络让人们得以窥见不同群体的生活,快速发展的世界、永远比你更快更强的同龄人,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非升即走”、“不进则退”、不跟上就会被抛弃。


这个时代奉行的原则是效率至上,一切事情讲求高效并以结果为导向,“活到老、学到老”是这代人的生存要领。


在调研中,我们列出了一系列人生大事并让用户进行“性价比”排序,其中读大学(49.4%)被最多人认为是一件性价比高的事情,读研、读博、考证、为知识付费也被认为性价比高;加班(58.5%)和生孩子(41.2%)则被公认性价比低。


另外,有47.7% 的人会在自己有钱后选择把钱花在读书深造上,这比花钱买房买车和旅游玩乐的比例还要高。



看样子,人们努力把钱投入在各种学习教育上,希望获得进步,成为“更优秀的人”。


但问题是,高度单一的竞争标准不仅让所有人挤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造成内卷,同时,这种看似公正的“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来决定”的标准也未必真的公平。


哲学家桑德尔和马科维茨在《优绩制的陷阱》一书中指出了这种模式带来的三个陷阱:


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他提供了一组数据: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 家庭的学生比来自金字塔底层 50% 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多。


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20 世纪50 年代,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 20 倍,而现在达到了360 倍。


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马科维茨做了用体育比赛来类比:原来的比赛是拔河,人人都能参加,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没有经过训练完全无法入场。“这些新的项目或规则完全把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精英阶层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


这很好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阶级跃迁持悲观态度。父辈那里“努力就有收获”的座右铭在90后、00后这里普遍失效,人们对阶层跌落的恐慌或许远远大于想要实现阶层上升的迫切。


而如此多人把搞来的钱用于学习和自我再教育,除了想要借此取得进步,还有防止自己“不进则退”。


悬浮的当下,搞钱成为年轻人被迫的“自保”手段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在消费主义、同辈压力和效率至上的重压之下,搞钱,正在成为年轻人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自保”手段。


为了搞钱,当代人在各方面都或多或少做出了妥协。



个人的意愿和情绪最先被牺牲。


准确来说,是现代人在选择一份工作时,更多的把它视为一种搞钱的手段,个人价值、意义、表达、热爱等都可以为薪酬让步。


上周有数青年观察局和拉钩招聘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83.4% 的人认为金钱财富是打工人最大的追求,74% 的人认为一家好公司最重要的标准是薪酬福利诱人。


在效率至上的要求下,现在的年轻人更清楚“我打工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交朋友的”,超过 90%的人可以在职场中容忍傻 X 老板、讨厌的同事和不喜欢的工作内容,88%的人可以接受在职场中说违心的话。


在社交网络上,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职场中的成年人,最应该戒掉的是情绪”。理性、高效、情绪稳定被视为是成熟的体现,因为“职场不相信眼泪,只相信结果”,因为“人人都很委屈,你委屈一点怎么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矫情”、“抑郁”、“玻璃心”的嘲笑。


微妙的是,在我们的另一个问题中,有接近一半的人(44%)赞同:生病(包括情绪上的)这件事,是要足够有钱才能做的。


在搞钱面前,个人的时间和生活变得廉价。


长时间通勤、租住郊区的房子、996 加班、没时间陪伴家人……个人生活质量和闲暇时间在钱面前几乎可以全部让步。


对于当代人来说,用时间换金钱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带来的弊病远不止丧失个人生活这么简单。


在大小周、996工作制被取消后,一大群人陷入了“996后遗症”,具体的表现如:


不会过周末。即便原本被工作抢走的时间回来了,也无法真正放松下来,于是将自己塞进了另一张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做一切事情都需要反馈、需要意义、需要得到一个结果,但到最后,常常发现“除了搞钱,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更有意义的”。


爱情也可以为搞钱做出让步。


愿意为搞钱而牺牲亲密关系的本质,是将感情也视为商品,因此感情也可以参与到所有事情的排序中,在“权衡利弊”之后被“舍弃”。


在塔门的调研中,有 27.6% 的人愿意为了搞钱,在分手 / 离婚上妥协一部分。


另外,9 成的人认为,进入亲密关系金钱观要一致,超过 6 成的人认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在经济上也需要门当户对;还有一半的人赞同观点“没钱就不要恋爱也不要结婚”。


在过去,人们认为“没房没车,提俩暖水瓶就能结婚”,因为未来是可预见的,努力是有回报的。现在,你几乎可以在近几年所有流行的“爱情金句”中发现保守的趋势:巨大的不确定性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门槛被量化成了与钱相关的具体数字,房、车、年薪、彩礼……



学者项飚将当代人的这种状态总结为“悬浮”——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奔向一个未来。但未来具体是什么样子,好像没人能够说清。


与此同时,人们的“当下”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意义:努力考试是为了以后不再考试,努力打工是为了以后不再打工。


学习不是因为兴趣,工作也不是因为热爱,人生理想从做科学家、艺术家、开小店变成了“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


在《寻路中国》中,作家何伟对此进一步说明:“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关于钱,年轻人都在探索什么出路?除了打工,年轻人还想怎么搞钱?


1. 让自己看起来值钱


知识焦虑在互联网上被贩卖了一茬又一茬,仍然有人愿意为之买单。更高的学历、更厚的证书、更多的头衔,这些虽然未必真的有实际用处,但意味着一张入场券。


当代人善于学习,或者说,是善于包装自己的学习成果。因为搞钱的第一步,是让自己看起来值钱。


2. 钱生钱,但不想承担风险


理财正在从一种精英行为变成全民行为——只有 20% 的人没有理财意愿和理财经历,其中 14% 的人不理财的原因是“没钱”。


DT 财经的一份报告显示,比起老一辈人,Z 世代在理财收益上有更大的野心,95后的预期收益率最高,但同时也是各年龄段中最无法承受风险的人群,17.2% 的95 后无法接受亏损。


3. 新型消费观


在塔门的调研中,有一半人认同观点:善于花钱也是理财能力的一种。我们结合互联网上的信息总结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流行消费观:


精研型消费(82.4%)


品牌的地位正在年轻人的消费决策中下降。消费从“炫耀和符号消费”变成“追寻自我的消费”。


年轻人不再一味地追求大牌,反而有选择性地转向 1688、拼多多这些低价平台。


长期主义(61.5%)


从价格、质量、时间三个维度来衡量一件商品的“性价比”,买就买最耐用、能用很多年的。


节俭抠门(47.9%)


年轻人的薅羊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晚上 8 点后去面包店买临期食物、买二手商品或者出售自己的闲置、去公众号里找免费的电影 / 话剧 / 展览门票……


另一种介于精研和节俭之间的流行消费行为是:1000可以花,5块必须省——可以花 1000 块去看爱豆的演唱会,但会因为 5 块钱配送费而果断舍弃一家外卖。


这意味着年轻人的“节俭”其实指向的是,把钱花在刀刃上的“财商”。



模糊的未来下,钱,钱,钱,人均穷人的年轻人怎么办?


一方面,人们对钱有越来越多的反思。


体现在消费上,是豆瓣上的各种反消费主义小组,是不少博主开始尝试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拔草、极简、断舍离……


体现在具体的认知上,社交网络让人文社科的学者和专家理论得到更广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消费和工作为代表的资本是如何让人异化的。因此在意识层面,人们对钱保持着理性和审慎的态度。


塔门的调研也显示,在众多人生大事中,人们认为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TOP3 分别是:亲情、快乐、事业,搞钱只排第四。



但另一方面,现实依旧残酷。


以今年的双十一为例,尽管有各种“双十一静悄悄”、“双十一陷入疲态”的声音,但数据证明人们对“买买买”的热情依旧——中商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天猫双十一总交易额为 5403 亿元,同比增长 8 %,;京东累计交易额为 3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 %。


调研显示,尽管人们并不认可精致穷、提前消费、冲动消费等消费观念,但不少人仍然是“正在或曾经深陷其中”;在理财上,大多数人也只是停留在想理财、开了个头、学了一点点的程度。



另外,钱在亲密关系里也有微妙的化学反应。在问题“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你愿意为你最亲密的人付出现有财产的多少?”下,10% 到 30% 是最多的选项,占比27.2 %。


另一个问题“爱人送给你的礼物,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吗?”则显示,收到太贵重的礼物比收到太廉价的礼物,更令人感到不适。



在实际生活中,权衡利弊、自我至上仍然是当代人的惯性思维。


因此,尽管“穷”成了这个时代最重的“病”,“搞钱”成了这代人最大的信仰,但得到的“钱”,却因为在对比下被“相对”掉了。


无论成功或不成功、有钱或者没钱、财富自由或者财富不自由,都容易陷入意义的匮乏感和缺钱的慌张中。


对此,有一部分人(69.4%)选择了“用消费追寻自我”,花钱买快乐、花钱找自我认同。比如为游戏氪金、玩虚拟恋人,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人生体验”、“名利地位”和“感情联结”。


日本作家三浦展对此的解释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弱,对人际关系的相对充实感的需求却越来越强,物质在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创造人际关系的手段。”


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需要花钱才能带来的充实感,仍然没有逃离资本世界的逻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塔门(ID:DT-Tamen),作者:张晨阳,编辑:王朝靖,设计:张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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