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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臧否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可以清晰认定为正义的战争,绝大多数战争的性质,都因交战者对利益的相互争夺而变得难以界定。
然而,举世瞩目的二战却是一个例外,它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看作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战争。
原因在于,法西斯政权不仅以侵占掠夺他国领土与人口资源为主要目的,而且过程中伴随着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等反人类行径,这使得被侵略者的抵抗,带有鲜明的正义色彩。
二战题材在各国影视剧的“出镜率”如此之高,不仅是因为规模大,也不只是因为其结果对今天的世界格局影响深远,更是在于它的战争性质特别适合被表述。
而在二战主题的经典影视剧中,除了上次写到的《兄弟连》,它的姊妹篇《太平洋战争》亦是一部佳作。
在这部作品中,当年的美国同样是为全人类的正义而战,只不过厮杀的对手,从欧洲战场的德国换成了太平洋战场的日本。
10集耗资2.23亿美元的《太平洋战争》,由HBO于2010年推出,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坐拥“最贵二战美剧”的头衔。
比起同样由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监制的《兄弟连》,它的反响似乎不温不火,口碑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太平洋战争》虽然未能像《兄弟连》一样,在电视时代被引进到央视,观众缘上失了一先,但客观来看,它还是延续了前作的高质量,完全担得起剧迷的交口称赞。二者风评上的巨大落差,实际是由观众的“先入为主”所致。
要理解先入为主对一部作品的影响,我们可以参考英国科幻作家亚当斯提出的“科技三定律”:
所有在我出生之前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
所有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东西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所有在我35岁之后的发明都是反人类的。
亚当斯的意思是,影响人们对事物评价的,往往是接触的时间,而未必取决于事物本身。
进一步说,那些经历了“经典化”过程的作品,天然享有合理性和豁免权;那些伴随一代人成长的作品,更容易取得不可撼动的标杆地位;而那些随后陆续产生的作品,则很少能在问世之际,就获得与其实际表现相称的评价。
不同于《兄弟连》改编自传记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的纪实文学,《太平洋战争》的原著信息,则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录,属于更加鲜活的一手资料。
一本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罗伯特·莱基(Robert Leckie)出版于1957年的《以盔为枕》(Helmet For My Pillow)。
莱基在二战中先后经历了瓜岛、新不列颠与贝里琉之战,战后成为美联社通讯记者,一生著述40多部,于2001年逝世。
一本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尤金·斯拉奇(Eugene Sledge)出版于1981年的《贝里琉和冲绳岛上的老猎犬》(With the old Breed at Peleliu and Okinawa)。
尤金在二战中先后经历了贝里琉和冲绳之战,战后取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执教于亚拉巴马州的蒙特瓦洛大学,已于2001年逝世。
相对于前者富有艺术性的文笔,尤金对于战场的描写更加直白,剧中谢尔顿(Shelton)从死掉的日军嘴里拔金牙的桥段,就来自尤金书中记叙的真实案例:有美军士兵欲将日军的断手当作纪念品带走,碍于腐尸味道太冲,才不得已将其扔掉。
但不管创作者们如何折衷,太平洋战场的画风始终与欧洲战场迥异:
一方面,雨季、疟疾与蚂蝗的肆虐,造成了交战双方愈发低落的士气;
另一方面,美日之间的仇恨也比美德之间激烈,令这里的战线更加逼近地狱——它体现为腐烂生蛆的尸体、残缺不全的骸骨、对俘虏报复性的虐杀以及搜刮战利品的狂热。
经历过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士兵后来表示,他们更希望自己是在同德国人作战,后者虽然是死敌,但总体上更像人类,而不是畜生。
当然,这种评价并不是出于轻蔑,更像是从侧面印证了军国主义感召下的二战日军的残忍和野蛮,这种率兽食人的做派,不仅对敌人如此,对己方亦如此。
用剧中“荣誉勋章”获得者、三级军士长约翰·贝瑟隆(John Basilone)告诫新兵时的话说:
“你们还穿着尿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了,他们都是老油条,神枪手,他们仅靠生蛆的大米和脏水,就可以活上好几个星期,他们能忍受你们想都想不到的困难。日本兵不惧伤痛,无视生死,只求结果你们的性命。无论你怎么看待他们,都绝对不能低估,他们在战场上将对手置之死地的决心。”
《太平洋战争》中有一个和战争看似无关的主题,即人物身上浓郁的男性气质,以及由这股气质决定的与女性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五到十年的好莱坞,一种非常过火的身份政治成了显学,像斯皮尔伯格的这部美剧,实际上从精神气质上,和上个周期好莱坞的政治正确是相抵触的,但实际上,这些被性别议题轻易批判成“有毒男子气概”的部分,也是有艺术价值的。
在时隔多年回看这部经典时,你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部带有典型“老白男”视角的作品的历史阶段性,这既是因为剧中秉承的男性中心视角,也是因为该视角内部大放异彩的猎艳情节。
这一叙事的前提,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对日出兵,极大地缓解了澳大利亚的战争威胁,由于后者将精锐派往缅甸协同英军作战,导致国内留下来的年轻男性不多。这种男多女少的局面,对于临时休整的美军士兵而言,无疑提供了天堂般的择偶环境。
如剧中场面展示的那样,当美军士兵灰头土脸地停船靠岸,大量的澳洲女性手捧鲜花和食物夹道欢迎,她们热情洋溢,仿佛是在庆祝最终的胜利。
澳大利亚人的热情与好感,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第一,美澳是共同对抗日本的盟国;第二,这批刚刚经历瓜岛战役的美军,在事实上保护了她们;第三,外援的驻防休整,恰好弥补了国内年轻男性的缺位。
仔细分析,以上几点的层次虽是从大至小(道义>国籍>性别),程度却是从浅至深(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生物基因)。结果就是,虽然有来自留守澳军和本地长者们的阻力,但美国大兵还是可以在街头酒吧轻易俘获短期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创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一项性别表达:即那些擅长于战场作战的男性,往往也更擅长在情场猎艳,前后系数完全成正比。
剧中男一号贝瑟隆就是代表,他在瓜岛勇冠三军的同时,场下也出格行为不断。
例如抢陆军空投的私人包裹,酗酒泡吧宿醉迟迟未归,在酒吧中与澳军激情斗殴,甚至在得知要被授予勋章的前夕,还试图偷开宪兵的汽车返回营地。可以说,他有多能打仗就多能惹事,从始至终充满了牛仔精神。
甚至在回国募集战争债券的阶段,已经成为“战争英雄”的贝瑟隆,还能泡上跟他搭档的好莱坞女星,实现从演讲台到总统套房的丝滑切换,剧情对此的展示称得上浓墨重彩,仿佛对主人公来说,世界就是一张巨大的双人床。
同样的戏码也属于男二号莱基。剧中有一场戏,当莱基在街上看到心仪的澳洲少女后,竟然一路追上公交车,并当着一众乘客的面,死乞白赖地要到了对方的住址,整个过程中,莱基不仅是一个一等一的行动派,而且将“胆大、心细、不要脸”体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追求邻家女神薇拉的情节也是如此。在战前,莱基遇到薇拉其实略有自卑,但在战后,他却能鼓起勇气,径直去敲对方的家门。
戏剧性的一幕也在此刻发生,正巧有一名少尉也开着豪车来接薇拉约会,气氛既尴尬且微妙。
剧情在此一节的信息量很大。明面的信息是,少尉隶属于陆军,且是西点军校毕业。隐藏信息则是,在当时的美军中,海军陆战队排在海军、陆军航空队和陆军背后的“四等人”,因为他们干的活最多,拿的钱却最少。
故而,无论是从官阶、军种、学历还是从财力上看,莱基都位于绝对的下风,而他只是拿定了一点,就完成了对竞争对手的反杀——眼前的少尉,大概是个刚从军校毕业,没有打过仗的公子哥;而自己则是经历了生死搏杀,刚刚帮助美国打赢了二战的陆战队员。
从军人的荣誉上,余威尚存的莱基完胜前者。
所以莱基大方地率先打招呼,同对手进行一番同袍间的寒暄后,便明知故问地问他在哪里服役,随即不怀好意地说出“少尉,恭喜你,可惜你错过了战争大戏”,潜台词似乎是在暗示:对方既没有办法建立功勋,拿到荣誉,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不是刻意躲避战争的胆小鬼。
看完《太平洋战争》,你会深刻地觉察出一点:战争把男人变成了动物,让参与者有合理性得以摆脱社会规训,而那些更加混不吝的性格,既能帮助个体在枪林弹雨中转危为安,又能大大增加他们在事关繁衍的竞争中获胜。
到这个地方,创作者贯穿始终的用意,其实也已经不言自明了:其实所有为正义而战的战争,背后也都包含着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翻译成剧中的情节,就是谁更有资格存活,谁更有资格繁衍,谁更有资格掌握生存与繁衍的选择权。
战争总是能够逼出人性中最原始的那一面,让人类社会千百年间的进化和建构,瞬间显得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