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23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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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贺雪峰
2014年笔者出版《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时，国内很多人对中国现代化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按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出几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些经济学家每每讲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都计算外贸、内需和投资这“三驾马车”，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是低于8%，就会出现就业不足，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因此提倡政府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甚至提倡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从而导致当前一些人把教育、医疗和住房形容为“三座大山”。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困难，国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国内房企和地方政府债务时有暴雷，中国经济究竟应当向哪里去？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仍然是“三驾马车”论，他们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通过无条件市场化来释放消费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率，既缺少对中国经济本身的复杂结构的基本考量，又缺少对中国现代化所处复杂阶段的基本考量。他们不能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无法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类辩证关系，泛泛而论，无的放矢，将浮财当作国力，将浪费当作发展，用短期目标替代长远目标，以数量加减替代结构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未来发展中，必须做到战略上自信、战术上重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则。
《大国小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贺雪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科教兴国的核心是将科教优势转化为中国产业优势，助力中国产业由中低端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发展，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变，补齐中国产业短板，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形成不被“卡脖子”的全产业链的中国产业体系，具有独立自主的产业能力。
科教兴国首先是要办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既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公民，又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和各个层次的优秀人才。在办教育上，尤其是在办大学教育上，国家要舍得投入，支持科研攻关要不怕失败。越是高新技术，越接近“无人区”，越需要大胆探索。通过大量投入研发资源，实现在科技突破上处处开花。
不仅要支持大学做科研，而且要大力提升国家专门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要大力支持大型国企民企提高研发投入，形成全国有条件机构共同搞研发的良好氛围，同时做好协调工作。
研发要与产业结合起来，变成产业升级。如果不能转化为产业升级，这样的科技进步就是虚的。对于新兴产业，国家也要制定产业政策予以扶持，扶上马送一程。这样，中国就不仅可以在某些产业领域补上短板，而且可以在某些产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最后在很多领域成为世界产业的引领。目前在新能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已有引领优势。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扶持产业发展，都是需要有大量投入的。这方面国家要不计成本地进行持续的高投入。要想方设法将国家和社会资源集中到科教兴国和战略产业的发展上来，这不仅是因为这方面投入的回报率特别高，而且，只要战略产业能发展起来，“中国创造”能领先世界，就等于中国已经真正崛起了。
未来20年，中国全社会要全力支持科教兴国和发展战略产业，这是中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体，14亿中国人民足以支撑起中国产业迭代发展，能在充分竞争的中国市场上生存下来，大概率在全世界的市场上也会有显著竞争优势，其中典型如手机、电商、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中国不可能在闭关锁国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只可能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下实现现代化。中国产业竞争力也就只可能依靠市场上的优势。
市场可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集中所有智慧参与其中，从而激发出最大的社会活力。从产业来讲，经历了市场残酷的竞争和淘汰机制，能生存下来的就是非常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市场主体。通过优胜劣汰，市场实现产品甚至产业的快速迭代，从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市场就自然选择出了最具有竞争力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再去参与国际竞争，一定会胜多败少。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是市场也是有规则的，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同时，也并非所有方面都只能靠市场，比如教育、医疗的市场化就容易产生问题，住房市场化就带来了一些问题。教育、医疗、住房成为人们的负担，以至于有些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子，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市场有风险，创新型产业发展能否获得风险投资十分关键，能否形成促进风险投资同时又可以分散风险的体制机制，是市场与创新能否结合的关键。结合得好，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就有了不竭的活力源泉。市场竞争必然有失败者，因此，越是市场体制，往往就越是要有一个社会的体制来与之对冲与平衡。只靠市场作用，容易造成社会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无限拉大，弱势群众生活毫无保障，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稳定的，国家也可能因此发生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动荡。
要建设一个充分的市场，就同时要搞好社会建设，以建设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市场是讲效率的，是优胜劣汰的，是有失败者的，也是有两极分化的。市场成功者可以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有能力让自己体面地生活。问题是，市场越有效，就越是要进行更大范围和更高强度的优胜劣汰，这就只可能留下更少的成功者，而产生出更多的失败者。
如果连生活基本保障也无法获得，市场失败者群体就很可能会不满，社会基本秩序就难以维持，社会就可能陷入激烈冲突之中。因此，充分发展市场的前提是必须进行社会建设，必须为大多数人提供基本保障，必须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让所有人分享。
正是基于此，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市场化，国家开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实施低保制度和全民医保，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推动建立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通过精准扶贫，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绝对贫困，2012年至2018年全国8000多万贫困人口历史性地告别贫困。当前国家以乡村振兴统领“三农”工作，乡村振兴既要防止农村出现规模性返贫，又要为农民建设美好幸福生活。与20年前相比，无论多么偏远的中国农村，其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农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提升。
相对于城市，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因此近年来每年都有农民也应当有退休金的讨论。农民没有退休金，养老只能靠子女，每个月100元左右的基本养老保险金标准无法为农民提供体面的养老生活，农民过了60岁仍然要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只能靠子女养老。
欧洲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建立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不仅农村远远无法与之相比，城市福利水平也远不及。
也是因此，国内就有一种观点，即先要做到中国城乡基本保障的均等化、一体化，然后向欧洲发达国家看齐，学习欧洲发达国家在社会建设上的先进做法。
不过，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建设上尤其是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上，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仍然是发展，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形成对市场带来的两极化的对冲。当前阶段建立高水平的全民福利保障体系仍然是不现实的。
当前，中国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有效、也比较廉价的社会建设载体，这就是与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构成“三位一体”的另外“二位”——农村和农业，它们几乎为所有农民提供了农村退路，提供了农业就业机会，提供了农村宅基地与住房，提供了农村熟人社会资源。当前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有能力通过市场进入城市，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是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得基本保障的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而那些缺少进城机会和进城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包括不习惯在城市生活的老年农民，他们只能借助农村和农业来获得收入与保障。国家通过向农村输入资源，发展村社互助养老，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也可以获得在农村的体面生活，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也许只是过渡、也许不只是过渡的社会建设。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防止资本和市场体制对农村的彻底侵蚀，保留农村熟人社会传统，可以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提供虽然不一定高却极为重要的基本社会保障。
中国现代化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尤其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廉洁高效应对事务能力的行政体系。强大的国家行政能力是新中国一直以来的优势，但强大的行政能力有时容易膨胀，将本来应当由市场和社会解决的问题揽到手上，从而具有了无限责任，由此造成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
一般来讲，建设美好生活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国家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市场条件和法治保障。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人们就要自己到市场上打拼，就要承受市场风险。国家为个人兜底而不能代替个人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生活。
任何社会都会有小概率事件。对小概率事件防范过严，往往不是防住了小概率事件，而是可能积累成更具爆炸性的大概率事件。正常社会中，一般小概率事件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过严过细防范小概率事件，不仅防不住，而且往往造成社会安全阀的失灵，从而可能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同时，防范小概率事件必然是需要高治理成本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的正规化、规范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精准化、精细化，而且包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对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首要的一条就是治理有效。治理无效，无论治理体系多么正规复杂，都不可能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当前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可以举全国之力，万众一心搞建设。需要注意的是，强大的国家行政能力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劣势，其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进入本来应当由市场和社会调节的领域，从而代替市场与社会，导致市场与社会活力不足。有时有些基层政权会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以为可以防止小概率事件扩大，结果不仅没有防住，反而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成本，造成基层治理微循环受阻，形式主义严重。
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容易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是“一乱就收，一死就放，收收放放，收放自如”。也就是说，通过灵活调整，可以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恰到好处的动态平衡。其中特别关键的是，这对国家行政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必须时刻对形势进行研判，从而决定如何及何时、何地收放权力。
保持社会活力，保证市场自由，允许基层治理出现一定的失误，使整个社会保有强大活力，同时又降低治理成本，低成本治理才可持续。
当前时期，个别地区的基层治理中过于强调精细治理和精准治理，过于防范小概率事件，这不仅造成了基层治理难以持续的高成本，而且扼杀了社会活力。这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及出现的发展困难，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看起来很“高大上”，比如“只有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走出当前困境”，所谓“继续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将更多之前未被市场化的领域推入市场。
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一直认为，只要农民土地入市了，就可以产生出巨额财富，当前（以及过去和未来）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让各种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让农民的宅基地入市，让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土地入市为前提），让农民进城从而在城市买房、在城市消费以拉动内需，等等。
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说，只要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进城按城市居民水平消费，全国就可以增加30%的内需，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他们所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的是，绝大部分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农民即使进城了，也没有钱消费。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显然不是通过将所有领域包括农民土地都市场化，从而推动一般消费，提升GDP，而是要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高中国经济的品质与内涵，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
一直以来，有些经济学家和政策部门最热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化带来经济高速增长。他们关心的城市化并非城市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最好的场所，因为城市本身的聚集可以为第二、三产业提供便利，同时，城市聚集形成规模，不仅可以降低第二、三产业的服务成本，而且可以提供第二、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便利配套和规模经济。
全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他们关心什么呢？他们关心的是，当房价已是建筑成本的10倍甚至20倍时，让开发商建大量房子，就可以提高地价，可以提供税收，可以拉动建材需求，可以推动装修家居业，当然也可以为开发商赚取暴利。在他们看来，一平方米住房建筑成本只有2000元左右，却带动上下游约20倍的产值，这些产值最终都成为利润，进入各行各业，所有人都从住房建设中赚了钱，经济也被拉动了，中国经济因此走上高速发展道路，国家财富也突然间极大地增长了。
问题是，房子的本质是用来住的。房价推高到建筑成本的十倍，各行各业都从中赚钱了，而房子得有人来买，最后的结果就是买房子的市民拿出毕生积蓄付首付，然后一辈子成为“房奴”，通过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来还房贷。房价很高，导致城市生活成本也很高，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高房价的困扰。
之所以房价高也要买房，是因为据说进城买房是刚需。只要农民不断进城，不断有人因刚需而贷款购买城市住房，城市就有了好生意，各方面通过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建房和买房行为来推动经济增长。因为房价一直在涨，房子就等于现金，有钱人就炒房，经济条件好的有几套房，拆迁户也有几套房。结果，在城市，除刚需户买不起房以及年轻夫妻贷款买房成“房奴”以外，城市有钱人不少都有了好几套房子。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造房子一本万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就一定会造出更多房子来，结果，所有刚需都满足了，而因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年轻夫妻成为“房奴”，不愿生也生不起二胎，生育率持续下降，对住房需求的预期也下降了。突然之间住房卖不出去了，过去那些等同于现金的住房也就变成了建筑垃圾。这样大概率房价会持续下跌，中产阶层突然发现自己没钱了。
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供给获得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将土地财政收入用于城市基本建设，也为城市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这是土地财政的贡献。不过，很多地方政府却未充分珍惜宝贵的土地财政收入，而去做大量铺张浪费的形象工程，城市房价上去了，城市生产成本也变得无比高昂，本来建设城市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第二、三产业的，结果城市生活成本很高。
以上仅是举了浮财的一个例子，以此说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以为只是在城市建房子然后高价卖出去，就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不断内需的想法，是十分可笑的。之所以进城农民愿意在城市高价买房子，是因为城市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而城市就业机会来自第二、三产业发展。过度刺激房地产，不断推高房价，形成了很多浮财，结果就是房地产业排斥了第二、三产业，最终不仅房地产业无法为城市产业发展做贡献，而且一旦泡沫破灭，必将带来严重社会后果。
同样，农民的土地也不值钱。有人盯着农民的宅基地，是希望借农民宅基地里面埋藏的“惊人财富”来搞所谓乡村振兴。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幼稚的，因为宅基地并不值钱，农民用于建房子的宅基地实际上就是一块荒地，这块荒地怎么可能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惊人财富”来呢？
中国不需要表面上的经济增长，而需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达到经济质的提高。一定要防止浮财，要警惕日本失去30年那样的悲剧。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必须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国粮食出了问题，世界上没有国家能帮得了我们。实际上，世界上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的粮食很有限，且一旦中国粮食出现问题，很可能就因此被“卡脖子”。
当前中国主粮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有余，进口部分的主粮主要是调剂性的。中国进口玉米、大豆等粮食，每年进口量大约为1.4亿吨，用作饲料或榨油，这个进口量是比较大的，虽然不是主粮，也影响到广义上的粮食安全。中国每年的进口农产品数量，如果换算作耕地面积，据说要有五六亿亩耕地才能生产出相当数量的进口农产品。考虑到中国只有不足20亿亩耕地，复种指数一般在1.2～1.6，目前的复种指数处在低点，每年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25亿亩左右，其中粮食类作物总种植面积大概18亿亩，约占全国农作物种植面积的70%。
中国适度进口粮食既有利于保护耕地，减少耕地过度生产所带来的地力耗损，也减少了对水资源的需求，减少了农业污染。从当前中国粮食生产的实际来看，因为连续十多年粮食增产，全国甚至出现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卖粮难，粮食价格已很多年未调整。
种粮不赚钱，农民就缺少种粮积极性，由此带来了较为普遍的土地抛荒，尤其是季节性抛荒：本来可以种三季的土地只种两季，可以种两季的土地只种了一季。如果种粮有利可图，中国耕地复种指数可以大幅提高，甚至达到1.6的最高点，这就可以增加大概8亿亩种植面积，这个种植面积保证粮食安全绰绰有余。
在当前粮食总体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安全核心在于“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通过技术进步尤其是通过改良品种、提高机械化水平以及推广新种植技术，粮食产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粮食安全”应当是动态的，并非生产越多粮食就越好，毕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是有限的，生产粮食太多，供过于求导致谷贱伤农，也是严重问题。适度进口粮食尤其是进口非主粮，可以保持地力，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即可以迅速恢复土地生产能力，保证粮食供给。
当前中国完全做到了主粮自给，以及总体上的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一旦遇到极端情况，在农业生产力（尤其是机械化）具备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迅速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增加粮食种植面积，以增加粮食供给，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粮食生产能力。只要既保持了粮食生产能力，又有足够的粮食战略储备，就可以保证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的基础是保有耕地数量，尤其是保有高产农田数量，要坚决防止农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基于这样的考虑，国家近年出台的法律和政策中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且要求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必须以土地规划为基础，做到“多规合一”。
甚至有个别学者和官员认为城市应当建到山上，因为平原和三角洲地带都是最适合生产粮食的肥沃耕地。这样的认识显然过于偏颇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土地多就现代化了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往往与人均耕地数量没什么关系。保护耕地走到极端，就看不到粮食生产本身也要依靠市场（粮食供需及由此决定的价格）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只靠土地。如果土地保护极端教条化，不计成本、不讲代价，其后果就不只是无法保证粮食安全，还会极大地阻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中国现代化的成本。
当前中国开始进入生育率下降的阶段，老龄化成了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重大挑战。“未富先老”，“未富”是指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财政能力有限，人民群众可支配收入也不高；“先老”是指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劳动人口与养老人口的比值越来越小。过去是四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现在变成三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将来可能变成两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老年人。具体到家庭，则可能变成一对青壮年夫妻要养活四个甚至八个老年人。中国社会中生产财富的劳动人口大幅减少，消费财富的退休人员大量增加。
因此，“未富先老”导致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用到了养老上，而越来越难以筹措到发展战略产业的资源，财政紧张、资源短缺，需要用钱的地方特别多，可以用的资源却不足。这正是当前不仅发展中国家存在，而且发达国家也存在的困境。
发达国家存在这个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的福利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障的高额支出。相对来讲，西欧和北欧国家比美国有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中国虽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国内来讲，建立更加优质、全面且城乡均等的社会福利体系的观点也越来越被人们认可。甚至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者多在以此为前提设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比如强制要求企业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保基金。
缴纳社保基金是三方共同努力为劳动者提供养老保障。这三方的第一方是劳动者，要将其个人工资的10%左右拿来缴纳社保基金，第二方是企业单位，第三方是国家财政补贴。三者加起来大概要占到劳动者工资的35%。也就是说，在不缴纳社保基金的前提下，一个劳动者的月薪为5000元，如果缴纳了社保基金，则月薪只有3250元。对于缺少现金收入的部分农民工来讲，他们宁愿要5000元工资，而不愿要虽然能带来养老保障却只有3250元的工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有强烈的现金收入倾向（比如等着积蓄为儿子娶媳妇），而且在于进城务工必然会有支出。以每个月必须支出2000元生活成本计，若有5000元收入，则每月可以节余3000元，若以3250元计，每个月只能节余1250元，两者相差甚大，导致农民工顾得了现在，顾不了将来。
因此，在设计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当深入理解中国国情，从国情出发，寻找中国优势，发现中国资源，以有效应对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
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以及养老资源最少而问题最多的地区在农村，具体到农村养老问题上，有两种很不同的应对老龄化的办法：一种是建立养老账户，缴纳养老保障金，农民到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养老；另一种是非账户养老，以子女养老为主，同时辅以村庄互助养老。后者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的现实，前者则是当前政策部门着力打造的未来。应当说，这两种办法都存在一定合理性。无论采取哪种办法，国家都要给予一定资源支持。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到底应当将支持农民养老的资源主要投入哪个方向。
仅仅从农村养老来看，农民有两个十分重要的资源或者说条件：一是村集体所有制，让每个农村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和承包地；二是村社熟人社会传统。利用好这两个资源，村庄是可以做到低成本养老的：身体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有收入，而且也是就业，他们由此可以将生活意义和社会交往建立在劳动之上；如果国家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村庄低龄老年人可以为高龄老年人提供相对有效的互助服务，只需要较少资源，就可以建立水平不低的基于农村资源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在河北省临西县周楼村，村民在“健康小屋”内锻炼（2018年12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一直用来表述县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县域经济受到充分重视，尤其在当前时期，县域经济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保障，也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有效途径。我们通过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推动产业发展，拉动GDP增长，县域成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进行决策时的重中之重。也正是因此，经营县城、发展县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全国各地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全国几乎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推动的“扩权强县”，更是为经营县城加了一把火。
中西部地区普遍有一个认识，就是中西部地区大中城市的发展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发展并不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差太多，真正的差距是在县域经济，如果县域经济能够赶上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可以迎头赶上。这种认识也是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普遍推进“扩权强县”改革的认识依据和动力来源。
然而，问题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与中西部县域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就开始了乡村工业化，到世纪之交，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均已城市化。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密集的第二、三产业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和城乡一体的规划，使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分城乡的庞大城市经济带。
虽然在这样的城市经济带内仍然存在县乡村建制，但这样的建制已名不副实，之前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已经不再存在了，县域经济变成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乡村，但实际上第二、三产业高度发展，GDP总值和人均GDP都远远高于以农业为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全国百强县基本上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就是这个原因。
中西部地区虽然在20世纪也一度兴办了繁荣的乡镇企业，却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关停，乡村工业化戛然而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进厂，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农业变成以老年人和内生出来的数量不大却很重要的以“中农”为主的产业。
目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都十分缺少现代制造业，原因是产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尤其是外向型加工制造业需要有几个条件：离港口近（沿海）；形成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基础设施好；距离市场中心近（容易获取市场信息）；可以从区域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和产业配套。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经济带以及中西部大中城市，而中西部县域经济却发展不起来。
在当前全国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西部县域发展现代制造业就更加困难了。即使从沿海发达地区淘汰下来的“落后产能”进入县域经济，也会因为成本高（配套不全）而难以生存。更麻烦的在于，中西部地区“扩权强县”，县域经济与地市争夺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落后产能”，就会造成产业分散的规模不经济，结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不起来，地市经济也因为缺乏经济集中度而难以发展。
没有现代制造业，没有第二产业的就业，就不可能发展出像样的第三产业，县城也就不可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经营县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想方设法在县城发展房地产业，千方百计鼓励农民进县城买房。而农民用于买房的收入只能来自务农和外出务工，也就是说，经营县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向留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榨取财富，农户家庭在县城买房却没有实现就业，他们买的房就无法居住，这样就将自己一生劳动所获得的财富变成了无用且无益的房子。这样一来，经营县城就会过度汲取农民的财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留下严重的县级政府的债务（无论用什么形式，比如城投公司）。
当前全国中西部地区大都正在以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经济作为目标来经营县城，这样的经营是很有风险的。过度经营县城的病一定得治。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解偏差，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乡村振兴必须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理解。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要振兴谁的乡村。
中国现代化必然同时是城市化的过程，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这是现代化的必然。
农民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进程，也一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农民进城是为了谋取更好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积攒在城市体面安居的资本。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一部分进城农民实现了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目标。他们顺利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他们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中的强势群体，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获益者，是有能力在市场经济大海中游泳的勇者。虽然出身是农民，他们却已成为地地道道的城市人。理论上他们就不再需要乡村振兴战略来为自己提供机会了。
而进城农民中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需要有打拼失败时农村提供的退路。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年轻时进城打拼，年老时仍然未能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条件而可能返乡。这些进城农民本就与农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讲，乡村振兴意味着要为其进城失败保留退路。
在农民进城大潮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留守农村。留守农村的农民主要有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村老年人，包括进城失败返乡的老年人；另一类是仍然可以从农村和农业中获得收入的“中农”，这些“中农”通过获取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各种农村获利机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为农村提供社会服务，以此增加收入，从而可以在农村体面生活。
对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中农”来讲，乡村振兴十分重要。留守农村农民的最大关切是能否获得与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否保持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等。乡村振兴战略为留村的农民提供了生产生活基本秩序，破解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使留守农村的农民仍然可以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中国现代化一定同时是城市化的过程，第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农业产值占比越来越低。在中国人口有接近一半为农村人口时，农民进城是大势所趋。城市比农村有着多得多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淘金。进城农民越多，就将越多之前在农村占用的资源和获利机会让渡出来，也就让留守农村的农民更容易捕获这些资源与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一方面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的结果，使农村变得萧条；另一方面又大大缓解了农村人地关系的紧张，使留守农村的农民有了更多发展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要为什么人振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振兴是为了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庞大的弱势群体。乡村振兴首先是要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提供应对市场与城市化挑战的战略。
虽然总体来讲，农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弱势群体，但并非所有农民都是弱势群体，所以，乡村振兴尤其要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这个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既包括可能进城失败的农民及他们的家庭，也包括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和“中农”。
既然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服务于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乡村振兴就显然不可能将乡村建设得比城市还好，而只是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提供基本保障和进城失败后的退路，这是一个底线标准，而非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将乡村振兴等同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为城市化与市场化中的相对弱势群体提供保障与退路，是保障性和基础性的，是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
当前乡村振兴地方实践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目中无人”，不知道乡村振兴究竟要为什么人服务，结果就是大量乡村振兴资源投入打了水漂。
